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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从古至今同名者数不胜数，以传统英雄人物的名字作为取名来源者更是司空见惯。然而奇怪的是，元明之后，“伯颜”“帖木儿”“也先”这些有着辉煌历史的名字却日渐式微，如今更是很少有人以此为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古代蒙古人的取名方式
名字是一种文化符号，也是生存在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人得以被区分的关键。一个人的名字通常由姓和名组成。然而，古代的蒙古人却没有自己的姓，通常只以自己所在的部落作为姓氏，如塔塔儿台、兀良合台、亦乞里带等。即使到现在，许多蒙古语名字仍然是不带姓的，或者在名前加上源于父名的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全名。那么，古代的蒙古语名字是怎么取的？
作为游牧民族，蒙古牧民终年从事狩猎和畜牧，久而久之，便习惯以动物的名字来给人命名，希望孩子长大后像动物一样聪慧、勇敢、忠实、善良。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成吉思汗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勃儿帖赤那（苍狼）和豁马兰勒（白鹿）的后代，这是最早出现的一男一女的名字。而《蒙古秘史》中记载的450多个蒙古语人名，基本源自蒙古语或突厥语，翻译成汉语后，与我们常见的汉名迥然不同。这些名字里有许多都是以动物来命名的，如：阿思兰（狮）、巴儿思（虎）、脱里（鹰）、那海（狗）、阿尔布古（有花斑的鹿）、昂吉尔（黄野鸭）、玛喇勒（牝鹿）等。
其中，男人们因喜爱老虎的凶猛强悍，因而在取名时多以虎为名，并在虎前加形容词，形成了哈喇巴儿思（黑虎）、昔喇巴儿思（黄虎）、乌兰巴儿思（红虎）等多个名字。除老虎外，牛因为体健力强，勇猛无畏，也颇受喜爱。因此，以不花（犍牛）为名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并形成了帖木儿不花（铁犍牛）、哈喇不花（黑犍牛）等名。在汉文史料中，不花的“不”又译作普、鸿、补、卜等，“花”又译为华、化等，这就造成了同人异名的问题。此外，还有摩琳（马）、绰和尔（豹花马），还有以羊为人名的伊玛噶或亦马罕（山羊羔）等等。
与男性不同的是，女孩多以花草为名，这是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如花草般美观、精致，惹人喜爱。例如：阿拉坦琪琪格、阿拉坦花、蒙根花、莲花、其其格（花名）等等。此外，还有给女孩起男孩名字或给男孩起女孩名字的习俗，这主要是希望男孩像女孩一样内敛、温柔、文雅；女孩像男孩一样强壮、豪气、大度、结实。
除具体事物外，还流行以美好意愿或象征性词汇取名。以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名臣、灭亡南宋的伯颜为例，“伯颜”一名源自蒙古语，意思是富有、尊贵或有福气的人，体现了一种吉祥的寓意。还如因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明英宗而被人熟知的瓦剌部领袖也先，他的名字在蒙古语中意为智慧或神圣，也是一个具有崇高意义的词。此外，“帖木儿”也是一个常见的带有象征性的名字，意为铁，象征着强大、不屈和坚韧，元朝有三位皇帝均为此名：元成宗铁穆尔、元文宗图卜特穆尔（图帖睦尔）、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以上名字都可翻译为“帖木儿”），还有元末名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等。
此外，蒙古语中给孩子取名也常常依据他们出生时发生的新奇事件。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成吉思汗本人。在一次战争中，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战胜了塔塔尔部，俘获了塔塔尔部的首领铁木真，而此时他的妻子诃额仑刚好生下一个婴儿。为纪念这次战争的胜利，也速该便给婴儿起名为铁木真。
取名方式发生变迁
人名是反映民族文化、民族社会的一面多棱镜。它既表达着命名人的文化水平、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美好愿望，也深刻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观念。
在元朝时期，随着中原地区的统一，不同民族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其中包括汉族与蒙古族之间的深入交往。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也影响了人们的命名习惯。一些名字开始融合了汉文化的特色，在《蒙古秘史》中，就记载了一人名为“捏坤太石”，太石即汉语太师的音译。除此之外，还有“王巴特尔”“张舍楞”等“半蒙半汉”的名字。成吉思汗的女儿——郓国公主图满仑，也译作图门娄，其中“图门”意为“万”，“娄”即“龙”，可见蒙汉文化的结合。另外，还有一些蒙古人采用汉语的字号，如宝巴，字公孟，号普安。同时，汉文化中的一些称号也被采用，例如“黄台吉”即汉语“皇太子”的读音，以及“卫征”来自汉语“武将”，“卫征诺颜”即“武将老爷”等。
