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无疆的祈愿——吉本岗“十万宗喀巴”擦擦缘起初探

流行已久的误解

2002年，著名藏族学者东噶•洛桑赤烈教授用藏文编写的《东噶藏学大辞典》正式出版，其正文收词目1.4万余条、共280多万字，在藏语辞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由于词条众多，难以尽数考证，关于吉崩岗拉康的记录令人遗憾地引述了一种流行已久的误解。

该词条写道，“拉萨吉崩岗拉康是在18世纪初，为了救赎珠尔墨特纳木扎勒的管家洛桑扎西杀害大批驻藏清政府官员的罪行，仿照七世达赖喇嘛制作了10万件五指高的吉·宗喀巴大师擦擦，并存放到五层楼高的佛塔中。”（注1）

这一观点由来已久、影响广泛。在拉萨民间传说中，吉崩岗的名字频频与1750年末的这起“冲赛康事件”联系起来，甚至有一种更为荒谬的说法称，“吉”（Je，རྗེ་）是后来才替代了发音相近的“甲”（rGya，རྒྱ་，藏语意为汉人），10万擦擦和佛塔是用来纪念洛桑扎西屠杀的10万名汉人——《东噶藏学大辞典》显然未能对这段历史详加考证，不仅没有纠正民间的错误认知，还误将“冲赛康事件”的时间写作18世纪初。

事实上，“冲赛康事件”中遇害的，并非全是汉人，总数也绝无十万之众，其发生的缘由，要追溯到珠尔墨特纳木扎勒之父颇罗鼐与七世达赖喇嘛的矛盾上。1727年（雍正五年），西藏爆发了上层统治者之间的内讧，3位噶伦在大昭寺屋顶杀死了首席噶伦康济鼐，后藏的颇罗鼐闻讯后起兵反击，为时一年的卫藏战争直到雍正帝派万余兵力进藏平乱、处死3位噶伦后才平息。清廷为加强保护，将七世达赖喇嘛移往四川甘孜，颇罗鼐自此独掌政治军事大权，七世重返西藏后也与其产生了一系列矛盾。（注2）

多位学者综合清代文献指出，其子珠尔墨特纳木扎勒掌政后，与达赖的关系更加恶化（注3），性情乖张，先用计杀害兄长，随即预谋叛乱，“反谋益极，广布私人，监视驻藏大臣，阻绝邮置军书”（注4）。“冲赛康事件”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爆发，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首先设计杀死珠尔墨特纳木扎勒，其管家洛桑扎西又纠结余党包围衙门楼，不仅对亲自赶来劝阻的甘丹赤巴口出恶言，还放火烧房，除两位大臣外，共有主事、参将、兵丁等49人和家眷、商民等77人阵亡或遇难，但仍有眷属、士兵、商民等约200人逃生后集聚于布达拉宫，生还者远多于遇难者。七世达赖喇嘛采取紧急措施，捉拿叛党，安抚眷属众人，发放生活食用及衣物，很快恢复了社会秩序，事件在1751年初即告结束。（注5）

“冲赛康事件”是18世纪上半叶西藏复杂局势的一次集中爆发，和前后几次动荡情况一样，清朝中央政府迅速派人进藏协助平息、善后；这一事件显然也对七世达赖喇嘛造成了不小影响。1753年开始，他身体抱恙，至1755年更感不适，于1757年圆寂。

回顾这段历史，再重新审视《东噶藏学大辞典》的叙述，难免会产生疑问：即便抛开“18世纪初”的时间错误，在1751年至1757年间，以当时西藏的生产力、主政者抱恙的情况，真的能在短短5年多时间里完成五层佛塔的建造吗？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记中的叙述，为吉本岗擦擦的打制和佛塔的建造，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显密经文中都认为，建造八善逝塔、宏伟庙宇等身语意的承载体，不仅是利益自我与众生的种子，更是弘化四方、消业除障的重要方式，能令尊者长寿、为国家带来百倍福德。摄政与内阁噶伦们专门举行了一次讨论，考虑到玛吉拉准的预言，以及五世达赖喇嘛所言“在拉萨大昭寺充满能量的一侧（即北侧）建造一座装满四种舍利的觉悟佛塔，将带来巨大助益”，这座80尺高、装载了10万枚杰（即宗喀巴大师）擦擦以及4种舍利的华丽佛塔在藏历铁鼠年建成了。”

