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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社交媒体“小号”吗？本文以同时拥有“大号”和“小号”的Z世代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使用“大号”和“小号”社交媒体的目的以及经历。“小号”里面的内容是隐私吗？如果是隐私，为什么要发布？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一起阅读本文吧！
张潇月 北京大学
“副号即隐私”：Z世代用户社交媒体
信息发布行为特点研究
[目的/意义]Z世代用户群体已占据我国社交媒体用户逾半数比例,该群体具备“‘热梗’即语言”､以技术机制对抗社交媒体不利影响､使用需求分层与“类Finsta”文化的特点｡了解Z世代用户在社交媒体中的信息发布行为特点,能够为理解其使用偏好提供实证参考｡[方法/过程]通过理论抽样,对12名在同一社交媒体平台中同时拥有主副账号的Z世代用户开展半结构化访谈,并以扎根理论方式分析访谈转录稿｡最终形成Z世代用户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目的､隐私认知､人际关系认知､信息接收者认知､社交平台的空间划分和社交媒体信息发布行为这6个理论范畴,并讨论了18个具体范畴间的关系,以及3条用户从主､副账号间的迁移路径｡[结果/结论]Z世代用户“去社交化”“情绪表达与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的社交媒体使用需求,促进其对社交平台空间的再划分｡该信息实践创造并强化了“副号即隐私”的认知,使Z世代用户通过控制信息发布的时空范围､内容语境和发布频次的方式,实现隐私边界的动态平衡｡文章同时基于该特征从平台和用户角度讨论了用户体验优化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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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的普及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用户一方面享受着移动互联网发展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也经历着新型社交方式带来的“社交媒体倦怠感”｡腾讯研究院的一项报告指出“,朋友圈斋戒者”成为整个社交网络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逆流”[1]｡在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活跃程度光谱的两端,存在多种过渡状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用户信息发布行为在同一社交平台的不同账号中呈现出的“此消彼长”状态,即用户在社交媒体副账号(如“微博小号”)上发布动态频率较高,且进行情感的宣泄与表达,以实现自我情绪调节｡这种状态反映出社交媒体用户独特的人际相处模式｡戈夫曼(Goffman)的“表演理论(又称“拟剧理论”)成为该现象的解释方案｡该理论借用戏剧的隐喻,以说明人们面对不同的观众会进行不同类型的表演“｡表演者”的目的是在观众心中塑造其所期望呈现的形象｡后续研究也论证了该理论在互联网情境下仍具有适用性——不同社交平台中的信息动态发布者所想象观众群体的不同､所对应的语境各异,造成了在不同社交平台上动态发布的内容类型､频次的差异[2-4]｡与“表演”状态相对的另一种状态是“表达”状态｡处于该状态的用户不再关心如何去理解所面对(潜在)观众的想法,更多地是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如负面情绪发泄､追星､参与热点话题讨论等,此时他们与潜在“信息接收者”间的关系呈现出工具理性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互联网时代一种特有的人际关系｡这种现象启发笔者重新审视戈夫曼的表演理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适用性｡移动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必要的人际交流媒介,2020年艾媒咨询的调查显示,微博已跻身我国拥有亿级月活量的移动社交平台第一梯队[5]｡