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理想取向工作的价值观

你的理想工作是什么？你的工作是理想取向的吗？如果是的话，是什么促使你选择这份工作呢？这份工作至今带给你什么？本文则针对选择理想取向工作群体进行访谈研究，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一起阅读本文吧！

张卓君 复旦大学

青年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产生机制

关于工作意义的讨论一直很受学界关注｡工作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的工作表现和体验｡相较于那些仅把工作视为谋生或获得世俗成就工具的人,将工作视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方式､对工作怀有使命感和理想主义情怀的个体在工作中会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且具有更高的工作效率(Swenson & Herche, 1994; Routledge et al., 2011);同时,持有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人会在工作中更多地体会到快乐､热爱､自尊一类的积极感受,并拥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水平(Wrzesniewski, 2003; Arnold et al., 2007; Duffy et al., 2012; 风笑天, 2011)｡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对劳动效率的提升和劳动者的心理健康都有积极影响｡

青年群体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年轻人的工作价值观关系着社会发展的质量｡《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①强调,“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兴则民族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有怎样的青年就有怎样的未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社会,塑造能够引领历史潮流并代表未来的新兴价值观,都需要从青年入手(周晓虹, 2018)｡基于此现实意义,本研究拟以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生成的机制｡

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产生路径

价值观是人们对什么是“值得的”“重要的”的判断(Schwartz & Bilsky, 1987),而“工作价值观”则指人们将工作中哪些方面看作是“值得的”“有价值的”｡既有研究主要区分了三种工作价值观取向:谋生取向的劳动者把工作视为获取生活资源的工具,注重工作提供的物质回报;事业取向的劳动者期望获得职业上的成功,认为更高的职位和权力能够带来更高的自尊;使命取向的劳动者则认为工作的目的是实现自己认可的价值和观念(Bellah et al., 1985:65-71; Grant, 2007; Wrzesniewski, 2003)｡

已有研究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将中国劳动者对工作的看法划分为谋生取向､理想取向和需要取向,提出谋生取向是将工作视为谋生手段,理想取向是将工作视为实现个人理想的方式,需要取向是将工作视为个人或社会的需要(风笑天,2011)｡虽然“使命取向”和“理想取向”表述方式不同,但二者皆指向劳动者意图通过工作实现个人理想和价值以获得自我实现的观念;本文不对二者进行细分,将之统一为一个整合性的概念“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目前,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生成条件的相关研究,通常遵循“社会性”和“个体性”两条解释路径｡ 

“社会性”解释路径认为,工作价值观产生于个体对社会资源环境的反应,并经由“社会化”等过程被个体习得(Morse & Weiss, 1955; Ruiz-Quintanilla & Wilpert, 1991,Inglehart, 1997:66; Westwood & Lok, 2003)｡也就是说,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结构背景｡

首先,经济富足和优势性社会地位有利于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生成(Kohn & Schooler, 1969)｡经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会更多地对工作抱有理想取向的价值观,而不仅仅将工作视为一种获得钱财的工具(Maseland & vanHoorn, 2009);原生家庭的经济条件(Halaby, 2003)､个人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Shapiro,1977; Flatt,2012)､工作职位(Morse & Weiss, 1955)等方面处于优势的劳动者,由于其对风险具有更高的承受力,也更有能力不考虑当下的经济回报,而考虑自我价值的实现(Dubin, 1956)｡

其次,社会流动水平的提高会抑制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产生｡在高流动性社会中,薪水是即时地位最好的标志物,因而人们会更多地将工作视为工具,不会赋予工作太多的理想意义和价值(Westwood & Lok, 2003; Sharabi & Harpaz, 2013)｡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不同工作的物质回报差别不大,不同工作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精神回报不同;改革开放后,人们可以通过变换工作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对工作的看法逐渐“功利化”(凌文辁､方俐洛, 1999; 陈坚､连榕, 2011)｡

最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相匹配的生产方式,也会减弱人们对工作的理想取向认知｡马克思(2018:45-60)早已指出,由于工业兴起,工人的工作被拆分为局部性的重复劳动,商品不再是个人创造力的外化,劳动成为可以出卖的商品;对工人来说,工作不再具有道德和价值意义,成为谋取自我生存的工具｡

