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材料的大量积累和新材料的不断涌现以及中国考古学研究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中心及其周边地区从公元前2000年到秦统一（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材料的排序、分期、编年和各种遗存的彼此关系等考古学的基本问题已经初步解决。因此，不少研究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对考古材料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他们逐渐开始综合其他方面所获得的信息，试图透过考古材料本身来观察隐藏在后面的人们行为、社群组织、经济关系、国家性质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历史问题商王朝国家政体即组织形式就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之一。
对于研究商王朝的国家政体的问题，当时商人聚居的都邑及其统治阶级活动的宫室是信息量最丰富的实物资料。在已经发现的商代城址中，早于商代晚期的二里冈文化的城址数量最多，系列也最为完整。然而，二里冈文化究竟是不是商文化二里冈时期的这些城址是不是商王朝国家政治体系的范畴，这还没有研究者专门进行论证（恐怕有些学者会认为，二里冈文化理所当然是商文化，商文化的城址理所当然是商王朝城邑的废墟，无需在进行论证）。本文拟首先从证明二里冈文化与殷墟文化都是商文化，商王朝的统治区域大于商文化的分布区域入手，在此基础上就商文化的城址与城址之间的关系、城址分布与国家组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初步的看法。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政体包括了中央国家机构组成和中央与地方机构组成两个大的方面，本文侧重在没有文字记载的二里冈时期考古材料的分析，对设置在王都的当时中央国家机构的组成还缺乏可靠的实物资料来判断。因此，本文所讨论的二里冈期的国家政体是不全面的，只包括了当时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个方面。
一、二里冈文化是商文化
在中国中心地区考古材料的分期编年中，以河南省郑州市二里冈古城为代表的二里冈文化早于以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为代表的殷墟文化，这两种文化（或一种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具有前后直接的发展关系，它们之间通过河南省安阳市洹北花园庄商城为代表的过渡环节而紧密连接起来。安阳殷墟遗址为代表的殷墟文化是盘庚迁殷后商代晚期的遗存，这已经得到了该遗址出土甲骨文字的证明，因此，在中国不少考古学家心目中，早于殷墟文化且与之有先后发展关系的、同样位于古史传说商王朝中心区域的二里冈文化肯定就是商代早期的文化，这是无需证明的。然而，有的学者却不一定这样看，他们认为把商文化的概念从殷墟上推到二里冈，是没有根据地扩展了 “ 商文化 ” 的外延，郑州二里冈古城与安阳殷墟遗址可能属于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家的遗存。
目前学术界对二里冈文化是商文化、郑州二里冈古城是商王朝前期都城的论述都比较简单，主要从郑州二里冈古城中出土的器物（ 包括陶容器、铜容器、铜兵器、卜骨等 ）与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器物具有形态和风格上的连续性来论证的。在这些因素中，除了具有宗教意义的占卜甲骨外，不同时代不同族群建立的国家也完全可能出现器物的形态风格的连续性，要证明殷墟文化以前的二里冈文化是商文化、郑州二里冈古城是商代前期的都城，还必须从最能够反映人们族群属性的具有族群自我认同观念的遗存来判断。
要对郑州二里冈古城与安阳殷墟遗址进行比较论证，目前还有一个障碍，这就是殷墟遗址尽管是中国考古学家最早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且发掘工作断断续续做过许多次、考古资料非常丰富的遗址，但该遗址至今没有发现可以限定该遗址核心范围的城垣，被认为是殷墟宫殿区的小屯建筑基址群也因早期发掘技术的限制，缺乏成组的宫殿基址群的材料，这些都限制了二里冈古城与殷墟遗址比较分析的进行。要进行这两个都城遗址文化属性和族属国别的比较，还需要借助其他相关都城资料做跳板进行联系。
( 1 ) 洹北花园庄古城紧邻殷墟遗址，两个遗址可以视为同一都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部分。在中国都城发展的历史上，都城在河两岸夹河分布并不是少见的现象，夏商时期的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古城、秦都咸阳、唐东都洛阳等都是如此。洹北花园庄古城虽然年代比洹南殷墟早，但在花园庄古城使用期间，洹北的人们也在洹南殷墟一带活动，留下了包括大型建筑基址和墓葬在内的殷墟一期的遗存；洹北花园庄古城废弃不用、都城中心转移到洹南以后，殷墟的王族还将商王埋葬在北。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洹北花园庄商城是一座没有最后建成的都城，该城中部的宫室建筑群已经建成和使用，但周围的城垣却还没有完成（ 有的地段同时期的文化层掩盖了墙基就是证明 ) 。这种遗存状况正符合先修筑宗庙等城内主要建筑群、然后修筑内城、最后才修建外部的中国上古城邑功能单元修筑顺序的惯例。至于该都城没有最后完成的原因，从已经发掘的宫殿区一号基址 ( 2001HBSCFI ) 的发掘现场的信息看，尚保留原地面的大门门道、院落周边、房前屋后等处，都堆积着大量被火毁的墙体和屋顶的红烧土块，可以断定，这些宫室建筑是毁于大火。据此，很有可能在这些官室建筑建成和使用不久之后，一场大火就烧毁了该城的中心区，居住在该城的人们不得不放弃这座快要完成的都域，搬到了洹河以南没有被火焚毁的宫室中，并围绕着洹南原有宫室进行营建，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都城。
( 2 ) 现在人们都习惯将洹河以南的殷墟遗址当作盘庚迁殷的殷墟所在，实际上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洹南的殷墟本身就有盘庚所迁 “ 殷 ” 和祖乙所迁 “ 相 ” 两种记载。《史记·项羽本纪》: “ 项羽乃与(章邯)期水南殷虚上。”《集解》: “ 案 : 应劭曰 : '水在汤阴界。殷墟，故殷都也。’ ” 瓒曰 : '水在今安阳县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则此殷虚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 : “ 盘庚迁于此。”《汲冢》曰 : “ 殷虚南去邺三十里。” 是旧殷虚，然则朝歌非盘庚所迁者。”《通鉴地理通释》: “《类要》: ' 安阳县本般墟，所谓北冢者，亶甲城在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 ” 从学术界对殷墟性质的认识发展的历程来看，自从殷墟甲骨出土以后，罗振玉才根据出土甲骨卜指出洹南殷墟不是商王河亶甲所居，而是从商王武乙至帝辛的 “ 武乙之墟 ” 。王国维更根据《竹书纪年》“ 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 ” 等文献，认为 “ 盘庚以后，帝乙以前，皆宅殷墟 "。直到董作宾才根据《竹书纪年》“ 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 ” 等，将殷墟的作为商王朝都城的年代从盘庚一直延续到帝辛。由于在洹南殷墟遗址发现的商文化遗存中，相当于商王武丁至帝辛的殷墟二至四期的遗存都很丰富，唯独少见相当于盘庚至小乙的殷墟一期的遗存。盘庚所迁的 “ 殷 ” 与河亶甲所迁的 “ 相 ” 一样，都在洹南殷墟遗址作为都城的年代范围以外，其都城位置还得另外寻找。