另据2021年6月微博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超75%的用户属于Z世代,即1990年或之后出生的一代[6]｡这类用户群体是伴随着互联网普及而成长的“数字原住民”｡因此,其生活的各方面均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而在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Z世代用户群体信息行为的特点,鲜有专门讨论｡因此,本文以Z世代用户在社交平台中的信息发布行为为例,关注技术影响下Z世代用户多样化的使用需求,特别是多样化的社交需求,分析其在线社交活动中信息发布行为的特点｡据此,提出如下研究问题:(1)Z世代用户对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需求有何特点?(2)Z世代社交媒体用户的社交需求如何影响其在社交平台中的信息发布行为?![]()
文献综述
Z世代用户群体在处理社交平台人际关系中的特点可总结为以下三方面:Meme as a language(互联网模因/网络“热梗”即语言);利用技术机制对抗社交媒体带来的不利影响;社交媒体平台使用需求分层与Finsta文化｡本小节将主要关注前两方面,后一方面将在下小节详述｡(1)Meme as a language(互联网模因/网络“热梗”即语言)｡Meme也称为Internet Meme,即互联网模因或网络“热梗”,泛指互联网文化中广泛传播的概念､行为､表情､图像或视频片段[7-9]｡快速传播的“热梗”,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也是用于处理情绪和表达想法的重要途径｡GWI对超2000位Z世代用户的调研显示,73%的人表示他们开始在现实生活中使用这种Meme,且Z世代用户在创建､分享Meme,关注Meme相关公众号方面,均明显大于其他年龄组[10]｡这表明Z世代用户群体具备个性化､创意化的情感表达方式｡(2)利用技术机制“对抗”社交媒体的不利影响,呈现“平台摇摆”(platform swing)的特点｡Z世代用户善用退出和范围控制的技术机制,降低社交媒体倦怠感｡研究表明,Z世代在线行为取决于对外在环境的感知安全程度[11]､融入与适应相关“圈子”､生活的娱乐与消遣､信息搜寻与搜索､情绪表达和宣泄[12]等因素“｡平台摇摆”是Z世代用户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另一特点｡Tandoc等[13]发现,用户通过在多个平台不断切换,以呈现“多面”的自我,自主区隔不同受众群体｡一方面,“平台摇摆”促进信息发布者管理受众群体,更好地进行社交｡另一方面,Z世代用户通过主动选择不同信息发布场域(如申请副号),有效地“断绝”社交联系｡2.1.2社交媒体平台使用需求分层与Finsta文化Z世代用户群体能够有效利用技术机制,运用“逆整合化”思维,对社交媒体的空间进行再分层,达到个性化社交的目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用户在探索“自我呈现”的分享需求和既往发布内容“隐藏”间的平衡｡正是这种“表达”和“隐藏”状态的切换,引起了同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圈层划分现象｡Zhao等[14]发现,用户将社交媒体平台划分为“用于创建内容的表演区”“用于管理内容的展示区”“用于保存与维护内容的个人区”｡Kang和Wei[15]的研究也证明了“圈层”划分现象的存在,他们发现用户在Instagram主号(即Real Instagram,Rinsta)上的使用动机主要为社交互动和偷看他人发布的内容;而副号(即Fake Instagram, Finsta)中的使用动机则主要是逃避现实和内容保存｡据此,其认为人们对社会的认同和归属感是促使SNS(社交网络服务)用户积极寻找多重身份的原因,不同的“身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使用需求｡这种在同一社交平台中注册副账号,从而实现不同使用目的的操作,以及其背后的交流模式､规范等内容,被统称为“Finsta文化”｡数字技术同样基于Z世代用户对观众的考量,影响着Z世代用户对人际交往活动的认知[11]｡Dewar等[16]发现,受众差异是Finsta和Rinsta的关键区分因素｡Finsta是一个私密的､未经过滤的表达空间｡