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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佑全
前言
西青区，是天津市经济发达的四个环城区之一，位于天津的西南部、海河流域的下游。 建在京杭大运河畔的古镇杨柳青，就坐落在这个区内，也是区政府所在地。
杨柳青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尤其是起源于宋代的杨柳青年画，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民间艺术都有深远的影响，很多人因此慕名认识了这个古镇。
杨柳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它成为漕运的重要枢纽，经济文化随之空前繁荣起来。古镇人杰地灵、民风淳朴、历史悠久、文化多彩，素有“北国江南”“沽上扬州”的美誉。如今，西青区已成为国家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杨柳青古镇也成为天津市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镇中店铺鳞次栉比，商贾如云，游客可以在这里尽情品味北方传统建筑的精美与韵味，感受古镇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俗风情。
西青区和杨柳青镇虽不是我的故乡，但我与它们有着深厚的渊源。这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源自我参加天津市西郊区(1992年改称西青区)卫生防疫大队，在杨柳青及其周边相邻公社搞卫生防疫工作，以及在当时的防病治病中，不断往返杨柳青医院转送病人的特殊经历而与之结缘的。
1965年8月30日，我和其他进京参加院校交换实习的同学刚从北京返校就赶上了毕业分配，我被留在天津市内，具体分到哪个单位还需听从卫生局人事处的二次分配。因为局里要组织这批留市的医学院、护校应届毕业生成立“直属队”先下乡锻炼一年，待结束后再做具体安排。
我作为全家第一个大学生，从一个无知的穷孩子，经过党和国家十七年的培养教育，终于完成了在校学习任务，即将迈入工作岗位，怎不让人万分激动！对于未来，我内心充满期望，周身充满力量。
半个月后，我随西郊卫生防疫大队进驻到张家窝乡，开始在西青区为期一年的卫生防疫工作。当时，组织委派我做第二队的支部书记。
因为有在北京交换实习时的下乡锻炼经历，以及在县医院实习的实际体验，心中早已播下“为农民服务”、“为农村卫生事业的长远建设做贡献”的种子，所以，这次下来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信心十足。
一年里，我和其他队员走遍西青大地，抓水、抓粪便管理、抓环境卫生和饮食卫生，同时抓传染病防治，用我们的汗水和付出为这块宝地造福，为这里村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如今五十九年过去了，西青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古镇杨柳青在日新月异地变化中展现出无限生机，天变蓝，水变清，古镇变得越来越美了。为了慰籍自己的怀旧心理，近几年我曾多次到西青旧地重游。然而，一切都变了，变得我再也找不到半个世纪前的杨柳青和旧时的西青了……
但是，一直保留在我头脑中的历史经历，以及在那里发生的每段故事依旧记忆如初。今昔对比的巨大变化，成为我与亲朋好友说古论今的谈资，甚至外地老同学来津聚会时 也没忘记安排他们到杨柳青一游。因为那里曾是我青春时奋斗过的地方，有我为历史沿革留下的足迹和洒下的汗水……
