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地方」：單位制社區轉型中的關聯再造與媒介化顯現

学术 2024-09-06 18:55 陕西

“空間”與“地方“的理論關聯如何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語境及其中特定的空間組織形態中，通過人的日常生活被構連起來？是一個有趣的理論話題。更為重要的是，當前充滿大眾媒體、網絡媒體的空間形態多為一種現代的、都市的，那麼第二產業鑄造的獨特空間形如何被描述和闡釋？是一個值得探索的話題。請看下文：

作者：徐婧

源自於《傳播與社會學刊》總69期

摘要

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中國社會轉型對社會結構及其中人的社會關聯產生了深遠影響。研究聚焦改革開放後，一個西北內陸城市的單位制社區在轉型過程中人的關聯變革及其「地方性」的消失與重建，並著力探索上述再造過程中空間的媒介化顯現。研究以馬克思主義人文地理學和段義孚的地方概念為理論資源和解釋框架，使用口述史與線上民族誌深入田野社區。研究發現：轉型前的單位制社區是改革開放前中國城市空間和社會關係的主要組織形式，其賦予了當時社會中的人及其社會關聯獨特的地方性。伴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基於政治身份的社會主義單位制的地方關聯消逝，新的空間關係和地方關聯通過空間的公－私轉化、人－物質關係的商品化，以及社交媒體的技術接入再造交往空間，創造了一種有別於當下資本化城市空間及其空間關係的新樣態：一個充滿情感和記憶的城市「縫隙」，一種空間媒介化顯現的具體過程，以及空間－社會－人多重勾連的具體進路。

关键词

地方、單位制、關聯性、空間轉型、空間媒介化

問題的提出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1995）認為，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能克服所有的空間障礙，即「用時間消滅空間」；但大衛．哈維（David Harvey；2006）補充道：「消除空間必先組織空間」。空間不僅是人類生活得以展開的場所，還成為資本主義以來重要的自我生產與再生產的「原材料」之一。空間不僅是物質性的「容器」，還編織著人與社群的生活經驗，成為一個凝結記憶與情感的「地方」（段義孚，2017）。

「空間」是上世紀70至80年代社會科學理論轉向的重要焦點之一。特別是千禧年之後，互聯網資訊及其新興技術的蓬勃發展讓我們看到了其再造「時空」的強大能力。無論是「時空壓縮」或者「時空延異」均旨在說明傳播新科技對人的時空觀念、感知的影響，在此背景下，進一步探討這種影響對空間的現實、感知及其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深遠影響與改造。馬克思主義人文地理學家開闢了一條「空間－階級－資本」分析路徑，揭示出空間成為生產資料的具體過程（列斐伏爾，2021）。上述脈絡為理解和進入傳播、媒介與空間提供了重要的切口，特別是討論新媒介技術接入日常生活之後，空間及其中發生的公平與正義問題需要一個批判的理論進路，來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在社會轉型與技術轉型過程中，發生在具體空間中的人與社會結構的變動。顯然在長期而較為宏大的政治經濟的「空間」敘事之下，具體的人在其中的互動過程鮮少被描述。

因此，本研究旨在挖掘「空間」宏大傳統敘事中的微觀維度，即建立「空間－地方」的敘述脈絡，努力勾勒中國社會轉型語境中，「空間－社會－人」的多維關聯如何統合在「地方」與「地方性」脈絡之中，並將上述脈絡在特定歷史語境中的樣貌呈現出來。我們關注在改革開放的社會歷史語境下，空間形態與空間生產轉軌過程中，人在空間中的「顯現」、「遮蔽」與「斷聯」，以及作為媒介的空間及媒介技術如何成為斷聯的人們再造關聯的整體機制。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三大民生領域的市場化轉型1及其中的住房商品化啟動之後，社會主義時期城市的主要空間組織形式逐漸式微。商品化住宅的興起，不僅在物理空間中解構了單位制的空間秩序，也使得生活其中的人及社群在空間中越發「不可見」2。空間及附著其上的社會主義社區的地方性，隨之消解。因此，本研究希望考察上述「空間－地方」從宏觀到微觀的流動脈絡中，社會主義單位制社區具體的空間、地方的轉型是如何完成的。

具體而言，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第一，伴隨著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典型的單位制社區空間轉型是如何開展的？第二，如果說單位制既是組織形式，也是空間和人的關聯形式，那麼單位制轉型引發了怎樣的人的關聯重塑3？第三，上述發生重塑、重建的關聯性與中國大陸更為主流的市場化、商品化的市民關聯性有何異同？最後，文章想要探索的是上文一系列經由社會轉型引發的空間轉型、人的關

聯再造等變化，其內在的傳播機理是甚麼？更重要的是，空間作為一種介質，如何在上述流轉中發揮其中介作用。總之，本文希望能夠通過細緻的描摹，將社會轉型過程中具體空間之中的人及其生活境遇勾勒出來。

文獻綜述與理論資源

根據本研究的問題視野及理論旨趣，需要考察兩個不同維度的前期研究，以及能將其統合於本研究聚焦領域的基本理論資源。一是轉型期中國的社會轉型理論，特別是單位制轉型的相關研究；二是空間理論，以及地方與關聯性的相關討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轉型舉世矚目。轉型期的社會變遷引發了學者的關注：例如聚焦於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以來階級、性別等結構性的變化等。20世紀末中國社會經歷財富的重新分配以及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過程，在政治特權、金錢交易、地域差異、加劇的城鄉差別、社會性別、知識／資本等多個層面同時再現（戴錦華，1999）。社會發展也呈現出地域不平衡的特點，歷經40餘年的改制，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整體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區域差異大、發展不平衡仍是中國的基本國情（蘭秀娟、張衛國，2020）。

另一方面，全球化作為中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重要背景，資本的跨國流動，為中國大陸城市化在城鄉結構的基礎上增添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衝突的維度。住房制度改革是轉型期社會民生領域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1998年中國政府啟動住宅消費，住房商品化逐漸成為國民支柱產業，並進一步形成了「空間隔離」（segregation）的社會現實（黃怡，2006）。住房體制改革推動中國物質空間和社會空間的劇烈變化，同時推動了單位內部空間結構和土地利用的深刻變革，原

有單位住房與新的社會設施的共存塑造了單位大院內部的新空間。從「單位人」到「社會人」的變化開啟了單位的居民組成結構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可以說城市空間的塑造與重構是伴隨著單位制度的解體和單位空間變化同步出現的。從單位制度建立到其發生變革之間很長時間裏，單位不僅是城市社會控制和社會整合的組織形式，也是城市空間的基本單元，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城市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因此可以說，「單位」是解釋中國城市空間重構的重要視角（柴彥威等，2011），也是社會轉型時期地理不平衡發展、空間隔離和社會分層等多重社會

