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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城市家庭中广泛存在代际合作育儿的现象，然而关于育儿，一个家庭里究竟是谁说了算呢？肖索未老师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分析，从动态的权力关系的角度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严母慈祖”的概貌，并探讨了这种格局形成的原因以及运作方式。
作者：肖索未
来源：《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本文通过考察城市家庭中广泛存在的代际育儿合作现象，深入分析了代际间的分工合作与权力关系。研究发现，在代际合作育儿过程中，家庭内部形成了“严母慈祖”的分工和权力格局，母亲成为育儿“总管”，以“科学育儿”为指导，对儿童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同时掌握主导孩子成长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并承担社会性抚育的教育职责；祖辈以“帮忙者”的角色进入子女家庭承担大量的儿童生理性抚育和家庭照料的工作但在家庭事务决策和话语权上处于边缘位置。不同于传统制度化的家庭权力结构，“严母慈祖”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弹性权力关系，受制于成员间的协调与博弈，并高度依赖于代际间特定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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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西方社会中，通常在父母“失能”的情况下（比如入狱、未婚生子），祖辈才会承担起对孙子女的照料（Chen et al.,2011）,而在当下的中国，祖辈参与孙辈照料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根据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査1991-2004年间在9省获取的大样本数据,45%的老人与0-6岁 的孙辈生活在一起;在三代同住的家庭中,祖辈承担的照料时间与母亲相当；在不与祖辈同住的家庭中40%的年轻父母会将孙辈送到祖辈家庭进行照料（Chen et al.,2011）。另一些对城市家庭的大样本调查也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由父母或配偶父母帮忙带孩子（Goh & Kuczynski,2010;马春华等,2011）。祖父母参与孙子女的照料在中国社会古已有之。历史学家指出，在传统社会，由于孩子出生时很多年轻夫妇尚未自立门户，祖父母和其他女性亲属参与一部分照料抚养幼儿的工作（熊秉真,2008）。但与老人“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的传统想象有所不同，当代代际育儿合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图景。一方面老人参与孙子女的抚育对子辈家庭构成了重要的支持有利于培养良好的祖孙关系，加强代际的紧密性并提高老人的生活满意度（Goh & Kuczynski,2010）；而另一方面，围绕育儿的代际矛盾和冲突也时有发生。由于年轻父母和老人在育儿观念上的差异，如何管教孩子容易成为代际育儿冲突的焦点（Goh & Kuczynski,2010,2012;栾俪云,2009）；在与儿童的亲密关系培养方面，祖辈与年轻父母之间也形成了微妙的竞争关系（沈奕斐，2013）。还有研究指出在代际合作育儿中甚至出现了老人“保姆化”的倾向——老人承担大多数家务而放弃大部分的决策权（Goh & Kuczynski,2010;沈奕斐，2013）。这些发现表明，当代的代际合作育儿不仅体现了代际互助传统在家庭中的延续同时也昭示了家庭代际关系的新现象，即代际权力关系的变迁。通过对代际育儿合作的研究本文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在当代中国城市家庭育儿的代际合作中，家庭成员间形成了什么样的分工合作？与儿童抚育相关的具体事务的决策、处置和话语权如何在代际间分配和分享?代际间是否形成了新的权力格局?这种新的权力格局又如何在育儿过程中被挑战和维系?通过深入探讨家庭育儿中的代际合作和权力关系,本文希望深化对于代际互助中的权力关系的研究并阐释家庭权力与亲密关系之间的交织互动。 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对儿童家长和参与育儿的老人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资料。笔者重点收集了13个北京城市家庭案例。在这些案例中，父母双方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父亲主要从事专业技术、投资或管理工作，母亲从事或曾从事科研、管理或行政工作（如秘书、会计），家庭年收入不低于15万元。在所有家庭中有1户是北京本地人，其他均为已在北京购房的新移民家庭，13个孩子中有12个具有北京户口。除一个家庭主要由母亲承担日常照料、祖辈偶尔同住外，其他家庭中祖辈与子女同住均在1年以上，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对孙辈的照料。笔者访谈了13个家庭中的所有母亲，两位父亲；与母亲的访谈时间一般为3-6个小时，分1-3次进行。此外对两位父亲各进行了一次2小时左右的访谈，以了解他们在儿童抚养、教育方面的经验和看法。受访家庭中有10个家庭的孩子年龄在3-6岁之间，另3个儿童处于学龄期（7-10岁）。父母在访谈中大量回顾了儿童照料历史，本文的分析主要针对儿童学龄前的经历。此外，研究团队还访谈了8位正在参与孙辈照料的老人.受访老人生活在北京，年龄在60岁以上 80岁以下，都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在访谈之外，笔者还到7户受访家庭的家中拜访，并参与了3户家庭的周末郊游，有机会观察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为保护受访者，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
市场转型期的代际家庭互助
