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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笔者将陆续推出写好年终总结工作的经验做法文章，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参考。
本微信公众号已经发布了一系列文章。
通过总结，可以把零散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系统、深刻的理性认识，以便巩固成绩、吸取经验，更好谋划来年工作。
今天笔者以诸葛亮《出师表》为例进行分享。这篇总结逻辑清晰、言语恳切，搭建了工作总结的基本框架，用作范本毫不为过。
年终总结主要分三部分进行：工作回顾、问题分析以及未来规划。
首先、工作回顾。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作为一个老员工，我已经效劳二十一年（同时暗示当初临危受命，也算劳苦功高），非常感谢主公的赏识。
其次、问题分析。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这么多年工作下来，我发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该设法解决，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刑赏不应该有偏袒和私心，应该设立相关部门专门负责监督施行；任用人才方面应该亲贤远佞，努力做到人岗匹配，有几位同事我觉得能担重任。
最后、未来规划。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之前的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我希望未来能够更上一层楼，我会以“光复汉室”为目标继续奋斗，这也是我为蜀国效力应尽的职责。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我对未来的工作和任务还有一些具体的安排：“斟酌损益，进尽忠言”的工作可以交给这几个人做，我自己则想领下讨伐曹魏的任务，我们都会努力工作，共同将组织建设得更好！如果没能完成任务甘受惩罚！（态度端正，决心坚定）
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收尾，感谢领导，此致敬礼！
诸葛亮这篇总结既有内容，又有态度。在总结自己的成绩和不足时，既不显得无所事事，又不显得骄傲自满，谦逊恳切的同时也没忘夸夸别人；展望明年的工作时，条理分明，有目标有计划，既展现自己的上进心又表了忠心，还不忘拉同事一把，优秀！
质量管理工作，几乎贯穿于人类的所有活动，一部人类进步史，也是一部质量发展史。历史上变法时期往往成为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从管仲变法到商鞅变法，从汉武帝变法到王安石变法，无一例外地注重质量发展，往往从制度管理、度量衡保障和工匠技能三个方面推动质量。
质量发展离不开制度管理，古代变法是指对国家的法令制度做重大的变革，其中包括质量制度，质量制度建立和完善又包括组织管理、法律法规和责任体系等。
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管仲任齐相，设立管理冶铸的铁官。
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立盐铁市官。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组织变法，由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分别掌管器物、建筑和兵器的生产与质量。
质量管理技术性要求高，古人很早就注意到管理者专业要求，大量起用技术官员。
汉代设立少府、大司农、将作大匠等手工业产品的官署机构，形成生产工匠、主造官吏、监造官的生产管理体系，使用了大量技术官员。
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设立军器监，网罗天下，广收人才，“天下知军器利害者”，可以随时到军器监谈论自己的想法。次年，任命沈括兼任军器监负责人，负责兵器铸造储备和质量管理。沈括不负众望，一方面，加强技术改进，亲自研究冶炼钢铁方法，研制冷锻铠甲等兵器；另一方面，加强管理，制成兵器标准样式，颁发给各地作院，令按照规格和标准制作，并派员到各地指导督促，将质量优劣分为三等，如果武器制作不精者，视情节轻重，“黜陟其官吏”。很快北宋武器数量显著提高，品质大为改观，曾巩评价为“凡诸兵械置五库以贮之，戎具精劲，近古未有焉。”
古代变法始终注重法规制度的建立，而法规是质量安全的重要保障，变法之法和质量之法一直相辅相成。
管仲首创食盐官营制度，制定了我国最早的盐政法——《正盐箧》。
商鞅变法时，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制定成文的律令，后经秦始皇补充、修订，形成了更为缜密的《秦律》，颁行于全国。《秦律》多处作出质量规定，要求制作同一器物，其大小、长短和宽度必须相同（“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狭必等”），用量化的数据规范饲养、种植的质量，并严打质量不法行为。
汉初，私铸铜钱现象非常严重，“盗铸如云而起”，造成质量低劣的奸钱充斥市场。汉武帝一方面将铸币权收归朝廷，由“上林三官”负责，“上林三官”为水都都尉的三个属官，“钟官”负责主铸造，“技巧”负责刻范，“辨铜”负责检验成色，由此发行了质量上乘、规范统一的五铢钱，另一方面颁布严禁私铸的法令，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因私铸钱被判处死刑者多达数十万人。汉武帝之后，铸币制度保持稳定了120多年。