在藏历中，铁鼠年每60年出现一次，考虑到1720年尚无“摄政”一职（注6），这段叙述所指的铁鼠年更可能是1780年，已是八世达赖喇嘛时期。

这与《东噶藏学大辞典》的叙述大相径庭。建造五层巨塔、打制十万擦擦，究竟是在1751年的风波后，还是在1780年？

究竟是为了救赎罪业，还是为了祈福、增寿？

吉本岗擦擦的图像信息成为了解开这道谜题的钥匙。

极为罕见的的图像

从图像学入手，最初是为了查证《东噶藏学大辞典》所说的，吉本岗擦擦系“仿照七世达赖喇嘛”所制。然而，深入这一方向，又有了全新发现。

2023年末，吉本岗艺术中心获捐近3000件原属于吉崩岗拉康古建筑的重要文物，其中大部分是宗喀巴形象的吉本岗擦擦，还有少量释迦牟尼、高僧阿底峡形象的擦擦，年代风格与吉本岗擦擦相近，均为社区居民2000年前后在建筑周边下水道开挖时捡拾所得，保存至今。

艺术中心运营团队随即与西藏自治区文物鉴定中心研究馆员娘吉加、中国美术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系副主任王谦等专家共同对这批文物擦擦进行了考察与解读，意外发现，就图像学意义而言，吉本岗擦擦在西藏浩瀚的擦擦图像谱系中是极为罕见的存在。

擦擦一词，一般认为来自藏文的tsha-tsha，源自梵文satchaya，意为“完美的形象”或“复制”，指模制泥佛像或泥塔。在藏传佛教地区，佛教徒往往用于佛像及佛塔的装藏，视作消灾祈福的圣物（注7），因而产生了数以万计的擦擦款式。通过对受捐吉本岗擦擦的线描稿图像还原，运营团队与专家识别到，完整擦擦的两侧肩花上各有一尊微型造像，分别为白度母与尊胜佛母，这样的形制，在目前已知的西藏擦擦中尚无第二例。

然而，不同于《东噶藏学大辞典》的描述，布达拉宫等地留存的七世达赖喇嘛造像中并未出现上述特殊形制，其左手托法轮的形象也与吉本岗擦擦大相径庭；反而是在布达拉宫祈寿神殿的八世达赖喇嘛壁画形象中，出现了与前述形制高度相似的图像。

祈寿神殿位于布达拉宫红宫六层南侧，八世达赖喇嘛传记中对其修缮改造有明确记录：1782年藏历水虎年三月时，八世达赖喇嘛在经师指导下，委任两位僧人负责为寝宫新制九尊等身高的无量寿佛，重绘壁画，将其更名为祈寿神殿（藏文名称音译为次巴拉康）。这项工作完成得极为顺利，为此，八世达赖喇嘛组织摄政及僧团专门举行开光，褒奖负责人、赏赐工匠，天空因而有异象，“拉萨雪村等地的人们在赶畜驮运路上看到了布达拉宫顶上汇聚成弓和伞的形状奇景。此乃极乐净土长寿佛手持甘露宝瓶惠临此地……”（注8）

今天，当我们走进祈寿神殿，九尊无量寿佛依然如故，入口左侧墙面尽头处，绘制的正是八世达赖喇嘛：其左手托长寿宝瓶，右手施与愿印，两侧肩花上，恰是与吉本岗擦擦完全一致的白度母和尊胜佛母；左手所托的长寿宝瓶瓶口上方，还有一尊极小的无量寿佛。

更耐人寻味的是，从这幅壁画处右转，再行几步，还有一尊宗喀巴大师的壁画，两朵肩花上竟各有一尊无量寿佛出现在传统的“左书右剑”之前，亦是罕见孤例。

图像比较为解决前述文献资料中关于建塔时间的分歧提供了依据：吉本岗擦擦并非如《东噶藏学大辞典》所说“仿照七世达赖喇嘛制作”，而更可能出现在八世达赖喇嘛时期，即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记中所述的“藏历铁鼠年”（1780年）。

那么，铁鼠年建塔并打制擦擦的背景、原因是什么呢？

持寿、贺寿与祈寿

在爬梳18世纪下半叶的相关文献前，有必要再次考察近3000件回归古建筑的吉本岗擦擦。

擦擦两侧肩花上微型造像的形制固然罕见，更值得探究的却是其仪轨：在西藏传统中，无量寿佛与白度母、尊胜佛母共同组成了“长寿三尊”的仪轨，常见于各类壁画、造像中，然而，在吉本岗擦擦中，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却替代了无量寿佛的常见位置，出现在正中，这样的仪轨殊为少见。