變動的交匯地之一。

如要深入探析上述現實問題，還需關照城市／社區和地理的另一個關聯概念：空間。人文社會科學中的空間性問題長期淹沒在「時間歷史」維度中，自20世紀中葉開始，空間才逐漸成為重要的研究領域。哲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等有關學科對空間的研究，為人類空間變遷史及空間認識論拉開了帷幕。社會科學學科對空間關注的興起，為社會科學理論帶來了空間轉向。1960年代後，出現了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哈維等一批著名的空間研究學者，他們關注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城市財政危機、市中心衰落、城市暴亂、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城市問題，結合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城市化、空間－社會關係、空間－資本關係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張應祥、蔡禾，2006）。

其中，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辯證法為後來馬克思主義取向的空間研究者提供了有效解釋路徑。無論從辯證法、語言學抑或是現象學的角度來闡釋空間的三元辯證（劉懷玉、魯寶，2021），「空間的生產」這一概念，均表述一種將空間與社會生產聯繫在一起的空間生產理論，即空間並非是先驗的感性認知，而是一種生產性的存在。如果將空間實踐（la pratique spatiale）、空間表象（les representations de l’espace）以及表象性空間（les espaces de representation），視為轉喻、隱喻和象徵性修辭的語言學結構的話，社會空間的空間實踐維度則表現為「符號」或「語言」的連結。表象是一種組織化、制度化的參考框架；空間的象徵物則是規範、價值和經驗的闡發。而空間的生產的現象學維度可能更貼近本研究的核心。嘗試以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或巴什拉（Gaston Bachlelard）的角度解讀三元辯證法，可被闡釋為感知的、構想的與親歷的／活生生的。具體而言，空間實踐的前提在於空間的可感知達成，而感知本身就需要前期的思維／概念框架的中介；最後表徵性的空間之中依舊是經驗、體驗的，從而其中依舊存在著「希望」（布洛赫，2013）的空間的可能。

列斐伏爾發掘了空間作為一種生產的結果和再生產質料的特性，揭示更加微觀的城市脈絡 —人在空間中的運作和關聯，如何推進了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劉懷玉、魯寶，2021）。哈維（2006）則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引入空間分析，完成了對列斐伏爾的補充。他借助歷史唯物主義將「空間」從長久以來的計量地理學中解放出來，從而恢復了「空間」的立體向度（卡斯特里、格雷戈里，2022）。其鮮明地表明空間中地理維度的發展，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呈現不平衡發展，並

將政治經濟視角引入空間研究。因此，我們將列斐伏爾和哈維視為空間研究的「一體兩翼」，即由馬克思空間觀念展開的微觀的經由人的交往、實踐構成的辯證的生產，與宏觀的由資本和權力運作形塑（shaped）的空間樣態兩個取向。而所謂的「一體」則是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空間原典論述，他們認為城市空間具有社會屬性並非「容器」，更重要的是，城市是資本積累的場所，且資本的積累直接改造了城市的面貌，另一方面，資本積累塑造了等級化的城市空間（馬克思、恩格斯，1972）。

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從列斐伏爾人與空間的互構，還是哈維將「空間」從地理學的逼仄中還原為「整體」，抑或是當前空間研究的各種新交叉（王銳，2020；吉登斯，2016；Gregory & Urry, 1985; Sayer, 1984），均為城市、地理、空間等多層次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們還需要關注，以傳播新科技為代表的「技術」發展，進一步將科學方法論、物理／實物、社會學／文化、哲學等多維整體的「空間」統合到一處，建構出一種全新的空間關係。移動技術既可能造成傳統社區的崩塌，但藉由其融合特性，可能會以全新的方式將身體與心靈、物質與精神連結

起來，從而創造出新的社區（謝靜，2021）。連接上述抽象空間轉型與具象社區的新媒體再造的關鍵就在於人在空間中的日常生活與實踐過程。段義孚（2017）為人在空間和社區中的具體生活、實踐作出了構連式的闡釋。其理論脈絡能夠將上述看似放射狀的研究路徑聚攏起來 —他所描述的「地方」概念，是由個體／群體的經驗沉積而成的空間。因此，同一空間中，人們之間可供共同喚起的記憶、情感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關聯性，就成為了「地方」區別於空間、城市、社區這類概念的根本所在。而這種「沉積」是由特定社會歷史語境中的經濟、文化、空間的生產方式形塑的。空間和地方在具體的實踐中緊密地構連在一起。當我們將列斐伏爾空間的三元辯證法所表達的空間實踐、表象和表徵性空間的具體展開過程落實在「人」的實踐層面時，「地方感」或「地方」的概念能夠提供一個有效的通道，

幫助我們進入這一新的「空間」邏輯之中。

當我們將上述漫遊的理論線索統歸於改革開放後中國空間的生產與轉型問題時，「空間」不再是一個「懸浮」的概念，而是與國家、市場、地方和人的轉型構連在一起的具體「空間」。「空間」概念的豐富內涵得以在改革開放的歷史語境中展開，如：地理 —後社會主義時期的城市更新與規劃；社區 —轉型帶來的社群／社區的分化／分層；以及上述變革與轉型帶來的人與其關聯性的重塑。在上述意義上，「空間」在中國社會轉型中，不僅表徵著轉型，也生產了轉型。「空間」的轉

型不僅是社會轉型的結果，更是社會轉型的直接生產力：在列斐伏爾意義上，社會轉型在空間中進展，而人在空間中是轉型的具體操作者；而哈維（2006）則看到上述人的具體空間實踐之上，更加宏觀的政治經濟維度，全球和本土的「地理不平衡發展」是城鄉、區域、東西空間生產差異化的根本原因。透過列斐伏爾和哈維的理論視野，我們認為在改革開放的語境下，空間轉型是國家改開政策的直接產物，而空間與空間表象／表徵的空間由具體的人在其中不斷操演實踐，促成空間成為生產要素，參與生產與再生產。而上述運作是在全球東西方的市場與資本情境下得以生發的。最後，全球、本土、國家、市場和人的流變與轉型，都將鐫刻於人對空間／地方的記憶、情感和認同之中。在上述維度下，空間及地方應當成為城市內部轉型的一個新的關注視角，由此窺見社會轉型和空間轉型的互文性是如何展開的。

因此，本研究立足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以此為基本框架，將「地方」對交往關聯、情感記憶與「空間的生產」加以構連（articulation），即在空間實踐、空間表象和表象性空間三個維度關照具體的人在空間中的交往關聯、情感記憶如何再造一個「新」的關聯性空間。因此，本研究將作這樣一種理論嘗試：考察一個經由市場、資本仲介下，以列斐伏爾、哈維空間理論為基礎的、具體但不平衡的城市社區；探尋在此具體空間中，其形構及生產方式的轉型中，人們的關聯性是怎樣變遷的。即，在「地方」或「地方性」理論資源的支撐下，將社會轉型中的城市故事統合在上述視野之下。研究要考察宏觀意義上的轉型中，微觀的人基於空間的記憶、經驗和情感是如何凝聚和消散的，是謂關聯的「再造」，並嘗試將斷聯與再關聯放置在宏觀空間轉型的社會轉型背景下，探索國家社會與空間地方的構連。本文將沿著上述邏輯展開論述。