代际互助与合作是中国家庭的重要传统。从文化观念而言，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伦理是一种维护和促进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之稳定的价值体系，因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亲属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自然的亲密关系彼此承担无条件的、无限的相互照顾和扶持的责任和义务（刘汶蓉，2013)。市场改革以来,随着家庭结构核心化、父子普遍分爨异居的出现，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普遍地从家内关系转变为家际关系，在很多情况下代际关系成为两个核心家庭之间的互动关系（王跃生，2010）。同时，代际支持和互助的传统得到了延续，亲子家庭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了网络化家庭的格局（王跃生，2010；马春华等，2011）。现有的关于代际互助的研究，主要是从资源和文化两个维度进行考察的。首先，从资源维度来看，研究者关注代际交换和互助的公平性问题。一些研究认为，代际互助依旧偏向于“互惠型”及“反哺型”，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不仅保持着紧密的互惠来往，而且经济资助和 日常照料大多是从子女这里向父母流动的（熊跃根，1998；徐勤，2011；Bian et al.,1998)。但也有不少研究指出，成年子女尤其是独生子女大量地接受父母在经济、照料和情感上的支持，可能超过其给予父母的帮助，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恩往下流”或“眼泪往下流”（贺雪峰，2009；马春华等，2011；刘桂莉，2005；刘汶蓉，2012；沈奕斐，2013）。近年来对于城市子女“啃老”、农村养老等问题的关注，更引发了关于传统代际反馈模式的代内平衡和公平是否被打破的 讨论（郭于华，2001；贺雪峰，2009；刘汶蓉，2012）。第二从文化维度出发学者关注代际互助的伦理基础的变迁指出以义务和责任为本位的传统家庭观念开始走向衰弱，而带有个体主义色彩和强调子代主体性的观念开始抬头（刘汶蓉，2012；康岚，2012；沈奕斐，2013；阎云翔，2006）。家庭伦理观念的变迁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一些研究指出，老年人亲代群体仍保有强烈的“责任伦理” ——只强调自己对后代的责任和义务，体现在各方面对子女(包括孙子女）不计回报地付出、尽量减轻赡养负担以及对子女反哺不到位时的宽容 （杨善华、贺常梅，2004）；也有研究认为，尽管亲代对子代无私付出，但无限责任和义务的观念也已发生动摇（刘汶蓉，2013）。对年轻一代的家庭伦理观念学者们则有更多分歧。一些学者从个体化视角 出发认为家庭成了个体实现自我目标的资源和手段，代际连接从义务本位转向以个体意愿、选择和需求为基础（沈奕斐，2013；阎云翔，2006，2012）；而另一些研究则质疑了个体化的判断，认为在核心家庭内部仍是情感性关系占绝对优势，但在核心家庭之外的代际关系中，利益关系则远远超过了其他人伦关系的重要性（谭同学，2010）。有学者尝试提出“新家庭主义”的概念，指出当前中国青年人强调家庭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平衡的家庭认同，成年子女在肯定家庭价值并有意愿与父母保持相互支持的前提下，萌生了较强的个体主义意识（康岚，2012）。在这两个维度之外，要充分了解代际互助合作具体的运作过程，权力关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而言较为缺乏，只有少量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比如沈奕斐对上海家庭的研究指 出在三代同住的家庭中，年轻妻子免去了大量家务劳动的责任，并在家庭决策、事务安排中获得了更多的权力，这是老人权力让渡的结果，是亲子轴倒置的表现（沈奕斐，2013）。该研究采取了相对静态的权力观侧重于描述亲代和子代在家庭中相对地位的变动，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变化。但正如关注家庭权力过程的学者所指出的，与权力相关的家庭政治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家庭成员的利益和诉求总是在不断的协调之中，他们总是希望在具社事务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或更大的尊重，并会通过道德资本和权力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吴飞，2009；郑丹丹、杨善华，2003）。这种动态的权力观对于研究当下代际合作中的权力关系很有启发。在中国家庭的现代变迁中基于性别、辈分和年龄的传统父权制家庭权力结构发生了动摇，这一方面表现在父母因其身份而拥有的在家庭中的文化和道德权力逐渐式微、子代的权威上升，以及女性（尤其年轻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提升（马春华等，2011；沈崇鳞等主编，2009；王跃生，2009；笑冬，2009；杨善华，2011）；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家庭成员之间制度化的、明确规定的等级关系发生了松动。这种制度化的权力结构的削弱使不同成员之间出现了协商空间，家庭权力关系出现流动而多样的可能性（吴飞，2009；沈奕斐，2013；阎云翔，2012）。换言之，在长幼尊卑严格规定的传统家庭里，个体在家庭中的权力与其制度化的角色和地位有着紧密的联系，个体权力运作的空间有限；在等级制相对松散的当代家庭个体具有更大的空间来运筹帷幄，为自己在家庭事务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比如一项新近的研究指出父母主动发起或积极参与资助子女购房的行动，以建立与子女的“协商式亲密关系”，即通过主动付出经济资源，父母获得了参与子女小家庭事务决策的机会，并以此来培养亲子间感情上的沟通、尊重和紧密联系（钟晓慧、何式凝，2014）。该研究发现打破了将父母为子女购房视为代际关系中的“受害者”和“弱势方”的刻板印象。本文以代际合作育儿为切人点关注当下中国代际互助合作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的新特点，重点讨论代际权力格局和权力运作两个方面。