为改变古镇卫生面貌不遗余力五、六十年代的杨柳青曾以“脏臭”闻名于世。当时，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戏言：火车行经杨柳青时，列车员会喊乘客们赶快关好窗户，以防空气污染、蚊蝇飞入……足见当时古镇的环境卫生情况糟糕到何等程度。所以，防疫大队做出“改善杨柳青环境卫生面貌”的决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通过亲自参加这项工作我才体会到它的艰巨性。1965年11月10日，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努力，我们所在的木厂公社卫生面貌焕然一新，并在检查中全面达标获得一片红。其后，按照上级领导部署，我们冒雨前往杨柳青，开始支援那里的卫生突击工作。昔日的杨柳青出乎我的想象。房屋建筑多数低矮、破旧，远望呈灰蒙蒙的一片。长长的街巷既狭窄又多拐弯，大多数路面是崎岖不平的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变得泥泞，坑坑洼洼非常难走。
当时，杨柳青镇下辖有十六条街，我被分配到一街执行任务。此街是以农业户为主，经济条件比别的街差，卫生基础更提不上。这里街巷到处是猪粪垃圾，人们缺乏卫生习惯，脏水乱泼乱倒，家家户户脏得进不去人。眼前所见使我意识到“这是一块非常难啃的骨头！”
书记和队长只管抓生产而不热心卫生工作，他们从开始就到处躲避我。为了开展工作，我逢会必讲卫生问题。有时开会研究具体落实时，书记不耐烦地走了，我只好追着他边走边谈，不厌其烦地追他走出好远。后来，我意识到光跟他们说还不行，自己要带头干，用实际行动来感化他们。于是，上午帮扫街员扫街、倒垃圾；下午帮着清理积肥坑，刚穿不久的新鞋上踩了很多大便，心里虽有些腻歪，但也未停止工作。感动得老乡对我说：“我们这里的人路过粪场都绕着走，嫌臭怕脏，你倒好，辛辛苦苦的还帮我们收拾大粪……”其实 我这是用自己的努力改变现实，扭转人们的看法。
此街有两个大积肥坑正位于街中心。人们图方便都往里面乱泼乱倒，周围脏臭得很。为了赶快填埋这两个坑，我不知做了多少说服动员工作，队里一直不肯派工，以致乱泼乱倒的人越来越多。我和红医商量后决定自己动手解决。我们借来小车，由我驾辕去拉土。一上午功夫拉了五车土，填平了其中一个积肥坑。果然，我的行动起到引领作用，时隔不久，另一个积肥大坑也被填平了。面对填平的粪坑，社员们说：“卫生队的大夫拉土填平了坑，再乱泼乱倒对得起人家吗？”
在开展工作中，我发现处理好各户的私人粪肥是个关键问题。于是，我和大队干部商量解决办法，决定各户粪肥可按质论价交给队里；如不愿交队，限15天内把粪肥一律拉往自留地。社员们按规定都行动起来，把粪肥处理好，是赢得这次卫生突击工作成功的重要环节。
为了杜绝有人在河边乱泼乱倒现象，我几次向大队建议修建垃圾箱，队里强调没有砖，迟迟不见动静。我认为不是没有砖的问题，而是不想干的问题。这次又是我带领红医们在垃圾堆里一块一块地捡砖头。开始红医嫌脏，说上边已经沾了屎和尿，我却没有在意这些，心想只要有砖，不就能建垃圾箱吗？后来在我的影响下，他们也干了起来。一上午时间捡了一大堆，估计够建一个垃圾箱。我像宝贝一样把砖一块一块码在队部里。书记听说有了砖，一口答应要建垃圾箱。
转天，约好建垃圾箱。我满心欢喜地推车去拉砖时，发现砖已被美工组拉走砌了一个大炉子。当时我又急又气，大声和他们吵起来：“你们怎么对待卫生工作？你们这样做合适吗？……”
美工组的同志个个瞪着眼睛不敢说话。我趁机和他们讲了当前要大搞卫生工作以及讲卫生的重大意义。书记在旁边一直笑，这让我气上加气。书记见我真的动气了才认真起来。他说：“不盖砖的，咱们盖泥的！”
他的话果然兑现了。当天下午，一个书记，一个队长亲自抱来秫秸，合好泥盖起了一个像样的垃圾箱。这样村民们就可以把垃圾投放在箱内了。万万没想到，两天后，一个小孩坐上去把垃圾箱压塌了！