Finsta通过“舞台的重新设置”(setting the stage)更有针对性地隔离受众,以更好地达到社交目的｡Huang和Vitak[17]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即用户在Finsta中跳脱出“表演”而专注于自身,将Finsta视为可以发泄愤怒情感的地方,而不必担心评判和负面后果｡即使Finsta和Rinsta在发布内容上有交叉,用户们也更愿意在Finsta上分享更多不完美的“幕后”(behind-the-scenes)时刻｡本文更加倾向于Huang和Vitak的观点,即用户在自我表达时,社交媒体中的好友对用户来说只是一种实现情感表达状态的工具｡这种观点也在研究中被证实,即年轻大学生将社交媒体当成了在互联网中进行自我表达和缓解心理情绪的一种工具[18]｡这也印证了社交媒体平台中的人际关系存在工具理性的特征｡Marwick和Boyd[19]也阐述过相似的情况,他们在研究Twitter博主时发现,这些博主们在Twitter更加强调“我”｡对他们来说,Twitter是个人空间,其他人的反应不重要｡类似地,Hewitt和Forte[20]对某大学的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大学生认为,老师不应该出现在他们的Facebook上｡这种情况下,信息接收者被信息发布者符号化,成为发布者在自我表达状态下所凭借与利用的工具｡由于社交媒体具备的聚合人际关系的功能,用户也在根据与其他用户间人际关系的亲疏,动态划分“前台”和“后台”,不断重组自己的隐私空间｡但目前使用“表演理论(拟剧理论)”开展的研究,对这种“隐私空间”划分过程的讨论尚不充分｡信息场(information grounds)理论由Fisher和Naumer[21]在20世纪90年代末关于足病诊所社群中日常信息共享行为的研究中提出｡其主要指当人们为了某个单一目的聚集在一起时,暂时创造了一种促进自发和偶然地信息共享的社会氛围[22]｡信息场起初是作为人们偶然共享信息的“场所”,空间和社交因素是其组成内容[22-23]｡后续研究中,信息场被广泛用于解释各类用户群体形成的信息交流场域中的互动关系,如公共图书馆中产生的非主要活动目的的信息交流[23-24]｡一项针对社交软件Slam中社交群组的研究扩展了该理论在网络环境中的解释力:高效的信息共享就是信息场的直接影响,而不是特定活动的副产品[25]｡我国学者也通过该理论来解释微信朋友圈中的“嵌套关系圈”现象[26]｡Fisher整合系列研究后提出了信息场研究框架的“三元论”,即“个体-场所-信息”｡其中个体因素包括人数､类型､熟悉度､社会角色､动机､知识等;场所因素大体与前期相同,包含空间和社交因素;信息因素包括重要性､讨论频次､创建和共享､主题等[27-28]｡既往对信息场的研究更加强调基于弱关系､信息互动(信息分享)强化现象｡当前对信息场的研究也没有关注到本文所提及的现象,即基于强关系､但信息交流(信息发布)弱化现象｡信息发布行为是社交媒体信息行为的组成部分｡邓胜利等[29]通过梳理2013-2017年国内外研究,认为信息分享与传播行为是社交媒体信息行为三大类主题之一｡有学者总结了用户社交媒体参与行为的谱系,认为其包括:发布､评论､点赞､分享､转发“､@”､浏览､收藏这8类典型行为[30]｡还有研究基于信息行为整体分类,将“信息创建”视为社交媒体情境下信息行为的典型类型[31]｡作为新型数字场域,社交媒体具备的聚合多重社会身份用户､语境崩塌等特点,也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如信息过载､使用倦怠和错失焦虑,非理性信息行为,隐私信息泄露等｡其中“,社交媒体使用倦怠”和“错失焦虑”是社交媒体信息过载的情感性结果;而社交媒体的转移､不持续使用､信息控制､阻碍正常生活､降低工作效率则是信息过载的行为性后果[32]｡用户已开始主动通过自我调节的方式应对社交媒体产生的负面影响,其中既包括“斋戒者”,又包括“匿名隐身使用者”｡相关研究多关注“斋戒者”的系列行为,诸如沉默潜水､忽略倦怠､屏蔽免扰､知识隐藏等[33-34],鲜少关注“匿名隐身使用者”的主动应对策略｡因此,本文将探究在同一平台中切换不同账号实现匿名化的Z世代用户信息发布行为的特点｡当前研究识别出了社交媒体信息需求的类型,信息获取､使用､规避､中缀行为的特点,使用体验中不同情感极性的具体表现[35],以及上述行为的影响因素,且从用户“印象管理”视角,识别了“平台摇摆”现象,但鲜少涉及用户在同一平台不同账号中信息发布内容的差异｡特别是,既往研究较少从人际关系属性出发,探究不同使用需求下用户信息发布行为形成的具体路径｡从用户群组来看,现有研究初步关注了Z世代用户信息行为的独特性｡