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感知、大众想象与伦理争议：近代输血技术在华传播及其实践困境（1918—1937）

作者：姬凌辉、刘晓焕

来源《史林》2024年第3期

20世纪20年代，输血技术传入近代中国，带来了新的治疗手段。输血手术的正规化扩大了输血规模。在血源单一的情况下，血液交易产生并流行，输血乱象层出不穷。全面抗战前，近代输血技术的在华传播与实践屡遭质疑。技术自身的局限性、身体上的疼痛感知、舆论中的阴谋论和血液交易的医学伦理争议，造成了近代输血技术在中国本土化的困境。近代以来，输血技术在中国社会的舆论场域中呈现出诸多面相。与输血技术有关的舆论纷争此起彼伏，其本质是技术介入和改造身体的底线问题，此类争论延续至今。

近代西医医疗技术的在华传播与发展是当前医疗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目前学术界已有部分医学技术(疗法)的个案研究，如牛痘接种技术、注射知识、听诊器、X 光、西医产科止痛技术、显微镜知识等。但关于输血技术，学术界关注较少。目前大部分成果为专业医学家编纂的通史著作，

如高峰的《输血与输血技术》、王兵、彭先导的《输血史考》及各大高校的医学教材，专业性较强。国外对输血技术发展史的研究均认为20世纪初血型的发现是输血技术发展的关键。 其他与输血、血液相关的研究，如血压知识、补血药品等，是研究血液观念的一个方面。邓哲悦以时间为线索，系统梳理了晚清至 1949 年间输血知识在华传播的历史过程与特点，包括输血知识的传播实践、大众对输血的认知与讨论、全面抗战时的输血运动、战后的输血乱象等。该文章描绘了输血知识 传播的具体过程，但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上着墨不多，较少涉及输血技术的文化意涵。总之，在输血技术的社会论争方面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近代输血实践冲击了民众的传统血液观念和就医体验，它自身的局限性制约了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人血是当时输血手术中唯一的血液来源，输血疗法正规化后，血液交易逐渐流行，并引发社会论争。本文试图立足于技术传播与社会舆论的互动关系，讨论民众对输血技术的认知与想象，以及这一技术在中国本土化的挫折与困境。

近代输血技术的引入与身体感知

在古代西方，血液被认为是人体内四种体液之一，是“生命的重要指征” ，失血过多可能丧失生命。长期以来，盖仑(Claudius Galenus)的血液循环理论一直是医学界的主流认识。1628年，英国科学家哈维(William Harvey)在法兰克福出版《关于动物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学研究》(也译为《心血运动论》)，提出“血液循环学说”。他认为血液由心脏流出，经过动脉流布全身，再由静脉流回心脏。之后西方的输血实践大多以人与动物间输血为主。例如,1667 年，法国医生丹尼斯(Denis)为15岁的男孩输入羊血。因为输入血量有限，丹尼斯的病人并没有死于输血。直到1818年，英国生理学家詹姆斯·布伦道(James Blundell)才首次尝试人与人之间的输血。

血型的发现是输血技术发展的关键。1900 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医学助教兰斯坦纳(Karl Landsteiner)发现人类红细胞有 A、B、O 三种血型(后增加 AB 型)。 人血的血浆里含有能起黏合作用的凝集素，抗A和抗B，红血球中有能被黏合的凝集原A和B。同名的凝集原和凝集素相遇，如A和抗A混合，会发生凝集反应。在输血前检验血型能降低血液凝集的风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医疗队的上尉奥斯瓦尔德·霍普·罗伯逊(Oswald Hope Robertson)设计了一种使用柠檬酸纳(Sodium Citrate)作为抗凝剂的综合收集和输血设备，这种抗凝剂能减缓血液离开人体后的凝固速度，延长血液的保存时间。柠檬酸盐抗凝剂能使供血者与受血者分开，令间接输血法成为可能，奠定了现代输血医学的基础。大约20年后，世界卫生组织3向全球推广ABO血型分类，输血手术逐渐正规化和科学化。

输血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与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基本同步。1918年，医学留学生刘瑞恒在上海报告了中国人的血型。1922年，北京协和医院首次施行输血疗法，现代意义上的输血技术渐渐走进医生的视野。1926 年，戚寿南、卢永春在中华医学会第六届大会上作了题为“开业家治疗方法中之输血术”的报告。54年后，戚寿南、卢永春出版《输血疗法》一书。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介绍输血疗法的专业书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医药界人士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临床实践传播近代输血疗法，并将其纳入本土的教育知识体系。随着医学启蒙教育的发展，一些通俗期刊也开始引介输血技术。全面抗战前，中国社会采用的输血疗法有两类:直接输血法和间接输血法。直接输血法指用胶管直接连接两人的血管进行血液的传输;间接输血法指抽取一人的血液后，在血液中加入枸橼酸钠( 即柠檬酸钠) 再注射到病人的身体中。直接输血法需要精当的医学操作;施行手术时，供血者与病人必须处在同一个房间，极不便利。因此，间接输血法更加流行。不过，近代输血技术在中国的传播速度较慢，在当时只有少数大城市的医院能够运用。