几天的努力毁于一旦。这件事深深教育了我，要改变农村的落后卫生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靠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不花费艰苦努力是不行的。后来，经过一段不懈努力，一街的卫生面貌终于发生可喜改变：清晨，积肥员赶着牛车，拉着污水箱，手摇货郎鼓穿梭在大街上。社员们听到鼓声，纷纷把污水桶提出来，摆成一列，积肥员一一把污水倒入污水箱内，统一拉到积肥场去。这个新变化引起大家的好奇，污水车周围站满了人群，大家赞不绝口地说“这下可好啦，有了污水车，省得到处乱泼污水啦！”几个扫街员把街道扫得一干二净。
过去的一街是杨柳青卫生落后的典型，也是旧时杨柳青环境卫生的缩影。经过一场深刻的卫生革命，一改过去“猪羊满街跑，积肥到处搞，污水随地倒，垃圾埋住脚”的落后状况。
由于根本问题得到解决，乱泼乱倒现象刹住了，粪堆垃圾不见了，路变光了，农民们的良好卫生习惯也逐渐建立起来了。
回首往昔, 风雨沧桑，古镇在岁月的长河中几经变迁，整个西青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低矮平房已变为高楼大厦，曾经的羊肠小道也建成宽阔大道，街头巷尾到处绿化，环境变得越来越美。杨柳青正以“全国环境优美镇”、“中国魅力文化传承名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美誉印证着时代的进步、展现着新世纪的风采。
回望自己曾在那里留下的青春足迹，想想那些不为人知的艰辛付出以及令人感慨万分的故事，我无愧地说，我为古镇的历史变迁曾经流过汗、出过力……
与“流脑”疫魔的夺命之战
在胜利完成杨柳青的卫生突击任务后，我们于1965年底又重返沙窝公社，继续沿大沙窝、小沙窝及其周边村子开展卫生工作。
这次在粪肥统一管理、建厕所、垃圾箱和污水设施等方面有了硬性规定，对住户和环境卫生也提出更高要求。队员们划片包干、走街串户抓措施的落实。
另外，按照卫生局领导的指示，我们还要参加当地正在开展的四清运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值冬末春初，万没料到在我们辖区内突然爆发了流行性脑膜炎，在很短时间内，先后发生、发现的流脑患者就达十余人，社员们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重威胁，这给我们日常工作之外增添了新的挑战。
1966年3月12日 晚上，孙潤之的小女儿突然高热39度，呼吸急促，心率快得数不清，脉搏触不到。根据颈部发硬，克氏征阳性，诊断“流脑”没有问题。
病情进展相当快，不久即转入昏迷，呼吸循环近于衰竭。我们马上找车将孩子送往杨柳青医院。谁知行至半路上孩子就死了，所有急救措施都已无济于事。
一天前还活蹦乱跳的3岁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她被疫魔夺去了生命，怎不让人痛心疾首！为此事我沉闷很久，但也从中悟出，面对疫情，作为一名医学毕业生应积极投身于这场与疫魔争夺生命的战斗中去。
不久的一个深夜，我被一阵急促敲墙声惊醒。王家村高祝孚的女儿出现高热、剧烈头痛，并不时呕吐，颈部已出现抵抗。虽然身上未发现出血点，但可以高度怀疑流行性脑膜炎。为了患者和家人的健康与安全，我们坚持要把病人送医院诊治。家属却顾虑花钱多，不愿配合。我们在做耐心解释的同时，又找来村干部做说服工作，他非常支持我们的意见，最终帮助我们做通了家属的工作，并从队里安排了两匹马的大车，筹划了钱款，在我们护送下赶往杨柳青医院。医生检查后也诊断为“流脑”，并紧急收住院。这次转诊病人再次敲醒我，传染病正在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当务之急必须抓紧预防投药和宣传教育工作，坚决不让流脑蔓延成灾。
我带着问题学习有关脑膜炎的理论知识，结合流脑的流行状况，学习掌握它的流行规律，特别意识到这种病与当时好发的上呼吸道感染，尤其是流感的密切关系，启发我把考虑问题的着眼点放到“预防”两个字上。