( 3 ) 迄今为止，在洹北花园庄古城的范围内没有发现早于殷墟一期的青铜器和大型建筑，其作为都城的年代不会太长。将花园庄古城的年代与洹南的殷墟遗址的年代相比较，其使用年代范围是在殷墟一期，废弃年代是在殷一、二期之际，与作为都城的殷墟遗址 ( 殷墟二至四期 ) 前后紧密衔接，没有年代上的缺环。河亶甲迁 “ 相 ” 仅仅一代，这虽与洹北花园庄古城延续时间较短遗存现象相一致，却与河亶甲的所在年代不合。按照甲骨卜辞和传世文献记载的商王世系，河亶甲以后，还有四代六王才到商王盘庚，而按照《史记·殷本纪》和《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河亶甲之子祖乙就从 “ 相 ” 迁到了 “ 邢 ” ( 或 “ 庇 ” 、“ 耿 ” ) ，祖乙的孙子南庚还将都城迁到了 “ 奄 ” 。河亶甲的 “ 相 ” 与盘庚开始的 “ 殷 ” ，二者之间有相当的时间距离。洹北花园庄古城与殷墟这个都城间没有这种时间的距离，因而前者不可能是商王河亶甲所迁的 “ 相 ” ，只能是盘庚所迁的 “ 殷 ”。
( 4 ) 如果洹北花园庄古城是盘庚所迁的 “ 殷 "，那么，是哪一代商王将都城从洹北移到了洹南的呢？这次移动在后世的文献中有没有留下痕迹呢？关于第一个问题，南殷墟遗址作为都城开始于殷墟二期，这个时期的开始正好在商王武丁之时，因此，把都城从洹北迁到洹南的商王应当是武丁。关于第二个问题，笔者首先要引述的是先秦古籍《国语 · 楚语上》记楚贵族白公子张对楚灵王说的一段话:“昔股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人于河，自河徂毫。” 三国时期的韦昭解释武丁所往是 “ 迁于河内 ” , “ 从河内往徂亳也 ” 。类似的记述也见于晋人皇甫謐《帝王世纪》，“ 武丁徙朝歌，于周为卫，今河内也。” 武丁所往的河内之亳也就是攒茅之亳，其位置在距离殷墟不远的河南浚县的大伾山一带，这里在西周时期为卫国的封地和都城所在，浚县辛村的卫国公族基地就是其地理坐标。我们姑且不论武丁所往是否就是今浚县的亳都，但武丁时期可能有渡河南迁的行为，这与洹南殷墟作为都城开始于武丁时期的考古学遗存的现象正相吻合。
笔者上面用了较长的文字来说明洹北花园庄商城就是商王盘庚所迁的殷都，它与洹南的殷墟遗址是同一王朝同一个都城的两个阶段。如果我们把花园庄古城和殷墟遗址都作为已知的可以确认的商王朝的都城遗址，在进行郑州二里冈古城与安阳殷墟遗址比较的时候，就可以用花园庄古城的一些资料来补充殷墟遗址缺少的资料了。
郑州二里冈古城是商王朝的都城，以之为代表的文化为商文化，关于这个问题，国内的学者已经分别从两个遗址考古学文化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方面，从郑州二里冈古与传说中商代都城的地理关系方面进行过论证。笔者这里就只从城和宫室建筑反映的方位观念、大型宫室建筑群结构布局所见的建筑制度、墓葬现象反映的埋葬习俗这三个方面进行补充和强化论证。
二里冈文化属于商文化的第一个证据，是安阳殷墟遗址和郑州二里冈古城遗址的城市和建筑反映的相同方位观念。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至今还没有发现城墙，只在小屯村发现了由壕沟和洹河围绕的建筑基址群。小屯大型建筑基址群通常称之为 “ 宫殿宗庙区 ” ，共有各种夯土建筑基址53座，被发掘者划分为甲、乙、丙三组，发掘者认为甲组 15 座基址的年代最早，用途可能是住人的宫殿；乙组21座基址年代稍晚，其功能可能是宗庙；丙组17座基址的年代最晚，建筑形制 “ 颇似坛的形式 " 。由于小屯建筑基址群是中国最早发掘的大型夯土建筑，当时发掘水平和经验都还有限，无论是建筑本身形制还是彼此年代关系，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从建筑基址的方向来考察，不难发现，小屯这些建筑基址实际上明显地可以划分为两群：北部的甲组基址全部和乙组基址的一部分为一群，其方向为正南北向 ( 或正东西向 ) ; 南部的乙组基址的一部分和丙组基址全部为一群，其方向全部都是东北至西南方向 ( 或东南至西北方向 ) 。后一群建筑基址的方向，如果取坐北朝南的南方为基准的话，其方向为185度 ( 南偏西5度 ) ，这不仅与殷墟西北冈上王陵和后冈大墓的方向接近 ( 北偏东10度左右 ) ，也与洹北花园庄古城有相同的朝向趋势，后者的城邑方向为193度 ( 南西13度 ) ，宫殿区1号基址也为193 度 ( 南偏西13度 ) 。如果认同这一点，商代晚期及其稍早阶段的商王朝都城的城墙与大型建筑和大型墓葬一样，其方向都不是正南北向而是南偏西方向，这是可以确定的。我们知道，河南省安阳市一带地处华北平原，洹北花园庄古城的南城墙距离弯弯曲曲的洹河还有相当的距离，地势和河流的流向不会影响到古城及其城内外建筑、陵墓的方向。商王朝中后期的都城洹北花园庄古城和安阳殷墟遗址的城邑和大型建筑等采用非正南北方向，不会是当时地理环境的影响所致，而应当如杨锡璋所说，与商人 “ 尊东北位 ” 一类传统的方位观念的制约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早于洹北花园庄古城和殷墟遗址的郑州二里冈古城和偃师尸乡沟古城，城都不是正南北向，如果以南端为基准的话，其方向分别为184度 ( 南偏西4度 ) 和187度 ( 南偏西7度 ) 。城内 “ 宫区 ” 的大型夯土建筑群因叠压在现代建筑下，没有一组能够揭露完整，但从已知的几座被部分揭露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来看，其方向也不是正南北向，主要殿堂的基址都是坐北朝南，且向西南偏转，如黄委会科研所院内 C8F15 宫室建筑机制方向为192度 ( 南偏西12度 )，省中医院家属院内的C8ⅡF1~3 宫室建筑基址方向为205度 ( 南偏西25 度 ) 等。偃师尸乡沟古城方向为187度 ( 南偏西7度 ) ，已经发掘的四号 ( D4 ) 室建筑群坐北朝南，方向188度 ( 南西8度 ) ; 五号 ( D5 ) 宫室建筑群基址方向也与四号相同。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比偃师二里冈古城早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其官室建筑基址建筑群坐北朝南，一号宫室建筑基址方向为172度 ( 南偏东8度 ) ，二号官室建筑基址方向为174度 ( 北偏东6度 )。西周时期周人故都陕西岐山县与扶风县间的周原遗址的凤雏建筑群，其朝向为坐北朝南，方向175度 ( 南偏东15度 ) ，这与二里头遗址的建筑群相似，而与二里冈古城、尸乡沟古城、花园庄古城等不同。二里冈文化的都邑和宫室建筑方向与先前的二里头文化和以后的周文化不同，却与殷墟时期的商文化相同，说明二里冈文化的人们与商文化的人们有着共同的方位观念 ( 图二 ) 。