王安石变法期间，采取“市易法”，在汴京设立都市易司，在重要城市和边境地区设立了市易务，在维护市场秩序的同时监管质量。熙宁六年（1073年），编著成《军器法式》，所谓“法式”，即供当时官营手工业遵循的标准制式。《军器法式》共110卷，其中47卷为军器制造标准，1卷为材料标准，可见当时标准化已经比较发达。
质量离不开责任，我国古代很早就建立以物勒工名为主体的质量责任体系，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健全。物勒工名是指将器物制造者、监造者等名字刻在器物上，以便考察质量、追究责任。即“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吕氏春秋》）。
商鞅变法时，在兵器上刻下督造人的名字，秦国开始实施物勒工名制度。吕不韦为相后，秦兵器所刻的名字扩展到制造者和各级监造者，包括相邦、诏事、工师、寺工、丞、工等。汉承秦制，“物勒工名”制度逐渐成熟，不仅在器物上铭刻纪年、生产机构、官员名、工匠名、数量、编号等，而且建立中央级“质量档案”——骨签。
骨签记录着各地工官和中央某些属官向中央“供进之器”详细信息，既包括名称、数量，也包括生产日期、生产工官、官名、工名、强度、编号等物勒工名要素，以便质量溯源。
王安石变法前，北宋质量检验和监督不力，名将庞籍为此说：“造甲之所，多不择间长之官！”王安石不仅恢复物勒工名制度，而且采取不同地区相互监督质量。北宋时期商业逐渐发达，民间产品出现了图文并茂的标识，将物勒工名与广告、防伪结合起来。
计量，古代谓之度量衡，是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维护公平市场交易的基础。纵观古代度量衡发展历程，其侧重点在于推行统一性和准确性。
管仲认为度量衡的统一是最重要的规范，《管子·君臣》说：“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
公元前344年，商鞅辅助秦孝公第二次变法，对度量衡进行了统一，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战国策》）。
汉武帝将一亩步数统一为二百四十步。此后，一亩广二百四十步，至清末未有变化。
王安石同样认识到度量衡统一的重要性，在《九变而赏罚可言》中说:“修五礼，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
在变法之路上，管仲认识到度量衡准确公平的重要性，提出这种准确和富贵众强、贫贱卑辱无关，只有公平才能防止奸诈。“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诈之人不能误也”（《管子·明法解》）。
为了维护度量衡的准确，商鞅借鉴齐国量制，制成了流芳千古的度量衡瑰宝——商鞅铜方升，并亲自督造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具，发到全国各地，定期检定。
北宋为保持度量衡准确，每月抽查一次器具，王安石变法后，把抽查周期缩短为每月三次。
度量衡一经制度化，必然具有很强的法制性。实现度量衡的统一和准确，一靠技术，二靠政权力量和法制管理，用强制手段加以控制。
《管子·七法》中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形势解》又说：“以规矩为方圆则成，以尺寸量长短则得，以法数治民则安。”《侈靡篇》还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
商鞅说：“故法者，国之权衡也”，用度量衡的准确一致比喻法律的公正性。为了维护度量衡的统一，专门颁发了律令。
西汉竹衡杆上墨书文字记，如果使用不合标准的称钱衡器，主人就要到乡官“里正”受处罚，服徭役十天。
手工业时代，产品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艺水平，所谓“器成于僇”（《管子》），提高工匠技能就显得尤为重要。
古代技术培训主要采取“父子世以相教”，手把手地父传子承，兄传弟继。管仲认识到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将各种工匠集中起来，相互观摩讨论学习，教授经验技巧，提高技术水平，推动工匠培训从家传制度向艺徒制度转变。
汉武帝在推广新田器和新耕作法时，命大司农选取有技巧的工匠制造新田器，组织大规模培训，令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三老、力田、乡里老农到京师学习新田器使用方法和耕种养苗法。
为了改进兵器质量，王安石令军器监“凡利器以法式授徒”，继《军器法式》后，又编撰了《弓式》《陶说》等法式，既是制造产品的标准，又成为教科书。
选择好的老师是培训的前提，我国很早就建立工师制度。管仲认为，工师除了组织培训外，还负有考查工匠手艺、辨别产品质量等职责。“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管子·立政》）。
好的工师应能在规定周期内完成培训任务，《均工律》说：“工师善教之，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二岁而成。”
王安石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集合各地的优秀工匠到京城，交流经验，提高技术，从中发现优秀人才，《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记载了熙宁六年十二月两名工匠因为技术精巧而被赋予重任，“弓匠李文应、箭匠王成，技皆精巧，诏补三司守阙军将，以教工匠。”
古代训练工徒十分重视考核并极为严格，一般以所制产品而评定优劣、采取奖惩，对不能完成培训和达不到质量要求的工徒，惩罚甚至连带到保举人和工师。“能先期成业者谒上，上且有以赏之。盈期不成学者，籍而上内史”（《均工律》）。宋代形成更为严格的训练与考察制度，用法式考察学徒。“庀其工徒，察其程课、作止劳逸及寒暑早晚之节，视将作匠法，物勒工名，以法式察其良窳”（《宋史·职官志》）。
四、在产品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