本文认为在代际合作育儿过程中，家庭内部形成了一种“严母慈祖”的分工和权力格局，即母亲作为权力中心的“育儿总管”，祖辈作为权力边缘的“帮忙者”。这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弹性权力关系，受制于成员间的协调与博弈，并高度依赖于代际间特定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系。本文将代际合作育儿的权力运作称为“亲密的权力”，强调亲密关系与个体权力运作之间的重要关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含义：1.在代际互助过程中，亲密关系的建立是权力运作的重要前提；2.个体在代际关系中权力的实施往往受到代际间特定亲密关系的期待和约定的调节；3.具体到代际育儿合作，祖辈以放弃权力争夺的方式来维系代际间的互助和亲密情感。下文将对“严母慈祖：育儿分工与权力格局”以及“亲密的权力：亲密关系与权力运作”展开论述，在进入中心议题讨论前，本文先简述“儿童抚育的现代转型”，以帮助读者了解当代代际合作育儿形成的重要背景。![]()
儿童抚育的现代转型
中国传统家庭育儿有高度功能论的色彩，认为儿童的存在是要变成大人，孩子活着主要是“学做人”，成为具有社会认可特质的“成人”，以光宗耀祖延续香火。幼教的主流文化又以“长者为尚”、“目的至上”、“道德色彩”与“严厉管教”为特征（熊秉真，2008）。在育儿组织上有着“严父慈母”的传统：母亲负责子女的“生理性抚育”，操持孩子的衣食起居，体恤并满足孩子的需求，形成亲子间的亲密感情；父亲通常不直接参与照管幼儿生活而负责孩子的“社会性抚育”，严格管教以发展道、品格、知识和技能，亲子间的亲密感情受到压抑。在尚未自立门户的年轻夫妇中，祖父母和其他女性亲属参与一部分的 照料抚养幼儿的工作（费孝通，1998；熊秉真，2008）。
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育儿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时期，儿童被视为祖国的未来而非家庭的私有财产对育儿组织也进行了一系列集体化的尝试。在城市社会，公办托幼机构的出现减轻了家庭育儿的责任，但儿童抚育依然大量在家庭中进行。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家庭照料的性别差异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家庭育儿的性别分工也未发生根本改变很多城市女性承受着工作、家庭的双重负担并一定程度上依赖亲属网络给予照料帮助（左际平、蒋永萍，2010）。
市场改革以来儿童抚育出现了私人责任化和市场化的转型。着公共照料资源的缩减儿童抚育重新成为家庭的主要责任关于家庭育儿的讨论也逐渐兴起。20世纪80年代初，新中国第一本家庭育儿杂志《父母必读》开办，新的“家长”概念出现并得以传播，指向用科学的方法培育聪明健康的现代儿童的抚育者（Dong，2014）。近年来流行的家庭教育书籍更以西方儿童发展心理学为基础立场鲜明地指出家庭育儿从“成人视角”到“儿童中心”、从“以考试为导向”到“全面素质培养”的转变，并强调早期教育、情感沟通和兴趣培养（陈建翔主编，2005）。流行的育儿观念，包裹在“科学育儿”的概念下，在城市社会的年轻父母——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收人稳定的新兴中产阶层——中得到推广和流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家庭对子女抱有很高的向上流动的期望高度重视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林光江，2009；Fong，2004）。伴随着儿童教育和消费市场的兴起，现代育儿成为家长、学校、专家和市场全方位参与的系统性工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家长职能的立体化。家长从自己“带孩子”拓展到育儿知识的“学习者”和教育市场的“消费者”：一方面学习先进的育儿知识和方法以诠释和应对儿童的需求另一方面广泛了解营养、教育等资讯，筛选适合的教育机构、活动内容、玩具、书籍以及日用品安排适宜的儿童活动。
其次，家庭育儿的高消费化。儿童抚育的家庭开支既包含为儿童发展购买专业化的教育服务和器具也包括通过特定的消费方式培养阶层化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品位。以本研究调查的家庭为例，除了一位妈妈因在髙校工作，孩子得以进入口碑好、收费较低的公立幼儿园外，其他家庭均为孩子挑选了私立托幼机构，每月费用大多超过了2500， 其中最低1800元，最高4200元。此外，早教、兴趣班、家教等其他教育支出平均每月在1500元以上。在孩子吃穿上家长们的追求也已不是简单的“吃饱穿暖”，而是在注意“安全”、“卫生”、“健康‘的基础上讲究“品质”和“品位”，比如为孩子购买昂贵的有机食品、 定期购置时尚衣物。孩子们的社交活动（比如伙伴们的生日聚会）、周末郊游、假期旅游、夏令营等，都成为了家庭支出的重要部分。
在育儿的立体化和髙消费化的趋势下，一方面，家庭需要充足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以便提供合适的照料和培养，另一方面，围绕儿童抚育形成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工作，包括“脑力活”（学习、筛选、决策、管教、游戏等）、“体力活”照顾孩子吃喝拉撒、照看孩子等）以及外围的辅助工作（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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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母慈祖：育儿分工与权力关系
在本研究访谈的中产阶层家庭中，儿童抚育工作中存在代际和性别的分工，形成了 一种“严母慈祖”的格局：母亲成为全权负责的育儿“总管”，负担起儿童“社会性抚育”的重要功能，祖辈成为缺乏话语权的“帮忙者”，承担着大量的“生理性抚育’职责，父亲大量缺席儿童的常生活，但通过与母亲的连接保持对儿童事务的参与权，并致力于为子女发展获取经济资本。由此”严母慈祖”不仅成为育儿分工上的基本原则，而且体现了不同家庭成员在育儿事务上的权力分化 构成了代际育儿合作的基本格局。然而，年轻的母亲并不拥有制度化的符号和道德资源来确保其在育儿中的主导地位及其育儿决策的权威性；家庭成间存在较大的协商和博弈空间，不同成员可以运用各种策略以改变或维系特定的权力格局。育儿代际合作中代际成员间的权力关系由此呈现出流动和多元的特征。下文将通过玫玫家的案例具体展开论述。
