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藏地系列｜5200里

坐上火车去拉萨

我又一次坐上了前往西藏的火车。

西安到拉萨的距离大约5200里，按照Z165号列车的行驶速度，这段旅程将要耗时29小时38分。

上午九点半，火车停靠西安火车站，我拖着行李箱在站台排队检票上车。我所在的队伍旁边还有另一条属于烟民的队伍。他们手中升起的烟雾弥漫在列车口附近的过道上，仿佛是在为即将开始旅行的乘客进行某种神秘的煨桑仪式。

进入车厢，我环顾四周寻找座位。开往拉萨的火车总是满座，而车厢里则充斥着的年轻人嘈杂的笑声。尽管他们可能早在一天前就已经登上这趟列车，但漫长的旅途显然不足以消磨他们对西藏的憧憬，而这样景象是在从上海开往广州的列车上从未见过的。

“刚上车的旅客都往里面走走，别堵在过道上！”乘务员一边不耐烦地高喊着，一边用力将悬在行李架外的行李箱往里侧按。而我也顺利找到自己的座位，我被夹在一位中年阿姨和大叔之间，对面则是另外两位同样年纪的大叔。我不知他们的旅程何时开始，但一路的颠簸已在他们脸上刻下切实的倦意。

见我安顿好行李，旁座的阿姨便问我是不是去拉萨的，我点了点头，她的眼睛旋即明亮了起来，拉着我便交谈起来。原来，在这一组座位中，只有她一人是去拉萨的，旁边的那位大叔是去格尔木出差的，对面的两位则在兰州站下车。听闻我也去拉萨，她仿佛找到了同路的伙伴，一路上的疲倦一扫而空。

伴随浅浅的轰鸣声响起，窗外的站台开始后移。

“哟，这么年轻就一个人去西藏啊！这是第一次去吗？那是第几次去啦？你之前去的时候高反严重不啦？高原红唉有提前吃啊？提前几天吃？吃多少啊？我还是第一次去嘞！”阿姨的问题如潮水般涌来。 

窗外站台的景象很快便望不见了，接着是延绵的古城墙，城墙的另一侧便是我在西安停留的地方。我一边应付着阿姨的问题，一边回忆着有关这趟西安之旅的点滴。

对于选择陆路进藏的旅行者而言，西安是个重要的枢纽，一千三百年前便已如此。六年前，我曾搭乘一班进藏列车经过西安，那时正值春节，当列车在夜幕中抵达西安时，古城墙上一排排红色的灯笼划破了旅途中漫长而寂静的黑夜，这一景象仿佛成了我日后回到这座古城唯一的理由。

广仁寺的记忆

在西安，我住的地方再过两条街便是广仁寺的所在。康熙四十二年，年近五十的清圣祖西巡至此，敕令在一片明朗干燥的高地上建造一座喇嘛庙，以“广布仁义”，修好于藏蒙。两年后，寺庙落成，康熙亲自题写《御制广仁寺碑》，称其来陕西巡视时考察军政，奖学兴贤，而后念“久安长治，因俗宜民”，便将西巡所余资金用于建庙。寺庙建成后，将使“黄山岩岫，秀比灵山。渭水波涛，凝如定水。外藩属国而遥，群游净土。”

昔日，西藏与北京相隔万里，班禅喇嘛与达赖喇嘛等活佛进京朝觐，常需一年多的跋涉。而西安距西藏约五千里，距北京约三千里，广仁寺建成后，无论是作为喇嘛进京朝觐途中的行宫，还是作为皇室在西部会见喇嘛们的场所，均为双方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那个车遥马慢的时代，康熙帝深知“距离”是许多麻烦的根源，因此在西安修建喇嘛庙，既是为了缩短清庭与西藏地方的距离，也是为了缩短两地文化之间的距离。

六月的西安格外炎热，到达广仁寺正门时，我的好友小金已提着奶茶在门口等我。小金曾经是一名医生，如今却转行成为了一名“通灵师”，他对佛教颇有兴趣，听说我要来逛广仁寺，便从咸阳搭高铁赶来与我相会。我们在广仁寺边逛边聊，小金熟练地从入口旁的纪念品商店挑选了一盆鲜花供在观音殿前——那里供奉着一尊由俄罗斯椴木雕刻而成的镀金千手观音像。观音殿对面便是存放着《御制广仁寺碑》的碑亭，两名工人正顶着曝晒对碑亭进行修缮。