研究方法與田野概況

研究圍繞西北內陸的一座重工業型城市L市X區中，一個名為「三廠家屬院」（三廠為化名，下文均簡稱為「三廠」）的單位制社區，並借助口述史和實地－在線民族誌，通過對典型社區的個案研究解析和闡釋，試圖將個案中的空間生產、轉型及其引發的「人－社區－空間」關聯性的變遷勾勒出來，以此窺見在時代洪流中，特定的社群如何重新建立關聯性和恢復其「地方性」的。進一步解析，上述地方性的消解與重建與社會歷史語境、全球及國家政治經濟之間的聯繫。

研究共展開了三段非連續田野調查。第一階段，曾在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在X區展開六個月的連續田野工作；隨後為彌補時效性欠缺的問題，於2017年7月至8月、2021年7月至9月初，分別兩次重返田野，展開非連續的田野工作。2023年8月，再次聯繫前三段田野中的受訪者進行回訪，並增加兩位受訪者。通過共計十個月的非連續田野工作，筆者借助觀察、深度訪談、後續電話和在線回訪，鎖定了三廠社區中的九位核心居民。這九位核心居民，入廠時間分布於1972年至2008年，幾乎都加入了後期的三廠「自治會」。以他們為中心，借助對他們的口述整理、焦點小組訪談和新媒體使用的在線民族誌，旨在還原三廠居民的生命歷程與城市發展、社會變遷以及技術變革之間的構連。九位受訪者以「項目編號－性別＋姓名首字母－序號」為編碼順序，依性別、入住時間、職業／職務、是否加入「自治會」以及受訪時間為編碼要素（詳見表一）。

九位核心受訪者從年齡角度橫跨了中青年（39週歲）至老年（78週歲），基本經歷了三廠市場化改革的轉型過程，其中39歲的受訪者，雖未親身經歷單位制時期的三廠，但她以「外來者」的身份親歷了從外部進入單位制的社會轉型。從職業身份角度來看，有七位為三廠職工，另有一位三廠子弟成年後離開三廠外出務工，一位則是企業轉型後租住三廠社區的食品小攤販。從年齡和三廠的關係角度來看，除租戶外，其他受訪者的工作、出生、受教育，以及代際撫育等多重生命歷程均在三廠內部完成。最後，從觀察和訪談時長以及經驗材料收集的角度而言，雖然三段田野間有著時間的分隔，但筆者也時常通過電話或微信回訪，以追蹤三廠的動態。

在上文不同階段的田野中4 ，我們了解到，截至2014年X區5全區共有單位制屬性的居住區38個，至2021年7月較為顯著的單位制居住空間降至14個，其餘20餘個社區已經完成或正在進行住宅商業化改造。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三廠，則曾是典型的單位制社區6 ，至2019年底，依舊是存續有單位制社區空間形態的典型案例之一。但需注意，此個案在2019年已將改造權及其土地所有權出售給保利7 ，將進行商品化住宅的改造。至2023年8月三廠已完成兩期商品房改造，改造工程接近尾聲。研究將其作為一個空間轉型過程中人、組織、社會和空間不斷博弈的典型案例加以展示與剖析，旨在回應核心問題：空間組織形式的轉型對地方及其中人們的關聯的改變與重塑，並構連其與國家政治經濟轉型間的關係。

具體而言：研究在宏觀層面，梳理三廠在改革開放這一歷史過程中的轉型樣態；在中觀層面，探索三廠內部空間分布、功能重置與地理區位相互影響的變遷史；在微觀層面，則聚焦三廠居民，著力將個體日常生活、生命歷程、生活變遷與三廠及其社會轉型的歷史語境有機聯結。通過自上而下的社會空間建構與自下而上的個體生命歷程映射，考察在三廠這一城市空間在社會變遷中發生的變化。在此變化之下，個體的生命歷程受到了怎樣的影響？以及居民們如何借助「傳播」重新塑造集體交流空間、凝聚社區共同體，重建了關於單位制時期的「地方」記憶與情感，並進一步建立了新的關聯？當然，我們在發問和回答上述問題時，需要不斷回溯改革開放和中國西部兩個關鍵語境。

「地方」的消逝：單位制空間關聯功能的消解與重塑

列斐伏爾（2021：631）曾對蘇聯與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空間模式進行了對比，其對中國單位制空間模式的討論有助於我們理解以「三廠」為代表的單位制社區的形態及其變化過程。他認為中國模式「真正關注的是將任何整個空間納入到建構一個不同的社會這一過程中來」。這個過程通過大量小規模的工農生產單位來付諸實踐，而不是由少量被賦予特權的中心地點來實現，以此達到「不僅促進財務和經濟的增長，也推動社會關係的豐富和發展的目的」。他進一步論述道，這種「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具有更加鮮明的革命性，因為它努力消除不平衡的空間發展，且它「將不會導致國家、政治形態或者黨淩駕於社會之上」。儘管對於城市來講，諸如火車站、革命博物館、人民會堂、體育場以及人民廣告等等，是社會主義空間實踐的顯著證明。但正是最平凡又無處不在的單位（諸如學校、醫院、工廠等）構成了當時中國城市空間實踐的最重要部分。單位通過社會主義的建設進程，成為城市空間組織的基本單元。中國城市因此發展成為自給自足且空間封閉的社區的集合，而不是完整的城市網絡。封閉衍生了高度「內卷」的城市生活形態：這種生活是區域化、階級分層和區隔的，而空間的物理形態是高度符號化和權力化的。此時，可以說「空間即媒介」，因為空間直接是權力。

在蘇聯模式的影響下，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城市空間進入標準化的發展進程，追求外觀和空間性能上的高度統一。標準化在城市住宅空間的安排上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不同類型的工廠和機關單位在設計上需要一定程度的特殊化，而圍繞這些工廠或者機關單位建造的住房，則基本不需要特殊化，從而遵從全國統一的設計標準，實現了空間標準化建構。圍繞城市工廠聚集而成的住房街區，其居住者正是在工廠中工作的工人。這一時期建築的標準化與經濟上的厲行簡樸，政治上要求加快集體化速度同時發生，其目的在於保證城市空間顯示出與日俱增的集體化特徵。然而，將單元單位轉化為集體化的生活空間只是更為宏大工程的一個方面，因為單位住房、居住單位是更大的集體主義實體的一個部分。如果要促成共產主義歷史使命的成功，就要將集體化的生活空間，以及日常生活和生產勞動都要統一到同一個集體化的整體中去（薄大偉，2014）。這種激進的社會形態得以展現的舞台就是單位大院，三廠就是萬千單位大院的縮影。

改開推進了商品和市場的轉型，上文提及1998年大陸的住宅商品化轉型則撬動了城市空間的單位制組織模式。這不僅意味著空間組織形式發生變化，更是推動了人在空間中關聯形式、情感記憶交往模式開始轉型。