具体到宗喀巴大师单体造型，其双手亦未结传统说法印，转而变为左手托起常见于无量寿佛手中的长寿宝瓶，右手施说法印。

藏传佛教文化中常有“法报化”三身的图像置换，在这一视野中，人们往往将历代班禅大师视作无量寿佛的人间化身，而宗喀巴大师则一般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代表其智慧在人间的传递，其肩花上因而常见文殊的“左书右剑”。

除宗喀巴大师外，最著名的文殊化身，可能就要算是历代清朝皇帝。《八世达赖喇嘛》传记的记叙证明了这一点：在与进藏助力抗击廓尔喀侵略者的福康安将军论及相互行礼规范时，八世达赖喇嘛首先“恳切地说”，“大皇帝乃诸佛之父尊，实为文殊菩萨”，随后当中堂大人（即福康安将军）提请达赖喇嘛光临“祈祝大皇帝万寿无疆”的布施供养法会时，达赖喇嘛再次表示，建议法会在二十五日（即藏历十月二十五日、拉萨传统“燃灯日”，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举行，因为这是“宗喀巴大师依仗事业光辉摧毁内外一切诸魔的日子”，他直言，“宗喀巴大师和大皇帝均为至尊文殊菩萨之人形化现。他们尽识相同，因而此日美满幸福。”（注9）

依照这样的关系，再去探究“藏历铁鼠年”（1780年）这个年份时，我们很难不注意到，这一年贯通京、藏两地、联系起西藏高僧与清朝皇帝的重大事件，恰与擦擦中的长寿主题有关。

1779年正月初八日，西藏方面收到了皇帝谕旨，内称“铁鼠年（1780年）正值朕之七十寿辰，班禅额尔德尼须来京为朕拜谒。”这并非中央方面的首次邀请，早在1778年，清政府就已斥巨资在承德修建了须弥福寿庙，以资班禅安禅，可见六世班禅大师进京贺寿早已是双方共识。八世达赖喇嘛的传记中用大量篇幅记录了其与僧俗各界共同送别六世班禅大师的过程，随后至1780年，其本人也多次进行祈寿相关的宗教活动。（注10）

实际上，在乾隆帝大寿前后做祝寿祈愿，在八世达赖喇嘛时期早已有先例。1771年，“前往北京祝贺文殊大皇帝六十大寿”的僧人返回，八世达赖喇嘛“高兴地接过他带回来的皇上所赐金书及赏品”，随后谈及五世达赖喇嘛曾建立专修八长寿仪轨僧源，但七世达赖喇嘛被移往四川甘孜后中断，八世达赖喇嘛下令，“为祝愿天命文殊大皇帝万寿无疆”，从当年起重建长寿仪轨僧源，建立相关修持庙宇，在上下密宗院都建立长寿仪轨修持，并召令西藏各地所有宗谿、桑耶寺、萨迦寺等都要做相应供养。（注11）

10年后，乾隆帝七十寿辰的规格更高于以往。当时在清廷，工部尚书彭元瑞做了一篇题为《古稀之九颂》的奏折，赞颂乾隆皇帝为“古稀天子”，乾隆帝十分欣赏，专门做了一篇《古稀说》，评价历史上其余4位年过古稀的皇帝均未能有自己的功绩，还刻了“古稀天子之宝”印玺。

乾隆帝的寿辰，在当时被称作“万寿节”，根据当时朝鲜使臣的记载，在承德避暑山庄古碑口外，运送礼品的大车就有30000多辆。（注12）在举国来贺的人潮中，来自藏地的祝寿尤为特别，也最受到乾隆帝的重视。