（一）玫玫家的育儿实践
玫玫4岁多，从一出生就有老人来帮忙。姥姥从伺候月子开始一直待到孩子出生后8个月，之后换由爷爷奶奶主要照料。玫玫上幼儿园以后，爷爷奶奶身体不好，又换成姥姥姥爷。因为玫玫妈妈的姐姐也有孩子需要老人帮忙照顾，姥姥姥爷只能一家一个，定期交换。姥姥姥爷的态度很明确，需要我们就带，不需要就不带。最近这一段是姥爷在帮忙，每天早上他起来给大家准备好早饭，8点送孩子去幼儿园，之后买菜、收拾房间、洗衣服。中午自己随便吃点，睡个午觉，起来后把晚饭的食材和孩子的点心准备好。下午5点多接孩子，之后一边照看孩子一边做晚饭。晚饭一般等女儿女婿回来吃，实在等不及就和外孙女先吃。晚饭后，如果女儿已回家，孩子就交给女儿，自己到小区锻炼；如果女儿回来得晚，就不去锻炼。在老人的帮助下 玫玫妈妈在北京念完了博士，做了博士后，最后去了一所民办高校。这是夫妻俩商量后的决定，工作虽然收入不高， 但时间灵活，又有假期，而且没有太大的科研压力，可以兼顾家庭。妈妈爱看育儿书籍，看得很杂，从《育儿百科》、《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捕捉儿童的敏感期》到《P.E.T.父母效能训练手册》，也关注各种论坛上的育儿信息和讨论，还去听专家讲座。她对女儿没有具体的要 求，长大以后做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把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学会了，知识的学习则排在第二位。”在学龄前，妈妈希望培养孩子稳定的情绪和良好的沟通能力。比如，玫玫不听话哭闹时，妈妈不哄也不呵斥，而是轻轻地抱抱她， 表示理解女儿的感受，等情绪平静后再和她讲道理；有时候孩子哭闹 很久，妈妈心里虽然着急，但努力保持耐心。她教育孩子的时候，爷爷奶奶和姥爷一般都不作声或悄悄走开，姥姥性子急爱掺和，但她的 做法妈妈很不赞成，比如用强制性语言或吓唬孩子。有时妈妈忍不住要冲姥姥嚷嚷几句，把她赶走。除了一些赶报告的日子，玫玫妈妈尽量每天在6点以前回家，陪孩子吃饭。带孩子玩游戏、唱儿歌、画画、念三字经或去邻居小朋友 家串门儿。9点来钟给女儿洗漱准备睡觉，讲睡前故事，陪孩子人睡。玫玫1岁以后，妈妈会在周末安排一些外出的亲子活动。夫妻俩带上孩子逛公园、去博物馆、游泳馆、有机农场等，有时也把老人带上。妈妈事先把场馆信息、行车路线、天气情况、注意事项等査好，提前几天给爸爸发个邮件告知。如果周末恰好爸爸有其他安排，双方再商量另做打算。小区里没有配套的公立幼儿园，妈妈从孩子一出生就惦记着入托 的事儿，上网看看，也跟邻居朋友打听。孩子快两岁的时候，妈妈开始着手联系幼儿园。一年间，妈妈已经把周边的幼儿园摸了个遍，参加了10余场与入托相关的讲座和宣介会，实地考察了6所幼儿园。她最中意一家私立幼儿园，尤其认同园长的教育理念。她也带着爸爸一同参加了该幼儿园的招生说明会，参观了幼儿园，夫妻俩对师资校 园都很满意但每月3600元的高昂收费还是让妈妈犹豫；最后还是爸爸一句“教育，不能挑便宜的买”，让她下定决心。玫玫两岁以后陆续上了兴趣班。画画是玫玫喜欢的，妈妈在小区 附近选了一家其他妈妈反馈不错的绘画班；跳舞是妈妈喜欢的，她发现玫玫的节奏感也不错，希望送孩子去熏陶熏陶；英语则是“随大流”报的，和玫玫一起玩的几个孩子早就上了英语班，玫玫爸爸对此也很 热衷，妈妈给几个儿童英语培训中心打了一圈电话了解情况，带着孩子试听了3家，最后选了一家离家半小时车程的英语班，最主要的原因是班上有玫玫的同学，孩子愿意去。在妈妈看来，上兴趣班让孩子有点事儿干，培养点修养和技能，没指望孩子能“成名成家”。但这些兴趣班加幼儿园使玫玫一个月的教育开支超过了6000元，比妈妈的工资还髙。幸好爸爸能挣钱。玫玫爸爸做咨询已有10多个年头，目前年收入超过20万，都是加班出差挣来的辛苦钱。玫玫1岁以前他长期在外地出差，两周才回家一趟。妈妈说，“（那时候）根本不能指望他。（他）给孩子换一两次尿布，自己还录下来，觉得特新鲜好玩的那种。要让他每天干，那不行。”后来爸爸也意识到不能老不在家，毅然换了工作。新公司的项目基本在北京，每个月有1-2次短期出差。尽管每天能回家，爸爸和孩子平时相处时间依旧不多。如果收工早，晚上 8点能到家，吃过饭跟玫玫玩会儿，抱着她翻个跟头，骑个大马，在妈妈看来，“两人像好朋友”。不到半个小时之后，妈妈就该带孩子收拾睡觉了。不过，大多数时候爸爸回家时孩子早已睡下。尽管小有怨言，妈妈总体上对爸爸还是比较满意的，他是家里的 经济支柱，也尽可能关心孩子。虽然平时和女儿的直接接触不多，但夫妇俩常聊女儿的情况，出差时也会给孩子打电话；遇到大事件（比 如上幼儿园、兴趣班或棘手的问题，爸爸也会帮忙分析提供意见，关键时候还能一捶定音。最近一年，在妈妈的影响下，爸爸又有了些 “长进”：尽量把周末空出来作为“家庭时间”，听从妈妈的安排，开车带全家外出或接送孩子去兴趣班；赶上“六一”节，幼儿园要求家长集体表演话剧给孩子观看，道具、服装、剧本、音乐、表演全由家长准备完成，玫玫爸爸还挤出了好几个周末，参加排练和演出。玫玫一家是本研究中很典型的案例，体现了受访家庭在代际育儿分工上的基本“规则”。年轻母亲在家庭育儿中扮演的是“育儿总管”的角色，主要工作内容分为以下三方面。首先，与以生活照料为主的传统母职相比，现代母亲的首要职能是育儿过程全面规划和决策，包括从教育机构的选择到生活内容的安排，比如为孩子挑选幼儿园、早教课和兴趣班，安排周末或假期活动，决定何时给孩子提供哪些营养品、衣物和玩具等。为了做出好的决策，妈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收集、分析相关信息，从上网搜索、查看书籍、专家咨询、同伴交流到实地考察无所不包。其次“教育孩子” 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智识的培养，比如看书、认字、讲故事、才艺训练等延伸到与教育机构的沟通和联系，这 是相对独立的教育内容。二是对品格、习惯和性格的训练。现代育儿 强调自我管理、情绪控制、沟通技巧、良好习惯等的重要性，这些训练渗透于儿童生活细节，教育行为往往发生在照料过程中。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妈妈除了亲自扮演“管教者（或“引导者”）的角色对儿童的行为进行训练、规范和约束，也需要对其他照料者的行为进行干预。最后，生活上的照料。这在不同家庭之间差异较大，与妈妈的工作情况、老人的身体情况，尤其是与年轻母亲如何认识具体事务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有关。大部分妈妈和玫玫妈妈一样，认为给孩子洗繰、陪孩子睡觉是建立亲子间亲密情感的关键，尽量亲力亲为。另一方面，祖辈则承担了大量对孙辈的生活照料以及辅助性的家务劳动，比如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等日常家务以及幼儿园接送 和孙辈照看。