疾病流行的态势也引起公社和四清分团的高度重视。在研究预防这次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的专题会议上，领导让我拟定一份“抓卫生、防疾病”的工作计划，强调制定一些具体落实措施。
很快，拟好的计划得到领导的批准，责成我们用打字机打好后印出来发给各大队，并决定召开各生产大队队长、书记会具体布置这项卫生工作。这样一来，把卫生工作和当时的防病任务紧密结合在一起，社员们的生命健康安全更得到保障。我们围绕治疗预防流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在广播里说，下户时讲，使“重在预防”的理念深入社员内心，唤起他们对传染病流行的警惕性。利用小学教师集训的机会，我向四、五十名教员做了宣传；在近八十人的卫生员培训会上，我讲授预防疾病的有关知识。所有这些宣传教育都起到良好作用。
初步统计在流行阶段经我医治的患者有200余人，每例病人都加用了口服ST或SD。我们还给全公社一万一千人进行了呋喃西林的三次预防滴鼻……
在宣传教育中，我们告诫社员，一旦发现自己孩子有发烧、头痛、呕吐等情况时，一定要来找我们看。虽然我们的医疗任务因此较前增加不少，但我们并无抱怨，而是更加积极应对。不久，又一例7岁女孩因发热、呕吐找到我，查体温38.6度，两上肢有出血点，颈部有抵抗，应高度怀疑流脑。我把真实病情告诉她的母亲，表示要马上送医院。但她的丈夫外出不在家，身边有吃奶孩子脱不开身，虽有一个儿子，但患风湿性心脏病也没法去医院。经考虑我决定亲自拉车送病儿去杨柳青医院。他母亲感激得不得了。我和四清队联系借了30元钱，队员小韩要和我同去。我们把车铺好，把孩子放上车，我拉着车上路。一路上孩子烦躁不安，病情很危重，不得不在半路上停车注射一针呼吸兴奋剂。
到医院后确诊为流脑马上要收住院。一听说是流脑，小韩立即戴上口罩，不敢动患儿一下。因出发仓促，我的口罩和一些必要东西都没带。我一个人帮着办住院手续，一个人把孩子搬来搬去，怕孩子冷又把大衣给她盖上。
一切安置好后，已到夜晚时分。天气冷又赶上顶风，夜风吹得我浑身刺骨寒冷，两腿酸痛的要命。回来后先向家属交代了情况，她妈妈感激得要留我吃饭，被我谢绝了。
后来，我又多次不顾路远前去探望，直到孩子病好出院。
其后，我们又在辖区内开展了预防注射工作。用了八天时间，在小沙窝和张家窝两个公社的十八个大队中完成了15727人的预防注射任务。
接着正要赶往大沙窝继续开展工作，却因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计划，此事让我至今后怕不已，王恩堂的3岁小女儿突然病危，持续高烧40度以上，昏迷，不住地抽风。检查发现身上有很多出血点，呼吸循环近于衰竭。我马上给她注射了抢救药物，并守在孩子身旁，密切观察着病情变化，记录着呼吸和脉搏。当孩子病情稍有好转时马上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没想到一小时后救护车到场孩子已经死了。
我之所以万分后怕，是因为疾病来得如此迅速、如此凶猛，一天前孩子没有任何病象，幸好我们还没有给她打预防针，否则，岂不摊上大事，有嘴也说不清了吗？。为了此事，我们暂时叫停了在大沙窝的注射工作，就地进行严格消毒处理后，改去王家村搞预防注射了。
这场与流脑疫魔的夺命大战不仅锻炼了我，也使我与社员们的心贴得更近了。吕金夫的七岁女儿患脑膜炎后，是我亲自拉车把她送进医院，经抢救病情好转。她父母一再和我商量，要把孩子接回家休养和治疗。我也考虑他家七、八口人，只有一个劳力，又要整天守在病儿身旁，生活确实够困难的。为此，我特意去杨柳青医院安排此事。雪刚刚融化，道路极其难走，不能骑自行车只好步行。往返杨柳青一趟近五十里，路又滑，天黑回来时，我两腿酸痛得走路都瘸了。这一天正是我二十四岁生日。我曾问过自己，什么是幸福？我用行动做出这样的回答：在本职工作中，当自己通过付出做出一点能让别人受益的事情，从中获得信任时才是最幸福的。那天我的生日就是在幸福快乐中度过的。
