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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美国一位典当行主埃文·凯尔
（Evan Kail）
在收到许多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坚持将一本揭露日军侵华罪证的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2024年11月中旬，凯尔首次来到了中国，并确定要在12月13日，参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他踏上南京的土地时，严肃地解释了要来南京的原因：愿更多人了解真相。西方社会对南京大屠杀了解多少？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惨案。但在西方社会，关于这一屠杀的探讨长期以来仅停留在学术研究的范畴，国外民众对这一历史事实缺乏基本的认知。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在一次记者采访中表示，在她决定去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时，她去图书馆试图查阅更多资料，却找不到与此相关的信息：
“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在市里的公共图书馆里，在我的世界历史教材里，什么都找不到。更糟糕的是，我的老师们居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这种情况不是孤例。在美国，每年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周，会有很多学生前往犹太教堂参加活动。西方人谈及大屠杀想到的大多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却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2017年，一项关于中日以及西方社会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调查表明，64.5％的西方国家受访者表示自己不知道这段历史，所有的西方国家受访者表示，自己并不了解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和态度
日本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文化界即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了争论。根据其对南京大屠杀所秉持的立场，可以将其划分为“屠杀派”“虚构派”和“中间派”三个派别。由于日本官方文献在战后遭到了有组织地销毁，日本“虚构派”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出版了大量否认侵略事实的历史著作，如果将他们的观点进行分类归纳，可以发现这些“虚构派”的所谓“观点”一部分来自东京审判中辩护方的辩护词，这些观点早已被法庭所拒绝。另一部分则在“加工创新”后成为“新观点”，而这些观点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沦陷前南京人口不足30万；2.屠杀俘虏是捏造；3.只有红卍（wàn）字会（The Red Swastika Society，1922年中华民国在北京创立的一个“以救济灾患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的民间慈善救济机构，发源于民间宗教组织道院）从事了埋尸工作；4.两万妇女遭强奸是不存在的；5.日军的抢劫被误解；6.证人证词依据传闻；7.相关文献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8.能够证明南京暴行的照片一张也没有；9.南京大屠杀是中国宣传战的结果。
较之“屠杀派”，“虚构派”的观点在日本民众中的影响更大。除了在日本国内进行宣传之外，“虚构派”还成立了专门的组织———“向世界传达史会”（Society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Historical Fact），通过开设英文网站向世界宣传其观点。该网站主要发布关于中日关系历史事件的英文文章和书籍，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占了较大比重。
1990年，时任日本众议院议员的石原慎太郎在接受美国《花花公子》杂志专访时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编造的。”这再次掀起争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家的这种“失言”愈发频繁。1994年5月，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宣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时任首相羽田孜更换了法务大臣，随即遭到大批右翼分子的声讨。同年8月，时任文部大臣岛村宜伸否认侵略战争，认为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否属于侵略战争是“见仁见智”的。时隔几日，时任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否定侵略战争，并声称在日本的帮助下，亚洲国家从欧洲的殖民支配中取得了独立，并大谈日本对殖民地教育的普及和基础建设。
2009年，由中德法三国合拍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拉贝日记》在欧美国家赢得众多奖项，但在日本国内却受右翼势力的影响，不断被推迟放映，甚至被封杀。
日本右翼知识分子为声援日本政府，纷纷对《拉贝日记》展开证伪，企图通过抹杀《拉贝日记》的真实性达到抹杀“南京大屠杀”的目的，如松村俊夫在《南京大屠杀大疑问》一书中质疑《拉贝日记》无历史根据、系杜撰。东中野修道在《重读〈拉贝日记〉》一书中说《拉贝日记》过度润色、删除了一些“重要事实”，甚至认为日记中所记录的日军暴行其实是“支那士兵”暗地进行的反日捣乱行为，日记错把“支那人”的流言蜚语当作事实进行记述。
与此同时，战后日本新旧世代更替也加剧了日本社会的保守化。这些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侵略战争，且未接受过日本的“加害责任教育”，对侵略历史缺乏关心和了解。日本因历史问题不断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反而增加了他们的逆反心理，将前世代的行为视为一种“自虐史观”。根据2013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关于“你认为这场战争是否是对亚洲的侵略战争”这一问题，回答“是”的人中，20-30岁占45%，30岁以上的占55%；回答“不是”的人中，20-30岁的人数占33%，30岁以上占26%，可见年龄越小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就越薄弱。
日本对战争的认识是以“自卫自存”的战争理论以及日本国民的受害意识为起点的战败责任论，“视而不见”成为许多日本民众的态度，正如日本学者藤原归一所说：
“日本国民并非因为经历了太长时间而忘却了战争，而是因为不愿看到，而早早地闭上了眼睛。”
日本言论NPO2017年的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原因，排在第二位的就是中国“就历史问题批评日本”，占比高达46.4%。