但既有研究较为宏观,并未从Z世代网络文化“､需求-行为”间互动机制的角度,探讨Z世代用户不同层次的使用需求,以及其在“平台摇摆”现象中信息发布行为差异的深层影响｡因此,本文将从Z世代用户在社交平台中的人际关系特点出发,了解用户在不同人际关系认知的情况下,如何平衡“使用需求”与“信息发布行为”间的关系,并探究其中的典型信息发布行为路径,以便为了解Z世代用户社交媒体信息实践提供实证参考｡本研究采用理论抽样的方式,将研究对象的范围界定在拥有微博主账号和副账号,且截至访谈时间点的近半年内仍然将该程序作为主要社交工具(每周使用3次以上)的Z世代用户｡本文选择了限定较为宽泛的划分标准,即出生年份在1990-2009年间的人群｡在社交媒体上,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招募Z世代的受访对象,在平衡性别比例(男女生数量各一半)､社交媒体使用时长的原则下进行选择｡以半结构化访谈方式收集资料,访谈时间为20到40分钟不等｡受访对象为在校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或大学毕业后刚入职的人员,年龄集中在21至28岁之间｡访谈时间为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在征得受访对象同意后,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并人工转录为文字稿｡通过逐次对访谈文本进行扎根理论分析,再进行接续访谈的工作步骤开展访谈,视收集到的信息增补访谈问题｡当达到理论饱和,即不再出现新的概念时,完成访谈工作｡以前4次访谈出现的概念类别数量作为基础,依次与后2次出现的内容中新概念维度的数量比对｡发现从第11次访谈开始,新出现访谈内容少于已有全部内容的5%后,停止访谈[36]｡最终共计访谈了12位受访对象,具体信息详见表1｡
本文根据研究问题和文献综述,设计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内容主要包括:(1)对本文核心概念社交媒体信息发布行为的解释,即:社交账号主体在社交平台上的原创内容发布､转发､评论行为｡(2)使用微博发布动态类型的差异､原因,开始注册微博的原因,动态发布频率与内容有明显变化的原因和关键事件｡(3)注册微博“小号”的原因是什么､信息发布的内容类型与“主号”相比有何差异,同时还询问了用户是否在微信上拥有“大､小号”等问题,以便扩展讨论研究发现｡接下来,对访谈资料开展三级编码[37],通过开放式编码,对访谈文本进行分类,部分开放式代码采用实境编码(in-vivo coding)方式;通过主轴式编码选取具体范畴;通过选择性编码识别其中的核心主题作为关键概念,以此为基础解释和分析研究问题｡本研究共形成了包含6个理论范畴与18个具体范畴在内的“使用需求驱动的信息发布行为”理论框架,编码结果详见下页表2｡结合该理论框架,笔者进一步讨论了各具体范畴间的关系,详见65页图1｡本质上,用户的社交媒体信息发布行为受到其使用需求的影响｡虽然使用同一社交媒体平台,但是用户在不同账号所构成的“虚拟空间”中,其使用需求有明显差异｡由此,形成三条使用需求影响下的信息发布行为实践路径｡本部分主要说明影响路径的差异,有关社交媒体内的圈层划分将在4.1节详述,有关迁移机制的讨论将在4.3节详述｡影响路径1是Z世代用户对线下人际关系的一种“线上转移”,其会考量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亲疏｡在路径1中,用户发布内容时大多需进行“形象管理”｡同时,社交媒体是聚合了众多不同群组受众的平台,为了对不同的受众进行隔离,Z世代用户此时需要根据信息发布内容,调整可见的受众范围｡用户会有选择地进行信息内容发布,诸如“去语境化”“匿名化”｡另外,由于社交媒体平台自身对人际交往造成的“语境坍塌”状态,用户会通过减少泛化信息活动,降低自己在信息发布行为方面进行“受众隔离”的额外投入｡本质上,这种路径底层还是一种熟人社交的机制｡因此,该类社交媒体使用需求下的信息行为发生在社交空间(E3)中｡在影响路径2中,当用户对社交媒体使用的需求迁移到“情感的充分表达与自我调节”时,其在社交媒体的“使用场所”会切换至副号,从而转向“陌生人”社交｡由此形成两条典型的影响路径｡用户更多地从一种“表演”状态转向“表达”状态,而基于这种平台提供的陌生人社交机制的“入口”,用户的典型行为是“屏蔽熟人,向陌生人开放”｡相应地,用户首先会重新划分隐私边界,确保“熟人”不会“闯入”｡后续,Z世代用户会对莫名闯入的“熟人”动态地调整隐私边界,表现为直接将“闯入者”移除,或取消平台的好友推荐功能｡