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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与万斯的当选，对于我国创投行业来说，未来四年将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面临更高维度的竞争。
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创造了历史。特朗普成为美国百年以来，当了一任总统，败选之后，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一人。
在面对牢狱之灾的巨大压力下，以78岁的高龄，特朗普能够最终再次入主白宫，特朗普的韧性和恒毅力（grit)可见一斑。特朗普有本书自述《Never give up永不放弃》。从大选的结果来看，他确实身体力行做到了这一点，不能不令人钦佩。
特朗普出身于商人世家，商人和企业家的思维在他身上根深蒂固，和美国政治精英世家思维和传统政治游戏规则具有很大不同。因而常常被定义为“不按常理出牌”。他的商人思维，他在遇刺时表现的临危不惧，高举拳头，高喊fight,fight,fight。这也是马斯克和他惺惺相惜，全力支持他的理由和内在动力。他们本质上是一类人，所以能够很快结成联盟。
特朗普在第一届总统任期内，还是政治的素人，为了完成当时对选民的承诺，好让自己再次当选，做起事情来可谓直来直去，高举高打，在国内和国际上四处树敌。第二届当选，特朗普已经蜕变成为政治上的熟手，在内政和外交上，有可能会令大家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表现。
不过，在美国优先原则下，依他的个性，他仍然会干出不按常理出牌的事情。显然，他的当选，比哈里斯来说，对于中美关系的走向将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四年，中美关系会像一部精彩的大片，跌宕起伏，深刻影响世界和我们每一个人。不过对于中国来说，不会像他在第一届在任时，挥动大棒时，那么被动和不知所措。
总体来说，特朗普与万斯的当选，对于美国VC行业来说应该说利大于弊。这次特朗普的胜利，也是硅谷新贵的胜利，是特朗普审时度势与新资本力量的联合。马斯克支持特朗普，彼得·蒂尔一手打造了副总统万斯。在本届大选中，马斯克和彼得·蒂尔作为硅谷成长起来的创业者、资本力量，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这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从事过VC投资的万斯以火箭般的速度，在彼得·蒂尔一路支持下，在年仅39岁就当选美国的副总统，将对美国的政治生态和VC生态，产生深远影响。未来四年后，万斯大概率会成为特朗普的接班人，竞争美国总统一位，万斯在很长时间内将成为硅谷VC代表的创新资本力量在政府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进入21世纪以来，具有VC经历的美国投资人从政，在历届政府中已经司空见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在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为民主党政府中，拜登所指派的高级官员，包括哈里斯在内，有很多具备VC与初创项目投融资背景。随着特朗普和万斯胜选，可以预见美国政府中与美国VC行业在人事上将会有更多的交集，包括马斯克在内的更多硅谷新贵将在政府中任职，或者更多参与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订。这不仅仅是关于VC行业税收和监管的问题，更涉及到科技政策的制定，数字货币，甚至是对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的重新定义。
拜登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对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政策进行调整，并加强度私募基金行业的监管。投资周期小于一年的资产增值税等同于所得税，在2021年时最高达到37%，对于长期投资的资产增值税为15%或更低。调整后，任何投资周期的资产所得税将与所得税持平，且需另加各地方周税，使长期投资在税收政策上的优势荡然无存。对于投资机构而言，此前VC一般会选择长期持有投资标的，以减少资产增值税的缴纳，这也将LP和被投公司长期拉到同一战线，LP会尽可能帮助公司的未来发展以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税收变更之后，LP失去长期投资的动力，且大大压缩了投资收益，可能会减少VC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使资金流向其他投资品类。历史来看，美国民主党一直想修改资本利得税，但都没有成功，是悬在美国VC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着特朗普重新上台，从共和党一贯减税的立场来看，修改资本利得税将无疾而终。这无疑对于美国VC行业是个利好。但未来特朗普上台之后，所秉持的严格移民政策，将可能不利于美国VC市场的创业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也就是2017-2021，只准许那些“能在财务上为自己负责”的外籍人士入境；对科技人员“极端审查”；且严格审查创业者工作特许。这些政策都指向限制外籍人员在美国工作。拜登政府缓解了特朗普对移民带来的压力，首先恢复奥巴马时期推出的对创业者签证的宽松制度，且放松科技创新人员的入境核查。这一举动将吸引更多外籍投资者及创业者在美国工作或创立公司，并为硅谷及全美科技公司提供高质量人才输入，从而让VC市场具备更多的选择和机会。随着特朗普与硅谷资本结成联盟，万斯作为副总统，可能会优化之前特朗普政府对于外籍科技人才的审查，以满足硅谷对于科技人才的需求。