输血技术之所以在国内医院中传播速度较慢，一方面是因为输血手术流程复杂。在手术前，医生需要进行三项准备工作:一是检验输血者的体格，判断有无传染病。二是血型检验和溶血实验，判断有无凝结或溶解的危险。三是给注射器具、针头、纱布及一切应用物件消毒。输血手术包含消毒、局部麻醉、穿刺、取血、输血等流程。医生要随时避免血液凝结，并观察病人在手术前后有无不良反应症状。然而在当时，部分私人诊所和开业医师并不具备化验和施行输血手术的条件。鉴于输血疗法的手续复杂、条件苛刻，但实际效用显著，有人试验大众简易输血法。但简化后的输血技术，仍需要多种医疗器械和精到的医学操作，技术传播因之受限。

另一方面，输血手术也具有一定危险。血型的发明是输血疗法正规化的关键，但这仅意味着医生在输血时可以避免血型不同带来的各类溶血反应，并不能防止其他医疗事故的出现。其一，时人对血液中可能蕴含的疾病、血液的成分等等的研究并不完备。医院向社会征求供血者，只能检验血型和体格。血液中的疾病，如梅毒等无法精确化验。病人输入带有疾病的血液，便有疾病恶化的可能。其二，输血疗法后有各种可能的适应症。其三，手术过程中，仪器不清洁、手续错误、医院卫生环境等外在因素也会影响输血手术的结果。时人总结，“血型之不适合、用器及使用液消毒之不充分、冷却血液之输入、血液注入之过速、不良之输血操作、病者有高热及其他易于引起反应症状的状态”都会造成消极的输血反应，甚至引发生命危险。

技术本身的不完善与输血手术的不当操作会带来各类医疗事故。1937年，《中华医药报》就报道了国医续立功因烧伤到中央医院就医，在施行输血手术后死亡，家属向法院控告医师的事件。而近代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医疗管理制度，医生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医师因为学识经验不足，胡乱施行输血手术，也会出现病人病情恶化甚至死亡的状况。有医生感叹:“输血虽为正当，也许有冒牌者从中利用，自将引起民众的误解。” 上述因素制约了近代输血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更重要的是，输血技术还从不同维度冲击了民众传统的血液观念与就医经验，使大众对这一技术产生消极印象，影响了输血技术在国内的传播。血液被时人视为“生命的源泉”，是身体中“宝贵的东西” 。输血疗法中抽取血液导致血液流失，这隐喻着生命的渐渐消逝。西医就医时，医院抽血是为了检查疾病。但中国传统疾病诊疗大多采取望闻问切的手段，通过医者与病家的口头交流或简单的身体接触便可实现。医院以检查疾病的名义抽取血液，民众大多不明了其中的医学原理，并与他们传统的看病体验相违背。

对此，社会中常出现质疑与误解的声音。1929 年，病人朱王氏将北平震旦医院院长戎肇敏状告至法庭。她认为院长在治疗前取血化验，是为了售卖血液，获取经济利益。现在她胸口作痛，院长应归还血液，并为她治疗疾病。戎院长以“检查需要”为自己辩护。北平地方法院负责受理此案，这场“偷血风潮......波兴浪起” ，引起诸多争端。有医生感慨，国人对于血液的认识，尚不十分清晰，有医生想抽血检查血液时，“常受恶意之揣测，而遭拒绝” 。

血液维系生命，在中国古代就有“补气血”一说。为补充精气、强身健体，最常见的方法是直接补充身体内的血量与血质。输血疗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补充人体内血液含量的方式，能治疗贫血症。不过，这种补血方式却没有广泛传播。一方面，近代以来，社会中出现形形色色的西式补血手段，如补血药品、补血针，以及各种人造自来血。而如前所述，输血手术流程复杂，常出现意外，该技术则给大众留下了危险的印象。在市场竞争中，部分医药厂商通过夸大输血技术的缺点来推销补血产品。在一则“人造自来血”的广告中，商家认为血液是生命之源，但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输血不易”，容易发生意外危险。而人造自来血有丰富的血色素，服用后能与血液同化、添生新血、功效准确，是“贫血虚弱者之唯一对症良药”。在输血与补血上，商家认为输血不如补血，“别人的血，毕竟不是自己的血，不免有点危险”。而“人造自来血”由包含化学元素的药品制成，是“最合理的大补剂，比输血稳妥价廉，人人皆宜” 。