在一些家庭中老人参与更多的儿童照料，给孩子准备专 门的餐点、喂饭、穿衣、洗澡、陪孩子睡觉等。比如，阳阳3岁前妈妈常出差，孩子基本托付给姥姥照看；3岁的圆圆可以自己选择是跟爷爷奶奶睡还是跟爸爸妈妈睡，如果挑了跟老人睡，孩子睡前洗漱、起床后穿衣都由老人负责。老人在育儿中还扮演着重要的“兜底”角色。母亲和祖辈之间虽有一定的分工，但责任界限是灵活的，多数情况下会根据年轻母亲的需求进行变动，因此老人经常“自觉”承担一些“分外之事”，以确保育儿活动顺利进行。比如，玫玫家默认的分工是晚饭后由妈妈来管孩子，但如果妈妈回家晚了，老人会自动延长照看孙女的时间。现代父亲的角色与传统的“严父”不同从“管教者”转变成孩子的 “玩伴”，彼此在游戏玩耍中分享快乐，建立亲密关系。“玩伴”角色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父亲”职能的一种体现。不同于权威型父亲角色，“新父亲们”更多参与到育儿活动中来，注重与孩子的亲子互动与情感交流（王向贤，2014；Lamb，2000）。然而，在受访的家庭中，爸爸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很有限，在工作日，13个受访家庭中只有两个爸爸下班后与孩子相处时间能超过1小时.父子（女）的亲子活动主要集中在周末或假日，但也不是所有爸爸都会和玫玫爸爸一样，有意识地把周末空出来；不少爸爸依然工作优先，在不需要加班或出差的情况下，才参加周末的家庭活动。此外，父亲在儿童抚育上也发挥了应急、替补的作用。比如，在妈妈脱不开身的情况下参加家长会，孩子生病时陪同去医院，或者孩子“顽疾难改”时出面管教（往往在妈妈的强烈要求下）。这些基本都是偶发性的事件，与妈妈和老人的常规性责任不可等同。在重大教育决策上，很多爸爸也充当着“参谋”的角色，比如上幼儿园、兴趣班，妈妈会和爸爸商量，但如果意见分歧，一般以妈妈的意见为主。尽管大量退出儿童的日常抚育现代父职的重要职责是为昂贵的儿童发展计划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本文访问的中产阶级家庭大部分是双职工家庭，双方的收人都对家庭经济有重要贡献但家庭性别分工仍偏向于传统，男性仍被置于“养家人”的角色。在现代育儿高消费化的驱使下父亲更加投入其养家角色之中，凸显其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从而一定程度上将其在日常生活的缺席加以合理化。玫玫家的案例也显现了在育儿相关的决策权和话语权上“以年轻母亲为中心、祖辈处于边缘”的权力格局。年轻母亲作为育儿总管在子女抚育的相关事务上享有最主要的决策权包括与教育相关的重大决策以及日常生活的具体安排。此外妈妈也享有较大的话语权，比如孩子该如何培养、如何管教、如何发展，妈妈的认识也具有更大的主导性，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妈妈对科学育儿知识的积极学习。年轻母亲的育儿话语权使其能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行使一定的“管理”权，当其他家庭成员的做法被认为不合适时妈妈可以出面干预。比如玫玫妈妈就在姥姥帮助她“教育孩子”时把姥姥赶走。其他家庭中妈妈管理其他家庭成员的行为也不少见，比如，为了孩子健康，道道妈妈规定家里“禁烟”，爸爸忍不住时就被妈妈赶到家门外抽完再进来。京京两岁时喜欢让人抱着人睡，妈妈认为“就是姥姥惯出来的“，必须改过来。孩子大肆哭闹，老人求情，反被妈妈批评：惯他反而是害了他。父亲在家庭中享有一定的育儿决策参与权，尤其在重大事务的决策中，但与传统制度化的父亲权威不同，受访家庭中的爸爸多以参与者的身份(而非主要决策人)进入协商和决策。爸爸在孩子教育相关事务方面有知情权和发言权，但其育儿主张通常需要通过影响妻子的想法（或感受）得以实现。比如玫玫上英语兴趣班，部分原因是妈妈了解并照顾了爸爸强烈的意愿。少数积极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的爸爸（比如新新爸爸）在育儿问题上有更多的话语权，对孩子的培养方向和方式有更大的影响。与年轻母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祖辈在育儿议题上总体缺乏决策权和话语权。在与教育相关的重大议题上，老人基本上不参与决策和讨论。比如案例中的玫玫家，在为孩子选幼儿园或兴趣班的过程中，妈妈从未找老人商量，夫妻俩决定以后才告知老人。在玫玫妈妈看来，老人不懂，也没有兴趣。在另一些家庭中，老人即便有意见，也极少被听取。比如刘奶奶对外孙女上辅导班很有意见，认为太贵，不值当，结果女儿说了一堆理由，老人便不参与了。在家庭照料上，老人通常能对亲自操持的具体事务进行自主安排，比如每天买什么菜、做什么菜。很多老人希望家人吃好会积极征求儿女的意见，比如芝芝外婆每天晚饭时都会问女儿女婿“明天吃什么”，孩子们有明确意见她就好办一句“随便”反而让她发愁。对孙子女的生活照顾是容易引发代际意见分歧的环节。老人的经验常与年轻妈妈的新主张不同。比如孩子“穿多少合适”的问题，老人怕孩子冻着，妈妈觉得捂着才是问题。这样的争论在多数情况下手握“科学知识”的妈妈的胜算更大。久而久之，一些老人在孩子照料的细节上也会主动询问并听从子女的意见。比如，天转热了，罗奶奶想给外孙女换薄外套，会提前和女儿商量，“是不是该换了啊，该换了就给她换，你要是觉得不行，‘还凉着呢’，就不换。”有一种情况可以使老人在育儿事务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处置权，即老人能够证明自己的经验有效，甚至更好。比如，在轩轩家，当孙子发烧时，学过点中医的奶奶采用“土办法”一用烧酒、葱和药材擦拭皮肤来给孙子退烧，一开始妈妈并不认同，但尝试后发现效果不错，比去医院省时省力，以后遇到类似情况都交给奶奶处理。然而，与育儿相关的很多决定和处理的效果并非立竿见影，祖辈能够“证明”自己的机会并不多。家庭育儿中形成“严母慈祖”的权力格局，与育儿观念的变迁、代际社会流动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都有重要的关联。现代育儿理念的兴起、教育市场的发展、育儿的专业化与高消费化，都带来了家庭育儿方式上的“革命”，老人的经验在“操作层面”上与当下的实际需求发生了一定的背离。此外，虽然流行的育儿理念分支众多，其内部主张也存在争议但大都强调科学知识相对于传统经验的先进性、时效性和优势，进一步造成老人的经验在“符号意义”上的贬值。在受访家庭中，老人的育儿经验被视为过时、有缺陷甚至是错误的。比如新新妈妈说：“我们小时候基本上家里什么都不管。就是吃了饭然后他们各忙各的去了，随便玩，也没有什么教育理念我们家里是农村的他们也不懂得什么知识……而且现在社会不一样了，他们几十年前的经验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也承认自己“落伍”了，比如王奶奶家孩子吃饭穿衣都由老人伺候着，但吃什么穿什么却交由媳妇来决定，老人如此解释：“这样好，没矛盾。