我们绕道中院，右侧的护法殿内供奉着大威德金刚、大黑天、阎罗法王等密宗护法神。然而这些密宗双身像的下半身均被遮挡，只露出护法神与其明妃的头部，而在藏地情况则相反，被遮挡的往往是护法神的脸部，神像的男根则通常可以堂而皇之地裸露在外。我曾在西藏艺术史的课堂上为了记下老师PPT中的大威德金刚和时轮金刚分别有几个头和几只手而焦头烂额，可每当我亲眼见到这些密宗护法神的神像或壁画时，又总会被其威严与神秘深深震撼，他们那忿怒的面容与周身阴森可怖的人骨饰品似乎有一种能教人断绝执着妄念，直面生死的魔力。

对于死亡，小金有着异于常人的深刻理解，他目睹了现代医疗体系给予死者冰冷的临终体验后，毅然辞去了医院的工作。回忆起幼年时几次神奇的“通灵”经历，小金决定探索一种比现代医疗更温暖、更人性化的临终关怀手段。他向我描述了最近为一位早夭的婴儿主持的超度仪式。在寺庙祈得菩萨的保佑后，伴随着对应经文的念诵，亡者的灵魂能够清晰地看到通往下一世的道路，从而免于堕入下三道轮回。“若有临命终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终人，除五无间罪，余业报等悉得销灭。”近期，小金经常使用《地藏经》中的经文进行仪式。

肉体的腐朽无法逆转，真正重要的选择只关乎死亡，小金的描述让我想起了藏传佛教中盛行的《中阴闻教救度大法》。敦珠仁波切曾说，在中阴身的前二十一天，亡者会有强烈的前世印象，因此这是生者能够帮助亡者的最关键时段，过了这个阶段，亡者的下一世便慢慢成形，进入新的轮回。我想，小金所从事的工作一定与《西藏生死书》中蒋扬钦哲仁波切为临终的桑腾所行的开示一样崇高。

来到主殿，我们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长安绿度母！这是一尊因“能言”而闻名的绿度母像，传闻唐朝时，吐蕃王松赞干布派大臣禄东赞来大唐求亲时带来了这尊绿度母作为献礼，唐太宗将其供奉在开元寺。641年，文成公主出嫁时请走了开元寺内的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作为回礼，但佛像的莲花底座因过重而未能带走，唐太宗见到空着的汉白玉莲花座，正犹豫该供奉何佛像时，绿度母便神奇地开口了，她说道：“皇上不必供奉其他佛像，就由我来普度长安众生吧！”从此，长安的“能言绿度母”声名远扬。康熙皇帝敕建广仁寺时，选择将绿度母移至此地供奉，也使广仁寺成为汉地唯一的绿度母主道场。

穿越了一千三百年的风霜，绿度母那少女的面庞上流露的慈悲恻隐依然触人心弦。可倘若她能再度开口，我想她一定会诉说另一段关于广仁寺的忧伤的故事：

自清同治年间的“华门之变”起，广仁寺便开始了长达百年的乱世浮沉，1911年辛亥革命后，广仁寺曾被陕西革命党人张云山领导的本地革命运动占据，佛堂一度成为理门公所用地。1922年，广仁寺重回僧人管辖，但此后，陕西历经袁世凯、段祺瑞、刘镇华等统治，期间战事不断，广仁寺也时刻面临被摧毁的威胁。1926年，在杨虎城的革命军队与刘军和镇嵩军爆发激战后，广仁寺成为了杨虎城领导的守城部队的指挥中心。到了1931年，寺院附近不知何时埋藏的火药发生爆炸，佛堂屋瓦被掀翻，周边树木全毁，方丈室轰然倒塌，唯有经像幸免于难。此后直至西安解放，寺院长期为军队占用，“庄严佛土”在战乱中饱受蹉跎。

1941年，时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的著名文物研究先驱何正璜先生拜访广仁寺，踏入度母殿时，深深被其恢弘所震撼，她在日记中写道：“既入，忽觉金光耀目，辉煌远在他寺之上，且佛饰及案上各物皆华丽异常，不能举其名。正中一佛帷上书有’南无本尊绿度母’七字及另一佛上写有’巨光天母’四字，余皆为喇嘛文不可识……”

解放战争后，1952年政府曾拨款大修广仁寺，使大雄宝殿、藏经殿、菩萨殿及僧寮、厢房焕然一新。而在之后的文革期间，广仁寺饱受摧残，寺中喇嘛被赶到工厂和农村改造，寺院被占用为宿舍和工厂用地，文物亦被洗劫一空，就连度母殿内这尊有着千年历史的唐代铜质绿度母像也未能幸免，盛极一时的佛教胜地顿时满目疮痍……文革结束后，自1984年起，在杨宗仁喇嘛和龚明勤喇嘛以及众多僧俗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广仁寺开始了不间断的修缮。1988年，广仁寺于甘肃拉卜楞寺迎來了这尊今天我们看到的木质贴金绿度母像。