在二里冈文化的中心都城郑州二里冈古城中，规模宏大的大型建筑基址区因受制于叠压在上面的现代建筑，没有一座大型建筑基址被完整的揭露出来，更不要说完整的建筑群了。不过，在另一座二里冈文化的中心都城偃师尸乡沟古城遗址中，却有多座完整的大型建筑群被揭露出来。偃师尸乡沟古城的大型建筑区 “ 宫城 ” 位于内城的中部偏南，城内有多组不同时期的大型建筑群基址。这些基址主要是平面为 “ 口 ” 字形的横长方形廊院式建筑群，已经发掘的四号 ( D4 ) 建筑群是其中一个较小的院落。平面类似汉字的 “ 口 ” 字形，横向宽而纵向窄。建筑群前面和左右为向外的一方用墙封闭、朝庭院一方敞开的附属建筑，前廊中间开门，庭院狭长，前檐带四个阶梯的主体建筑位于庭院以北，两侧有廊与左右廊相连。类似于四号建筑群形态和布局的在 “ 宫城 ” 中至少还有三号建筑群和五号建筑群，后两座建筑群东西并列排在 “ 宫城 ” 的前面占据了 “ 宫城 ” 前部三分之一多的面积，是偃师尸乡沟古城最重要的两组建筑群。小屯大型建筑基址群由于发掘技术和保存状况等方面的原因，没有完整的建筑群体的资料，不便于与二里冈文化的建筑群作比较；我们只能采用洹北花园庄古城的建筑群作为商代中晚期商王朝大型建筑群的代表。洹北花园庄古城的大型建筑基址区位于古城的中部偏南，共钻探和发掘出夯土基址30余处，2001~2002年已经发掘的大型建筑区东南部的一号建筑基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廊院式建筑群。建筑群平面好像汉字的 “ 口 ” 字形，横向宽而纵向窄。其前端是两个门道的门塾，门两侧与回廊相连，其内是面阔大于进深的庭院，长90余米的主体建筑位于北端的正中，两侧也与回廊相连。比较二里冈文化的偃师尸乡沟古城与般墟文化时期偏早的安阳北花园庄古城的大型建筑群，不难发现，二者在朝向、建筑组合和总体形态方面都是很一致的。如果我们这两个时期的建筑群与二里头文化和西周时期周文化的大型建筑群作一比较，那么，二里冈文化与殷墟文化的建筑群就属于同一类型，而二里头文化与西周文化的建筑群则分别属于不同的类型。二里头文化的中心遗址是河南偃师县的二里头遗址，该遗址已经公布的大型建筑群有一号宫殿基址和二号宫殿基址两座。两座建筑群的平面形态除了一号宫殿基址的东侧南段向东凸出一块外，其余基本相同，都是纵长方形的院式建筑群。其前端中央有比前廊进深大的大门，大门两侧的廊子与庭院东西的子相连。庭院的进深大于面阔，主体建筑不是在后廊的中央，而是脱离廊子独自位于庭院后部的中央，整个平面近似于汉字的 “ 口 ” 字形。西周时期周文化比较完整的建筑群只发现于陕西岐山县与扶风县之间的周原遗址上，这些建筑群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的廊院式建筑组合如年代较早的岐山县凤雏村建筑群：一种是西周中期以后新出现的不用回廊的建筑组合，如扶风县云塘村建筑群。凤雏建筑群平面呈汉字的 “日 ” 字形，大门与主体建筑之间的庭院呈横长方形，这却是二里冈和殷墟文化大型建筑群庭院的形态；前后两进院落、左右两侧的廊式建筑南端伸出和大门前有起遮挡作用的矮墙等，这些又是周人建筑群的新创造命。云塘建筑群平面用围墙围成汉字的 “ 凸 ” 字形，围墙前端中央有大门，门内是庭院及三座呈汉字 “ 品 ” 字形排列的独立的建筑，其中正后方的主体建筑平面呈汉字的 “ 凹 ” 字形。类似云塘建筑群的建筑在周原发现不止一座，它是当时建筑群的主要形式，对周秦官殿和宗庙建筑组合有深远的影响。二里冈文化的中心遗址郑州二里冈古城的建筑群与商王朝都城殷墟及洹北花园庄古城的建筑群设计思想相同，而与二里头文化和周文化不同，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二里冈文化与殷墟文化一样，都是商文化 ( 图三 ) 。
二里冈文化属于商文化的第三个证据，是二里冈文化中心遗址的墓葬与商代晚期都城殷墟的墓葬相同，二者具有相同的埋葬习俗。
二里冈文化中心城址郑州二里冈古城和偃师尸乡沟古城，已经发现的墓葬多在城内或郭内零散分布，墓葬规模也都较低，其墓地状况和高等级统治阶级基葬的状况不明。这些小型墓葬的墓葬方向和葬俗不尽相同，这对于四方人民汇聚的都城来说，应当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过，在二里冈古城已经发现的 50 多座墓葬中，规模稍大、从器较多且死者头部朝向为北偏东的那些墓葬，也就是可能属于该城邑地位稍高居民的墓葬，其墓葬的墓室底部中央基本上都有 “ 腰坑 " ，坑内埋有一犬，犬头朝北与死者头部朝向同。郑州二里冈古城城郊的北二七路、白家庄等地点的多座铜器墓，其墓底都有殉狗的腰坑。在出土铜器最多的郑州白家庄 M3 椁室外西侧的 “ 二层台 ” 上，还有一个殉葬人。尸乡沟古城的墓葬几乎也都是小墓，随葬有铜容器的规格稍高的墓葬仅2座。83ⅢM1为仅随葬一件铜斝和铜武器一套的小型墓，为北偏东向，中部有一腰坑，腰坑中是否埋有狗不明。1989年发掘的M13为石块垒的石墓，在商代的中原地区很罕见，墓底仍然有一腰坑，坑内出兽骨，随葬品中有铜爵和斝各1件，并有玉柄形器等。
安阳殷墟遗址自1928年首次发掘以来，已经发掘出了商王以下商王朝各级贵族的墓葬 7000余座，商王朝墓葬的等级制度和埋葬习俗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在殷墟遗址包括商王墓在内的带墓道的大型墓葬毫无例外地都带埋有狗的 “ 腰坑 ”，并都有大量殉葬人。即使那些没有墓道的中小型墓葬，也有许多带 “ 腰坑 ” 和殉葬人，有腰坑的葬占了殷墟遗址的一半。周灭商以后，在周王朝直接控制的王内及周王朝分封的同姓诸侯国内，考古学家发掘出的多个保存完整的姬姓周人贵族的墓地，除了周王的墓葬外，其他各级周人贵族的墓葬也都具备。通过商王都各级贵族墓葬与周王朝各级贵族墓葬的比较，尤其是通过周王都遗址附近周人与商遗民墓葬的甄别研究，商人遗民墓葬的基本特征也已经被研究者所知晓。商遗民的墓葬往往在椁室底下有埋狗的 “ 腰坑 ” ，而周人墓葬却没有 “ 腰坑 ” ; 商遗民墓葬往往还习惯以人为殉，而周人的墓葬很少用人。这已经成为考古学界的普遍认识。以姬姓周人的晋国为例，在山西省曲沃县天马-曲村遗址晋国墓地为例，在641座西周及春秋早期的墓葬中，只有2座某有殉人 ( 这两座墓一为晋国男性贵族的夫人墓葬 M6081，其墓主不能排除是商人贵族的可能性;一为6岁左右的小孩墓，随葬者也为同龄小孩，可能有特殊情况才将两个小孩埋葬在一起 ) 。殉人之风商人与周人差异颇大。
比较二里冈文化中心遗址与殷墟文化中心遗址墓葬的埋葬习俗，我们可以看出，二者具有相烈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出现在二里冈文化的这些埋葬习俗在殷墟文化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墓葬是具有很强保守性的因素，不同族群的人们要改变自己因有的俗是相当困难的。既然殷墟文化是商文化，与殷墟文化有着相同葬俗的二里冈文化也应当是商文化。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证据，再加上二里冈文化与殷墟文化日用陶器的连续性、青铜礼器的连续性以及艺术风格的连续性，二里冈文化是早于殷墟文化的商文化，二里冈文化的中心城址是商王朝的都城，应当是可以肯定的。
洹北花园庄古城和殷墟遗址为中心的殷建文化的主体族群是相同的，如果说殷墟遗址和花园庄古城是商代后期商王都，以这两个遗址为中心的殷墟文化是后期商文化的话，郑州二里冈古城和偃师尸乡沟古城就应当是商王朝更早的都城，以这两个都城为中心的二里冈文化也应当是前期的商文化。由于二里冈文化与殷墟文化一脉相传，二者在城邑形态、宫室建筑、埋葬习俗、器用组合、艺术趣味等方面都相同，殷墟文化既然已经被证明是后期商王朝的遗存，二里冈文化也有理由认为属于前期商王朝的遗存，将其称作商文化应当是恰当的。那种认为殷墟和郑州是不同政治实体遗存的认识，恐怕存在问题。
20世纪的后半期，在商文化的时间范围从殷墟文化阶段上推至二里冈文化阶段 ( 甚至二里头文化阶段 ) 的同时，商文化的空间范围也从河南省北部的安阳周围被扩展到了河南省中部的郑州地区和洛阳地区。并且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这种范围在二里冈文化后期更扩大到一个更广阔的区城。在上一节中，笔者从二里冈文化与殷墟文化的中心城址一些文化因素的相似性，补充论证了大多数学者主张的二里冈文化的主体属于商文化的观点。不过，二里冈文化是分布范围很大的一种文化，该文化的中心城址属于商王朝的遗存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二里冈文化分布区都是商王朝的并存。这也就是说即使我们能够从时间上判断早于殷墟文化的二里冈文化属于以商人为主体的商文化，但二里冈文化的分布区是否就是商王朝的统治区，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证明。
