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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假期，我利用自己能支配的所有时间，写了8封信。包括两封申诉状、五封举报信，一封家书。
元月28日出工第一天，监狱宣布封闭管理，在岗干警将全天候值班14天。干警出不去，信也就寄不成。
2月8日，我向分监区长缪某汇报，请求他们换班出去时帮我寄信，缪区长说，怕信件传播病毒，现在不能寄信。我又向他请示说，同监室熊某华2月17日刑满释放，愿意帮我将信带出去邮寄，缪区长说不能这么做。
其后，我多次向监区、分监区领导反映：监狱领导在视频讲话中说疫情期间停止亲属会见，鼓励服刑人员写信打电话与亲属联系。既然让写信，当然就应该能寄信。也有其他服刑人员反映寄信问题。
在我们的多次反复要求下，副分监区长吴钢终于同意换班出去时给我们寄信。3月21日晚上，我将8封信交给吴钢。
3月26日，吴钢换防出监。
4月25日，吴钢换防进监，我瞅机会询问寄信情况，他说已寄过了，回执没有带进来，下次再来时给我。我向他道谢。
5月20日，给家里打电话，家里说没收到信。期间，我也没有收到任何收信机关的回复。而此前，我2019年8月30日寄给省检察院的信，十天后的9月9日就收到了省检察院的回复。
6月9日，吴钢又一次换防进来，仍然没有给我邮寄回执。我将家里没有收到信及没有接到任何机关回复的情况告诉他，还给他讲了此前检察机关回复的情况，又把省检察院电话号码抄给他，请他打个电话问问省检察院是否收到我的信件。
6月16日，吴钢告诉我省检察院没有收到我的信件，他这次换防出去后，会去落实一下这些信的下落。我向他强调了这些信件的重要性及丢失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这8封信，一封家书外，都是写给公检法机关的申诉状、举报信，如果丢失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请他出去后将寄信情况告知其他值班民警，让他们转告我。
6月22日吴钢换防出监，缪区长进来，25日我请缪区长与吴钢联系。26日缪区长对我说吴副也不确定信一定寄出去了，他会继续与吴副联系。
6月28日，再次找缪区长询问寄信情况，缪区长与吴钢联系后对我说，吴副以前已经帮我寄过了，下次进来会把回执给我。
7月9号吴钢再次换防入监。10号去找他，他说回执忘带进来了。
吴钢的做法让我无法再信任他。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寄过信了。
7月11日晚上，我向监狱长和驻狱检察官写信反映寄信情况。
12号与监区一把手陈国勤教导员谈话，陈责问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回执？你就那么不相信我们干警？我说我不是不相信你们，而是要保留寄过信的证据。
13号早上，我将投诉信分别投到监狱长信箱和驻狱检察信箱。
7月22日接到省检察院受理我申诉的告知书。同时还收到家里的来信，信里说收到我的信了，邮戳显示是6月29日寄出的。
9月4日上午缪区长找我谈话，让我看手机上寄信回执的照片，告诉我信确实已经寄过，吴钢下次进来会将回执给我，让我不要再纠结了。缪区长的这次谈话可能是我向监狱长信箱、检察信箱投诉的反馈。
9月9日，吴钢没出面，让别人把回执转交给了我。
元月27日写好信，3月26日带出监区，6月28日邮寄，9月9日收到回执。整个寄信过程，历时7个月12天。
很多服刑人员吐槽说，他们的信件对方都没有收到。但只是说说而已，没有人认真。只有我不屈不挠，坚持要寄信回执。
虽然我最终如愿拿到了邮寄回执。但也为这份执着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受到了一些刁难、处罚，被点名批评，被训诫。这些很可能是因为我反映寄信问题引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