基于上述双重的隐私认知,Z世代用户最终的信息发布行为实现了对信息发布的时空范围进行有策略地控制｡这一类需求对应的社交媒体空间为一种典型的陌生人社交的场域,即半公共空间(E2)或私人空间(E4)｡影响路径3是用户使用需求导向下最复杂的信息发布行为,当Z世代用户的主导需求变成“认知与自我发展需求”时,场所对其而言并非最重要的因素;但当该用户同时考量其他两种使用需求时,其更倾向于使用副号,减少“社交负担”(无需将个人兴趣发展的相关信息披露在社交关系中)｡社交平台的技术机制(如微博的热搜､转发､收藏)和内容特点,使其可以成为资料或信息获取的场所,以满足用户的认知与自我发展需求｡此时,用户既会基于对现有网络平台人际关系的认知,严格保持其匿名状态;又会通过处于“网络观望者”的独特位置,进行信息浏览与相关资料的获取(如学习､兴趣发展相关),从而在隐私保护上保持与路径2相似的习惯｡但用户在信息发布行为上更为复杂,既包括维持匿名状态所需的“减少泛化信息发布”的行为;又包括实施认知与自我发现需求所要的信息发布行为(如带评论转发作为资料留存的方式)｡此时,则需要延续控制信息发布的时空范围的习惯｡由于“社交观望”状态会存在于前两类需求可能存在的所有空间内,但又因“社交观望者”的社交需求意愿不强烈,故该行为较少存在于社交空间｡![]()
结果分析
由具体范畴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用户对社交媒体的使用需求与社交需求共同构成了用户在同一社交平台中人际关系认知､虚拟空间划分､信息发布行为产生的驱动因素｡而这两类驱动因素所呈现出的特点,也更多地与Z世代自身的互联网使用文化相关,由此形成三类较为具有特色的信息实践:(1)需求分层与“小号即隐私”的观念,促进了Z世代用户对社交平台空间的再分层;(2)与互联网同频成长的技术适应性,使得Z世代用户能够动态调整与控制人际交往的时空范围､语境详略;(3)上述二者的结合共同促进了用户在社交媒体空间中的主､副号间的切换,继而实现从“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社交空间-私人空间”内三类典型使用需求间的灵活切换与满足｡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技术机制使Z世代用户能够利用访问控制和可见范围控制的功能,对社交平台空间进行重新划分,从而满足其个性化､需求分层发展的使用目的｡结果是其将社交媒体平台重新分化为:私人空间､人际交往空间､半公共空间与公共空间｡比如有受访对象提及“有一些想法就是不能和别人讲……(微博小号中)小的定义不是说粉丝的数量是小还是大,我觉得是它是否被人知道吧”(P6)｡可见,技术功能帮助不同需求层次的Z世代用户在社交平台中构筑私人空间,从而使得人们将原有在线下生活中私人空间内的事项迁移到互联网中｡在私人空间中,Z世代用户倾向于开展自认为是隐私的活动,例如发布信息进行情感宣泄(表达)､自我调节,通过账号获取新闻,进行自我提升的活动等｡私人空间所涉及的信息需求以休闲娱乐､兴趣发展为主｡Z世代用户在“私人空间”内不具有人际交往需求,呈现出“去社交化或社交切断”的趋势｡而在其他三个空间内,因为具备社交的属性,需要与他人互动,Z世代用户交往行为大多符合戈夫曼的表演理论,表现为:在意他人的想法､试图减少一些误解､减少内容动态的发布频率(或不发动态)､以去情绪化的信息发布来进行形象管理｡但是,由于个性､心态､生活背景的差异,处于社交媒体中的个人,对私人空间范围的控制是动态变化的｡那些被用户视为“非熟人”的群体通常由于无法充分了解这些用户对私人空间的划分标准,成为“意外闯入者”｡用户对待“闯入者”处于“防御”状态,这些“闯入者”变成了“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状态的人”｡这使得社交媒体中人际关系从交往时的“主体间性状态”转变为防御隐私泄露的一种工具理性状态｡如P9表示:“我在这个号骂你,你是可能看到的,但问题是这儿本来就不是给你看的｡你看到的话那是你的问题”｡事实上,社交媒体的平台化特性不仅集成了众多类型的信息需求,而且集成了Z世代用户对不同人际关系的层次化类型｡这是Z世代群体与其他年长的年龄群体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如2.1节所述)｡因为Z世代成长于各种新型网络服务形态兴起之时,其更加清晰地了解如何有效使用信息技术与不同年龄段群体沟通｡因此形成了在同一社交媒体平台对不同类型人际关系间的平衡,从而能够基于这种需求分层,更好地在不同场景中切换,在“表演”与“表达”的空间中实现动态转换｡这种人际关系的分层,具体而言包括:现实人际关系的线上化以及新出现的网络人际关系｡