在输血实践中，输血技术带给民众最直接的体验是身体上的疼痛感。1930 年，有报道以丰富的细节呈现了输血技术的实践过程:“狠心的大夫，手里拿着那一根玻璃管，也不知道像什么，真像抽气筒似的，上头还有一条针。他们心也不知道怎么那么狠，把针往胳膊腕血管里头一扎，就把人当作猪狗看待，简直疼到心里头去。再使劲往外一抽，旁边那个小玻璃瓶子，本来是白的，会变成红的。还有几个女的，大夫说她们血管子太小，用针打，抽不出血来，居然用刀子把血管削开，往外抽血，疼得爹妈乱叫” 

医生在施行输血手术时，常借助各类医疗器械，如玻璃棒、导管、注射器、玻璃容器等。无论是直接输血，还是间接输血，都需要用针头“切开” 病人的血管，将用于传输血液的仪器放到血管中。抽血者与输血者能直接看到医疗仪器进入身体、血液流动的全过程。“疼痛”是民众对输血技术最直观的身体感知，他们也据此想象医院施行输血手术的具体情况。1937 年，上海市金城影戏院上映影片《王先生生财有道》，电影中就出现了“输血室之内有惨呼声” 的情节。可见，民众对输血技术 的直接感知有“疼痛感”“破坏身体”“生命流失”“危险”等。这种认识反映在艺术创作、大众传媒和商业广告中，更加重了大众对输血技术的刻板印象。输血技术的危险性质以及民众对输血技术的“疼痛认知” 成为部分民众怀疑和拒绝这一近代医疗技术的一大原因。

以上是民众对医疗领域内输血技术的直观认识，输血技术传入中国后又带来了血源问题。“输血最困难的问题，是找送血者。” 首先，输血的血液以人体内的全血为主。其次，血液保存技术不发达，医院没有稳定的血源。医生施行手术时，如遇到病人亲属的血液与病人不匹配的情况，必须向社会买血以供手术需要。“爰拟招请外界之授血者，报名列册，在于急用之时，可以随时授受。”医院因此发展出比较完备的血液交易手续。在卖血前，卖血人需检验血型和体格。合格的人到医院登记姓名、血型和住址，并附上照片。卖血人输完血液后到医院领取报酬。时人观察，“给血者乃有渐成一种职业之趋势” 。

抽血尚且引起民众怀疑，医院公开面向社会购买血液，更是冲击了大众关于血液的观念。此外，民国时期民众对西方医疗技术的怀疑态度并未完全消失。1940 年，夏福麟因大腿疼痛去西医处看病，听说要开刀，“把他吓得魂不附体”。他第二次求医时，医师“答应他不用刀割”，他便“磕头跪拜” 。输血技术也是这类需要开刀的手术。西方外科手术的“恐惧记忆” 和社会上的买血事故，让输血技术在舆论场呈现了更加消极的面貌。

“卖血案” 中的输血技术与社会反应

1930年6月13日，一则“女学生卖血”的新闻在京津地区引起轩然大波。该新闻最初由《实报》发出，随后，京津地区的报纸如《新晨报》《北平日报》《益世报》等发文批评卖血一事，“平津风雨、大起恐惶” ，社会舆论沸沸扬扬。9远在杭州的医药协会写信给北平医药协会，希望彻查此事。最后，北平市的公安局也介入到此次“卖血争论” 中。

《实报》以“咄! 咄! 女学生卖血。某外国医院之惨酷行为，既违背天理，复有乖人道”为题，讲述了三位女学生卖血的故事:居住在北平西城的三姐妹因为生活艰难到东城某外国医院卖血。 最后，二小姐因卖血过多不幸去世。剩余的两姐妹受到医院的恐吓，只能继续卖血。 久而久之，两姊妹“面黄肌瘦”，命不久矣，她们的母亲却只能在家中哭泣，毫无办法。在讲述完三位女学生卖血的故事后，《实报》开始批评该外国医院收买人血、戕害人命、低价买进、高价售出的劣迹。 最后它以沉痛的语气提出请求:“望负地方之责者，严密调查，加以取缔，维持人道而重民命。” 

7 月初，《实报》每隔几天在报纸的同一版面刊登《姊妹卖血记》一文。美国的羊毛大王与他的医药顾问一同到北京开办医院，地址就在北京的东城。该外国医院的医生常以花言巧语哄骗穷人前往医院卖血;穷人卖完血后身体虚弱，几近丧命。作者评价道:“(这些卖血的人)全给这帮刽子手送到枉死城中了!”故事的主人公潘家三姐妹因为家道中落、时局艰难，不得不以卖血为生。作者感叹:“医院因为贩卖人血所杀死的人命，恒河沙数，可想而知了!”将矛头指向医院和血液交易。