从考古材料来考察古代国家的辐域，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考古材料，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就考古学遗存形态的空间分布而言，主要以陶器种类的组群特点作为主要指证的考古学 “ 文化 ” ，是最具普遍性、区域特征最明显的遗存形态。因此，许多研究者都习惯将考古学 “ 文化 ” 的空间范围当作作为与这个空间范围 ( 当然也必须考虑其时间范围 ) 有密切关联的古代国家的统治区域。在这种习思维的支配下许多学者在未做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将商文化的分布范围直接作为商王的统治疆域。我们知道，考古学的 “ 文化 ” 根据不同的标准，有文化系统、文化、亚文化、文化类型诸多不同层级的文化体；古代国家的政治疆域也有王室直接控制的 “ 王畿 ” 、间接控制的 “ 四土 ” 和影响力到达的 “ 四夷 ” 的不同范围的分别。考古学 “ 文化 ” 不同文化体的分布范围与古代国家中央与地方不同政治联系的区域范围，二者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对应关系，这些都还是有待于验证的问题。在这些基本问题没解决之前，贸然将某个层面的文化体的分布范围与该文化体所在某政治实体的域等同起来，还存在一定的冒险性。
二里冈文化时期在中国古史的纪年体系中相当于商代前期，这是中国先秦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这时期尽管还没有发现可以确认的文字资料，青铜器也不如以后数量众多和浑厚华丽，但从二里冈文化圈之广大和文化面貌之统一等方面来分析，这个时期无疑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商王朝的最强大时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时期中央王朝的国力可能超过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以河南郑州二里冈商城为中心的二里冈文化急剧向周围扩展，先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存在的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鼎足而三的文化格局被打破 ( 如果从更长的时间范围来看，从前仰韶时代开始的山东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各自独立、自成体系的现象在这时才消失 )，在东至海、西达关中、北抵冀中、南逾江淮的广大区域内，人们都使用着一套共同的日常生活用陶器形成了分布范围相当广阔的二里冈文化圈。陶器是先秦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这种器物用途广泛，容易破碎，需要量大，制作工艺也比较简单，在战国晚期以前都是由各个邑聚和城邑自己烧制，因而几乎所有先秦遗址都有陶窑一类遗迹存在。由于陶器容易破碎，不便携带，陶器的地域特点往往表现得很强，如果不是人群迁徙等原因，某一地区的制陶工艺、陶器种类、造型和装饰风格很难被其他地区的人们全盘接受。因此，考古学上以陶器群作为主要指征划定的 “ 文化 " ，其分布区往往可以代表某一人们共同体活动的区域。以河南郑州二里冈古城 ( 包括偃师尸乡沟古城 ) 为中心的二里冈文化圈，也就应当是以郑州为中心都城的这个王国人们为主体族群的散布范围。由于二里冈文化与殷墟文化一脉相传，二者在城邑形态、宫室建筑、埋葬习俗、器用组合、艺术趣味等许多方面又都相同，殷墟文化既然已经被甲骨卜辞证明是晚期商王朝的遗存，二里冈文化也有理由认为属于早期商王朝的遗存，二里冈文化圈也有理由认为是商代早期商人的基本活动区城即商文化分布区，商王朝的统治疆域也应当与文化分布区紧密相关。
不过，我们说二里冈文化即商文化分布区与商王朝统治区域紧密相关，这并不意味着商文化圈就等于商王朝统治区域，还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需要予以考虑。首先，从商代晚期殷墟文化圈与商王朝统治区域的关系来看，按照甲骨文等资料肯定属于商王朝的直接或间接统治区域地区，其文化却不一定属于殷墟文化，而根据甲骨文等资料已经不是商王朝统治区域的地区，其文化仍然是殷墟文化，殷墟文化即晚期商文化的分布区与当时商王朝的实际统治区域不完全切合。其次，以西周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区域为例，周王室直接统治的 “ 王畿 ” 不过从山西关中地区到河南伊洛地区这一狭长地带。其余东西南北 “ 四土 ” 都是由分封的诸侯国代为统治，在这些诸侯国之外的 “ 四海 ” 还有一些对周王朝时服时叛的国家和族群。学术界对晚商时期的商王朝是否实行封建诸侯的分封制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都认同，商王朝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是 “ 两服制 ” 其 “ 内服 ” 也就是商王室派遣官僚直接统治的区域，其 “ 外服 ” 也就是由附属国家的首领 ( 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称之为 “ 侯、男、卫 ” 等 ) 统治的区域。二里冈文化圈即前期商文化圈所代表的究竟是哪一个层级的统治区域，这也需要进行解答。其三，二里冈文化时期与殷墟文化时期是商文化发展的两个大的阶段，按照一些学者新的认识，在这两个阶段之间还应当独立出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以二里冈文化 “ 白家庄期 ” 和殷墟文化一期为代表 “ 中商文化 ” 阶段。在商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文化的分布区差异很大，就是在二里冈文化中，其较早的 “ 二里冈下层期 ” 和较晚的 “ 二里冈上层期 ” 的文化分布区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果要以二里冈文化的分布区来说明商王朝的统治疆域，需要具体分解二里冈文化早晚不同阶段的分布区分别进行比较。笼而统之，不利于认识这种区域变化背后反映的政治地理和历史背景。由此观之，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与古代国家疆域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商代前期商文化的分布区是否就是商王朝的统治疆域，以及是哪一个层级的统治疆域，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证明。
要探讨二里冈期商文化分布区与商王朝统治疆域的关系，需要先确定这个时期商王朝中心都城郑州二里冈古城与周边城邑的彼此关系 ( 也就是周边城邑的上层居民是中心都城派驻的，还是本地自己产生的 )，然后以这些城邑为基点考察商文化分布区与这些城邑之间的关系 ( 属于商王朝中心城邑直接控制的周边城邑，它们位于商文化分布区的什么位置 ) ，最后才能结合中心都邑与周边城邑以及商文化区的年代关系( 商王朝中心都邑的迁徙、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周边城邑的兴废等 ) ，以认识商王朝中央对周边地方的控制状况。