进京贺寿的六世班禅大师不仅率2000余人进京，还亲自撰写了《乾隆帝本生祈愿》，描绘了乾隆皇帝的过去十一世——包括多位护持佛法的君主和格鲁派高僧——文本采用简略而富有韵律的偈颂体，应是为了在佛教仪轨中使用。（注13）对于这位高僧进京，乾隆帝高度重视，按照此前五世达赖喇嘛见顺治帝的规格安排接待，早在六世班禅大师1779年抵达唐古拉山时就下敕谕称“朕在加紧学练藏语”（注14），其派去迎接的六子永瑢也在原有基础上专门抽空研习藏语、蒙古语（注15）；六世班禅抵达承德后也获得了极高礼遇。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记中所述建塔的“藏历铁鼠年”，即1780年，正是在这样一种举国欢庆的局面下展开的。考虑到执政者认定宗喀巴大师与乾隆帝“尽识相同”的观点，而擦擦又是藏传佛教营造佛塔的必备品（注16），在建塔的同时以祈寿为目的、打制具有祈寿意味的十万枚宗喀巴大师擦擦是较为可能的选择；按照惯例，吉本岗擦擦中这类极为特殊的仪轨，也往往只能由重要高僧亲自定夺。这也让布达拉宫中相似仪轨的八世达赖喇嘛壁画再次回到我们的视线中。

汉藏密切的图景

按照《布达拉宫壁画源流》等文献记载，祈寿神殿（即次巴拉康汉译）的九尊无量寿佛敬造以及整体壁画重绘，是在藏历水虎年1782年，正值八世达赖喇嘛24岁本命年之际，由经师授意主导完成。

此时，距离前述建塔时间仅仅过去了两年，这两年中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其中包括乾隆帝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达赖喇嘛序位差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起因，是康熙帝曾废除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导致随后的七世达赖喇嘛究竟是“六世”还是“七世”，长期无法公开确认，这也影响到八世达赖喇嘛。

1780年6月，就在六世班禅到达承德前一个月，为班禅大师安禅而斥巨资新建的须弥福寿庙已落成，乾隆帝御笔撰文《须弥福寿之庙碑记》，用满蒙汉藏四种文字正式宣布“黄教之兴……八转世而为近达赖喇嘛”，表明降白嘉措即是第八世达赖喇嘛，因此亦拨正并追认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一年后，清朝特派钦差举行仪式，正式在布达拉宫册封八世达赖喇嘛。（注17）

此时已古稀之年的乾隆帝做出如此重大决定，有其时代背景。如前文所述，西藏局势在18世纪上半叶仍处于动荡中，无论是高级官员间的激烈争斗，还是外部蒙古部落的虎视眈眈，都令地方政府风雨飘摇，清廷将七世达赖喇嘛移往四川甘孜亦是这番局势下的无奈之举，不想又令颇罗鼐一族坐大，最终引发了1750年的“冲赛康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与西藏的关系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密切。最初，清朝主要利用和硕特部贵族对西藏进行间接统治，从1717年准噶尔部入侵、清朝数次出兵开始，再到派遣驻藏大臣，强调“凡卫藏事务，皆命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裁决”，再到参与平息“冲赛康事件”，以及1793年派兵击败入侵的廓尔喀军队等，中央反复通过经济支持、军事保障，为西藏稳定提供重要支撑，也令汉藏关系持续密切。（注18）

乾隆一朝，也综合了多种方式，密切汉藏联络、加强中央地方关系。以前文已述及的“文殊化身”一事为例，将清代皇帝尊称为“文殊大皇帝”，可以追溯到五世达赖喇嘛，他遣使致顺治帝书，开头有“在涅槃世界十力千道光芒普照，大名妙音，具有六种智慧净饭王之子，曼殊师利（即文殊）之化身，圣识一切著名智慧之神，天命人君祝福万寿无疆”之语。这一称谓在清代一直沿用，但乾隆是首位有意识宣扬、强化自己文殊菩萨化身身份的皇帝。（注19）有学者研究了现存世的七幅乾隆帝御容佛装唐卡后指出：在这种图像中，乾隆的形象在带有强烈宗教功能的唐卡中出现，最为重要的是，画面上的乾隆形象，均被描绘成文殊菩萨的扮相。（注20）

无独有偶，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本泥金写藏满蒙汉四体合璧本《诸佛事略图说附彩绘佛像》，被认为是依照六世班禅大师著作而作的乾隆皇帝本生画传，蓝色地万字夔龙纹锦封面上书“万寿无疆”四个大字。册页中第一幅主尊为文殊，最后一幅主尊为乾隆皇帝，这显然是乾隆皇帝对自己文殊菩萨化身的又一次宣扬——这被研究者认为既真实体现了乾隆自身的宗教情感，也蕴藏了他“因俗而治”、利用藏传佛教安定蒙藏地区的政治手腕。（注21）