韦伯(2019:116-142)同样认为,新教徒在上帝感召下克勤克俭地工作的意外后果是产生了理性､计划性地获取财富的新教伦理,这种理性化促生了资本主义,并被资本主义固定下来;工作中的道德和宗教意义逐渐褪去,成为理性获取财富的手段｡米尔斯(2016:220-223)甚至认为,由于现代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工作的意义只能体现在与工作相关的技术､权力､收入和地位四个方面,其与人类内在价值需要之间毫不相关｡于是,工作逐渐成为换取未来自由的代价,人们不再赋予其理想的意义和价值(England,1991;Wray-lake et al.,2011)｡

“个体性”解释路径认为,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产生离不开劳动者的主动选择,是个人独特的互动与反思过程的结果(Wrzesniewski, 2002; Wrzesniewski et al., 2003; Flatt, 2012)｡

首先,劳动者能够主动地对工作进行“操作”,通过改变个体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深度和强度建立特定的工作价值观,当劳动者参与工作的自主性越大､职责越多时,就越能从中感受到工作相关的理想与价值(Rosso et al., 2010; 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其次,与工作对象的互动也能够让劳动者更愿意把工作视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方式,通过在工作中帮助他人证明自己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并作出社会贡献,从而使劳动者建立和保持理想取向的工作价值观(Hall & Chandler, 2005; Cardador, 2009)｡这类在互动中获得良性反馈以促进人们对工作理想价值认知的现象,在护士､医生､护工这类拥有明确工作对象的工作中最为突出(Tufte et al.,2012)｡最后,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思维能力和多元价值理念水平,劳动者更有可能主动选择理想取向的工作价值观(Harpaz & Meshoulam, 2004)｡

此外,生活轨迹改变,或者人生遭遇重大事件(如亲友离世､重大危机事件等),都可能成为个体反思的契机,从而改变人们的工作价值观｡例如,“9·11”恐怖袭击之后,许多美国人重新思考“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类问题,希望能够通过工作发挥更大的个人价值,因此有人辞去原来的工作,选择成为消防员､军人和教师(Wrzesniewski, 2002)｡

已有研究主要从上述“社会性”和“个体性”两种路径解释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生成过程,但是以上述影响因素解释工作价值观的形成,仍存在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例如,同样把“社会经济发达”作为影响因素,有的研究发现这一因素促进了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形成(Dubin,1956),有的研究却发现其抑制了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形成(Ruiz-Quintanilla & Wilpert,1991)｡究其原因,既有研究更多地把研究重点放在寻找对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生成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上,而较少对价值观生成机制本身进行具体刻画｡为降低工作价值观生成过程中因果关系的偶然性,本研究基于社会性和个体性两条分析路径,通过探讨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社会性建构方式,以及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个体采纳机制,分析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产生机制｡

本研究采用访谈法收集资料｡既有工作价值观的相关研究,多以问卷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但访谈可以与被访者进行深入沟通,从而获得更为细致､丰富的资料｡本研究选取处于工作状态的青年作为访谈对象,并参考《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对“青年”的定义,将访谈对象的年龄限定为15—34岁;参考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编制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活状况调查问卷指导手册》关于“就业”的定义来界定受访者的“工作状态”,指连续从事一个月以上､有收入的工作,包括打零工､季节性歇业的工作(如建筑､装修等存在阶段性过渡状态的工作)､家庭帮工,不包括家务劳动者和学生从事的兼职工作｡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多点滚雪球的抽样方式,访谈对象涵盖不同行业､职位和工作形式(例如自雇或他雇)的青年,尽可能覆盖多样化的工作类型群体｡本研究共完成38人次的访谈,每次访谈时间约为45分钟,受访者年龄集中在16—34岁之间,受访者的职业身份包括服务员､收银员､推销员､公司文员､技术人员､古籍修复师､律师､建筑设计师､创业人员等;其中,在工作中表现出理想取向价值观的劳动者,即以实现个人理想和价值为工作价值的劳动者共17人(见表1)｡