從國家情感到市井生活：單位制空間的實踐轉型及功能重塑

以三廠為代表的單位大院，即單位制社區存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主要應用於大型單位，另一種主要應用於中小型單位。它們的區別在於，大型單位擁有獨立的居住大院，坐落在包含工廠和行政部門的大院旁邊。而中小規模的單位一般將工廠、辦公樓、學校等工作場所與居住單位、服務設施等安排在同一個大院中。

本研究所提及的單位大院屬於第一種類型。單位的空間設計反映了兩個核心目的：一是在微觀層面象徵並再生產社會主義的國家秩序；二是在單位成員中推行一種社會主義的集體化生活方式。伴隨著 1998年開始的住房商品化浪潮，市場與資本逐漸替代單位制的組織核心權力，成為工業城市空間中單位制組織形式的替代性力量。因此單位制社區的轉型率先體現在物質空間組織形式的改變，及其所表徵的空間秩序的轉向：作為其表徵的建築風格、空間規劃與布局的顯著變遷，反映了整體上「單位」空間模式的衰退。

然而，比空間的外在物理形式變化更重要、更深刻的轉型則在於：單位制社區組織核心的權力機制被消解，而空間的功能及其承載的意識形態均發生了改變。如三廠，其空間形式在上述轉型的衝擊面前，並未發生劇烈變化，而是維持和保存了「單位大院」的空間構成。但在其內在權力秩序和組織邏輯層面，單位制的意識形態與空間權力關係卻逐漸解構。其消解的過程，與社會主義國家初期的集體制度的轉型是同質同構的。

空間的實踐既是轉型的動力和結果，亦是轉型本身。轉型正在空間實踐的兩個維度層面發生：一是物理空間的改變、改造和轉型；二是空間中的人的使用、改造，即空間對人的功能的轉型。當我們將空間視為一種廣義的「介質」時，社會變革直接表現為空間的系統性轉型，而人在其中經歷著活生生的經驗。

因此，我們首先關注，社會轉型中空間實踐的轉型，即觀察物理空間的改變，並探查變動所引發的人使用空間的目的、途徑的變遷。

無論規模大小，單位體制下的住宅空間實踐都遵循著一些基本原則。而蘇聯式社會主義時期，單位制的空間布局風格偏好將最重要的建築（如權力機關、政治中心等等）展現在軸線／中軸線的最前方，正對大院入口的位置，呈現以權力為中軸的空間秩序原則。如圖一所示，中國單位制社區的住宅空間所遵從的基本原則是傳統建築設計的空間布局與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設計原則的雜糅：整體的空間建築布局、道路規劃以中軸線原則為主；主體建築則沿中軸線排列，次要的附屬建築分成組，排列在中軸線的兩側。

圖一的三廠社區平面示意圖直觀表達了單位大院式的空間規劃模式及其空間秩序。以大門入口為起點，處於平面中心的報刊標示欄與底端的職工活動中心／社區商店皆分布在中軸線上，可以看到兩者是整個社區空間的權力中心。從建築物的外觀來看，沿襲了蘇聯式建築風格。

建築風格和空間秩序，決定了建築（群）內部的日常生活基本動線，而院內日常生活秩序具有高度的集體性。其集體性分別表現在（一）空間動線即權力：每個住房單元都被圍牆與綠化帶有規律地進行了隔離，每棟建築物之間皆設置公用的綠化帶、自行車和汽車停車位、公共休閒空間等設施；（二）社區空間中安排了職工活動中心、運動場、商店等設施。上述兩類空間秩序分別在空間功能的界定，以及管理閒暇時間和勞動力再生產的空間秩序。這種布局意味著，單位內部的集體生活並非是鐵板一塊的僵化整體，而是集體的交往、互動會隨著單位成員日常生活中活動的不同而發生變化。換句話說，人在既定單位空間中的實踐行為構成了空間生產的第一維。那麼在三廠的轉型中，人在其中的實踐是如何展開的呢？

我們關注到三廠微觀空間中的「交互」空間的實踐及其功能轉型。在三廠的微觀空間中，報刊欄和小廣場在改革前後均可視為三廠的「信息」交互空間。因此，其功能以及單位成員在其中的使用與實踐，是觀測這一空間轉型的重要維度。單位制改革之前，三廠的中心位置被花園和報刊欄所佔據，且有著較為固定且嚴肅的政治功能：「報刊欄不是聊天的地方」（M-FL-3）；「也能聊，不過都聊單位的事兒吧。看看國家大事、中央8 報紙」（M-MJ-4）；「報刊欄每天發布的都是廠裏的新聞，工作安排、領導任免啥的，最重要的是國家時事。我印象太深刻了，過去大家在報刊欄看新聞讀報紙，碰到一起看的同事，談論一下國家大事。那時候大家只關心大事兒，哪有閒心操心亂七八糟的」（M-ML-1）。

當問到甚麼是「亂七八糟」的，被訪者也作出了解釋：「家長裏短、七大姑八大姨之類的，那些事兒只能在家裏說，登不了大雅之堂。報刊欄那塊兒，我們覺得只能討論國事，雞毛蒜皮的事兒自己家裏說說得了，沒意思」（M-MJ-4）。

從受訪者的回憶和口述中可以看到，報刊欄及其周邊空間在單位制時期是單位制權力的隱喻和延伸，不斷地生產著關於社會主義的「家國觀」和「世界觀」。在單位制的交互空間中，人的實踐並不生產日常生活，而是延續集體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並生產和再生產了「集體」和「家國」的權威話語。這種實踐和生產構成了單位制社區的「中軸線」的具體意向。這也象徵了單位制時期社區居民間關聯的結構性力量，是關於空間是甚麼、在其中做甚麼，以及如何做的「記憶」。因此，空間是書寫記憶和關聯性的「媒介」。

伴隨著轉型，單位制社區的空間表象、功能，及其人之間的關聯方式，都開始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參照則是「報刊欄」及其周邊公共空間的變遷，當然變化是悄然發生的：「你所說的『改革開放』是說80 年代初，但廠子真正的變化，我自己感覺是95年左右開始的。我印象深刻的是，94還是95年，大概率是95年，報刊欄到3月了還沒有換裏面的報紙。都發黃了。很長的時間廠子也無暇顧及，雖然偶爾更新，但其實也沒有之前那麼多人來讀了，更別說一起諞傳（方言：聊天）。大家只關心混口飯吃」（M-MJ-4）。

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三廠居民嘗試重新激發「報刊欄」這一具有單位制社區特色的媒介的活力。他們圍繞報刊欄周圍的空間，構建起一個以資訊交換、再建情誼的新公共空間，以此重建關聯。這一方空間，承載了從讀、議「國家」，到不讀、不議「國家」，再到讀、議「社會」／日常生活的轉型歷程。人在空間中的實踐生產出新的「市井」空間：「我2002年來廠工作，其實我是子弟9 ，沒啥別的本事，出去工作可能性不大。本來不想在廠裏待著，從出生到現在就一直在這幾條街，真沒意思。玉門街我也住過，後來自己搬來三廠。小時候三廠那個報刊欄是社區中心啊，國家大事、美國英國甚麼的消息都是在那兒知道的。我爸沒過世的時候吃完飯就去報刊欄和個老同事聊天去了。說的都是國家大事廠子發展。後來開始下崗內退，誰還談論國家大事啊，那個報刊欄好幾年裏面啥都沒有，落灰了。2000年前後，大家才陸陸續續改造了一下，放一些愛護環境小知識、生活小百科之類的。就圖個實用」（M-MY-5）。