《实报》虽然没有指明买血的外国医院，但细节处处暗示它为北平协和医院。例如，医院的地理位置和创办过程与协和医院一致，都在北京东城，由外国人开设;外国医院的输血手续、血液价格与协和医院的输血实践相似。有人认为《实报》所说的某外国医院，“无疑是指着协和医院”。北平协和医院出面回应，“《实报》所指某医院，或即本院”。医院查阅当年的输血记录，发现并没有《实报》提及的女学生。其他方面，以输血次数为例，协和医院规定“输血者每人每月只准输血一次”，这便与三姊妹时常前往医院取血的信息不符合。此外，北平的一个医学社团丙寅医学社在社团刊物《医学周刊集》上评论此事，指出《实报》的错误。首先，普通液体的容量单位有立方厘或西西或公升，并没有《实报》中的‘瓦特’之说。其次，报道中说三姐妹轮流卖血，每瓦特一毛二，月入二十余元。那么，她们姊妹三人每人每月须卖血十八次以上才能有二十袁头大洋。因此，作者认为《实报》 刻意制造谣言，不仅不足为信，而且“可笑” 。

至此，1930 年代的“女学生卖血案”的真实图景慢慢清晰:地方报纸刊登卖血新闻、连载卖血小说，影射协和医院;医院与医学社团出面质疑，引起公众讨论。公安局、医药协会回应诉求，开始介入。在卖血案被证实是虚构之后，与之相关的社会讨论渐渐平息。从纠纷的缘起与走向看，“卖血案” 的核心争论是《实报》杜撰卖血新闻，影射协和医院买血致人死亡。

《实报》对协和医院的指涉并非空穴来风。1922 年，北京协和医院开展首例人与人间的直接输血。在 1921至1932年间，协和医院经常面向社会征召供血人，并对供血者进行登记、编号和体格检查。不过，协和医院并非唯一施行输血手术的医院，当时湘雅医院、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医院、北平震旦医学院等亦开展此类医疗活动。协和医院首当其冲，原因在于协和医院的性质。

1917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协助中国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其附属医院为北京协和医院。在近代，与中国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医疗地点不同，西医医院是一种新的医疗场所与空间，常被赋予神秘、怪诞的特质。协和医院也是如此。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协和医院的社会形象较差。“ (协和医院)在一辈人之心理中，均以为内容怪诞严密，有非常人所得道者......均已视该医院为变相之魔窟。”医院在卖血风波中为自己辩护的文章，除了《大公报》《华北医报》，“其它新闻纸皆拒披录”。《实报》报道中，来华开办医院的人是美国的羊毛大王，与他随行的医药顾问则是留美的中国医学生。美国的羊毛大王或指洛克菲勒，留美的医药顾问是医院内的医生，如刘瑞恒、戚寿南等人。《实报》是否确有所指无法考证，但在其渲染下，输血技术成为外国人“害命”的技术。

《实报》将外国人来华开办医院的业务概括成“解剖”与“买血”两项。医院的大夫们对于输血非常努力，“想法子抽他们的血”。有时候，医院在放完卖血人的血后，并不支付报酬。穷人们被医院的人诓骗，卖完血后“ 元气大伤” ，逐渐醒悟到，“卖血就是卖命，原来是上了外国人的当” 。“每月总有一二十个中国人前去卖血，不知戕害多少人命。”“头一批，冤枉死的还不过一千多人，后来人数越多，情形越凄惨” ，营造了一种外国人的阴谋无处不在、危险时刻逼近的氛围。

不仅如此，时人的回应也将输血技术看作外国人的阴谋。1930 年 6 月 20 日，《 益世报》刊载李浩然的读者来信《北平东城某大医院收买人血之骇闻，以中国人血做买卖，是不是帝国主义者残毒策略》。李浩然在阅读《实报》刊载的《女学生卖血》新闻后，“深叹帝国主义者之策略残毒，无以复加”，认为该院“假慈善之名”，内幕却是“吸取中国人血”，这是“世界不人道举动”。1930 年7月6日，《新晨报》刊登读者相国士的《从看了女学生卖血事情后联想到中国社会》一文。在文中，作者将输血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众的手段。三姐妹卖血，“足以表现出来帝国主义者的残忍而非人的行为” 。最后，他认为买血的医院是协和医院，并号召民众打倒帝国主义，取缔北平协和医院。

在《实报》与读者的笔下，外国人施行输血手术，面向中国社会征召供血人，会危及中国人的生命。北平协和医院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支点，输血技术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新方式。这一看法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的时代命题，民族主义的暗流不断涌动。一方面，国人的身体与国家间形成隐喻，身体的疾病象征着国家的衰弱。晚清时期，民众将西方医学手术中医生切割病人身体的行为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巫术联系，“采生折割” 成为了著名的反教话语。到民国时期，在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帝国主义” 等词成为社会流行话语。一切西方事物都有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的侵略，“破坏身体”的西方医疗技术更是如此。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与西医有关的医疗事故一度成为时代的热点，加剧了时人的怀疑心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输血技术成为帝国主义“ 帮凶” 这一论断的出现，也在情理之中。