元朝灭亡后，随着蒙汉文化的深入交流，很多蒙古语名字开始采用汉语音译或直接使用汉名。他们所使用的汉姓包括朱、李、王、张、杨、白、安、马、陈、郭、蒋、丁、姚、柏、夏、高、崔、冯、戚、莫、邓、刘、鲍、罗、韩、穆、叶、焦、苗、田、金、柴、薛、吴、毛、宋、陆等等。
在明朝时期，官方积极推动民族融合，从永乐元年（1403）起，明成祖朱棣便对一些归附的蒙古人赐以汉姓汉名。例如把都帖木儿，也称巴图特穆尔，在永乐三年（1405）归附明朝后，被赐予汉名吴允诚；满束儿灰，也称玛勒苏尔叶，在永乐四年（1406）归附后，被赐予汉名柴志诚；阿儿剌台，也称阿尔拉卜台，被赐予汉名杨汝诚；朵列干，也称多罗罕，被赐予汉名吴存敬等。
到了清代，清朝统治者始终重视满蒙关系，多次与蒙古贵族联姻，对其封爵封号、赐名。如蒙古族学者运昌（1753—1813），乾隆四十五年（1780）中进士，受乾隆帝的赏识，赐名法式善（满语奋勉、竭力）。在此情况下，很多人也开始用满语来为自己孩子取名，如巴达（扩大）、雅尔哈（豹）、阿林（山）等。这反映出我国历史上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融。
除了民族融合的因素之外，佛教文化对蒙古语名字的形成也有显著的影响。在13世纪下半叶，随着与中亚地区信仰佛教的畏兀儿等民族的接触加深，以及西藏地区的归附，元朝统治者逐渐转向佛教信仰，蒙古人也开始采用与佛教相关的梵语、藏语名字，并将其翻译成蒙古文或汉文。这些含有佛教意义的名字常常以“奴”“保”“童”等字结尾，例如“佛家奴”“观音奴”。
到了16世纪，藏传佛教文化对蒙古语名字也产生了影响。当时，许多部族首领和贵族都为自己取了藏语名字，如土默特阿拉坦汗，本名阿南达（胡达拉·白斯古朗），其长子名为僧额（意为狮子）；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称号博硕克图汗（意为天命汗）等。普通民众亦然，他们时常会去寺庙请喇嘛卜凶问吉、举行法事，并在给孩子取名时请求喇嘛赐名，如布达（梵语“佛”）、桑节（藏语“佛”）、额斯伦或柯昔伦（梵语“天”）、多尔济（藏语“金刚”），以及多尔济巴勒、僧格林沁、僧格喇布坦等。
结语
了解了蒙古语名字的取名方式和发展历程后，“伯颜”“也先”“帖木儿”这些勇武的蒙古族名字消失不见的原因便呼之欲出了：一方面，随着蒙古族与不同民族、宗教及文化的深入交流，他们的命名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一些曾经流行的名字可能在后来的时期不再受到青睐；另一方面，蒙汉之间的姓名翻译存在不确定性，并且带有时代特色，同一个名字在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译法。
因此，“伯颜”等古老的名字其实并没有被人们忘记，而是“改头换面”后，以另一副模样呈现在我们面前。例如，“伯颜”如今被改译为宝音、巴音、巴彦、布彦。“也先”又被译为额森、也速，如今我国境内叫此名者已然不多，但中亚地区有许多人名为“叶先”。另外，“伯颜”等传统译名其实也并未完全消失，只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传统名字变得不如过去常见，或更多用于特殊场合，如历史研究、文学作品中。
相信在未来，蒙古语名字也将继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展示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变革的印记。
参考资料：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
余大钧：《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蔡志纯：《略述蒙古人的姓名》，《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社会科学汉文版）》1989年第4期
L.莫色斯，萨仁托雅：《蒙古人名的命名方式》，《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1年第1期
苏依拉：《人名：民间文化的多棱镜——从蒙古人名的变迁看中国文化中的民族关系》，《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韩玉英：《浅谈蒙古人的命名习俗》，《语文学刊》2010年第24期
司律思，唐莉：《元朝及明初蒙古人的名字》，《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1年
敖日格乐：《内蒙古蒙古族人名命名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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