在問及甚麼是實用的資訊時，有受訪者認為：「生活用得上的資訊唄，還能有啥。修鎖開鎖、貸款資訊、居委會電話、各種生活服務的電話等等。生活裏都用得到」。她進一步補充道：「我是後來租住的，做點小買賣，剛來的時候很不自在，這個社區除了我們家似乎都是廠裏人，別扭得很。各種資訊不通，後來我發現他們平時在報刊小廣場（報刊欄附近）聊天，貼資訊，我就湊過去聊、問、貼（笑）。時間久了，也就熟悉了」（M-FX-7）。

報刊欄作為單位制社區在轉型過程中被重新賦意的空間，恰恰是依託於單位制的獨特的「地方」的消逝：高度政治化、集體化的宏大敘事，及其權力系統在空間實踐過程中被改寫、消解。社會轉型與空間轉型展現出高度的秩序重構：集體主義退場，而一種私人的、世俗化的空間逐漸顯現出來。而空間中的人的組織關係也在空間功能的轉化中悄然變化 —單位人轉向市民。

福利制分配到市場化消費：單位制轉型中的「人－物」關係

單位制轉型過程中最核心的生產關係、生產方式的變化，必然引發生產－消費環節的變化。三廠居民通過對單位制社區的另一種功能重建，改變了社區內部物、商品的流通機制，進一步重塑了單位制時期人與物的關聯性。從這一角度出發，轉型也意味著空間表象的變遷，即如何定義和描述「人與物」的關係，並生產了怎樣的話語符號。

M-FH-9在電話訪談中不止一次提及住房商品化對周遭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改變：「我1982年插隊回城，分配到廠裏的醫務所。我愛人比我晚三年，經人介紹結婚，廠裏先是分了一個平房，後來『上樓』也搬了兩次家。但1997年突然通知如果要住就需要購買，湊了兩萬多。從那時候起，很多東西就變化了」；「我們也是從那時候起，不再『分』房子，而是『買』房子」（M-MX-8）。

住房分配方式的劇變，改變了單位制成員對其與空間建築物「房子」關係的定義和描述 —從「分」到「買」不僅在空間實踐層面表現出深層邏輯的變遷，且在空間表象和表徵性空間等維度也彰顯其轉折：

「當時工資不高，雖然現在聽起來兩、三萬元人民幣不多，但當時大部分家庭一次性拿出來是困難的。所以有段時間，廠裏人愁雲慘淡、四處借錢」（M-MX-8）；「如果問我區別，都是住，能有甚麼區別？但我個人認為，分的房子有流動性，大家佈置都很簡單。當然也主要那時候物質水平都差不多。買的房子更愛惜，也確實有了『家』味，縱向佈置的乾淨好看實用。分的房子就是個宿舍」（M-FH-9）。

住房商品化進程的推進，促使單位社區成員，察覺居住空間的私人屬性。從這一角度來看，商品化與單位制集體秩序的瓦解間有著深刻關聯。此過程中，人不僅與「物」的關係發生了分配到購買的改變，更重要的是，人與物建立關聯的基本邏輯從單位制權威轉向市場規則，從而根本地改造了人與物的互動模式。

除「分」房外，單位制體制還有另一項具有特色的分配機制引人注意，即勞保制度。這一制度的改革間接地影響了單位制居住空間向商品化住宅空間的轉化及其造成的分層：「以前單位每年是有『勞保』的。早些年只要需要，上報工會就可以領取，後來就是職工及家屬直接發不用按需。80年代末期開始，變成年終發放。這時候勞保的性質有些變化，那時候『領導』開始利用職權倒賣，賺了第一筆錢。說不清是福利先沒，還是先開始買房子，總之改革先革了生活的命（笑）」（M-FH9）；「三廠當年也是L市工資能排上號的好單位。後來一落千丈。08、 10年三千多的平均工資，別說在市裏買房子，買些日用品也緊緊巴巴的」（M-MS-1）。

上文描述了兩類轉型所造成的「人－物」關係的轉變。一是單位制居住空間從公有分配轉向私有商品化。在此維度，居住空間作為單位制大院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其屬性的轉型實則是單位制空間固有實踐秩序的瓦解。二是單位制居住空間「表象」的變化 —從「分」到「買」是這一空間表象及表象性空間變革的隱喻。

「勞保」的變化則更直觀地表現在三廠空間功能及其實踐邏輯的轉型。圖一中的建築物（4）是三廠職工活動中心及「勞保」商店所在地。勞保商店的物質實踐，從「領」物資的「登記」到「買」物資的「消費」，實現了空間功能及和空間實踐邏輯的根本變革。

從「分配」到「購買」已觸及到空間博弈過程中根本性的物質資本積累問題。在三廠空間的轉型牽涉出一個關鍵問題，即集體分配和人人有份的福利（某種程度上也是「特權」），如何在改革後，資本和政府權力作用力之下，轉化或生產出一種「另類」的的城市共用資源？

三廠居民嘗試建立一個「過渡」商店，以應對上述「福利」帶來的衝擊：「沒有改制之前日子還成吧，必需品都發。後來不發了，大傢伙兒挺懷念當年的福利待遇：東西不多，都是能用上的，而且確實是人人有份。大家唸叨的多了，我們這個委員會也就琢磨能不能想想辦法，讓大家共用資源，重新獲得一些實惠。這個想法一提出來，大家都非常支持」（M-MS-6）；「最終工會和廠裏商量，把職工活動中心的一部分讓出來給我們。排除萬難，宗旨不能變，就是沒有福利我們自己創造福利。也就是用最低的價格、最好的品質服務社區所有居民」（M-MS6）；「比較麻煩是，我們的商店1995年開，一直到98年勞保商店關門前，兩個商店形成了一種競爭關係：當前勞保商店是領導的『關係』價錢不便宜，但大宗支出多。而且我們居民來得多，流水多。後來領導其實不是很高興。雖然98年冬天勞保商店關門了，我們也逐漸沒人買，大家都去『超市』了」（M-FH-9）。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三廠的空間實踐呈現出兩個層次的轉化，空間實踐方式的轉向，也關聯了其他二元的變動，且都內在地參與了社會轉型中人的關聯重塑。第一重轉化，是集體人向公共人的轉型。報刊欄作為三廠單位制時期，國家意志和政治敘事的表徵空間，在轉型中轉變為公共人言說世俗話語的空間 —「公」領域轉向「私」領域；第二重轉化則更為複雜：由平均分配的「人－物」關係開始轉向和鍛造以消費能力定等級的「人－物」關係。其中居住空間從「分」到「買」不僅改變了勞動力再生產資料的性質變化，也將人從集體觀解放出來，萌生了更具現代意義「家」的私空間觀念。而「勞保」福利的退場則為多元的另類空間公共資源的創造提供了動力。因此，三廠空間的轉型不僅是生產方式及空間生產方式的轉折，也深刻地扭轉和形塑了空間中的「人－物」關係、人的交往行為、社會組織方式，形成新「關聯」。單位制時期，由空間實踐－空間表象－表象性空間共同建構的「地方」，在上述多重轉型中消逝了。