度母的记忆也是广仁寺的记忆，千年的金身在百年的动荡中被摧毁又被重铸，历史总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将那些被世人冠以“永恒”之名的事物彻底粉碎，大慈大悲的绿度母何尝不是在以这种方式提醒世人，所谓“永恒”不过是一场幻觉。时间与佛陀都一再证明，唯有“无常”才是在生命的幻象中唯一不变的经验。

在藏传佛教的寺院中，藏经阁无疑是最重要的建筑，因此这里也是我们广仁寺之旅的最后一站。广仁寺藏经阁两侧分别为班禅大师与达赖喇嘛的行宫，上世纪50年代，这里曾迎来班禅大师为众说法，喜饶嘉措大师也曾三次到广仁寺讲经，留下一段爱国护教的佳话。而藏经阁一楼内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大殿中央那尊与拉萨大昭寺内供奉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等比制作的佛像，只一眼对望，耳边便顿时响起大昭寺的佛铃声，仿若回到了雪域圣城。

而关于这尊佛像的缘起，就不得不提及美籍华人齐茂椿先生。他在游览祖国西部后，特别是拉萨大昭寺内由文成公主带去的佛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后，深深被佛像的神圣和文成公主的民族大义所感动，从此，他自称“公主的侍卫”，并捐资两百万以印度小叶紫檀木复刻了这尊佛像与文成公主的雕像。2006年，在广仁寺时任主持仁钦扎木苏喇嘛的帮助下，齐茂椿的车队沿着唐蕃古道，将公主与觉沃佛重新带回了那一千三百年前的故乡——长安。

5200里

“藏式烤羊腿！现切现烤！现在预定，到兰州站就能吃到啦！”伴随着乘务员一声声的吆喝，我的思绪回到了列车上。如今，我也踏上了这条从西安通往拉萨的旅途，只不过昔日的驼铃阵阵，已被如今绿色铁皮包裹的机械引擎的轰鸣声所取代。

从前方车厢走来两位年轻人，他们手中拿着一张巨大的海报，正挨个找人在上面签名以做纪念——这是属于Z165号列车的神秘仪式。然而这些年轻人只会寻找看起来与他们穿着同样时髦的同龄人，年龄大的旅客却被排除在“仪式”之外。果然，他们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支笔，他们的海报上印着“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几个彩色大字，周围则全是属于年轻人的“天真活泼”的字迹。在我这一排座位中，我是唯一被他们选中的“会员”。类似的情景，在我上车后已经上演了三回。

在漫长的旅途中，偶尔也会发生一些小插曲。洗手时便看见了有趣的一幕，一个藏族大叔躲在厕所角落偷偷抽烟，可烟刚点燃还没抽上一口，就被经过的年轻女乘务员敏锐地发现了。

女乘务员大声斥责道：“你在干什么！不知道火车上不能抽烟吗！”

发现自己被抓包，大叔顿时面红耳赤，双手尴尬得不知该往哪放。“这里不行，那哪里能抽呢？”他带着恳求的语气小声问道。

“哪里都不行！火车上严禁抽烟，你再抽我要喊乘警了！”

听罢，大叔急忙用手指捏灭了火星，尴尬地走回座位，仿佛是一个犯了错的小孩。

列车于傍晚七点抵达西宁站，海拔攀升至三千米。为了应对高海拔环境，旅客需要在此换乘有氧列车，并添加一个柴油涡轮车头以提供更多动力。刚换乘有氧列车后，车厢内的氧气浓度显然尚未降低到足以影响旅客对目的地的憧憬，大家依旧兴致蓬勃地聊着旅行、高原以及彼此的故事。车厢里开始循环播放起《坐上火车去拉萨》和《天路》，所有告示牌都替换为汉藏双语，列车员推着一车车的“高原特产”穿行在旅客当中，倘若不考虑建筑风格的影响，整座列车活像一条移动的八廓街。

对许多第一次以火车进藏的旅客来说，这班列车所穿越的风景的确值得令人精神振奋，因为用不了多久，列车将经过海拔三千两百米的青海湖——即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再往前是日月山，一千三百年前这里曾是唐朝与吐蕃的分界，据说文成公主便是于此摔碎了日月宝镜，彻底告别了故乡。

随后，列车将在紫罗兰般的暮色中穿越德令哈，荒芜的平原夹杂着灰白的盐滩是这段路上唯一的景观，而在海子的诗中，这里却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想，海子肯定是在这里发现了比灰白盐滩和灰褐色砾石更有助于抒情的秘密！而到了后半夜，列车将会驶入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那是藏羚羊、野牦牛与藏原羚的领地，也是世界上少数尚未被工业文明污染的区域。可可西里西南部与藏北广袤的羌塘平原相接，构成了地球上人口密度最稀薄的地区之一。