1. 二里冈期商王朝中心都城与周边城邑的族属关系
在二里冈期的商文化圈内，处在中心的是规模宏大的河南郑州二里冈古城和偃师尸乡沟古城这两座规模宏大的中心都邑。在二里冈古城至尸乡沟古城之间及其附近，也就是商文化的中心区域，设防的商文化城邑极其罕见，目前只有河南省焦作市府城村古城一座。在当时商文化分布区的外围地区，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的遗址和城址却较多，北有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古城、南有湖北省黄陂县盘龙城古城、东有山东省济南市大辛庄遗址、西有陕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遗址等。商文化区东西两侧的这两座大型遗址还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布局也不太清楚，我们只以二里冈古城和尸乡沟古城这两座商文化中心都城，以及府城村古城这座商文化中心区域的地方城邑，与北部区域的古城镇古城和南部的盘龙城古城进行比较，看二者是否存在着观念上、习俗上、制度上的联系。
郑州二里冈古城和偃师尸乡沟古城这两处商王朝的中心都城，都由宫城 ( 还有待于验证 ) 、内城、外郭三重城垣组成，其城墙、大型建筑群和贵族墓葬的方向都不是正南北向，通常是在185~200度 ( 南偏西5-20度 ) 之间；大型建筑群主体建筑两侧与都廊子相连构成廊院，廊院平面布局呈横长方形的 “ 口 ” 字形，并且由多座这样的廊院前后左右近距离排列 ( 不是连接 ) 组成宫城 ( 图四 ) ；很高等级的贵族墓葬虽没有发现，但稍微像样的贵族墓葬，其椁下面大都有埋狗的 “ 腰坑 ” ，且有用人殉葬的习俗。处在商文化中心区的府城村古城，其平面呈方形，城墙的方向基本上是正南北向，城的规模很小，每面城墙长度不到300米左右，还不如龙山时代的古城。城的延续时间较长，城内东北部的大型官室建筑有下、中、上三层，其中保存较好且揭露面积较大的是中层的1号宫室基址。基址坐北向南，由廊子联系的前后两座主体建筑组成，形成前后相连的两院两堂，建筑群平面布局如同汉字的 “ 日 ” 字形。这种建筑群的组合形式，在二里冈古城和尸乡沟古城这两个中心都城不见，但却见于商文化中心区周边的遗址中，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商文化中心区周边地区，已经发现城墙的垣曲古城村古城和黄陂盘龙城古城，其城墙、大型建筑群和贵族墓葬的方也都不是正南北向。盘龙城有内城和外郭两重城圈 ( 其中外郭还没有完全验证 ) ，其内城中轴线为东北至西南走向。大型宫室建筑位于内城东北部，两座大型建筑为坐北朝南，方向200度 ( 南偏西20度 )，等级最高的李家嘴墓地的墓葬方向也都在200度 ( 南偏西20度 ) 左右。从已经发掘的大型建筑群来看，复原后的平面布局是由廊子连接的前后两座殿堂和三进院落组成，建筑群平面形态如同汉字的 “ 目 ” 字形。相当一部分铜器墓的棺椁下有葬狗的腰坑，规模大的墓葬如李家嘴 M2还有3具殉葬人。古城村古城目前还只发现了内城一重城的形状为近似方形的短梯形，东城垣呈西北东南走向，西城垣呈东北西南走向南城垣和北城垣东西平行但略呈东北至西南向。这种城的走向是有原因的，古城镇古城东面和南面都紧邻河谷，只有东面和北面有较广阔的平川，故东、南两面城垣随形就势，西、北两面城垣才能代表城邑营造者的方位观念——南北向但略偏西南。大型宫室建筑群位于城的中部偏东，这群建筑由前后两座主体殿堂加上两侧的 “ 厚墙 ” ( 原报告语，应当是廊庑一类建筑 ) 组成，其建筑群也是前后两殿的两进院落，其平面形态类似于汉字的 “ 日 ” 字形。该遗址已经发现的铜器墓只有两座，那座打破城墙的女性墓 ( M1 )这里暂且不论，那座位于南关的M16头向北偏东，东侧二层台上殉有一人。
从二里冈时期商文化中心区城的都城和普通城邑与中心周边区域这些城邑的上述文化现象来看，它们的城址、宫室和墓葬的方向、形态和习俗都非常近似，所不同的只是城址规模的大小、城垣重数的多少以及宫室建筑群的多少 ( 图五 ) 。相同和相似的这些文化现象，反映的都是观念习俗方面的东西，相异的主要是制度等级方面的东西。据此可以推断，二里冈期商文化区外围城邑的主要居民 ( 尤其是统治阶级 ) ，他们的观念习俗与中心王都的统治阶级相同，其族属也应当与中心王都相同。由于这些城邑往往距离商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区已经不远，商代前期的商文化区肯定属于商王朝的统治区。至于商王朝间接统治的势力范围，则肯定应当超越商文化区的分布区，但超越多少，则需要通过其他资料信息来进行推断。
2. 二里冈期商王朝中心都城与周边城邑的政治关系
在二里冈期的商文化区中，考古调查和发掘过的商代城址共有5座 ( 不计功能特别、且大半残缺的山西省夏县东下冯古城 )，如果按照最外一城墙的范围大小为标准排序，它们依次是郑州二里冈古城、偃师尸乡沟古城、黄陂盘龙城古城、垣曲古城镇古城和焦市作府城村古城。如果按照是否有外郭城为标准分类，前三座城址显然可以归为一类 ( 其中盘龙城古城的外郭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后两座城址可以归为另一类。如果按照大型建筑群即大型宫室建筑区的形态规模为标准分类，则黄陂盘龙城古城、垣曲古城镇古城和焦市府城村古城都是只有一座两殿堂两 ( 三 ) 进院落的宫室为一类，偃师尸乡沟古城的宫城为排列多个一个殿堂加院落的宫室为另一类，郑州二里冈古城的宫室建筑区最庞大和复杂，但形态不清，从已经发掘的宫室建筑局部来看，似乎与尸乡沟古城宫室建筑同属一类。由于这些城邑大小不一，从最初修建到最后形成目前的规模和形态，也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简单地以现存城址的大小形态进行类型和等级分析，可能会出现偏颇，必须具体分析。
商文化中心区最大的城址郑州二里冈古城已经确认有内城和外郭两圈城墙，并有可能还有宫城。内城城垣全长6960米，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形状东北角斜抹的长方形形状比较规整，应是有意规划。城的东北部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密集的区域，通常认为是该城的 “ 宫殿区 ” ，该区范围至少在37万平方米以上，宫城区还发现有厚达6米的夯土墙，围绕着宫殿区有宫城城垣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内城周围都散布铸铜、制骨、制陶作坊，普通居住区和墓地，不规则的外郭城将这些在城外的不同功能的区域全部围绕起来，显然外郭城是为了保护这些已经形成的区域而后来修建的，故其形态才这样不规范。这个外郭城的北部还没有发现，整个外郭城的城垣周长和面积不得而知，但郑州二里冈古城的内城本身就很大，城垣全长和面积超过偃师尸乡沟古城内、外城加在一起的总和 ( 城垣长 5500米，城内面积200万平方米 ) ，其各类遗存也极其丰富，仅铸铜作坊就有两处。那种认为该遗址是商代前期商王朝中心都城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偃师尸乡沟古城由宫城、南 ( 内 ) 城和外郭三部分组成。宫城位于南城的中部偏南，平面呈正方形，城垣长755米，面积约4.5万平方米。这是有厚墙围绕的长方形大型宫室建筑区，其内有五组以上的横长方形的廊院式建筑群，并有火坑、水池等设施。南城呈比较规整的纵长方形，城垣长度3700米左右，面积约81万平方米。东、西城垣的中间各有一狭窄的城门遥遥相对，南城垣可能还有一城门，因南城垣压于现代村庄下面，无法查明。