访谈为半结构式,旨在询问受访者是否具有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问题包括:“你想从工作中获得了什么?”“你认为人为什么要工作?你为什么要工作?”“你觉得工作的意义是什么?”等｡考虑到社会性和个体性两条解释路径,除了“什么因素影响了你的工作选择?”“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之类模糊性问题,笔者还通过“你对工作的看法受到他人的影响吗?”等问题获得社会性相关因素解释,以及“你对工作的看法有什么重大的转变,或是建立的契机吗?”等问题探究工作价值观生成的个体性机制｡基于被访者特征及其对问题的回答,笔者会对提问内容和方式进行随机调整｡

个体对持续性工作的主动合理化

马克思(2018:45-60)指出,流水线上的劳动者由于长期从事固定内容的重复劳动,失去了对自身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形成与自身及劳动本质相异化的状态,而异化状态下的劳动者无法通过劳动表达创造力以获得工作的成就和喜悦｡在现代社会,对工作厌恶､漠不关心,宣称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把工作之外的时间视为真正生活的情况,可能出现在各个行业｡

对工作厌恶程度更深的人,“每天上班盼下班,每个周一盼周五”(SWX,29岁,广告公司职员);厌恶程度稍浅的人,“虽然不会觉得每天上班很痛苦,但还是觉得放假更开心一点”(XHY,25岁,历史建筑保护设计师)｡

年轻人不愿意上班的原因五花八门｡他们或是因为“不想早起”(ZXM,27岁,私募基金劳动者),或是在“工作中有矛盾产生的时候,付出和实际产生的效果落差很大的时候,这些挫折感很大的时候,会不想上班”(SMC,27岁,社工),又或是当“上面无限制地施压,做超过我负荷的工作量的时候就不想上班”(SFY,29岁,审计)｡

无论是不想早起但还要早起上班,还是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回报,或是要负担的工作量超出自己的承受范围,这些年轻人不愿工作的理由本质上是一致的,即感到自己受制于工作,失去了掌控自身生活的权力｡“失控”体验伴随着消极的情绪,年轻人本能地想要远离此类体验,失去对工作的掌控感会使人厌恶工作｡

劳动者选择勤勉工作的动机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方面是工资回报､工作场所的规章制度等外在激励和约束;另一方面,个体通过赋予工作各种意义,在观念层面实现对持续性工作状态的自我合理化｡本研究的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即使自己拥有足够的物质保障,也不会放弃工作,在回答“为什么不喜欢却还继续上班?”这个问题时,相比“为了赚钱”这种纯粹的工具性原因,受访者更多提到的是“对工作负有责任”“要有契约精神”,以及希望通过工作“满足自己的进取心”“获得人格独立”“实现自己的价值”等与美德､道义､价值相关联的理由｡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只受工资和外部性规范约束的青年对“如果你很有钱是否还会继续工作?”这一问题都给出了否定答案,而那些出于社会责任､价值意义考虑的青年则普遍表示会继续工作｡可见,观念性､意义性的力量对个体行为具有制度性力量所不具备的影响和作用｡

有些个体之所以能够心甘情愿地被工作束缚,是因为他们通过接受和实践美德､道义等价值和观念,能够感受到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例如,当人们将工作与“进取心”相关联时,他们就不再是完成工作任务的工具,工作反而成为实现自身目的的方式,青年建立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动因也在于此｡

本研究对受访者想要通过工作实现的理想和价值进行归纳时发现,有人希望在工作中创造或制造出自己认可的产品,有人希望通过工作践行自己认可的理念,有人想通过工作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一位职业为教师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工作的目标就是“通过工作帮助学生成长,言传身教,把一些好的品质､好的思维方式教给他们”(JSW,26岁,小学教师);一位审计人员想要通过工作“成为行业里的专家”,她认为这是“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点”(SFY,29岁,审计)｡

这些受访者的行动发出点都是“自己”,目的在于达成自己的意愿,而希望在工作中追求理想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观念,也是源于个人的主动期望｡因此,为工作赋予价值和意义本质上可视为个体试图重新掌控工作行为的尝试｡如果说工作的控制权丧失必然伴随着工作价值的缺失,那么对工作赋予理想,便是劳动者试图向工作索要价值,使得工作成为劳动者主动追求自身价值的途径,并在持续性的工作过程中被合理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愿工作”的消极心态｡