特朗普与万斯的当选，对于我国创投行业来说，未来四年将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面临更高维度的竞争。毋庸置疑，未来中美之间竞争之核心在于科技竞争。不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一起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改变世界的创业者、创投家，会带来什么创新是无法预料的。这是真正令人可怕的。无论是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拜登政府还是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对于推动中美创投脱钩，限制美元基金在中国的特定领域的高科技投资，其精神将是一脉相承的。- 2018年11月20日，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对中国301调查更新报告》。301报告点名三家具有中国背景的创投机构，中美脱钩已经初露端倪；
- 2018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FIRRMA法案”强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监管权限，将审查范围扩大到风险投资、非控股式战略投资等；
- 特朗普政府及国会针对美国本土具有运作独立性，以资产配置为投资理念的机构投资人LP，特别是养老基金涉及中国投资事项上正在施加政治、社会及舆论压力，并取得的一定的阶段性成果；
- 特朗普政府针对中概股出狠手，从业务开展到资本市场两个方面加大对中国创新型的头部企业围剿和打压。这些企业与美国客户和资本市场脱轨加速。
美国拜登政府10月28日正式宣布，限制美国企业和美国人在半导体、人工智能（AI）和量子领域向中国投资的新规将从2025年1月2日起生效。美国财政部6月21日公布新规提案，限制和监督美国在中国的人工智能、计算机芯片和量子计算领域的投资。该提案源于美国总统拜登2023年8月发布的行政命令。其实拜登总统的行政命令就是继承了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的政策导向，只是在手段上和方式上做了加法。随着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企业和投资人在中国的投资领域限制的范围有可能扩大化，同时，通过关税制裁的方式也可能会重新大行其道。所以我们预计，在特朗普新的任期内，中美创投脱钩趋势还会持续，甚至会加剧。中国创投行业的外循环，美元基金的“”去美国化“”也将会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对于投资于中国的美元基金来说，募资会更加困难，投资也受限，在国内创投生态中的作用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由于美元VC基金周期较长，持续周期在12年左右，投增量，投从0到1，投破坏式创新能力强。美元基金滑坡，对于国内创投生态的损失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对于中国创投行业来说，一方面要加快创投高质量发展，真正解决创投行业面临的募投退痛点和难点；同时，创投行业的外循环也不能放弃，要千方百计扩大多元化海外LP群体，持续扩大对外资开放领域和便利，致力于降低中美创投脱钩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硅谷、创投精英这次与特朗普成功的合作，对于美国创投和创新影响深远。而带给中国创新和创投的压力是巨大的。美国VC行业完全是市场主导，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充足，对于创业失败的包容性强，没有所谓我们国家国有创投机构和LP所面临的机制和体制束缚。当下，中国创投行业的国资化趋势十分明显，国有LP出资占到70%以上，市场化LP在急剧萎缩。创投基金与国资监管之间具有天然的矛盾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我们既不能完全照搬海外的创投最佳实践，也不能完全按照国资标准来做创投。完全按照海外最佳实践做创投，我们目前缺乏真正资产配置型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按照国资标准做创投，我们只能做从1到100的创新和应用，很难做到从0到1。因为我们的风控责任体系和资金属性，要求我们既要，又要，还要，无法做到对失败的真正宽容和包容。
这应该是中国创投行业发展面临最大的束缚和最大的短板。中国需要在总结过去20年创投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投生态，更好发挥政府和国资作用，更好发挥市场化力量作用，形成合力。创投行业目前政策的修修补补已经收效甚微，我们需要进行机制和体制创新，进行顶层制度的设计，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创新任重而道远。我们目前很多的创新仅仅是做到了缓解卡脖子，解决了卡得松还是紧的问题，创新路径还是在追赶别人的。我们只有创造别人没有的路径，没有脖子被别人可卡，才能真正实现了原始创新。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创投行业不可或缺，而且必然要发挥巨大作用，两者相辅相成。中国创投行业是离创新最近的行业，其本身也亟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