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期博士生的学术困境：应对还是逃离?

研究发现在生活和学业双重压力交织的情况下,博士生的生存心态呈现出奋进与佛系之间反复拉扯的倾向:有时接纳延毕的事实,并积极调整和改变；但常常感到焦虑甚至失眠,以期“熬夜学习”等高度紧凑的学习节奏以补上进度､争取早日毕业｡那么延期的博士生究竟该怎么办呢？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一起阅读本文吧！

韧性应对还是逃离?

延期博士生的学术困境与应对

完成学位是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的关键转折阶段,只有平稳度过才能促进其社会化进程的顺利开展[1]｡从现实来看,博士生的学位完成历程并不顺畅｡近年来,我国博士生延期毕业率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且比例呈逐年上升之势,这带来了高校管理成本增加､师生关系紧张等问题,也引发了部分博士生的心理健康危机｡有研究表明,延期毕业博士生在学期间的压力更大[2],感知到的孤独感和隔绝感更为强烈[3],其归属感和整体满意度都明显不如未延期毕业的博士生[4],存在理性与随性兼具､焦虑与进取共生､务实与逃避交织的复杂心态[5]｡

那么,延期博士生面临怎样的学术困境?学术困境如何影响延期博士生的毕业进度?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应对博士生的延期状况,为延期博士生的发展提供指引,并为高质量的博士生培养提供实践依据｡

与延期博士生相关的研究,最初以教育体制､院校培养等结构性因素的分析占据主导｡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的研究开始关注到微观层面的学术困境[6],将博士生应对延期风险的主动性要素[7]以及个体的个性特征[8]纳入研究范畴中｡

既有研究集中于分析延期毕业博士生的心理困境和学术发表困境｡Baird认为,主动延毕和被动延毕的博士生的心理状态存在差异,非主动延期的博士生更容易陷入焦虑､抑郁的情绪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低下的心理困境当中[9]｡Green发现,延期毕业的博士生心理状态消极､人际关系紧张,挫折忍耐度和决策行动的能力较弱,学业拖延现象尤为频繁[10]｡程猛认为,未能顺利毕业的博士生陷入到被“读博时钟”折磨的抑郁困境中,家人的期待､自己的付出使延期博士生对读博的沉没成本有着复杂的､极其个人化的道德感知[11]｡张冰冰等学者认为,从长期效应来看,延期毕业的博士生陷入学术优势累积中断的困境中,这有损于其长期学术生产力[12]｡

还有学者将学术困境等同于学术发表困境,如张强等在分析博士研究生博客的基础上,认为博士生在学术发表中面临着制度规约､价值冲突､资源囿限､技巧欠缺四重壁垒[13]｡李澄锋等学者认为,性别对博士生按时毕业有显著影响,女博士生的延期时长显著高于男博士生,而传统的女性角色与学术制度要求的男性气质之间存在的冲突,是延期毕业女博士生面临的主要困境[14]｡

已有研究表明,延期博士生面临着制度､道德认知和性别文化等要素带来的精神压力｡但我国本土性的研究对延期毕业博士生的分析一般只追溯延期毕业现象的成因并探求避免延期的可能路径[15],而鲜有深入到微观实践中关注延期毕业博士生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学术困境｡在相当一部分博士生延期毕业已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只对此进行事前预警和事后反思,而忽略对当下学术困境的关注,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鉴于此,本研究以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挖掘延期博士生的学术生存图景及带来的心理感知,全面､详细地揭示延期博士生所面对的学术困境,为高校进行针对性的干预提供建议｡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访谈对象与资料获取

本研究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对延期毕业博士生的学术困境展开研究｡采用异质性抽样和滚雪球式抽样方法,尽可能扩大研究对象的异质性,选取了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20名正处于延期毕业阶段的博士生(10名女性,10名男性)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博士生就读的学科专业包含哲学､教育学､法学､数学､土木工程等多个学科,学校类型囊括“双一流”建设高校和普通学校,延期时间为1‒3年,延期主要原因包含学位论文未完成､学术论文未达标两种原因｡以“D‒性别‒编号”的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编码｡