前者就是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一种线上“复制”,其基础是线下人际关系;而后者则是Z世代用户群体基于网络的新型人际交往,即以网络空间为基础的松散型线上陌生人社交｡本节主要讨论这种新型网络人际关系的特点,以及Z世代用户如何有效平衡这两类人际关系｡由于Z世代用户更习惯于在一种“弱关系”平台中建立私人空间,他们对于微博这种陌生人社交机制下的人际关系有了新的定义｡不论是亲密圈以内的人群还是“熟悉的陌生人”,统统被视为“除自身以外的他者”｡而Z世代用户对于“他者”的认知,是从个人隐私范围出发进行界定的“｡他者”的闯入,就意味着个人的隐私没有很好地被保护｡此时的网络线上人际关系更加倾向于一种工具理性状态｡大多数情况下,私人空间的边界会统统将“他者”排除在外,这种操作过程被视为账号主体达到隐私保护目的的手段｡当微博也涌入一部分现实生活中的“熟人”时,用户并不能像在类似微信的熟人社交平台中那样与他们共处,因此Z世代的用户才会选择在微博上额外注册一个小号(副账号),来彻底隔离“他者”,“放飞自我”(即进行充分地自我表达)｡除非Z世代用户认为发布信息的私密化程度较低且“他者”无法明确自己实际的身份时,会动态地缩减隐私边界｡并且这种“副号即隐私”的状态,似乎成了微博副号拥有者间的共识｡大多数情况下,Z世代的用户也只会在其他用户设定好的范围内,通过微博了解他人的动态,并不一定要成为好友｡这样既满足了对他人动态了解的好奇心,也不至于“闯入”具有私人空间意味的小号｡如P6谈到“大号仅仅视为我关注大家日常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东西,我大概只看好友圈”｡基于前文分析,参考2.2节中信息场的三元解释框架(个体-场所-信息),下文将进一步解释同时拥有“主副”账号的Z世代用户在社交平台中向不同使用路径间转化(即主､副账号间切换)的触发机制｡首先是Z世代用户在主账号内使用社交媒体的特点,它与通常情况下只拥有一个社交媒体账号用户在使用目的(用户人际交往､了解资讯和他人动态)和对信息潜在接收者的认知(注重在他人心中的形象)方面较为相似｡但是正是由于Z世代用户是“数字原住民”,因此更能够从隐私角度对社交平台进行反思,利用技术调控其自身的信息发布行为｡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对其账户好友进行分组,在发布某条微博动态或朋友圈时,会有选择地设置是否对相应群组中的用户可见｡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发布的信息对其所有好友来说均是可见的｡另外,Z世代用户群体也能利用技术机制,来达到“维持自我形象”和“宣泄自我情感”间的平衡｡比如他们有时也通过在主账号上直接发布动态的方式来宣泄和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但通常是比较“去语境化”的,主要说明自身不满情绪,并不交代具体信息,以实现“印象管理”和“情绪宣泄”间的微妙平衡｡Z世代用户群体另外一条社交媒体使用路径即副账号(通常称为“小号”,比如“微博小号”)内的信息发布行为,与主账号相比,具有明显区别｡首先,他们会严格限制好友申请｡大多情况下,Z世代用户不会向现实社交圈子中的大多数人员透露其副账号的存在,以此达到在社交媒体空间中“匿名化”和“混淆化”的目的｡同时,如前所述,Z世代用户通常将副账号视为私人空间,并不允许过多“他者”闯入,那么就会利用好友删除､可见范围设置这样的技术机制,进行信息内容可见范围设置｡虽然Z世代用户严格控制现实生活中的好友,但是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动态却是对所有(陌生)人可见｡也就是说,Z世代用户的信息分享范围呈现出了“屏蔽熟人,向陌生人开放”的特点｡如P2提到“有一种叫做不认识的人,可能会相互不知道性格,也不知道对方的长相或什么的,双方可能就会抛去那些,例如一些他们本来对他的一些看法,然后引发一些共鸣”｡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Z世代用户对副账号使用目的的认知｡在副账号中,并不是简单地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关系迁移到了线上或网络空间内,而是将该账号同时视为自我提升和兴趣发展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副账号兼具两种目的:区隔已有的人际关系,自我发展｡