一定要把孩子救活
1966年2月25日，大沙窝村杨姓社员的小女儿患病，她姐姐急匆匆地请我到她家出诊。
患儿刚刚出生十天，圆圆的脸上青中带紫，口唇、舌头、指甲紫中发暗，双眼紧闭着，咳喘剧烈，伴有阵阵躁动不安，体温超过40度。
眼前看到的一切使我十分紧张，不要说患儿临床表现得如此吓人，单就这小小年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严峻考验。十天，出生仅仅十天啊，有没有活的希望？我头脑中充满问号。
试过体温后，我又仔细听了她的心肺，两肺满布大小水泡音，孩子在严重缺氧中挣扎着。我初步印象是“重度小儿肺炎”，起病时间在生后第九天。治疗这样的孩子我没有一点把握，家属也认定孩子过不去当天，对她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在大沙窝和我一起工作的其他同学也都不是学儿科专业的，和我一样仅在儿科轮转实习时见过小儿肺炎，但病情比她轻得多，经治的孩子也没有这么小，所以，就我们当时的医学专业能力讲，我们没有耽误这条小生命的权利！
于是，我对孩子母亲说：“赶快送医院吧！医院条件好，或许还有救活的希望……”没等我说完，她冷笑一声回绝我说“我才不送呢，这孩子活不了！这么冷的天，孩子活不了，大人还得搭进去！”任凭我怎么劝说，她咬定不送，就是不送！
难怪这对夫妻对孩子这么绝情，她家已经有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况且这次生的又是女孩，少她一个也无所谓。五十多岁的父亲，从不看孩子一眼，不问孩子一句，一直低头不语地在旁边织蒲包。他根本不相信女儿还能存活，所以，出生证明一直没有去办，对我们要救孩子的举动既不理解，也无动于衷。
躺在炕上的孩子不停地咳喘、哭闹，两夫妻谁也不去抱抱孩子，嘴里还不停地叨叨着：“活不了，活不了……”看着我们急切要救孩子的样子，他们不屑地说：“救不活，你们怎么还把她放在心上？”面对这种尴尬局面，我去请示四清队的李队长，因为我们当时也受四清队的领导。他也说：“孩子这么小，尽量转给红医站去治吧。万一你们治不活，会落下不好影响的！”显然，他也不支持我们救孩子。
怎么办？送医院吧，家属千方百计阻拦；交给红医站吧，显然是一种托词，孩子只有死路一条！激烈的思想斗争不停地在头脑中萦绕。要救活这样危重的孩子，无疑，需要一定的医疗条件和专业临床技能，而我们刚刚毕业离校，既没有丰富的儿科专业知识和技能，又谈不上相应的临床经验，但我们这些青涩的年青医者唯一不缺的是一颗“医者仁心”以及一股救死扶伤的热情和勇气！当时，全国上下正处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毛主席著作 “学习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已深入我们的内心，文中提到的白求恩、张思德仿佛就站在我面前，给我做出榜样。“愚公移山”又给我们增添了勇气和力量，激励我们面对生命考验，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于是，我充满信心地对家属说：“我们一定付出努力把她救活！”家属似乎看到我们的决心，这才改口说“死马当活马治吧，反正治的了病，治不了命。治好了我们也不喜，治坏了我们也不恼。”
长达十几天的艰难抢救历程就此开始：
1、患儿先后五次闯过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患儿的危重病情经历过五次反复。每次反复都表现为高热、咳喘加重，口唇、面部紫绀，全身发青，两眼紧闭，食水不进，在严重缺氧中挣扎和躁动不安。因家属不同意送院急救，她家又没有吸氧条件，每次都需要紧急注射可拉明和C、N、B等呼吸兴奋剂，有时还需加用镇静药物；体温太高，考虑孩子太小，体温调节功能还不健全，因而采用酒精物理降温而未使用退烧药物。