更何况因血液交易引发的死亡事故在当时并不罕见。1922年，北京朝阳门外朝阳市场东南营房五甲住户崇姓长子，大约四十多岁，他身患热病，家中经济困难，无力维持生存。他便到城内某外国医院卖血，被医生割断血管，放血十两，换得十元大洋。回到家后，他面色灰白、精神衰萎，不久后，便“瞑目长逝” 。可见卖血案中的输血技术是外国人谋害中国人的阴谋论，也来自民众的现实体验。1932 年，有画报以诙谐的语气说到一种与协和医院有关的社会现象———“把你送到协和医院”的笑话。一般的人除了念诵“口妈之词”以讥讽人外，还经常说“我把你送到协和医院去呀”。协和 医院俨然成为一个消极、人人争相躲避的场所。风气所被，舞台上的人、说相声的人都纷纷以此为笑料。协和医院的声誉受此影响颇深。到 1936 年，仍有民众在评论输血技术时说道，“伤心害理的事也只有他们西医做得出” 。

输血技术的疼痛认知、大众传媒中的卖血事故、民众对西医的恐惧，列强入侵下紧张的社会心理导向了舆论场上关于输血技术的阴谋论，1930 年的“卖血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卖血案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反映了社会现实。民众不清楚输血手术的医学原理，买血卖血这类违背大众普遍认知的行为让他们对输血技术产生了消极的印象。时人更将输血技术形容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手段，还掺杂着民族主义的情绪与认知。

在女学生与崇姓男子两则“卖血记”中，核心矛盾是医院买血致人死亡。《实报》批判此类行为，并希望地方当局严加调查取缔。这一呼吁，得到了当时北方地区许多报纸，如《新晨报》《益世报》的响应。他们纷纷发文质疑医院的买血行径。这体现了时人对于血液交易的消极态度。20世纪 30 年代后，输血技术的疼痛意涵与阴谋论调渐渐在舆论场上淡化，日渐流行的血液交易走入大众视野，并激起大规模的社会论争。

近代输血技术中的医学伦理争议

20世纪20年代初，输血技术传入中国后，社会上就出现了血液交易。当时便有人认为血液交易是“民生惨闻” “社会贫穷之现象” 。传播伊始，医院施行输血手术的机会较少，社会上的卖血者零星存在，时人的批评也是小规模的。

随着输血技术的应用和医院需要的增加，血液交易愈发普遍。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医院临床用血主要依靠社会闲散人员卖血。30 年代初，社会出现联络和管理“给血人”的团体，例如上海市的陈广和输血社。1933 年，出现高新兴、协和输血社，随后，“输血社、助血团相继成立”。1936年，上海广慈医院的宋才宝医师为解决医院对血液的需求，组织输血团以办理卖血买血事项。以往是医院手术时才临时征召输血人，现在组织输血团，有将买血常态化的倾向。

全面抗战前，政府并没有发展出完善的血液管理制度。1935 年，宏恩医院向上海市工部局建议，由工部局主持编列愿意输血的名单，以便各医院在需要时接洽。不过，限于经济和技术上的困难，工部局卫生委员会回绝了这一请求。血液管理制度的疏漏，让血液交易出现种种乱象:管理输血社或助血团的人———血老板，“垄断血源、操纵血价，把持医院临床用血” ，并以七三或六四的比例与卖血者分配卖血所得的报酬。在血液化验方面，除了少数由医院的化验室负责外，其余大多“由各助血社委托私人医院化验所受理” ，二者常常勾结获利。血液交易规模扩大，血液买卖市场却出现混乱与失序。

医院为治病救人施行输血手术，就必须解决血源问题。血液由人提供，病人和医院需要向社会买血。给血者以卖血为生;病人仰赖血液生存。血液是“救命良药”，也成为商品。1936 年，一位笔名“梦若” 的人针对一年前某医院卖血，二十余人应征仅一人入选，但卖血的车夫在卖血后连补血的猪肝和菠菜都吃不起的事件，以略带悲愤的语气发出这些卖血人“要钱不要命” 的感叹。

随后，《民生医药》《新医药刊》《医药评论》等医学期刊登载文章回应此事，说明输血疗法和血液交易“利人利己”。1936 年 10 月 5 日，袁正道律师在《申报》上发表文章，建议律师公会呈请司法部，判定输血疗法违法，认为它于情理不通、于法律不符，应当取缔。如果病人需要输血治疗，应当在同宗族中选择输血人，“ 绝对不许以此事营利” 。律师群体联合公会呈请司法部，希望取缔输血疗法，关系到输血疗法的生死存亡，血液交易的讨论在律师的介入后达到高潮。民众、医生、律师 围绕着血液交易是否戕害生命、是否人道、是否违法这三个问题展开争论，社会舆论爆发，“ 形成不大不小的血风潮” 。