南城的西南部和东城墙外各有一个由厚墙围绕起来的小城 ( “ 第Ⅱ号建筑群遗址 ” ) ，其内多为整齐有序的排房，有学者认为是储藏物品的府库，但还不能排除是军队驻扎营房的可能性。外郭接在南城的北面和东面的北部，郭内有建筑基址、墓葬和铸铜作坊，在北郭东部紧靠南城东墙处也有一小城 ( “ 第Ⅲ号建筑群遗址 ” ) ，城内排列着整齐的长方形建筑基址，遗存现象类似西南小城，其性质估计也应当相同。根据考古发掘提供的年代信息，该城的规模是经历了一个较长阶段才逐渐完备的，最早修建的是南城中央的宫城，随后是长方形的南城城垣及城西南角小城的修筑，最后才在南城以北增修保护铸铜作坊和普通平民居住区的外郭城。偃师尸乡沟古城规模宏大但小于郑州二里冈古城，城门狭窄 ( 这可能是早期城邑共有的现象 )，西城垣的2号城门还被封堵，城内的宫殿、府库或军营都有厚墙围绕，各类遗存不如郑州二里冈古城丰富，具有较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有学者推测其为商王朝在先前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地区修筑的镇抚前代遗民的另一个都城，就如同周王朝灭商后修筑东都成周一样，这种推断也应当是合理的。
黄陂盘龙城古城、垣曲古城镇古城和焦作府城村古城，其城址面积依次为64万( 外郭 ) 、7.5万( 内城 ) 、14万、8万平方米，城址规模有较大的差异，似乎应当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不过，这些城址中的大型建筑 ( 宫殿区 ) 的大小和布局却相差不大，其面积分别约6000、4000、3500平方米，其布局都是由两三个相连的廊院和两座主体建筑构成。商文化的中心都城郑州二里冈古城的大型建筑区面积达37万平方米以上偃师尸乡沟古城的宫城区的面积也有4.5万平方米，其内包括了多个廊院式的建筑群这与只有数千平方米左右大型建筑群、只有一组前后庭院式建筑群的城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图六 ) 。盘龙城古城、古城镇古城和府城村古城，它们之间隔着郑州和偃师两座中心都城，彼此不可能存在着从属关系。它们之间城邑规模和宫室面积的差异，应当与这些城邑所在地理位置和资源状况有关。关于这个问题，刘莉和陈星灿先生曾经从铜、锡、铅等金属资源、盐卤等非金属资源、“ 金道锡行 ” 等交通线路等方面资料的梳理出发，结合二里冈文化及其重要遗址的分布，论述了二里冈时期以郑州和偃师为中心的商王国的扩张与资源控制的关系，他们指出，位于商文化区的黄陂盘龙城等城址是以郑州为中心的商人扩张建立的地城中心。由于地理位置和资源状况的不同，所以这些城址尽管都是以郑州或偃师为中心的商王朝派出的商人所建立的，它们直接属于商王朝的中心都邑，但其地位还是有所不同。盘龙城由于控制着南北交通孔道和江南丰富的铜矿资源，地位重要，故其城郭、室在当时的地方城邑中最为壮观；而最靠近中心都城的府城村，由于地理上的优势不很显著，又没有当时需要的重要资源，故城池和宫室都很卑小。从这些信息来看，二里冈时期商王朝中心都城与位于商文化区的周边城址，无论其距离远近，它们之间的联系都是直接的，不存在介于这些城邑之间的中间城邑。
商王朝中心都城对都城以外的位于重要资源地带的这些周边城邑，其控制力度是很大的。不止一位学者从二里冈时期只在郑州二里冈古城发现铸造铜礼器的作坊遗址、郑州二里冈古城与周边城址出土青铜礼器的风格相同等方面提出，二里冈时期青铜礼器的铸造技术和权力掌握在郑州这个中心的统治阶级手中，他们把控了青铜资源的利用和青铜产品的分配，盘龙城古城等周边城址出土的青铜器都是郑州这个中心铸造并分配的。如果这种观点正确，这个时期的商文化中心都城当然必须要具有对于周边城的绝对的控制权力。当然，这种观点的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和更细致的郑州与周边城址青铜器的比较研究才能证实。不过，从二里冈时期商文化中心都城与周边城邑的宫室建筑群的组合形态的角度，我们却可以发现，当时中心都城的确具有对周边城邑的绝对控制权力，郑州二里冈古城和偃师尸乡沟古城这些中心都邑的宫城都是由一个个单独的 “ 口 ” 字形廊院组成，而周边城邑的大型官室建筑区域毫无例外地只有一座 “ 日 ” 字形或 “ 目 ” 字形廊院。这种两进院落两座殿堂的建筑群如此一致，如果没有统一颁布的建筑规范，没有制度的强力约束，要在这样广阔的地区内实现是很难想象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两进院落两座殿堂的 “ 目 ” 字形宫室建筑布局，只存在于二里冈期至殷墟时期，是商代地方城邑宫室建筑的标准形式。由于这种两进院落两座殿堂的宫室建筑布局上有综合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效果，并且在一座城址里只有一座这样的宫室建筑群，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后世的衙署，或许可以视为中国衙署的雏形。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基本判定，在二里冈期商文化圈内，其主体居民是商人或被商人同化的其他族群的居民，以郑州 ( 或可加上偃师 ) 为中心的商王朝的政治权力已经覆盖了这个文化圈，商文化肯定应当在商王朝政治疆域的范围内，那种认为早期商王朝疆域范围很小，不会距离郑州这个中心太远的观点肯定是难以成立的。但二里冈期的商王朝的政治疆域是否超越了商文化圈？超越了多少？却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
三、前期商王朝国家政体的检讨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论证了二里冈文化是商文化，二里冈期商文化周边城邑的上层人士的族属为商人，二里冈期商文化的中心都城拥有对周边城邑的控制权，二里冈期的商代国家其疆域要超越商文化圈。如果论证仅此而已，我们这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即二里冈期商王朝国家政体中的中央与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我们还没有确认这些地方城邑是商王朝王内的地方政权所在，还是商王分封在王畿外的诸侯国的政权所在，还不能确认商王朝对这些城邑周边的区城是实施直接统治还是间接统治。从以后周王朝国家对疆域的管理情况看，周王朝是将其疆域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周王室直接管理的区域——王畿，更大的部分由周王分封自己的子弟、姻亲和功臣等占有，即所谓 “ 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 。在周王朝的王畿内，有许多非周人的邑聚，如周人的发祥地周原上就主要是一些投降周王朝的异姓贵族的采邑所在，其中不乏商人的贵族；在如周王朝东都洛邑，这里原先就在商王朝的中心区，商文化的因家本来就极其浓厚，周灭商建立东都洛邑后，又在这里安置了许多商遗民，以至于在西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仍然带有强烈的商文化的色彩。在周王朝诸侯国所在的疆土上，那些分封在周王外的周王室的同姓诸侯，他们的贵族与周人族属相同，其文化面貌也没有什么差异，周王室对这些诸侯国拥有册封、保护和征伐的权力，这些诸侯国君也必须遵循周王室制定的符合其等级身份的营国制度、墓葬制度、舆服制度、器用制度等。由此可见，仅仅从上面已经论证的内容，我们并不能确认商文化的周边城址是在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内，还是在间接统治的区域内。那么，像黄陂盘龙城古城、垣曲古城镇古城这样的与二里冈期商文化中心都城有相当距离的城邑，会不会是当时商王朝的诸侯国的地方中心呢？关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开始探讨商代前期商王朝国家政体之前，还有必要进行探讨，先予以解决。