在积极应用青链霉素控制肺部感染和对症治疗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呼吸道的管理，孩子太弱，不能自己咳痰，我们便不断用纱布沾温水清理口腔及咽部分泌物，在引发一阵阵呛咳时，把孩子的头偏向一侧，便于呼吸道分泌物的流出。后来，我们发现患儿咽部有呼噜呼噜的痰鸣声，这意味着有分泌物阻塞气道，最适宜的应对处理措施是吸痰。但我们手下没有任何器具，不要说吸痰器，就连一根橡皮管、塑料管都没有，急得我们挠头搓手。
突然，靳建卉（护校毕业生，后升为我院护理部主任）发现自己刚使用不久的一个塑料网兜的提手上套着一层塑料管，她毫不犹豫地用剪刀剪断提手，取下塑料管，在上面剪上孔，用热水泡软后，接在20cc注射器上，给患儿从气道吸出粘稠的分泌物。顿时，大家欣喜地发现呼吸道通畅了、痰鸣音消失了、孩子的喘息症状也随之减轻了。由于抢救的需要，我们不断向别的站点求援急救物品和药物，这项跑外任务自然落在我这男士头上。为此，我经常饿着肚子骑车上路。那时，积雪刚刚融化，道路泥泞，夜路更加难走。有几次骑车冲向路旁的垃圾堆，在碎石上引起剧烈颠簸；还有几次骑进泥沟里，摔了一裤一脚泥。这些我都顾不上，爬起来继续前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争分夺秒早把东西取回抢救孩子！
有一次，我到小沙窝借注射用非那根，后又赶往郭庄子借血压计和其它抢救用品，一路匆忙唯恐耽误时间。谁知半路上遇到了小学校的李校长，他患夜盲症，看不见路，在夜路上已站了半个小时。我只得下车拉着他往前走，心里真急得要命。幸好在毕家村遇到一个小学生领他去了学校，我这才赶回来给孩子注射了刚取回的非那根。用药后，病儿逐渐安静下来。为了确保患儿的治疗效果以及用药安全，我们随时随地向书本请教，以弥补我们专业知识上的不足。我和医生小邢每天给孩子细致查体、密切观察病情变化，然后翻书查找相关处理方法，及时修改治疗方案。我们给患儿应用的所有药物剂量都是我们对照小儿药物剂量表一一查算出来的，唯恐药量过大或过小对孩子造成危害。
在抢救过程中，每当紧急用药处理后，孩子病情有所好转，脸色稍显红润，咳喘减轻，甚至能吸吮和吞咽几口母乳时，我们都乐得合不上嘴，一种欣快和幸福之感油然而生。
2、队员们昼夜观察治疗守护了五天五夜
患儿病重，病情常瞬息变化，几次反复，都险情丛生，尤其晚上更是变化莫测。每当孩子病情反复时，她母亲就一次又一次地阻拦我们说：“活不了啦。不用治啦，活不了啦，我欠她的帐已经还清啦！不用再治啦！”有时邻居也异口同声地说同样的话。
相反，我们却始终没有放弃的念头。我和小邢、小靳商量要尽我们最大努力，哪怕做最大牺牲也要把孩子救活！因为我是小队的支部书记，所以小靳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成立一个抢救小组吧！”就这样，我们抢救小组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大家说她母亲不管我们管！为了便于观察夜间的病情变化，不间断夜间的治疗和护理，我们决定增加夜班守护，以确保孩子安全过夜。
这家贫穷只有一间屋子，不大的炕上挤着六口人，没有我们休息的地方。每夜，全家人都香甜地睡着，而我们手捧毛选守在病孩身旁，谨慎地观察着孩子的每一个变化，倾听着她的每声呼吸。为孩子掩好被子，怕她冷把自己身上的衣服盖在她身上。夜半时分屋子里越呆越冷，大家调侃说：“身上冷，心里热”。在我连续值守的第二个夜晚，当孩子母亲从睡梦中醒来看我还坐在旁边守候着孩子，她感动地说：“因为这孩子熬得你们真够呛啊！”我说：“不要紧，我们的共同愿望都是为了救活孩子，孩子好了，自然我们就熬出来啦！”接着，她又对我说：“如果不是现在社会，孩子早就死了，我得让这孩子一辈子记住你们的好！”我说：“这是毛主席和四清运动的好，让孩子感谢毛主席吧！”我们聊到最后，我打趣建议她给孩子起名叫“四清”，她笑着说：“行啊！这名字好啊”……
就这样，24小时轮流值班的做法坚持了五天五夜。每个队员白天仍不知疲倦地干着自己的工作。
