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县有朋是日本陆军之父，日本明治时代九大元老中排名第三人的人物，出任过日本第三、第九任内阁总理大臣，获得元帅军衔，在伊藤博文去世后，他是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1890年，在第一次帝国议会上，他提出了《外交政略论》的意见书，其中的东亚观与中国观，影响了日本执政者数十年的思维，多少对后来的中日战争的爆发也是有影响的。
《外交政略论》意见书里面最著名的就是《主权线和礼仪线论》，山县有朋指出，俄罗斯1891年开始动工修建西伯利亚铁路，1904年全线开通，南下远东的风险日益增加，这势必与日本帝国的利益冲突，为了日本的独立自卫，有必要在守护主权线的同时，对利益线进行保护。所谓“主权线”指的就是日本本土，所谓“利益线”指的就是与日本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邻近地域，具体来说指的就是韩半岛。
“主权线”和“利益线”这两个概念来自于德国著名的社会经济学家斯坦因，1888年，50岁的山县有朋亲赴欧洲，曾经求教于斯坦因，斯坦因曾经把宪法理论传授给伊藤博文，这次把日本的安保政策授予了山县有朋，斯坦因认为，一旦俄国寻求海军基地，考虑占领韩半岛的时候，西伯利亚铁路将左右日本帝国的生死存亡。但是斯坦因并没有主张日本应该侵吞韩半岛，而是建议，只要能让俄国不在这里设置海军基地，让英俄承认韩半岛的中立就可以，山县有朋对这一建议的发挥是：只要通过英德中任何一方作为中介，由日清两国保证韩半岛的中立即可。
对于中国，山县有朋在1893年，也就是甲午战争开战前的一年提出了《军备意见书》，代表了他的中国观，他认为十年之内，东洋必出祸端；而日本的敌人既不是中国也是韩国，而是英国、法国、俄国。理由是，英国已经布控中国长江流域，法国觊觎中国云南，俄国图谋蒙古地区，而中国在1885年后陷入持续的衰退，在西伯利亚铁路即将开通之际，中国却持续的衰弱，无力抵挡沙皇俄国的东扩，这对日本是非常不利的，中国无力自保，因此日本应该一方面保证日本不受其害，另一方面，如果有机可乘，那就主动收获在中国的利益。
在山县有朋的安全观里，中国只是帝国主义的瓜分对象，日本除了要小心不被卷入列强和中国的纷争，还要留心如何和列强抗衡，伺机坐收渔利，他当时警惕的对象是英、法、俄，而不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