「地方」的再造：單位制空間的媒介化轉型

國家主導下的社會轉型勢不可擋。經濟體制、結構的轉向造成了上文中單位制及其附屬的空間組織形式的解體。在上述宏觀情境下，三廠人曾嘗試仿造單位制的生產、消費體系，以保留「地方性」，但這一方式在轉型浪潮中難以為繼。產業結構轉型的內核是社會階層構成、權力分配的轉換。此時，依託於國有的第二產業的工人及其組織形式，及其相應所產生的地方感和人的關聯方式，其根本內核發生劇變。雖然有學者認為，轉型所遵循和引發的「圈內轉換」（何清漣， 1998；孫立平，2002）決定了社會政治、經濟資源再轉型後依舊流向政治或經濟精英。然而我們可以看到，被視為「主人翁」的工人階級群體並未成為資源的「繼承者」。

在上述社會歷史語境中，三廠居民經歷了單位制空間轉型帶來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周遭世界（胡塞爾，2016）的顛覆，改造了其地方觀念、生活及社會秩序。足以證明，空間在社會轉型中是如何被改造，且同時作為社會轉型的生產資料得以生產與再生產的。作為政治權利、社會秩序與空間秩序的單位制空間組織形式雖然伴隨著轉型解體了，但三廠中人卻並未離去。三廠居民和社區後來住戶，在生生不息的空間實踐中，借助新的媒介技術、空間表象的新「挪用」，嘗試生產新的空間意義，並在生產與再生產中重塑了社區關聯性，進而重建「地方性」。

從單位到居民組織：新關聯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

伴隨著單位制及其空間組織形式的消逝，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嘗試延續舊的關聯，短暫地建立起一種「模擬」生產、流通、分配的底層關聯邏輯。除去上文提及的「勞保」制度衰微後三廠居民自建「小賣部」的半福利、半消費空間和物質關係，他們還嘗試通過媒介技術重塑「組織」，即居民「自治」委員會（後文簡稱「院委」）10。這一「模擬」最初是以單位制時期的工人層級關係為藍本的，是一種已然抽空其物質基礎的「權力秩序」，加之新的技術手段開拓了新的關聯空間：這一「模擬」從初始階段就是一種重塑。如果說，上文中三廠物理空間的重組及其實踐造成了社會主義單位制地方的「消逝」，從而萌發出依託於新的空間功能的「地方」的可能，那麼院委借助新媒體技術，真正生產出了一種更為深刻地區別於單位制關聯的人的關係。這種被啟動的線上空間，是萌發市民意識的重要場域。

院委的發起人之一向我們講述了改制之後社區內的「關係」的種種變化，並解釋了院委的由來：

我們都是1972年廠子成立之初，從全國各地招工來的。以前所有職工都住在玉門街老廠房後面的職工宿舍，每家也就十幾個平方。88年老廠改革，工人也住不下了，廠子才從玉門街另一頭給大家蓋了房子，也就是現在我們住的三廠。一開始，住就行，衛生、管理啥的是廠子的後勤統一。廠裏的工人，按照工齡登記分配住房，廠裏的娃娃們要是頂了家長的班，也可以繼續住家裏的房子。後來1997年廠子股份制改革之後，社區矛盾就多了起來：支出變多了，水電暖氣物業費都要交；工資比較而言降低了。當時很多人在鬧，但也沒用。除了要買（房）外，後勤逐漸撤出社區才是引發持續性矛盾的原因。（M-ML-1）

另一位受訪者是1992年進廠的，正好經歷了廠子劇變。這給她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人生記憶：「我剛來就分到了三廠，那時候還挺高興，畢竟比起外面更老的小區還是乾淨整潔的，管理有序。但很快，情況就變了。社區開始賣房子之後，原來是職工和子弟家屬住，後來有人租，再後來就是有別的地方的人來買。廠子不管了，環境越來越差。新來的工人沒地方住，老工人受不了這個環境，退休後回老家的、搬出西固的也非常多」（M-FD-2）。

不難看出，單位制組織的撤出對三廠職工的日常生活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從集體、有序進入到個體的、無序的階段。M-ML-1比較詳細地講述了這一過程：

留守的還得過日子。我們幾個老工人、老住戶，琢磨著廠裏不管我們了，工會也不管我們了，那我們自己能不能為自己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地方做點甚麼？就是這麼想著，最開始我們原來車間的三家，剛好住在一個單元裏，決定組成一個小團體，去和整棟樓的居民談，組成一個居民組織，主要是想解決衛生、後勤、安全和與廠裏對話的問題。　　後來，我們這個思路和行動社區裏其他人都來效仿，大家都覺得這個方法不錯，全樓的家庭參與院委中來制定一定的衛生打掃和安全巡邏的規則。生活還要繼續，必須恢復良好的生活秩序吧。再後來，大家決定每棟樓選舉一位樓長，為大家服務，當然也承擔一定的責任。整個社區一共12棟樓，216戶，就通過我們這12個人聯繫起來了。我們這12個人為了能夠及時處理問題，當年還面對著廠裏要求大家買房的那次風波，自發地每週都會開個碰頭會。後來發現怎麼把資訊和方案傳達給每戶人家是個費力的活兒。2000年之前，我們都在原來宣傳欄小廣場定期碰一下，也會把相關通知、公告、方案之類的信息貼一下，告知大家。笨辦法是有效果的。

單位制組織形式、空間秩序、人的社會面臨了巨大的轉折，而具體的人能動、靈活地重建關聯，並且通過空間實踐改造了單位制社區中高度政治化的空間屬性。在此基礎上，單位制的集體撫育轉換為短暫的社區互助撫育，為後續市場化的社會撫育打下基礎：「我1992年招工進廠。我姑姑是廠裏的職工，所以我才能來三廠上班。我家那口子比我大五歲，結婚的時候已經是二車的主任，家裏人很高興。說這麼好的單位，這是吃皇糧的，到死都不用擔心沒飯吃。99年前後（註：這裏是受訪者記憶錯誤，應是1997年），廠裏說要股份制，我們也不太明白是甚麼意思。我當時想，我是打死都不能下崗，畢竟我剛生完孩子。沒想到還真的輪到我頭上了，我和幾個年輕媽媽覺得這樣日子沒法活，一起去找工會和婦聯，沒用！後來看有人在報刊欄附近議論搞了個甚麼委員會。我們幾個就去找院委，看能不能給廠裏說一下這又生娃又下崗的怎麼過。下崗是肯定下，但我們幾個剛剛生完孩子沒多久的還是保住了工作（註：2008年受訪者終究還是離開三廠）」（M-FL-3）。