笔者认为，二里冈期商文化圈里的那些中心都城周边的城址不是商王朝分封自己亲戚勋旧的相对附属国家的中心城邑，而是商王朝对这一地区实施治权的官僚军队所驻扎的地方城邑。笔者之所以这样判定，不仅仅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关于商王朝分封建国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基于以下两方面文化变迁与城址兴废关系的信息。
首先，我们从商文化中心都城与周边城邑的兴衰时间的关系上来考察。
综合许多学者对二里冈文化这些城址的分期断代研究结论，郑州二里冈古城是始建于二里冈下层期之初，繁盛于二里冈上层期，一直沿用到白家庄期，在该期晚才完全废弃。偃师尸乡沟古城，其始建年代与郑州二里冈古城基本相同，繁盛期也是在二里冈上层期，但在白家庄期就已经基本废弃。黄陂盘龙城古城始建于二里冈下层期末，繁盛于二里冈上层期及白家庄期，在白家庄期末就已经废弃。垣曲古城镇古城的始建年代在二里冈下层期，但晚于郑州和偃师两座都城，到了二里冈上期的偏晚阶段，城邑就已废弃。至于焦作府城村古城，它在二里冈下层期就已经兴建，也是在白家庄期晚段才废弃。从这些商文化区城址的始建年代来看，最早出现的是位于商文化中心区域的二里冈古城和尸乡沟古城，靠近这两座中心都城的府城村古城也兴起较早，而周边古城的兴建年代就要晚一些，这符合早期国家从中心向周边渐次扩张的历史背量。从这些商文化区城址的废弃年代来看，城址中最先废弃的是中心区西部的中心都邑尸乡沟古城和西北边的古城镇古城，中心区东部的中心都邑二里冈古城及及其南北边缘的盘龙城古城和府城村古城废弃得晚一些，都是在白家庄期才废弃。从这些商文化区城址的兴盛年代来看，则几乎全都相同，都是在二里冈上层期前后趋于鼎盛。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周边城邑跟随着中心都城的兴起而逐渐兴起，在中心都城繁荣发展的时候它们也跟着走向繁荣在中心都城迁移废弃后它们也随之废弃。这种现象不像是商王朝间接统治区诸侯国城邑应当有的现象，却很像是商王朝直接行政区城都城和地方城邑的紧密关联现象。从以后周王朝这个中心与周边诸侯国的关系看，拥有相对独立行政权力的诸侯国，在分封一段时期后，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会出现国力的分化。有的诸侯国衰亡了，有的诸侯国强盛了，国力强盛的诸侯国就不一定再顺从周王室的旨意，就会形成自行发展的历史轨迹。在西周灭亡、王室东迁，周王朝王畿西部的中心都城丰镐及附近地区的城邑已成废墟的情况下，周文化区周边的不少诸侯国的都城依然存在，如秦国的都城西、晋国的都城翼、齐国的都城临溜、鲁国的都城曲阜等，它们都延续到了东周时期，没有跟随西周中心都城的废弃而废弃，不会出现一兴俱兴，一废俱废的情况。二里冈期文化区中心周边的城址跟随着中心城址废弃的现象，说明了这些城址不具备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它们是当时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地方政权的城邑而不是间接控制的诸侯 ( 习惯上称商代的这些国家为 “ 方国 ” ) 的城邑。
其次，我们从已经有文字记载的殷墟时期商文化分布区与商王朝统治区域的关系来考察。
殷墟时期即商代晚期 ( 其中殷墟一期通常将其归属于商代早期或中期 ) ，先前高度统一的商文化开始出现文化面貌上的歧义，商文化的分布范围也急剧缩小。从二里冈期以来就属于商文化分布区的山西南部地区、湖北江汉地区等区城，几乎见不到商代晚期的商文化遗存，也没有其他新的考古学文化出现；而在二里冈期商文化分布的陕西中部地区、安徽江淮地区等区域，商文化尽管在商代晚期继续存在，但其分布范围缩小，商文化的风格与殷墟这个中心有了一定的距离，商文化的地方风格开始显现，有的地区还有新的文化在原先商文化的区域开始滋生和壮大。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殷墟时期这些已经不是商文化区仍然居住着商人，仍然在商王朝治权之下，那么我们就可以推知，在商文化还没有推出之前的二里冈期的这些地区，商王朝的政治控制力量肯定应当更加强烈。例如在晋南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古代遗址，从新时期时代到秦汉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已经基本建立，但在这个序列中却缺少晚商时期殷墟文化的聚落遗址，只在灵石县旌介村、浮山县桥北村等地发现有殷墟时期的具有商文化特征 ( 包括腰坑、殉人等葬俗 ) 的墓地。旌介村墓地出土铜器上大都有 “ 丙 ” 字的族名文字，这种族名文字在安阳殷墟遗址的墓葬铜器上也有发现，李伯谦先生根据两件带有 “ 丙 ” 字族名文字商代铜器的器主，一个跟随王征伐井方，一个受到王的赏赐，指出丙族 “ 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必是附属与商王朝的友好方国 ” 。桥北村墓地出土的铜器上有 “ 先 ” 字的族名文字，“ 先 ” 作为国名或族名在甲骨文中也有记载，如 “ 丙寅卜，争呼先侯专祟平 ” (《合集》6834正 ), “ 壬成卜，争贞，乞令受田于先侯，十月” (《合集》10923) 先侯既然受到商王的命令去征伐平，先侯也应当是听命于商王朝的附属国的首领。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商代晚期商王朝由于受到晋陕高原敌对国家或族群的威胁，商王朝的军队和族人在山西南部的活动相当频繁，当时晋南地区基本上还属于商王朝的直接控制范围。至于为什么在商人控制下的晋南地区却没有发现殷墟时期的商文化遗址，这可能与当时晋南地区受到了战争的严重冲击，社会经济受到彻底破坏有关。再如陕西关中地区，尽管殷墟时期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已经退到了西安以东地区，西安以西逐渐成为周文化的分布区域，但从殷墟甲骨文、周原甲骨文和传世文献都可以知道，处在这个时期周文化 ( 或称 “ 先周文化 ” “ 郑家坡文化 " ) 中的周王国，它在还没有灭掉商王朝之前却仍然是商王朝的附属国。周王国的统治者要祭祀商王的先王，商王可以将周王国的统治者召到自己都城附近囚禁起来·，周王国首领还要接受来自商王朝的册封。既然殷墟时期已经不是商文化的某些原二里冈文化分布区域都属于商王朝政治势力的控制范围，有的地区还是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那么，在商文化面貌还相当统一的二里冈时期，商王朝的政治势力完全覆盖整个商文化分布区，这些区域都在商王室的直接控制之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二里冈期商文化分布区 ( 也许还包括商文化分布区外的一些地区 ) 都在商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那么这个商文化区应当就相当于后来周王朝的 “ 王畿 ” 。这个王畿向东到达了商文化分布东界的黄海和东海之滨，向西到达了陕西关中地区中西部，向南延伸到了长江北岸 ( 在个别重要地段甚至还延伸到了长江以南 ) ，向北则一度到达了内蒙河套和张北地区，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止步于晋南地区。