总之,通过从工作中寻找价值,在意义层面对持续性的工作状态进行主动合理化,是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生成机制中的个体层面动因｡在现代社会,持续性工作几乎是所有劳动者需要遵从的外部性规范,在这个遵从过程中,人们可能因为失去对工作的掌控感而对工作产生厌恶感｡为了对这种状态进行自我合理化,人们需要建立自身对工作的控制感,否则就会如马克思所言的“异化”状态一样导致工作价值感丧失,失去生活的意义感｡年轻人在理念层面把工作视为追求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建立理想取向的工作价值观,从而重新夺回对工作和生活的掌控权｡

职业理想“范本”的社会性构建

同一行业的从业者往往具有相似的职业理想｡例如,教师的理想是教书育人,医生的理想是救死扶伤,法官的理想是匡扶正义等｡通常,职业理想和工作性质相互匹配,某种职业理想似乎就应该包含某些特定内容｡例如,厨师的理想理所当然是做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品,如果厨师以惩恶扬善为职业理想,就会产生一种错配感｡同样,本研究中的受访者也都表现出与特定工作内容相匹配的职业理想(见表2)｡

这种“匹配”意味着,“理想”并非来自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一种集体性“共识”;也就是说,特定工作的价值被外在于个人的文化结构力量建构和框定,个人的工作理想看似是一种自我定义,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性定义｡

文化对价值与意义的塑造过程很少能被明确地刻画出来,它往往被视作一种宏观而玄妙的社会背景,身处其中的个人只要经由社会化过程就能习得其中的“共识”(霍夫斯坦德,2008:9-18)｡文化社会学者杰弗里·亚历山大(2011:19-23)认为,社会生活中的叙事､话语和象征使文化成为了具体的､看得见的存在｡在文化社会学的语境下,话语(discourses)指在特定的分类框架下对事物进行描述的方式,叙事(narratives)则是人们描述自我､自己的成长历程和社会境遇的方式(Wray,2014),通过对话语和叙事的分析,有助于更具体地描摹社会文化对价值和意义的建构过程｡

职业理想的“范本”或“共识”同样产生于话语叙事中,并通过二元符码(binary code)系统实现形塑｡二元符码作为评价系统,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涂尔干(2011:194-209)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的“神圣/凡俗”分界,这种分界形成了人们对事物进行判断的两极｡亚历山大(Alexander, 2010:89)发展了这种两极性的评价系统理论,以话语和叙事为切入点,将二元符码运用于政治意义构建的过程,提出在政治斗争中所有事物都会被简化为意义符码,以便放入一个两极化的评价体系中,政治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地将自己归为“洁净”“神圣”的一极,并使对手被归为“污秽”的一极｡

职业理想的“范本”受到正向符码和负向符码的共同定义,对工作内容和目标的二元评价越是清晰,作为范本的职业理想涵盖的范围就越具有清晰的判断依据｡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话语和叙事都隐含着“怎样工作是有价值的”判断,它塑造着职业理想的正向范本｡尚未正式工作的年轻人在新闻报道和人际口口相传中,总能听闻诸多职业相关的叙述,教师的“育人”事迹,医生的“救死扶伤”故事,警察的“除暴安良”传说等,都暗示或明示着一份职业的理想应该包含哪些内容,而那些越是具有社会公益性的工作,越多地见于新闻报道和人际传播中,该职业的从业者就越容易从这些话语叙事中学习到职业理想的相关内容｡

本研究中,教师､医生､公务员这些职业的从业者基本上都能够明确､顺畅地说出自己的职业理想是什么;与之相对,在社会话语和叙事系统中较少获得工作意义描绘的职业,其从业者一般无法清晰地表达出其职业理想和使命是什么｡职业身份为收银员､基金经理等一类的受访者,由于社会文化没有为他们的工作预设“理想”,导致这些受访者会更多地表示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意义”,只能从“养家糊口”“获得生存”等工作的基本功能角度去理解工作的价值｡但是,被社会文化设定了职业理想“范本”的工作毕竟是少数,因此可以想见,很多年轻人在工作之初对职业理想的认知会很模糊｡

例如,受访者YSF在刚成为书画鉴赏师时只是因为“单纯的喜欢”,后来在工作的过程中通过“师傅”的“指点”,他才懂得书画鉴赏师的价值在于“通过鉴赏传承中国古代书画界先贤的作品,保存能够凝聚民族精神的文物”(YSF,34岁,书画鉴赏师)｡