在对血液交易持消极态度的人看来，血液珍贵，不可流失;卖血者处境悲惨，卖血损害生命;医院组织买血，是“杀人把戏” 。首先，血液是生命的源泉，卖血意味着生命的流失。一般前往医院应征卖血的人，大多数都失业贫困。与饿肚子相比，抽血更容易忍受。但卖血人售卖血液，却只能得到很少的报酬，这是不人道的。“以二十五元换一百西西血液，我拍拍自己的胸脯，觉得有些隐痛。”其次，卖血是社会“不景气深刻化”时的选择，贫困的人卖血，富庶的人买血。富人长寿、穷人痛苦，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血液交易加深了阶级观念。“ 输血者” 与“ 吸血者” 同属两个阶层，即便有科学的医理，也无法掩盖两个阶层利害不同的关系。最后，由医院或私人的输血团做接洽人，血老板操纵血价、垄断血源、克扣卖血者的报酬、与医院勾结获利，加剧了卖血者的悲惨处境。与国外的卖血者相比，中国的卖血者“被摈在生活圈外，啼饥号寒，与生活的‘恶魔’挣扎”，处境困苦万倍。

律师在法律的角度“非难”输血交易，主要有三个论点。其一，抽血危害健康。抽血人明知危险，是“自愿受伤，无异自杀” 。法律中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行为有罪。在医者角度，“按《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业务上之正当行为不罚”。对于医生而言，正当行为指的是施行正当手术。但输血手术中，医生一边救人，一边伤害他人，并不算正当。最后，律师认为输血的目的是使富者壮而贫者弱、富者生而贫者死。病人的输血需求本可以在宗族内部解决，以输血营利，何来正当一说? 可 见，律师对血液交易的种种观点仍是基于社会的一般共识，即血液交易戕害生命、加深阶级观念。

为了回应社会对于输血疗法“戕害人命” “ 残忍残酷” 的质疑，医生从科学医学的角度解释输血疗法的原理。他们阐明输血疗法对受血者和输血者的效用，证明为救治病人到医院抽血这一行为，不会妨碍身体健康。首先，卖血人到医院抽血的数量小，不足以威胁生命;其次，人体血液中的血球此消彼长，总会保持一定的比例数量。抽取血液后，在一定时期内，会恢复固有的状态。并非社会人士认为的，血液一旦流失，便无法再复原。抽取适量的血液，可给予“体内血液循环一个新的刺 激” ，加速新陈代谢，反而可以增强造血能力、提高免疫能力。最后，医院详尽完备的输血程序也能保证输血过程中“ 给血人” 的安全。医生认为民众看重血液在情理之中，但他们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把血液看得太重，不明白输血的原理和事情的利害轻重。旋即，他们发出中国医学幼稚、民众缺乏医学知识的感叹。不过，这是医生基于普及医学知识的目的生发出的感慨之语，自然会夸大社会现实。实际上，输血疗法已经传播数十年，它的价值已经得到认可。“以健康者的血液，输于一个 需要补血的病人之体，这是一种科学的治疗法。”

然而，符合科学逻辑并不意味着情理与人道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血液是“生命之源”，这一宝贵的物质都能作买卖，自然引发世人的关注。时人评论，卖血虽然合于现在科学的逻辑，然而，终归是残忍的。“这样残忍的卖买，有提倡的必要吗?”

面对输血有违人道的论断，部分医药界人士竭力证明输血与输血团是符合人道的。首先，医院抽取血液，不是为了病人日常的养生进补，而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人性命。给血者用一点血液，能够救治病人于危难之间。他们通过卖血获得报酬，维持家庭之用。双方各取所需、公平公正。输血利人利己、合乎人道。如果病人危在旦夕，医院没有血液供应。这反而会延误救治的时机，这才是真正的有违道德。其次，因为有心之人对输血的误解和破坏，与欧美、日本等国相比，中国的“给血人”报酬低下、处境艰难。所谓“顽固者流，多方在报纸上破坏，所以卖方的销路啊，冷落得可怜啊” 。如果因为时人对血液交易的批评致使民众对任何有关血液的检查或手术都心存疑虑，阻碍了科学新医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这对于民众的健康不利。最后，输血是为了“救命” 。如果按照律师的言论，将输血认定为“犯罪行为”，那么，医家将被法律束缚。在遇到输血需求时，只能不顾“慈父、孝子、仁弟、至戚、宗教家、爱国者”的心意，拒绝施行手术。既让仁者空怀牺牲热血，也陷医家于不义。