商王朝这个直接统治疆域及其建立的周边城邑与当时能够利用的重要资源密切相关，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黄陂盘龙城古城、垣曲古城村古城都靠近商王朝重要铜矿等原料产地，商王朝这些边邑的修筑与控制重要原料的生产和运输有密切的关系。在山西南部，除了垣曲古城镇古城外，还在夏县东下冯发现了一座二里冈时期的商文化古城。该城是在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废墟上建立的，城的北半部已经大半被破坏，城周围修筑有夯土墙，墙外有沟。城内密布排列整齐的圆形夯土台基，台基中央有一大柱洞，周围是一圈小柱洞，并有十字形内柱槽的设立，它们很可能都是圆形攒尖顶的房屋。这么多同样的圆形房屋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其性质很可能是军队的营房或储蓄某种物品的仓房。联系到夏县附近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盐池所在，有学者推测这些原形房屋基址是储盐的盐仓遗址，该城是保证商王朝食盐供应的一个据点，这种推断是很有可能的。同样属于盐业资源控制类型的商文化城邑还见于山东地区，该地区的商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山东北部，散布在西起黄河之南、东至潍河西岸的广阔平原地区，其中最重要的可以早到二里冈期的是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如果将山东北部的商文化遗址的分布状况与当时黄河入海口及海岸线的位置对照起来看，这些遗址显然是沿着当时黄河南岸和海岸线呈带状分布。由于在山东不少商文化遗址中都大量存在一种简单的可能是用作熬盐的陶容器 ( 尽管目前发现的都是殷墟一期以后的遗存 ) ，但却可以推断，商文化的这些遗址不少应当与从渤海湾获取海盐资源有关。大辛庄遗址等贵族墓的葬俗与商文化中心区域相同，在大辛庄发现的甲骨卜辞也反映了该遗址与殷墟遗址的商人统治者具有相同的宗教观念，这些大型聚落遗址的统治阶级应当都是商人贵族，散布在这些较大遗址周围的较小的商文化遗址，可能也是以商人为主体族群的邑聚。这些位于商王朝统治疆域重要资源地的由商人直接控制的城邑，构成了商王朝直接统治区的基本据点，它们在保证资源、抵御敌国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
在二里冈时期，商王朝王室的直接控制区域肯定覆盖了商文化的分布区域，至于商王室的直治权范围是否超越了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如果超越又超越了多远，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目前还没确切的资料来确定。不过，如果二里冈文化区的出现是伴随着商王朝中心区居民向外移民并建立起稳定的聚落系统以后才逐渐形成的话，这些有商王朝中心都城军事力量为依托的处在强势地位商移民，他们就会借助这种力量将商王室的权力和意志推行到他们力量可以到达的区域，迫使当地的居民作为商王朝的臣民，向商王朝提供劳役和产品。这些商人可以到达的区城距离他们的常住地的城邑聚落有相当的距离，这里居住的不是商移民，这些当地居民的文化在被商移民同化之前，他们的遗存与商文化有别，他们所在区域自然不是商文化的分布区城。不过，这个商文化分布区外的商王朝直接控制区域，不会距离商文化的分布区外围边界太远，殷墟甲骨文中位于 “ 商土 ” 与 “ 四土 ” 之间的 “ 四戈 ” ，可能与二里冈期的这个区域性质相似。陈梦家先生指出，“卜辞的四戈疑是四或、四国，但因为于四戈乎诸侯出伐，则戈当指边境之地。" 李雪山先生也根据殷墟甲骨文有卜问商王是否统帅东、西、南、北戈的 “ 敕侯 ” 去征伐敌国的卜辞，以及四戈为商王提供粮食和牺牲等卜推断，“ 戈和鄙、奠的性质是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四戈中有诸侯的存在。……众所周知，侯职起源于斥侯，在边境区为王巡守。在古代，时代俞往前，诸侯的这种作用应该命为显著。据此，我推测，四戈可能在鄙或甸的边境地区。” 二里冈文化分布区边缘地带，或许也是这种性质。
商文化的接统治区 “ 王畿 ” 之外，也就是殷墟甲骨文所说的东、西、南、北 “ 四土”，这是一些被商王朝征服的国家和族群分布的地方，商王朝在这里可能实施的是控制其首领，再由其首领代为治理这些区域人民的间接统治方式。这个间接的统治区域当然也是商王朝的政治疆域的组成部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分布在长江以南江西赣鄱地区的吴城文化及其国家。吴城文化是以江西樟树市 ( 原清江县 ) 吴城村的吴城遗址为代表的年代相当于商代的青铜文化，该文化兴起于二里冈期商文化晚期，繁盛于殷墟早、中期前后，到了殷墟晚期就走向衰落，是与商文化关系密切的一种江南地区的地方文化。该文化发现了樟树市吴城村吴城、新干县刘塄村牛城两座规模可观的古城遗址，其中吴城遗址面积约4平方千米。城邑有夯土城墙、建筑遗迹、铸铜遗存、小型墓地和大量遗物。牛城遗址有内外两道长度达3500米的夯土城墙，遗址边上曾经发现出土多个铜鼎的程家商墓，其地位应当相当重要。在距离牛城不远的赣江边上发现的大洋洲商代大墓。一个窄长方形浅坑墓穴的土墩墓，墓内共出土铜、玉石、陶瓷、骨等质地的器物1900余件，是江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商代大墓。由于大洋洲大墓的墓葬形式、棺椁形状、从器种类和装饰风格都不同于商文化墓葬，研究者一般都认为，该大墓乃至于吴城文化的统治阶级都属于越人而不是商人。在吴城文化区与商文化区之间的长江南岸，还有一座著名的吴城文化时期的铜矿——瑞昌市铜岭矿冶遗址。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矿冶遗址中年代最早、保存完整、内涵丰富的一处大型矿冶遗址。这样一座矿冶遗址位于两个有紧密关系的文化之间，说明了该矿对于商文化和吴城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通过对江西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已经知道，该地区在二里冈上层期段出现了与商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吴城文化，在商文化衰退和附近的盘龙城古城废弃的殷墟文化早期以后，该文化发展到了自己的巅峰，新干大洋洲大墓就属于这时期的遗存。当商王朝覆灭以后不久，吴城文化也就悄然消失，在吴城文化的故地再也没有像吴城文化这样的特征鲜明的后继文化，更东面的 “ 后湖熟文化 ” 及其吴越文化在周代强烈地影响到了这个地区。这一系列现象说明，中原地区商王朝的盛衰和商周王朝更替，给江西赣鄱地区的原吴城文化区以很大的变化。这商文化与吴城文化彼此力量此消彼长的现象，说明了吴城文化这个地区不属于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区域，所以当这个文化区摆脱了商王朝的控制后，该区域的吴城国家就能够得到大的发展。不过，吴城王国与商王朝的关系毕竟太密切，属于商王朝的附属国，所以当周王朝兴起的时候，这个吴城王国也就同商王朝一样，走向了灭亡，赣鄱地区很少发现商代——西周的遗存，就是这种历史背景的反映。从吴城这个例子来看，二里冈时期商王朝的间接统治区域 “ 四土 ” ，已经距离商王朝都城有相当远的距离，与吴城文化类似的与二里冈期商文化有密切关系、但又有明显差别的非商文化区，可能都是商王朝 “ 四土 ” 的范围。
作者：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注释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