凌晨一点左右，列车过站格尔木，我也在这里成功补上了卧铺的车票。在认真地与邻座大妈和大叔们告别后，我便提着行李前往卧铺车厢。此时，缺氧与困意已使车上的旅客逐渐沉寂，而车窗外则是一片彻底的漆黑。列车在这片亚洲最大的无人区的深夜中行驶，仿佛一艘孤独的船只独自航行在太平洋的深处，其发出的任何光线都会被窗外海洋般无边的黑暗轻易吞没。

海拔已至四千米，缺氧的环境让我实在难以进入深度睡眠。不久，我便伴随着干裂的嘴唇和轻微的头痛醒来。耳边隐约传来诵经的声音，我这才注意到对面的床铺上坐着的一位藏族老奶奶，不知道她已经这样坐了多久，只见她静静地念诵六字真言，手中的念珠在指间轻轻拨动。这样的场景在拉萨的茶馆里并不少见，在那里，这些藏族老人常常会点上两磅酥油茶，然后坐在长椅上开始诵经，累了便直接躺下休息，总之她们的状态就在念经和睡眠之间来回切换，如此便可以消磨一整天的时光。

列车驶出了可可西里的黑夜，朝着遍布着错综复杂的湖泊与水系的那曲草原进发，窗边也开始聚集起越来越多的旅客。藏族奶奶不知祷告了多久，又爬上床铺，呼呼大睡起来。我毫不怀疑，这种对大多数人而言枯燥乏味的日常，对有着虔诚信仰的藏族奶奶来说，一定就像收集整个车厢旅客的签名对于那些初次进藏的年轻人一样重要。

在旅客们一声声的惊叹中，列车开始翻越念青唐古拉山。远远望去，被厚重的云层包裹着的巨大的灰白色山体从灰绿色的毛茸茸的草原上携带着整条地平线向上隆起，云雾稀释了山顶白雪反射的紫外线，使高原的光线更加柔和。奇妙的是，整片天空中的云朵偏偏都聚集环绕在唐古拉山的山头，让人不禁怀疑，这座山是否如其藏文名一般，具有某种灵验的神力。

唐古拉山，也曾是文成公主所踏足的地方。据新旧《唐书》记载，641年正月十五，公主从长安出发，途经渭水到兰州，穿越西宁，翻越赤岭，昆仑山与唐古拉山，经那曲，最终于643年藏历四月十五到达拉萨。我不禁想到，一千三百年前，当这位在关中平原长大的年仅十六岁的女孩第一次看到这座从草地上生长出的可以搅动云层的庞然巨物，她是否也会像千年后的列车上的旅客一样惊叹不已。这条进藏之路，文成公主跋涉了两年零三个月。今天，乘火车重走这条路线仅需一天多，而这样的速度仍远未触及现代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极限。

三百年前，康熙帝以广仁寺为枢纽，拉近了汉藏交流的距离，而今，人类通过更强硬的方式抹去地理上的障碍，那些被铁路贯穿的高原山峰便是最好的见证。现代文明几乎消灭了地理上的距离，但“距离”仍然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存在。在这班列车上，那些兴奋地规划着接下来一周的“朝圣”计划的年轻人与那些被他们排除在签名仪式之外的中年人之间的距离该如何测量？那位因不了解火车上的禁烟条例而被乘务员训斥、尴尬地捏灭烟头的藏族大叔，与那些一路上拿着手机不停拍摄风景照并发布在朋友圈收获大量点赞的时髦汉族姑娘之间的距离该如何测量？那位除了诵经便是睡觉的藏族老奶奶，与尚且不清楚信仰究竟为何物的我之间的距离又该如何测量？

列车在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车站到达了这趟旅程的最高点。直到今天，前往非洲的旅客仍然难以想象搭乘火车登上乞力马扎罗山的场景——那是一座在原住民心中与念青唐古拉同样神圣且巍峨的山峰，而这正是青藏铁路所带给旅客的震撼。

对于许多旅客而言，唐古拉山带来的那种“神圣的直觉”，与拉萨乃至整个西藏所带给他们的直觉无异。然而，大多数旅客或许并不清楚这种直觉从何而来，包括多年前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的我。自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出版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以来，西藏这片约25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便在西方话语权力的运作下成为了一片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遗世独立的人间净土，“香格里拉”这一个虚构的称谓也成为了西方人心中憧憬的世外桃源和伊甸园的代名词。直到半个世纪后，美国藏学家小唐纳德·洛佩兹的作品《香格里拉的囚徒们》问世，人们才逐渐开始反思这种西方刻板印象对西藏及其所创造的文化景观的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