在该目的下,基于共同兴趣话题,与陌生人交流讨论,反而客观上成了扩展人际关系的线上途径,或基于弱关系交流特定主题(如动漫､追星)的新型“陌生人社交方式”｡因此,与主账号中的信息发布行为相比,用户更少地感觉到即时互动信息的压迫感和在维护现实人际关系中所投入的诸多精力｡根据访谈结果,笔者发现有三项原因最有可能触发社交平台中的用户在主账号与副账号间的相互迁移,由此形成3条典型的迁移路径(可参见图1)｡首先是两条主动的迁移路径｡迁移路径A是较为主动“进驻”的因素,即使用需求间的切换｡当Z世代用户由于微博上繁重的“社交束缚”(较多的熟人好友数量),无法在原有的主账号中通过发布相关信息表达相关负面情绪以寻求自我调节时,就可能会转向申请副账号｡又或者担心其过于频繁的信息发布活动会给他人造成信息过载,并干扰其他人在所谓“好友圈”中正常的信息获取时,也会选择申请副账号进行“独自狂欢”｡如P1表示“(看到其他人在微博上)疯狂刷(追星)那种东西｡我看着就有点反感,我觉得你可以像我一样搞个小号,就独自去狂欢嘛｡我就在小号上特别high,在大号上(疯狂发微博),虽说别人也不会说啥｡那我是觉得出于我的形象考虑,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每天也是类似的状态”｡迁移路径C也是较为主动的“进驻”因素｡当用户使用副账号时间久以后,希望在不打扰其他人的情况下了解他人近期动态(处于社交观望状态)时,可能会从副账号切换到主账号,从原有主账号的“好友圈/朋友圈”中了解现实生活“熟人”的生活状态,因为主账号中的好友通讯列表,可以快速帮助Z世代用户群体定位到其“线下熟人”的账号｡如P2提到“大号是因为有朋友之间的联系,是有一个社交在的｡然后你发的话,你可能想要一些互动”｡同时也有可能在原有的副账号中,通过搜索具体用户名称的方式查看其动态｡相对而言,迁移路径B是一个相对被动地“抵抗”信息过载的因素｡它是两项原因结合所触发的｡一是用户对人际关系的认知有所变化,其在非工作/学习场所外,疲于进行“印象管理”,希望以区隔潜在信息接收者的方式,在线上摆脱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人际关系的困扰｡二是其对隐私的认知发生了改变,Z世代用户发挥其熟悉平台技术特点的优势,反向利用这些技术机制重新划定了满足个人休闲娱乐信息需求的“私人空间”｡这两项原因的综合作用下,用户会考虑“重新寻找”能够摆脱现有人际关系束缚的虚拟空间,因此转而申请副账号｡如P6表示“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想让现在有的粉丝看到我关注了哪些东西｡有些我会让他们看,但有些不是很想让他们看的话……会切到我的小号去”｡由于微博平台的好友推荐机制,那些现实生活中的“熟人”拥有申请获得用户私人空间(微博)访问权限的机会｡但此时与熟人社交空间相比,用户对于好友的控制更加严格｡当Z世代用户希望重新构筑起自己的隐私范围时,工具理性的人际交往逻辑使得他们(特别是微博小号用户)倾向于切断与这些“符号化”好友群体的联系｡“我有的同学他们就通过那个‘认识的人(推荐功能)’加了我,然后我(小号上)有的时候会取消关注”(P1)｡同时,处于工具理性状态的用户能够轻易地对这些“符号化”的群体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切断与这些“闯入者”们的联系,保证私人空间的“纯粹程度”“｡以前喜欢看动漫什么的,然后认识一些朋友｡现在不喜欢看了,这些人跟你没有关系了,就想‘清理’一下门户｡我又觉得这样不太好,也比较懒,就直接注销(账号)了”(P9)｡从上述回答可以看出,由于兴趣爱好的变化,对于账号主体来说,其在原有的兴趣交流空间中的社交角色也发生了改变｡从“社交空间”走向“私人空间”的过程中,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发布行为也实现了从“非私人空间”中的表演状态向“私人空间”中表达状态的转化｡这一发现与蒋建国[38]对抖音社交平台中人际关系的研究较为相似,均强调了“分组可见”这类技术机制对于用户在平台中控制自身人际关系范围的作用｡社交平台帮助账号主体利用技术机制控制信息发布的可见范围,实现了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同“空间”内的转化,为“表达”提供了新的场域｡![]()
结论与展望