3、主动登门观察治疗护理一百二十多次。
经过大家认真细致的治疗和护理，孩子从患病后第五天病情大为好转。面色红润了，喘息症状减轻了，因阵发性咳嗽时有发生，有时还需要吸痰。听诊肺部体征好转，食欲大有长进。这一切都标志着孩子已有治愈的希望。
此时，我提醒大家：“不要放松警惕，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彻底救活孩子为止。”所以，病情虽有好转，但积极的治疗、密切地观察仍在继续进行着……持续半个月的抢救，我们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把患儿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期间，我们主动登门治疗护理和随访达一百二十多次。
这时的患儿，安静地躺在炕上，呼吸平稳，红扑扑的圆脸上再也看不到任何病态，两肺听诊也明显清晰多了。孩子不时贪婪而香甜地吃着奶，她的母亲已感到自己的奶不够孩子吃了，我们正考虑给她针灸催奶呢。
眼前看到的一切令我们万分感慨。回忆整个救治的前前后后，大家深有感触地说：“这次抢救的成功告诉我们只有勇敢奋斗才能创造奇迹。”如今58年过去了，被救活的孩子应已步入中年。我经常想起她，不知这些年她经历过怎样的人生历练？现在的身体和生活如何？……
退休前，我和靳建卉主任每当回忆起那段历史仍感慨不已。时间匆匆而过，如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加之年事已高，我原想寻找当年被救患儿的想法逐渐成为奢望，变成我心目中的一大憾事。
播下扎根农村的医疗卫生种子
半个世纪前的西青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全国各地农村一样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落后，因基础薄弱，缺医少药情况严重。很多村民被疾病困扰着，他们进城看病很不容易，一些慢性病只能一拖再拖，小病拖成大病、重病。全区较大的医院仅有杨柳青医院一所，下边虽有一些诊所和红医站等卫生机构，但医疗设施和技术水平远不能满足村民们的看病需求。
为解决农村的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党和政府不断出台一系列决策，以使广大农村群众也能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当时，我作为下乡医务人员除了完成巡回医疗、防病治病任务外，还应放眼农村长远卫生建设。我想，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当地的“半农半医”医生和不脱产的卫生员，不就等于在农村播撒医疗卫生种子，使之在广大农民群众中扎根，做他们健康的“守门人”，为维护他们的健康服务。
刚下来不久经历的一件事给我很大启示。小店子村一个青年右手被刀切伤，在本村处理不了，忍痛熬过一夜，第二天找到我们。包着伤手的厚厚纱布已被鲜血浸透。打开纱布一看，伤口裂开着，足有5-6厘米长，鲜血仍在不断溢出。这种已超过十二小时的手外伤，伤口很可能污染，还能不能缝合？大家都等着听我的处理决定。我站在伤者角度，经反复考虑后说：“只要我们操作避免再污染，术后严格抗感染，就地给病人做清创缝合吧！”因当时手下没有缝合物品，只好借了自行车把他送到张家窝红医站才完成了这个手术。
一个本应就地在红医站就能解决的小伤小病，竟让伤者辗转到第三个红医站才得到治疗，既增加了病人的痛苦，又错过了最佳缝合时间，增加了“伤口感染”的风险。这件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应通过加强红医站建设，提高红医们的服务能力和诊疗水平，让小伤小病不出村就能得到应有的治疗。