正式工作后,年轻人身处的具体工作情境密集地为其提供相关的职业话语叙事,经常能从“领导”“前辈”的言行中获得职业价值的正向范本形象｡此外,职业理想的相关叙述不仅需要定义哪些行为和价值是被鼓励的,也要定义哪些行为和价值是不被允许的｡

一位职业身份为实习医师的受访者(ZHL,28岁,实习医生)就表示,主任医生时常告诫他“医生一定要把临床放在首位”;由于“中国大部分科研脱离了临床,只是想拿基金､拿课题”,这使他“对科研嗤之以鼻”,并认为医学科研“可以由专门的人去做”;他不认为科研是医生的工作职责,也就不会把科研工作表现优秀视为作为医生职业理想的内涵｡

最终,通过在话语叙事过程中不断描绘工作职责,职业理想和价值逐渐脱离具体的故事语境,被抽象成为价值意义的符号性范本｡一切工作内容,无论是指向工作价值的核心内容,还是那些辅助性､琐碎的工作任务,在抽象符号之下都被赋予“理想”的光环｡受访者中有一位年轻的社工,以向山区孩子提供学习资助作为其工作目标;她表示,虽然工作中包含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但因为工作本身是在“促进教育公平”和“帮助弱势群体”(SMC,27岁,社工),就让她觉得做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是可以忍受的,也是实现工作价值的一部分｡

概言之,社会话语叙事对职业理想“范本”的框定,是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生成机制中的社会性基础｡作为职业理想“范本”的工作价值被社会文化构建,通过社会和工作语境中话语叙事的二元符码系统对正向工作价值与负向工作价值的界定,特定的工作价值逐渐从具体的故事情境中抽象出来,成为带有意义的符号,社会文化由此完成对职业理想“范本”的建构过程｡

对两种价值的确认

年轻人并不会仅仅因为知晓作为“范本”的职业理想内容,就对工作怀有理想取向价值观,甚至在医生､教师这些具有鲜明职业理想“范本”的行业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从业者并不具有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

一位辞职的教师受访者HXW就表示,虽然知道教师的工作价值应该体现在学生的进步上,但他却总会暗中与学生较劲,“他们背单词我也背单词,他们做题我也做题,就不服气他们”(HXW,32岁,数据分析师)｡与HXW不同,受访者中不乏工作之后才建立起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年轻人｡

实习医生HZC就坦言,他在高考时被调剂到医学专业,并非“因为有‘救死扶伤’这种高尚的想法才学医”(HZC,28岁,实习医生),但是真正从事医生工作后,他逐渐建立了作为医生的职业理想｡

同样,原本想拿“村官”工作经历作为考公务员“跳板”的ZL,也在履行“村官”职责时开始想要好好地“为当地百姓服务”(ZL,32岁,公务员)｡

受访者HXW认为,他无法对教师职业怀有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是因为“不愿意把成就感寄托在学生身上,而是想自己去实现一些东西”;也就是说,HXW不认为他的自我价值可以通过教师工作实现｡与之相对,HZC与ZL的转变,则来自工作过程中获得的自身价值实现｡

通过临床接触了很多病人,感觉到很多人发自内心地对你很尊重,有很多的感动｡就会觉得这个职业真的是很高尚｡(HZC,28岁,实习医生)

我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成为得到大家尊重的人｡毕竟我在当地是对百姓负责的,他们对你有期待,就觉得要对得起老百姓,要为他们服务｡(ZL,32岁,公务员)

医生的价值感离不开病人的尊重｡同样地,村干部的价值感与村民的期待分不开｡病人虽然不能认识每一个医生,但却可能对所有医生报以尊重,因为病人对医生的尊重主要基于医生是“高尚”“无私”“救死扶伤”这类典型化认知;同样地,村民也会期待所有村干部能够表现出相应的职业价值｡当年轻人遵循社会框定的职业理想范本形象进行自我规范,就会获得外部环境给予的正向反馈,并从他人的尊重和期待中获得对自我价值的确认｡