社交媒体成为增进人际交流的重要媒介,Z世代群体的成长与互联网的普及几乎同步,是互联网的主力军[8]｡其对于网络状态下“自我”的塑造与人际交往的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典型的表现是,Z世代用户按照人际关系的亲疏程度,将社交媒体空间划分为私人空间､社交空间､半公共空间､公共空间｡相较于既往研究中社交媒体用户一以贯之的印象管理目的,Z世代用户典型的使用场景是申请社交平台的副账号(如微博“小号”),在几乎不加任何生活中熟人的状态下“独自狂欢”(P1､P2､P6､P9)｡通过采用混淆(obfuscation)的方式,这类用户呈现出一种“隐藏式”使用状态[39]｡某些情况下,Z世代用户在网络上发布动态时,会自动忽略印象管理的目的,转而走向一种自我表达的狂欢｡以往研究主要采用戈夫曼的表演理论作为解释基础,将这种自我表达状态视为观众隔离后的一种特殊表演形式｡然而,这似乎无法解释那些在微博上“自我狂欢”的博主在其微博空间内只屏蔽熟人却面向广泛的陌生用户开放的状态｡本文结合信息场理论,基于对Z世代用户的隐私和人际关系认知的分析,认为该类用户在社交信息场域中重新划分隐私空间,并反向利用技术机制,来更好地实现自我表达和自我提升的使用需求｡上述发现对已有研究兼具接续和创新｡从接续点来看,本研究同样识别了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时的主动适应策略｡并且,本文深入刻画了Z世代用户社交媒体信息发布“需求-行为”间的发展路径机制,明确了不同使用账号间的切换(或称“摇摆”)机制｡其次,从这种适应策略来看,用户应对“社交媒体疲劳”“社交压力”的方式,并非完全被动中缀,而是通过主动利用平台的机制进行社交空间内的圈层划分,以账号间切换､摇摆的方式,进行主动的自我调节,从而实现对社交平台“功能依赖”和“情绪调节”间的有机平衡｡这一发现丰富了“平台摇摆”理论中用户在同一平台中不同账号切换的理论内容,为其在具体触发机制､迁移路径､信息行为特点方面提供了有益补充｡从创新点来看,首先,本研究发现相较于完全中缀,Z世代用户社交媒体信息行为谱系中还应包括平台中的“账号切换”行为,据此刻画了该行为背后的需求特征､信息发布行为特征｡其次,本文同时扩充了Z世代用户在社交媒体使用中的文化心理｡相较于以往大部分研究中所认为的社交媒体用户存在“一以贯之”的印象管理动机,本文发现Z世代用户存在从“表演”状态向“自我表达”状态间的“双重转换动机”,并在这种需求动机下产生了一系列的信息发布行为｡“表演”状态是为了满足用户人际交往的需求,“表达”状态是为了满足情感充分表达与自我调节需求､认知与自我发展需求｡因此,双重状态在用户主动自我调节中形成了有益互补｡本研究从功能优化策略和用户赋能视角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服务优化提供了参考｡从平台功能优化来看,相关社交平台可通过优化“社交圈”的标签标注和分组功能,更好地适应Z世代用户对社交媒体内虚拟空间人际关系圈层空间再划分的需求｡另外,由于Z世代用户存在“认知与自我发展需求”,在以“弱关系”为主要定位的社交平台中,可更加关注兴趣社群的培育,提供形式多样的兴趣小组活动,提供诸多类别的咨询获取途径,以释放Z世代用户该类需求的发展空间｡从赋能用户自我调节机制来看,要避免“技术增负”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本研究鼓励Z世代用户群体在社交媒体中“社交压力”过重情况下采取主动调节策略,增强自我调节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新技术对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平台也可考虑优化用户自我信息空间的管理功能,优化用户对发布内容的可见范围管理､信息组织､年度报告生成､兴趣小组内容消息提醒等功能,从而进一步帮助用户同时满足“主号社交”和“副号即隐私”的双重使用需求｡本文建议后续研究在分析用户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信息使用意图时,将表演(拟剧)理论作为既有理论的补充,从而更加完整地理解不同用户群体在社交媒体使用中多种需求导向下的信息行为存在的特点｡目前,本研究只关注到了社交媒体中的信息发布行为,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其他信息行为实践是否适用于上述理论框架,仍有待深入探索｡致谢:感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长聘副教授梁兴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宝贵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