再谈到血液的金钱交易与职业化问题。输血的科学与道德价值得到了肯定，但时人感慨或者反对的，是因为生活的逼迫，而以金钱为报酬的卖血行为。对此，医生以乳媪这一职业类比。乳媪放弃自己的小儿，哺育主人家的小儿，依照世人的看法，是不人道的，但从未见过有人对这种行为表示怀疑。乳媪得到报酬，可以解决家庭生活上的困难，小儿也不会失去生命。由此推断，卖血的根本性质，和乳媪没有差别。至于富人和贫人的对立，医生在抽血时只会关注给血者的体格与血型，并不在意他的社会地位与贫富。并且，输血疗法面向整个社会，即便是贫人，在生命危急时，也可以采用输血疗法，又何来不公平一说呢? “富者富于财而贫于血，贫者贫于财而富于血”，两者“互受其益” ，有何不当呢?在血液买卖中，金钱不过是交换代价的一种，并没有特别之处。又如社会上的娼妓，“以性欲为市道去供人娱乐” ，仍然在社会上流行数年;而今以血液为市道去救人生命，为何又行不通呢?

1936 年的社会论争中，社会舆论认为血液交易损害给血人生命，是残酷的;律师群体认为这是不顾人道的事情，加深阶级观念;一般民众也附和批评血液交易;医生群体回应社会的质疑。在病人视角下，他们需要输血时，找不到合适的血液，医师没有办法，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当然，也有部分民众认为“卖血事小，饿死事大”，卖血让卖血人获得报酬，并不违背人道，殷占五总结这一“血风潮”，认为无论社会各方如何论辩，输血在医学上都具有相当价值，应当提倡输血技术。但是，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因为血液交易便任意诋毁输血医术，“群指输血为不正当之举” ，实在是不明事理。宋国宾也认为输血这件事，本身无所谓善恶，只是动机和对象有善恶。医院在施行输血手术时，不应以金钱为动机，以阶级为对象，而要以慈悲和忠义为动机，以人类和国家为对象。他们将输血技术与血液交易分开，希望时人认识到输血技术的医学价值，正确使用，不要因为血液交易因噎废食，波及输血技术这一科学新医。

血液交易的伦理争议中，时人批判的是社会的血液交易乱象。如卖血者处境艰难、报酬低下、利益得不到保障、血液交易加深了阶级差距等。民众的观点基于恻隐之心和正义的愤慨，大多无关科学医理。而医生从医学知识出发的辨解，有些也不切实际。例如，在谈到卖血人的动机时，有医生认为卖血者不是因为金钱的引诱，而是因为“恻隐之心的驱使”。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血风潮”渐渐平息。这场争论停留在语言的交锋上，并没有改变现实。在社会贫困的年代，卖血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有存在的需求。直到1949 年，社会上仍有卖血新闻。

可惜的是，议题的“主人公” ———卖血人，却总是处于失语状态，很少能够在舆论场上留下自己的声音。即使有，也只能以凄惨、现实需要、生活艰难等词语概括。30年代，一首卖血的打油诗写道:“苏州城，罪恶的苏州城! 那里有出卖牛奶的牛，有出卖马鬃的马，也有出卖自己血液的人。” 作者将卖血人与出卖牛奶的牛、出卖马鬃的马这类动物类比，认为卖血是罪恶之举，可见卖血者处境的悲惨。在一些输血者的故事中，他们要么是“年快满五十的老妪”，要么是“穿一套很多补丁的黑粗布短衫裤，赤脚，生有一张朴实黝黑的农人底脸庞”的农民。当医生抽血时，卖血者“表情呆滞而死板”，眼神空洞失神。抽血后，卖血者并不休息，而是踉踉跄跄地走出医院大门，用报酬买米面，以填饱家人的肚子。在这些关于生存的故事中，充满种种无奈。总之，近代输血技术传入中国后，引起最多争议的是特殊年代下技术的“变异”———血液交易。

血液交易挑战了社会的身体观与医疗观，激发了复杂的社会情绪。一方面，血液交易乱象使民众产生诸多感慨:隐痛、不人道、惨不忍闻、恻隐之心、对社会不公的愤慨。另一方面，血液成为商品、身体进入市场，由各种外力支配，个人不再能单独掌控。血液买卖带来了“失控感”和“失序感”，医学技术对生命的威胁似乎无处不在，引发了不少国人对生存的焦虑。近代中国此起彼伏的身体改造运动，进一步加剧此种不确定的心态。社会情绪交织，并通过大众传媒的轰动效应，引发了普遍的 公共同情。输血技术的伦理争议因之成为社会事件。可以说，广义上的输血实践被赋予了超越医学行为本身的意义，在这个维度上，它同解剖、X 光、听诊器等医学技术一样，又“成为裹挟着现代性想象的舆论议题” 。