我想，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科学，只要我们搞好培训，加强带教，在与红医共同诊治病人的实践中，一定能让他们掌握农村常见病和多发病的相关临床知识，把应诊能力和治疗水平提升上去。
记得第一次红医培训课是应他们要求讲的针灸治疗。我们联系了小学校的教室，做完卫生后，摆好桌椅，我在黑板上画上针灸穴位图，一个像样的培训课堂布置好了。
上午十点左右，红医们到齐开始讲课。讲授内容从红医的实际需要出发，以少而精为原则，除选讲一些必要的概念外，重点讲治疗头痛、牙痛、腰痛、腹痛等常用穴位及其所在部位。课后利用一下午时间，组织学员们进行点穴、扎针等实操练习。大家学习情绪很高，对课程内容很感兴趣，都认为收获很大。
第二次培训那天，雨水下个不停，土道上泥泞得很。我估计红医们不会来上课了。但我是负责人，不能不到。于是借了雨衣登程，一路上时时有滑倒危险，用了翻倍的时间才赶到课堂。果然红医们都没来上课。我和其他队员趁机研究了后边的培训计划。
改期进行的第二次培训课，内容是讲内科疾病用药和外伤的三角巾包扎。参加听课的人多达80人，一个教室都装不下。
其后的一系列培训同样是本着“必需和实用”的原则，所讲内容及培训的适宜技术都是为培养红医的临床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打基础的。
另外，培训还结合实际工作需要，用什么讲什么。如在流行病流行期间讲流感、流脑和麻疹等疾病的防治，并结合公共卫生问题提出要求。1995年我从天津医院急诊科忙碌的岗位上退下来后，在承担卫生局培训乡镇医生以及在四郊五县巡回讲授急救课的过程中，我到西青的机会更多了，使我和西青的渊源更加深了一步。
十几年前，为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我和我的老专家团队（市级专家组）不断来西青，深入各个基层医疗机构进行项目宣传、督导和检查。
我在“奉献余热、感恩时代、回报社会”的道路上奋战的十多年中，亲眼目睹了西青区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飞速发展，以及在落实公共卫生项目上取得的可喜成绩，不仅加深了我对西青区的印象，也增进了我与各级工作人员的友谊。
尾声
经过11个多月的下乡锻炼，我们于1966年9月2日离开农村回市参加集训。
社员们听说我们要走，都跑来欢送我们。他们紧紧握着我的手，眼含热泪不知说什么好。房东二嫂前几天就哭红了眼睛，临走时还做了干粮塞给我们。我不愿意增加他们的负担，我接过东西，又偷偷放在锅台上。四清队的全体队员也起了大早送我们，每个人都是眼含热泪，我们已走出很远还见他们在向我们招手……
卫生局人事处的冯建秋让我写全直属队108人的下乡锻炼总结，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艰巨任务，推辞不了只好接受。因这次下乡自己感受体会太多，一天时间就写出草稿17页，最后精炼到正文10页左右。
十多天后，人事处史处长公布了分配名单，我和不少同学（包括护校同学）几十人一起分配到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天津医院），它是一所正在筹备即将择期开诊的新医院。
1966年11月1日，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反帝医院开诊了。
这天上午，我坐在外科门诊第三诊室的诊桌旁，以饱满的热情接待了第一批患者，并用记日记形式回味我第一天当住院大夫的感受。记得下午是为一位尿储留患者顺利完成了开院的第一例手术。
我将永远记住这天是我职业生涯正式开始的一天。
注：本文部分照片和文字资料取自网络。
2024年11月18日 写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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