因为现在毕竟什么条件都好了，也先进了。我们那个都落后了跟不上了。什么都得想开点儿看不惯、想不通不行。”老人在家庭育儿中的权威丧失体现了米德所说的“前塑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时代的总体性特征，而代际间的社会和空间流动也进一步造成了老人与子女在家庭中地位的倒转。在受访的中产家庭中，绝大多数年轻父母通过教育实现了向上流动其学历、收人和职业地位高于祖辈，被视为家庭中更有见识和本事的人拥有更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能为孩子做出更好的安排，因此在育儿事务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调查案例中仅有一家父子两代间属于水平流动：爷爷是享有高津贴的军队离休干部，年轻父母是高校教师。然而，这位曾经的高级军官为照顾孙子从老家搬来北京与儿子同住,他所拥有社会和文化资源也因空间变动而受到折损。从家庭结构来看，在调研的案例中，为了于照料孙子女，祖辈大多离开自己的家进人子女的核心家庭共同生活。这个新组成的生活单位是以年轻夫妇为中心的家庭的延展，年轻夫妇的“主人”地位与老人的“帮忙者”身份之间的界限相对清晰，前者在家庭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决定权和话语权。年轻女性处于育儿权力中心，一方面得益于其在家庭中“主内”的女主人身份，而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她在育儿过程中对关键事务的操持而获得的“责权合一”。在本研究考察的代际合作育儿过程中，形成了权力重心下移、年轻母亲主导的权力格局，年轻的母亲在育儿决策中享有较大的权力，并在育儿事务中有更大的话语权。必须指出的是，年轻母亲并不具有制度化的符号和道德资源来保障其权力的顺利行使，其在育儿事务中的各种决策和安排也并不能理所当然地得到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老人）的认同和遵从。“严母慈祖”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代际权力关系，它在家庭内部留下了更多的代际协商和博弈空间，使得家庭成员可以运用各种策略以改变或维系各自的地位及权力行使。在这种弹性的权力结构中，代际间特定的亲密关系对育儿权力格局的维系与变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年轻母亲“主管”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祖辈为维系代际亲密关系而进行的“容忍”和“放权”。如果说年轻夫妇是因为育儿的实际需要将老人请到家中帮忙，孩子顺利成长是其首要关注，那么对于老人而言参与协助育儿则是代际互助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他们希望借此在代际间维持一种具体事务上的互助和情感上的亲密连接。说起抚养孙子女的原因受访老人大多强调“养孩子”的乐趣，比如张奶奶说：“老人啊，就是喜欢跟小孩子在一块儿，他有个事儿干，不然你（看）像我们邻居就两个人，儿子什么的都在外头，就两个人也没劲。还不如这样呢。”与子女之间生活上的互助同样重要，老人带孙子女是“帮孩子”，而等不能自理时还希望得到子女的帮助，张奶奶是这么理解的：“现在年轻人上班都这么忙，竞争这么强……咱们身体好，没有大毛病，身体上我们现在能够自理，还得给他们（子女）扶持点儿。还是付出的多，但是以后有了大毛病还是得靠他们。”老人并不求付出上的对等，但希望亲子间能有持续的互助。同时，老人清醒地认识到，延迟的代际回报依赖于老人与子女间的良性互动，正如王奶奶强调的：“现在跟他们处得好一些，以后就让他们在跟前得了。”因此遇到在孙子女抚育议题上观点不同、意见不合的情况王奶奶选择“放手”和“忍耐”，让年轻人做主，避免产生负面情绪和直接的对立冲突。她和老伴之间就有了约定：“我们呐，其实早就说了，不管他们（子女），因为我们跟他们肯定有代沟。咱们说了他不听，咱们还生气，还不管用。干脆就不说了。他们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听，咱们不介入。他们管他（孙子），就算是不对了，咱们也不说。老吵老吵这日子也过不得劲。”她也将不与小辈“计较”视为对年轻人的包容和体谅：“人家（儿媳妇）毕竟是年轻人，她当时急急急，急完了呢，闹啊，折腾还不一样。有时候我们也说，说了之后她也觉得自己不应该那样，还能注意一些，但是有时候她就忘了。”从祖辈的角度而言，在意见分歧时选择回避和退让，并非他们认同子女的“权威”，而是一种委曲求全的做法，以维系代际间的和谐关系，是对全家有益的做法。在祖辈期待的代际关系中，他们可以无私付出和甘心让权，同时也希望能得到子女的尊重和关心。老人的期待既包含了家人之间“互相体恤”的亲密感，也包含了自身在家庭中的尊严和地位。李奶奶看重儿子儿媳日常的关心和问候：“老人呐，不求你给什么钱，你就嘴甜点就行了，你就比如说进门说句‘妈你还没睡呢，今儿都吃的什么啊’，这不都是嘴边话。”老人对子女“心疼”自己的表现总是记忆犹新，比如，刘奶奶在访谈中喜形于色地说起，女婿看她和老伴打算下点面条将就午饭了，特意外出买了粥、手抓饼和两个菜给老人“感觉很满足”。子女的尊重和理解也很重要王奶奶期洛的“孝顺”就是形成一种与子女间“互相不挑”的平等关系：“什么叫孝顺啊？就是我说什么，你别顶我，不管对不对，因为岁数大了，反应慢，记不住，不对的你别吭声，你别老嗝嗝叽叽的。不愉快，顺着老的就行。给你吃了，给你喝了，伺候你了，你别这个那个矛盾。我不挑你了，你也别挑我。”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很多家庭中，老人不仅在育儿事务中缺乏话语权，其行为还会受到年轻母亲的干预和纠正，这不仅意味着对老人的“面子/尊严”的直接挑战，也破坏了祖辈希望在家庭中形成的互相理解、体谅的亲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常会引发祖辈的“不合作”，而祖辈与孙辈的情感结盟，常成为反抗“母权”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访谈中，年轻母亲常常提及老人会以各种方式干预和破坏她们对子女的“管教”，“纵容”孩子不遵守妈妈制定的规则。比如，京京妈妈不准孩子多吃零食，孩子在她面前表现得很好，但她慢慢发现了蹊跷：“孩子很聪明，他很早就知道什么事情去找爷爷奶奶，什么事情去找爸爸妈妈。比如吃糖、吃瓜子，他就去找爷爷爷爷会给他吃。