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需要劳动者确认其个人价值可以通过当下的工作实现,另一方面,也需要劳动者确认其当下的工作本身是有价值的｡一些年轻人在正式工作之前,就已经认可了社会话语叙事塑造的特定职业理想范本的价值,并为实现这些价值,目的明确地选择从事相关工作｡

受访者SMC,因为“觉得有人很可怜,想这个世界更少一点的人去受苦,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最基本的社会保障”(SMC,27岁,社工),出于帮助弱势群体的愿望,他选择成为了一名社工;另一位受访者WM,因为想要“推动社会制度的进步”(WM,30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而服务于国家事业单位｡SMC对社工工作价值的确认,来自她对相关社会新闻的思考;WM则因为从小跟着身为公务员的妈妈接触到公共管理相关工作,而对行政工作的价值形成一定的认知｡

无论源于工作过程中的思考还是实习过程中的体验,年轻人对工作怀有的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都不是被灌输形成的,这些亲身经历为他们提供了判断工作是否有价值的契机,使他们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建立起理想取向的工作价值观;并且,越是与文化设定的职业理想“范本”接近的工作体验,其影响作用就越大｡上文提到的实习医生HZC,他第一次强烈地感知到作为医生的理想使命是在产科接生时,他至今犹记得听到婴儿第一声啼哭的“成就感”;在其他科室轮岗实习时(如他第一个实习的泌尿外科),都没有让他产生过那么大的心理触动｡显然,产科“新生儿的诞生”相比泌尿外科的工作更靠近“生的希望”这一意义符码,和医生工作的核心价值更近｡

当工作内容与社会话语叙事框定的职业理想内涵一致时,劳动者能够进一步确认自我和工作的价值,也更倾向于接受职业理想范本作为自己的职业理想｡不过,当年轻人发现,真实工作环境中的职业理想价值不受鼓励,存在着与职业价值正向符码对立的行为和价值时,就会降低其对职业理想范本的接受度,继而开始怀疑工作的理想取向,甚至丧失原有的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

艺术应该和名利性的东西是没什么关系的……中国的艺术行业有很多人沽名钓誉,很多假的画家,不是真的追求艺术,所以我现在不像以前对艺术有兴趣了,有一点迷茫吧｡(JTH,26岁,书画买卖)

总之,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产生本质上是对工作的价值赋予过程｡一是需要年轻人能够确认工作的社会性价值,认可社会为其工作框定的职业理想范本;二是需要年轻人确认工作的个体性价值,认可其自我价值可以通过工作实现｡此外,只有当年轻人所处的工作环境及其工作内容与职业理想范本规定的正向符码意义一致时,理想取向的工作价值观才能够稳定存续｡如果个人在工作环境中感受到的工作价值与社会文化建构的工作理想价值冲突,理想取向的工作价值观就无法长期稳定地维持下去｡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38名青年的深度访谈,尝试探讨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生成既不完全是行动者基于自身经历的主动选择,也不完全是外部社会性意识形态灌输的被动后果,而是个体主观意愿和社会文化结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对工作的价值赋予｡

一方面,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生成离不开个体性的动因,青年本身具有通过理想取向的工作价值观对持续性工作状态合理化的需求｡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盛行便是人们企图通过消费行为表达和定义自我价值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工作被视为赚取金钱以满足消费的工具,而不再被赋予任何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生成也离不开社会层面的建构,正向的工作价值在话语叙事过程中被框定在职业理想“范本”中;如果社会话语叙事中缺少对某种工作的职业理想“范本”构建,人们也很难描绘出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样态｡

本研究的受访者虽然包含很多职业的青年从业者,但是表现出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受访者主要集中在教师､医生等职业,并非因为这类职业天然地具有工作价值,而是因为社会文化为这些职业提供了清晰的职业理想范本｡最终,当年轻人能够在职业理想范本提供的工作价值框架内自主地认识和认可自己的工作价值,并认为其个人价值可以通过当下工作予以实现时,就能够建立起理想取向的工作价值观｡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多次提到年轻人要有理想和担当,鼓励青年建立职业理想､树立社会责任感｡实现这一点需要年轻人具备向上向善的自我意识,也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促进和保护青年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形成,既需要引导青年从工作中寻找意义,也需要传播和发扬各类职业的理想价值,还需要建立､健全使年轻人能够实现和发挥自身价值的良性职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