M-FH-9和M-MX-8是一對夫妻，他們對院委短暫的存在持肯定態度：「我倆前後來的三廠，生完毛毛（註：其女兒）沒多久開始下崗潮。毛毛我們是扔到托兒所就不管了，小學也是。但廠子裏的托兒所沒有維持太久，有兩年左右就關了。那兩年都是院委的人幫忙平衡協調家屬幫忙看娃。我們很感謝院委，雖然後期院委也變了」。

我們發現，院委是面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大鍋飯」與單位統一管理向市場化過渡時期，單位人的調適策略。在行動初期，居民中的行動者並不具有清晰的行動意識與相應策略，對其所處的劇烈變遷也並不了解。可以說這一時期的行動，是出於面對急劇變遷的一種保護個體權益的反應。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提到了工會作用的消失，也使他們嘗試通過「模仿」和延續單位制中工會的模式來維護自身權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產業工人通過「階級聯合」實現內部的團結與抗爭，這一革命遺產在當下空間抗爭中發揮著作用。而M-FL-3的講述似乎讓我們感受到她對社會大背景變動的敏感性。她提到紡織廠曾經的輝煌使得周圍人以及自己都認為是吃「皇糧」，找到了「金飯碗」，而這種人人艷羨的景象在股份制改革之後，也就是企業體制改革之後分崩離析了。面對生活的劇變，三廠人依舊首先訴諸和尋求「組織」的幫助。但在新組織的行動過程中，國家意義上的集體／單位逐漸退場，以現代都市為背景的「社區」人的新型組織空間逐漸形成。在這一過程中，基於新空間的關聯實現了生產與再生產。

媒介技術中介下的組織重建：單位制秩序的消解與市民關聯的生成

在改制引發的各個層面的坍塌與重建面前，三廠居民作出了一些自發但不自覺的努力。然而，即便最初的尋求工會幫助以及自主抗爭行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現實環境不可逆轉地朝向「瓦解」和重組，依舊是此類社區空間及其空間主體無法突破的困境。特別是在社會、政治、經濟資本匱乏的情況下，文化資本的枯竭也是後單位制空間與地方難以「可見」的重要原因之一：單位制時期以政治權力為軸心的關聯性斷裂，而新的替代性關聯和地方記憶並未形成，導致三廠人「懸浮」（Xiang, 2021）於轉型期中國的特殊社群。因而，他們需要一個再造「共識」的有效空間以重新連結。

一位三廠子弟談到：「我們這批人，很多是子承父業留下來的，自然父母的房子我們也繼續住，結婚生子生活下去。說實在的，這個社區條件和外面那些商品房不能比。但有人味，從小到大認識的長輩、朋友都在，這層情分外面沒有。我一髮小搬去城關的新小區，大房子。我挺羨慕的。他自己卻說兩年來，還沒怎麼見到過鄰居」（M-MY-3）；「住慣了不想搬，朋友都在這兒，住別的地方感覺會孤立」（M-MX-8）。

單位制留存的地方情感，為新關聯的生產打下基礎：「我2002年新招工來廠，同年進來的一批青年職工基本都住我們這棟，我這人愛熱鬧，就當了樓長。主要負責業餘文體活動策劃。大家都是熟人，玩得更開心。還有一件事兒是我促成的，前些年我們的重要通知主要都是在社區宣傳欄張貼，好些人來不及看，或者不注意，過了時間期限了還都不知道呢。我就想能用個甚麼方法把消息及時傳達給大家，並且能一起討論問題。後來大家都想到這一點，就想著要一起管理這個社區，剛開始就是組織了一個類似工會或者居委會的組織，每棟樓一個樓長」（M-MY-3）。

工會組織等單位制時期典型的人的關係的組織形態，在轉型中失效，因而需要一種新的空間和邏輯，以幫助失效的關聯得以重建：「最初大家是每週或者每季度在報刊欄開個小會。戶外，冬天太冷，到了 2004年小靈通普及了，大家發發短信聯繫更方便。但還是需要在報刊欄廣而告之。最後大概2011、12年前後，微信出現了，就更方便了」（M-MY-5）；「建微信群的主意還是我出的。建微信群可以解決通知不到人，消息不到人的問題。我找每個樓長先學會用微信，號召每一戶至少安排一個成員加入我們社區的微信群，這樣一來，社區的相關消息就能及時地傳達到每個家庭中，有任何意見也能及時回饋給我們，從而及時解決問題。說實話，我們這幾個人就是完全自願的服務者，目的就是讓這個社區真的成為大家自己的地盤，能生活得更舒服、更快樂。雖然我們沒有外面的那些個樓盤的硬體條件，但我們更有人情味，更像一個大家庭」（M-MY-4）；「但微信群和院委也有一些有意思的變遷過程：最開始比較嚴格，必須是本單位居民，後來，租戶也得拉進來，畢竟都以社區為家。剛建群的時候的確是關注工作、單位變化，討論社區管理等問題。但這幾年大部分是家長裏短、小孩兒教育、生活知識，也有團購資訊、商鋪、轉租啥都有」（M-FL-3）。

工會、後勤的解體，促發了三廠居民在其社區空間中生產出替代性的功能性空間 —不僅有對現存空間的挪用轉譯，也借助新的媒介通道開闢更具時代價值的網絡空間，以凝結新的情感和關聯。如果說居民對現存單位制物理空間的實踐改造，推動了單位人向市場人的轉變，那麼新媒體通道創造的網絡空間實踐的意義是甚麼呢？有居民認為微信群能夠最大限度地把人聯繫起來：「微信群比較方便，報刊欄那邊去的就少了」（M-MY-3）；「我是租戶，在外面做生意，還是微信群方便。但我和鄰居都不太熟，他們是一個單位的，我就是個外來戶。房東說，有個廠委的群，我們租戶進不去。後來就開放給所有人了，進去看看信息聊聊天，挺親切」（M-MU-6）。

三廠居民面對單位制的地方從「主流」到「失語」困境之時，不斷地改造空間和創造新的社會動員和交往空間，以賦予社群新的關聯性。他們發掘了新媒體潛在的社會行動的動員與組織能力，開闢了產生階級身份認同與喚醒階級意識的新網絡場域。

M-FH-9提及：「在群裏大家主要想解決問題，廠子和工會不管，自己得管自己。廠子散了，我們出門都低頭走，沒錢沒地位啊。但我們也要自強，至少在社區裏面互幫互助共渡難關，優良傳統要守住。」