他现在很爱吃糖吃巧克力，每天放学回家就会自己偷偷吃，他不知道把糖纸扔掉，都放在抽屉里，我有一次打开抽屉一看，哇，一抽屉的糖纸，我问我妈怎么回事，她说他现在每天回家都吃一颗的。”除了暗地里“惯着”孩子’一些老人也会在父母管教时当面“护着”孩子。一次，4岁的豆豆把玩具撒了一地，妈妈让他自己收拾放回玩具箱，孩子不肯，反而哭闹起来，妈妈认为决不能惯了他耍无赖的坏毛病，正要做规矩，爷爷闻讯赶来一把搂住孙子：“不哭不哭！爷爷帮你收！”孩子也学会了利用老人的庇护逃避惩罚，在被管教时大声哭闹着主动向老人求救。母亲作为主要的“社会性抚育者”会根据社会的要求（或现代育儿的主张来对儿童进行训练，而祖辈主要承担“生理性抚育”的职能，照料者以满足孩子的生理需求为主，更容易站在孩子本性的立场体恤痛痒，给予私情慰藉（费孝通，1998）。然而，作为有能动性的个体，孩子善于捕捉不同家长间的态度差异，从而为自己获得斡旋的可能（Goh & Kuczynski,2009）。通过对孩子的庇护，祖孙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一体感，共同化解了母亲权力的行使。老人非常在意孙辈与自己的关系，在访谈中经常或主动提起孙辈与自己多亲近，或无奈感叹“孩子还是跟妈亲”。孙辈与祖辈的情感联盟阻挠了年轻母亲育儿计划的实施，也折损了其作为育儿主管的权力。一些妈妈通过经营与祖辈的关系来应对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老人的亲密关系期待从而维系自己的育儿主导权。圆圆妈妈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圆圆妈妈是一家大型旅行社的总监助理，先生是通讯公司的副总，女儿3岁。奶奶和爷爷从孩子8个月起就从老家县城来北京帮忙照料。平时圆圆的吃喝拉撒都由奶奶管，爷爷负责给全家人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妈妈有时还能得闲上网看部电影，和朋友喝个下午茶。为了孩子成长，妈妈认为必须“教育”老人改变观念和做法。她放弃了对一部分照料细节的要求，对老人给孩子喂饭等做法“睁一眼闭一只眼”，但在思维训练上坚持严格要求，比如孩子摔倒了不能拍地埋怨“地不好”（错误归因不对）。最重要的是妈妈教育孩子时老人不能护着。她说：“我会不停地去跟他们讲道理，我也不放弃，但是我不会说你坚决不行，你就不能怎么样。我跟你去吵一架，产生正面冲突对你的家庭是非常没有好处的，你住在一个屋檐下面。”在日常生活中，圆圆妈妈注意留心和照顾公婆的需求。婆婆脚大不好买鞋，她去英国出差买了双以舒适著称的某高级品牌皮鞋给老人。老人爱聊家长里短，她虽觉得琐碎，也常陪着聊。丈夫老家亲戚的事儿，表弟出国表妹结婚之类的，圆圆妈妈也帮忙张罗，用她的话说“我们家就是一北京接待办”。利用工作之便，圆圆妈妈还常安排全家一起旅游，给容易晕机的婆婆安排公务舱，安排好行程保证一家老小玩得尽兴又不太累。慢慢地，在给孩子做规矩时婆婆同意躲到小房间。当惯一家之主的公公一开始还当面反驳有时两人忍不住发生口角。我跟爷爷奶奶说，以后你们觉得我们教育孩子有问题，我们等她睡着了以后说，我们不要当着她说，我们可以开一个家庭会议来说这个事情，但老人真的做不到，有的时候他现场就会怎么样的，有的时候我烦了我也会直接就跟他爷爷嚷嚷，就是会有矛盾，没有办法。冲突结束后，圆圆妈妈通常会主动找公公道歉和解，慢慢地也成功游说老人在她教育孩子时出门溜达。对此，她如此解释：你在这个家庭里边过日子，有的时候得认命，我就没有那么理想，我也不是公主，有一些该迁就的东西我只能去迁就，我凭什么主动找你爸说话呀？（争论）我的错还是他的错没有意义，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反之他也是老头了，按辈分来说你也该尊敬他，他再糊涂再老顽固，那人家还是在这打扫卫生买菜做饭呢，对不对？圆圆妈妈在处理与公婆的关系时有策略性的考虑，她明确表示不想变成“家庭妇女”，希望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因此需要公婆的帮助。尽管情感上的培养需要时间，在日常生活中，她贯彻一家人的相处原则，用圆圆妈妈的话说，“你自己心理上老不把他们当一家人的话，你活在家里面是多么的难受！”所以“该说的就说，该做的就做。”首先，她通过主动为公婆添置需要的衣物、一同出去旅游、照顾夫家亲属等行为，较为恰当地表达了对公婆的在意和关心，并为公婆在其亲属圈里“长了脸”，赢得“孝顺”的口碑；其次，她部分地让渡了孩子生活照料的处置权，让公婆在照料过程中有一定自主性；再次，在处理代际矛盾时采用一些方式，比如仪式化的道歉和家庭会议协商，给予公婆尊重以及家庭事务上一定的发言权；最后，她通过具体家庭事务的安排巧妙地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干，不仅照顾了老人的需求，而且超出他们的预期。通过这些努力，她得到了老人的认可和赞赏，并提升了自己在家中的地位。这些“会做人”的方式促进了代际间良性互动，两代人在维系家庭关系的前提下，老人获得了关心和尊重，同时也更愿意对子女加以信任和容忍。需要指出的是，形成互相关心、体恤的亲密情感并不容易，尤其是在缺乏感情基础的“公婆一儿媳妇”的育儿组合中，相处的初期往往因生活方式、说话习惯差异等引发矛盾。一些受访家庭为了避免矛盾，采取“去亲密化”的做法。在代际间的亲密纽带难以缔结的情况下，年轻母亲的育儿主导权力就面临着更大挑战。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轩轩家的例子。从轩轩满月开始，爷爷奶奶就从南方老家过来帮忙带孩子，已5年有余。轩轩妈妈形容自己和爷爷奶奶之间是“友好而疏远”的关系。产假期间婆媳间因一些琐事发生了些许言语冲突，轩轩妈妈觉得“天天在一起那就是不行的”，于是尽量减少接触，以求相安无事。妈妈的工作不需要坐班，但她每天都去办公室。爷爷奶奶则天天围着家转，买菜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妈妈给孩子报兴趣班，安排课外活动，老人基本不过问。夫妇俩带孩子办生日聚会、外出活动、出国旅游，老人一般都不参与。老人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妈妈“什么也不用做”，但时常感觉有点压抑。在餐桌上，她和公婆几乎没有话说；在家务上，婆婆的权威不容挑战，比如老人每天为全家人准备丰盛的晚餐，妈妈觉得大鱼大肉美味但不健康，建议他们少做点，毫无效果。更让她不舒服的是婆婆无处不在的“审视”，比如妈妈为孩子从冰箱取吃的，刚转身就听见婆婆在远处厉声提醒“冰箱门没关好！”妈妈有时忍不住和婆婆发生几句口角，越发坚定了她的“少接触”原则。在老人的照顾下，5岁的轩轩长得又高又壮，妈妈也称赞老人在照料方面很有技能。让她烦恼的是，家里对孩子管得太松了，以至于她对孩子有所要求时，如果孩子不愿意，就可以“把耳朵关起来，真的听不到”。