毋庸讳言，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帝，确实在其在位期间缔造了赫赫功绩。到了1780年，在其下决心解决达赖喇嘛序位问题前，他已于1757年彻底平定了准噶尔的叛乱，又于1774年得土尔扈特部请降归顺，至此蒙古厄鲁特四部全部臣服，蒙古部落对西藏的威胁已经解除，这是他能够着手理顺西藏具体问题的前提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宗喀巴大师再次成为汉藏沟通、中央、地方协调关系的重要标志性符号——达赖喇嘛将清朝皇帝视作等同于宗喀巴大师的文殊化身，与此同时，清朝皇帝也反复将达赖喇嘛褒奖为宗喀巴大师的传承者、后嗣，代表着爱国护教的精神——双方通过宗喀巴这一人物符号的宗教、法统转换，形成了相互认同以及良好的互动关系。

证明这一观点的一项重要文献出现于1783年。在正式册封八世达赖喇嘛2年后，乾隆又赐给他玉册、玉宝，敕曰“自宗喀巴崇阐宗风，宣扬梵律，尔达赖喇嘛乃宗喀巴之法嗣，根敦噜布八转世也……”，既再次认定了降白嘉措是八世达赖喇嘛的序位，也明确了达赖喇嘛转世系统是宗喀巴大师的“法嗣”。

这或许一定程度上可以为理解祈寿神殿的壁画提供依据：八世达赖喇嘛和宗喀巴大师的形象中，同时出现了有关长寿的罕见仪轨，这可能正是1780年前后中央、地方关系不断密切、西藏局势趋于平稳、汉藏关系持续密切的结果；其图像中的创新，可能也体现了乾隆一朝在文化上对西藏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乾隆在其自生的经历、文化背景与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其独有的审美意趣，成为了清宫廷的审美主流。这一时期工匠们勇于创新，不乏有突破传统造像形式的巧思之作。例如，将宗喀巴并肩莲上传统的象征物“智慧剑”与“经书”，用手持智慧剑的文菩萨与正在讲经说法的文菩萨代替。（注22）这样的案例与祈寿神殿的壁画对照，也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汉藏交流的密切，已深刻影响到文化艺术领域。

受限于文献资料不足等原因，对于吉崩岗拉康古建筑及其前身佛塔、装藏擦擦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2024年4月，为期一个月的“聚沙为塔——吉崩岗拉康文物回归特别展览”在吉本岗艺术中心开幕，免费向公众开放，向长期关注这座古建筑美术馆的观众分享研究成果，也向捐赠者致以由衷谢意。距离18世纪下半叶的那个铁鼠年，已历经了整整四个绕迥、二百四十余年，当原属于古建的三千善像回归十方神殿，我们是否也正在随之靠近历史的真相呢？

注释：

注1 《东噶藏学大辞典》（藏文），东噶·洛桑赤列编纂，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2018年11月重印）；第911页，ཇ་（序号）—རྗེ་འབུམ་སྒང་ལྷ་ཁང་དང་མན་ཐང་རིང་པོ་（标题 ）

注2、注5、注18 《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的政教业绩》，冯智，《中国藏学》1989年03期

注3 《从清朝与七世达赖的关系看清朝对西藏的施政》，蒲文成，《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注4 《清实录》

注6 《西藏噶厦历任摄政的任免及其他》，吴云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总第70期）

注7 《皇权对教权：乾隆皇帝和七世达赖喇嘛关系一例》，乌云毕力格，《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2019年第一辑（总第十一辑）

注8、注9、注10、注11 《八世达赖喇嘛传》，作者第穆·图丹晋美嘉措，译者冯智，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注12 避暑山庄百年史，王思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2003年9月5日节目

注13 《清代藏传佛教的皇权观念——以六世班禅 <乾隆帝本生祈愿>为例》，王佳，《宗教学研究》2022年。

注14 《六世班禅罗桑·巴丹益希传》，作者嘉木央·久麦旺波，许得存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注15 《六世班禅进京期间藏语翻译考述》，石岩刚，《丝绸之路研究集刊》，2021年

注16 《雪山中的曼荼罗——藏传佛教大型佛塔研究》，周晶、李天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注17 《八世达赖喇嘛及其在清朝治藏中的政教业绩》，冯智，《中国藏学》2006年02期

注19、注21 《<诸佛事略图说附彩绘佛像>——乾隆皇帝的本生画传》，李若愚，《藏学学刊》，2021年02期

注20 《乾隆的御容佛装唐卡与文殊菩萨信仰》，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3

注22 《德国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藏“宗克巴”铜像研究》，林兰兰，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