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04年，全国政协原常委、民建江苏省委原主委赵龙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详实的馆藏带给赵龙极大的震撼和内心难以抑制的悲愤。此后不久，赵龙带着放假回国的孩子再次前往参观。孩子说，“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在海外不太有人知道，他要用小摄像机拍下来给国外的同学和朋友们看。
在波兰，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日本还为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建立了国家级纪念馆。彼时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仍然是一座地方纪念馆，每年只有地方层面的悼念活动，这并不符合它的实际意义和国际影响力。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赵龙草拟了一份提案，建议：
2012年，赵龙又一次提交了设立国家公祭日的提案。同时，全国人大代表、时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邹建平也建议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日举行国家公祭。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得知消息的赵龙说：
“我觉得我做了该做的事情，这是政协委员的政治责任。同时，我觉得我做了正确的事情，这件事越久越能体现价值，历久弥坚。”
“我来给你们献花了，日本人能承认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杀的，我就满足了，到现在还不能。”
2024年，已经95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在家人的搀扶下，向逝去的亲人和死难同胞献花。据统计，2024年已有6位幸存者离世，他们是：程福保、陈桂香、刘素珍、高如琴、石秀英、周智林。截至目前，由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2位。从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8月15日，十四年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潘家峪惨案、南昌大屠杀、平顶山大屠杀、老黑沟大屠杀、凌县大屠杀、宁武县城大屠杀、粟柴坝大屠杀等一系列滔天罪行。对于中国人而言，南京大屠杀凝结着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有关苦难的共同记忆，是对捍卫和平的强烈渴望。
为什么要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因为在这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中，有30万同胞失去生命；因为仍然有夏淑琴这样的幸存者们忍受着巨大的伤痛；因为仍有无数人在期盼着正义与公道；因为有些记忆需要世代被传承下去。南京大屠杀，是南京城里30万余同胞绝望的喊声，是我们许多祖辈的亲身经历、切肤之痛，也是积淀在我们民族血脉中的惨痛记忆。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国家公祭日来缅怀那些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以及所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卓越贡献的英雄先烈；需要这样一个“以国之名”的公祭来铭记历史，捍卫和平。
世界各国都有哪些“公祭日”
在当代政治文化中，“记忆”与“认同”成为公民历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在2005年11月1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将每年1月27日定为缅怀大屠杀遇难者的国际纪念日，除此之外，各国也会就本国战争或其他历史事件中的死难者设立国家哀悼日、纪念日或公祭日，通过官方祭奠深化本民族付出的代价和做出的贡献，以此敦促民众不忘历史、尊重生命。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国际上的惯例。
在俄罗斯，每年5月9日是“卫国战争胜利日”。关于卫国战争的历史记忆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也被认为是俄罗斯军队的实力与荣耀、士兵的英勇气概的重要来源以及国家强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一天，俄罗斯总统会向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陵墓献鲜花，并在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
新加坡于1967年2月15日建成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此后每年，新加坡政府、警察部队、宗教团体、中华总商会、死难者家属代表等都要在纪念碑旁举行悼念和祭祀活动。同时，政府还将每年的2月15日设立为“全面防卫日”，以纪念日占期间死难的同胞，并提醒新加坡年轻一代牢记日本统治时期的悲惨日子，让他们了解自由与和平的可贵及全面防卫的重要性。
波兰、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将1月27日设为国家级哀悼日，以国家公祭的形式来祭奠二战屠杀中的死难者。
2024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202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我们举行国家公祭，就是要宣示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承先烈遗志，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的坚强决心。
参考文献：
张源：《从电影版〈拉贝日记〉看日本民族主义》，《大连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00期。
冯翠、姜良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对中国、日本及西方民众的调查》，《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4期。
杨夏鸣、吴泽林：《日本屠杀虚构派“外宣”研究: 现状与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徐志民：《日本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来自中国学界的观察》，《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9期。
吴艳：《日本社会关于“南京大屠杀”论争的发展演变过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徐梦云、史童歌：《“等日本承认这段历史”，95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在“家祭”现场再次发声》，《现代快报》，2024年12月1日。
苏建轩：《从一份提案到国家公祭日的诞生》，《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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