她自认不算严格的家长，信奉“鼓励教育”，但当她试图对孩子的行为有所约束时，孩子可以轻易利用爷爷奶奶的宠爱来摆脱，比如到睡觉的时间了突然说肚子饿，妈妈认为是他不想睡觉的借口不予理会，而奶奶立刻下厨给做好吃的；孩子爱买东西，妈妈和他约定1个月不能买了，但转眼孩子跟爷爷出门又买了玩具回来。妈妈试图和老人沟通，她在全家人的晚餐上宣布她和儿子的约定，“今天巳经给轩轩买好多东西了，然后我们说好了下个月都不要买东西了，爷爷奶奶都不要买。”但没有效果。为此，妈妈不得不“转移战场”，多把孩子带到家外，在家老人管不住孩子，她也没法引导。妈妈有时也感到无奈，家越来越变得“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在轩轩家，妈妈和爷爷奶奶维持着一种“事务上合作”、“情感上疏离”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缓解代际间的直接冲突，但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代际间形成互相体谅、包容、沟通的行为取向的可能性。对老人而言，在“友好而疏远”的关系中，老人较难在代际互动中获得所希望的关心、体恤和情感慰藉，也无法对儿媳萌发理解、体谅和包容的心理。由于缺乏代际亲密关系的“缓解”机制，老人保持“责权合一”的态度，一方面不干涉自己不参与的那部分家庭事务；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子女家庭持久付出而积累“道德资本”，并将之转化为对自己所操持的家庭事务的全面控制。与此同时，老人也愈发依赖与孙子之间的情感纽带，通过满足孙子的愿望来强化祖孙亲密关系、维系自身的家庭地位。通过对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案例分析，本文指出，代际育儿合作是城市家庭通过代际互助来应对育儿责任私人化和市场化的一种家庭策略。在育儿组织上，通过代际和性别的再分工，形成“严母慈祖”的新模式：母亲成为育儿“总管”，以科学育儿为指导，主导儿童抚育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对儿童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并承担社会性抚育的教育职责；祖辈以“帮忙者”的角色进入子女的生活家庭，承担大量的儿童生理性抚育和家庭照料的工作，但在家庭事务决策和话语权上处于边缘位置。这种以年轻母亲为中心、祖辈处于边缘位置的家庭权力格局，与现代育儿观念的兴起、代际社会流动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有一定的关联。本研究还指出，“严母慈祖”是一个非制度化的、具有弹性的权力格局，个体家庭成员的情感、策略、行动都会对家庭权力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代际育儿合作中，如果说年轻母亲更多是以育儿效果为出发点，那么老人的诉求则看重维系代际关系的紧密性——这其中不仅包含责任化的代际交换和互助，也包括良好的情感互动。祖辈为维系特定的代际亲密关系和良好互动而采取包容性的“让步”和“放权”，使年轻母亲的权力得以顺利行使。然而，当特定的亲密关系无法实现或被打破时，老人也会放弃包容的努力，并通过与孙辈的情感结盟消解“严母”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慈”也成为祖辈在以子辈为中心的家庭中谋求话语权和地位的情感策略。由此，本文使用“亲密的权力”来概括代际合作育儿中权力运作的特点，代际间的亲密关系是“严母慈祖”的权力格局形成并得以维系的重要前提，调节着个体权力的实施。“亲密的权力”强调了家庭权力关系的特殊性，其中融合着个体尊严与亲密情感之间的张力与协调。关于家庭中亲密关系和权力的关系，其他学者也有一定的讨论。比如吴飞（2009）指出，“家庭生活首先是情感与政治的一种混合”：家庭政治以情感为出发点和目的，却不可能完全按照情感的逻辑发展；家庭政治的基本原则是，围绕家庭生活中的某个事件，人们都希望自己有更大的发言权，或至少得到更大的尊重；从而构成了情感与政治之间的基本张力。吴飞从自杀的案例（即关系的终止）出发，更多的是探讨家庭生活中情感与政治之间的张力，而本文分析的是正在进行中的代际合作行为（虽然代际间有矛盾，但合作依旧在进行），因而更多呈现出情感与权力之间的“协调”。笔者认为，在代际互助进行的过程中，个体有可能为维系特定的亲密关系而放弃在家庭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亲密关系的维系本身是个体重要的诉求，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权力的缺损。不少学者已经关注到当代代际关系的情感化转向。这些研究发现，随着城市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父母对子女的刚性经济需求减少，但对亲子间的沟通、信任和理解的诉求增加（Evans，2010；王跃生，2012）。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老人愿意付出更多的经济资本以便发展与子女之间的“协商式亲密关系”（钟晓慧、何式凝，2014），或者如本研究所论述的，老人放弃在育儿中的决策和话语权以维系代际间良好持续的情感互动。本文基于对“严母慈祖”的育儿格局中的权力维度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了代际互助中重心下移的倾向，这一定程度上与亲子两代在经济、文化资源上的差异相关；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格局的形成、发展和变动与亲子两代间亲密关系的建构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将亲密关系引入对代际互助合作的研究中，有利于理解在代际互动中行动者的主体认识和诉求，从而更好地把握代际互助过程中复杂的运作逻辑。亲密关系如何影响了家庭成员在其他形式的代际交、互助合作中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则是将来的研究可以持续探讨的问题。[1]陈建翔主编,2005,《他们影响了一亿家庭——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十大家庭教育主张》,北京:北京出版社。[2]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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