正如眾多研究論述的那樣，新媒體「無組織的組織力量」（曹晉等， 2015）已顯現無疑，互聯網為群體動力學帶來重大改變：新媒體打破了傳統意義上媒介內容生產的精英模式，草根的力量突顯，通過共用、合作以及集體行動個體在網絡世界中實現身份認同與群體建構，這其中蘊涵著個人或群體自我意識的覺醒，並通過傳播新科技的使用而達到自我賦權、抗爭、救贖的可能性。正如M-MX-8所言：「直到廠子改制，我才意識到『工人階級』是指甚麼。這可能就是『只緣身在此山中』吧」。

同時，網絡空間的流動性與單位制社區原有的一元社會秩序和權力關係的瓦解形成了某種呼應：工會等職工組織中的層級秩序，在微信群中逐漸成為一個外殼，其內部逐漸由世俗化的、市場化的、社區屬性的人的交往所取代。

卡斯特（2000）認為，網絡因應社會需要，可以是扁平的，也可以是等級森嚴的，其內在運行邏輯不受制於地域性權力結構，也不受制於經濟因素方面的考量，而是高度選擇性地去吸納或排斥各種社會組織因素。三廠微信群似乎驗證了這一點：建群初期高度類比了單位制時期的組織層級制度來動員和組織網絡社群，隨著時間和交往的深入，微信群的單位制結構被市民組織形態取代，交往形態、方式和符號都發生了轉變。

邱林川（2013）認為存在一條貫穿卡斯特信息社會三部曲的線索：即如果說網絡是物化了的通訊網，自我就是心靈和文化的認同；如果說網絡是建立在剝削壓迫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我就是反抗異化、尊重勞動的階層意識；如果說網絡是全球化經濟體系，自我就是地方政策與歷史傳統；如果說自我也會變成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的場域，那麼網絡同樣可以是21世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新天地。現實生活中大眾媒體與線下社會已變得不可見的「產業工人階級及其居住空間」，在網絡社會中通過共用、合作最終完成了其線上群體建構並獲得群體意識與身份認同，並為階級意識的形成創造了可能性。更為重要的是，借助新的媒介平台所開闢的第二重空間，三廠新的「地方」情感和共識得以凝結、重塑和再造。當線上社群從「議事」轉變為「聊天」，在線空間生產的主要內容從嚴肅性的社區生活轉向世俗性的日常生活內容之時，一種區別於單位制社區的地方情感得以生產，並在線上交往—實踐中得以再生產。

三廠居民通過重建社群公共交往和搭建互聯網空間兩個維度的空間生產實踐，開闢了新關聯的空間，搭建了新型關聯的可能路徑。新的關聯從單位制的政治化、權力集中逐漸走向公共交往，進一步推動單位人向市民、市場人的轉變。而上述雙重空間是萌發、生產上述「轉型」的介質和場域。

結論和討論

通過對三廠具體的案例分析，我們看到一個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具體社區空間在其空間主體面臨空間的資本與權力轉向的壓力時，通過重塑空間功能、延續工人組織交往範式、重構物的流通等多維努力來再造社區「關聯」。

這一關聯的再造是藉由雙重的媒介化顯現完成的。一是從以權力為軸心的空間向以傳播為中心的空間的媒介化轉向。這一轉向的重要價值在於：通過對空間內部的意義、交往、功能的重塑，直接引發了單位人、集體人向社區居民、市民的轉變，從而使承載國家意志的單位制空間轉為承載世俗觀念的社區空間；二是新媒介技術提供的線上組織空間和交往邏輯，以嵌入日常生活實踐的方式，直接建立了新的關聯組織形式、重組了社區秩序。這一具體空間中人的交往與關聯的目的、過程和結果在上述雙重媒介化的作用下發生了改變。不難發現，無論是列斐伏爾、哈維抑或是段義孚意義上的空間，都在三廠社區的轉型中，完整地呈現出空間的三元辯證過程：空間實踐、空間表象及表象性空間的轉向是同時發生的，並在轉型中生產與再生產了新的空間。三廠空間生產與再生產的三元辯證具體表現為對政治性空間的公共交往實踐、「分」或「買」的空間表象及其秩序的轉變，以及對具有嚴肅性、同一性的單位空間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轉譯和生產等等。因此，將三廠空間的轉型視為一種社會性媒介，可以更好地理解「社會－空間－人」的多維關係。更重要的是，三廠故事讓我們看到社會轉型與空間轉型及其生產的同構性。在三廠的單位制社區轉型過程中，初期社會主義的時代精神伴隨著空間組織形式的消解而消解，而全新的、市場化的、更具現代性的市民精神同樣與世俗化的空間生產同步而生。因此，空間不僅是生產資料，可以直接參與生產與再生產；空間還是媒介，它是人－社會－國家及其交往、互動、生產、再生產得以展開的條件和顯現。

在中國市場經濟轉型的社會語境下，消費與購買能力成為獲取城市空間主體地位的重要標準。然而，以三廠居民為代表的、在轉型中從「中心」滑向「邊緣」的城市居民，因其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流失，其在城市空間中逐漸被排斥。當城市主義以及消費主義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並擴展到全球各個角落，產生了同質化的生活靈感和風格之時，人們生活的地方變得越來越大同小異，曾經屬於單位制的「地方」空間漸漸消逝。越來越多的媒介景觀營造出全球齊一性的城市空間想像與其中隱喻的階層區隔間的張力與衝突，將與以多元性空間為根基的「地方」展開永久的博弈。三廠僅是一個日常生活空間的個案，它所表現出來的空間的多元活力彌足珍貴。

在多重空間的挪用、重組、改造中，單位制地方消解了，而新的地方得以重建。當然，此「地方」已非彼「地方」，三廠重塑的地方關聯，其中屬於單位制的溫情和內核在越發流動的今天，也逐漸成為部分居民共同的記憶 ——一個新的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化的、以商品化作為連接的市民社會關聯結構，已然萌發。在本文的個案中，我們不難看到，空間作為生產資料也深度參與了社會轉型，空間權力成為決定「地方」和地方性是否能夠得以存續的重要條件。文中三廠居民在面對空間轉型時，通過空間媒介化和新興媒介力量，曾嘗試挽留或重建記憶中的地方空間。在新－舊空間權力的「縫隙」中博弈的空間實踐，催生出多樣的城市故事，都值得被記錄和刻畫。而三廠故事充滿矛盾之處在於：空間的不公正問題並未伴隨著單位制的消逝而消解——曾經被視為「解放」力量的住宅商品化再造了單位制社群的關聯及其空間使用的新的「不平等」。

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2019年三廠原址地皮被保利拍下，展開其商品化的房地產改造。三廠的人與故事也將沉入城市化的浪潮之下。但它給我們帶來了社會轉型中，空間實踐自主、多元的一種可能，並保存了一幅生機勃勃、有別於全球化景觀的地方存續及其空間生產的案例。在第二產業及工人階級的身影越發難以窺見的當下，記錄三廠的故事，在微觀歷史的視角中揭示「國家－社會－空間」與人的實踐關係，是本文意義與價值之所在。

*參考文獻及注釋詳見原文。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Y1NDQ4OQ==&mid=2650267993&idx=1&sn=bfec0ddad5ef8e097b055985faa7a3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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