结语：近代输血技术的本土化困境

近代西医东渐的历史过程复杂而漫长，新的医学实践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互动，演绎出“ 西学新知”本土化的丰富图景。20世纪20年代初，近代输血技术传入中国，带来新的临床治疗手段。经过十余年的传播，它被许多医生采纳，应用于疾病诊疗、军事医学和社会救济。近代输血技术在华传播的历史，就是新技术与中国社会不断互动，最后本土化的历程。新的西医技术、实践、观念与传统医学观念、经验的冲突，是为输血技术本土化实践中的拉扯与挣扎。

首先，近代输血技术在华传播的同时，世界范围内医疗界也在不断探索输血知识。30年代的输血技术极不完善，复杂的手术流程、幼稚的血液研究、潜在的手术风险等技术自身的局限性制约了它的进一步传播。输血技术与民众的就医体验关切最深。西方医疗技术在华传播面临的普遍困境是民众的“信任危机”。即技术要保持自己的“完美”，否则一个微小的错误都有可能被无限放大，给技术传播带来消极影响。然而，输血技术是一种“危险”的外科手术，冲击了民众传统的血液观念与就医经验。它带给民众最直接的体验是疼痛感，因技术不完善带来的各类输血事故也使民众产生消极的认识。

其次，近代输血技术在华传播发生在西医东渐、传统医药观念留存的宏观背景下。近代以来，西方医疗技术在中国社会就深受民众的怀疑与恐惧。输血技术作为西方医疗技术，也无法避免被误解的命运。1930 年，《实报》报道了“女学生卖血案”，将矛头指向了北平协和医院。在卖血案的叙事中，外国医院购买中国人的血液，是在谋害中国人的性命;输血技术划开身体抽取血液，隐喻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输血技术成为外国人的阴谋，在舆论场上遭受种种非议。这是民众对西医外科手术一以贯之的恐惧心理、真实存在的买血事故、救亡图存背景下民族主义情绪蔓延共同作用的结果。

输血技术使得输血手术更加正规与科学，也带来了血液交易。技术本身是无辜的吗? 1936 年左右时人对输血技术与血液交易的辩论说明，不同立场的人能在认知上达成一致，即输血技术本身没有善恶，重要的是如何使用。然而在实践上，当血液来源单一、血液保存技术不发达、社会缺乏管理时，输血手术 “拯救”与“伤害”并存。输血疗法的正规化催生以金钱为代价的血液交易;各类输血团的组织使得卖血逐渐职业化;身体被纳入市场交易中，成为买卖的商品。 医院买血治病救人、卖血人出卖血液获得经济报酬、病人依靠血液活命。 血液交易有存在的现实依据。 20 世纪 30 年代，血液交易在中国社会处于灰色地带，乱象丛生:血老板垄断血源、操纵血液价格，输血组织随意发展，扰乱了正常的血液交易秩序等等。 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给血者的利益，也加深时人对血液交易的消极印象。可见，血液交易既是个人的选择，它的存在也有诸多的客观因素，如近代输血技术发展不完善、血液管理制度的疏漏等等。 输血技术并非血液交易的始作俑者，但有关血液交易的伦理争议也让它饱受社会质疑。

总之，全面抗战前中国输血实践的具体图景为:输血知识与技术不断传播，少数大城市的医院施行输血技术，部分小诊所也能施行简易输血法;输血时的血液来源以人血为主，社会上出现职业给血人和给血团体;在输血实践中，有买血、卖血和输血;因输血引发的医疗事故属于广义上的医疗纠纷，政府并没有严格管理血液交易市场;输血技术的传播与社会质疑并存。输血技术自身的局限性、“疼痛” 的身体感知、舆论场上的阴谋论、新的医学伦理争议共同制约了近代输血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实践。

血液交易的社会讨论是全球性的。与其他西方医学技术不同，近代输血技术在中国的社会论争，主要讨论的是技术“介入”“改造”身体的底线问题。即个人的身体能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到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生物医学技术突飞猛进，对传统的伦理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身体商品化的社会讨论变得更加紧迫和必要。70 年代，生命伦理学(Bioethics)应运而生。它坚持生命价值原则，即“生命不能受到任何科学和技术的威胁和侵犯”，医学技术的发展应当成为人类社会的福祉。身体、商品、医疗、市场的讨论，到现在仍在继续。可以说，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在中国的输血技术的伦理争议，是时人对技术与生命关系的早期探索，具有现代性的色彩。

20 世纪中叶以来，输血技术日新月异，现代的输血制度与规范逐渐完善，输血行为不断正规。无偿献血制度的规范让血液的生命意涵和道德意涵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血液真正成为连接生命的“红色纽带”。这是技术与社会不断互动调适的结果。然而，近代输血技术在华传播的历史说明，输血历史并不是线性的、一路高歌猛进的进步历程，而是存在着诸多顿挫、拉扯与牺牲，输血的技术安全与生命伦理仍是未竟的事业。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