笔者通过深度访谈方式获取资料｡由于访谈对象分布在全国各地,访谈包含面对面､语音､电话､视频等多种方式｡访谈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①延期毕业后,您的处境主要发生了什么变化?②处境变化引发了怎样的心理变化?③您是如何规划延期期间的学习生活的?④您希望学校､导师等为您提供什么支持?访谈结束后对访谈录音及时进行逐字逐句转录,转录文本近20万字｡

2.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

借助NVivo12软件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码”三级编码(如表2所示)｡

在开放编码阶段,抽象出了65个初始概念,合并为28个类属,表征出构成延期博士生学术困境的基本要素｡在主轴编码阶段,使用理清故事线的技术,通过对开放编码阶段形成的28个类属进行归类,得到10个主类属｡在第三级编码阶段,提炼出4个核心类属,并按照施特劳斯和科宾1990年版的扎根理论模型[16],以“因果条件‒现象‒情境条件‒干预条件‒行动和互动策略‒结果”的范式流程[17]在类属间建立关联:

A(因果条件):结构变动,心理感知;

B(现象):论文完成过程不顺畅;

C(情境条件):延期毕业博士生面对结构变动的行为及其产生的效果;

D(干预条件):学术志趣,父母特征(职业､性格､期待等),家庭特征(婚､恋､育､经济收入等),导师特征(态度､期待等),人际环境,评价体系,毕业标准;

E(行动和互动策略):角色实践,人际交往,时间管理,科研方式,科研态度;

F(结果):心理危机,结构边缘｡

根据扎根理论梳理出相应的故事线,我们发现延期毕业使得位于象牙塔顶端的博士生面临现实的冲击,表现在自我预期落空､群体位置变动和机会成本显现三个层面｡

1.“成功入围‒按时毕业”的自我预期落空

毕业时间作为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检验着博士生学业之旅的完成程度｡而延毕使得博士生所处的情境发生重要变动,带来的是原有意义框架内的价值感的断裂｡这需要追溯到博士生入学时的体验｡“考博时,我打败了15个竞争者,面试时,我对专业问题的回答很流畅,老师们应该觉得我是有思想的｡”(D‒M‒1)

博士生入学考试往往要经历复杂的环节,联系导师､资料审核､笔试､面试,即使是直博生也要先获得导师的筛选和认可｡博士生入学更像是人类学中所言的过渡仪式,个体在此仪式中经历了身份和状态的切换｡在考试即基础､考核即能力的不成文的考博“游戏规则”之下,考博成功者加强了对自我学术能力的确证,这也让入围者对毕业任务完成度有了理想化预期｡

“我当时觉得,我指定也不能和某师兄一样五年才毕业,而且,毕业要求不高,才两篇C(刊)｡可是,慢慢地发现,学术不是那么好做的,自己当初的想法还是太简单了些｡邮箱里面躺着的三番五次被拒的邮件,开题时也被批得体无完肤......”(D‒M‒4)在初入博士生阶段,到开题,再到学位论文完成的时间跨度中,受访者逐渐发现,理想与现实､学业规划与实际进度之间不匹配是常态,理想化预设落空｡

自我预期不仅是按时毕业,还包含获得更安稳的工作的美好预期｡然而,延期毕业后只有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虽然就业单位多强调“35周岁以下”等年龄要求,但在研究生扩招的背景下,学术劳动力市场发生变革,博士学历的边际效应开始凸显｡有过工作经验的受访者表示,甚至存在就业倒置的风险｡“我硕士毕业后在地方高校Y校工作过｡四年过去了,以我现在的成果,很大可能只能进比Y校低一级的学校了｡”(D‒F‒5)

就业环境变更,连带的是金钱和感情等多重错失｡“去年师兄去的学校有60万元安家费,今年招聘名额缩减,安家费也减半了,一年一个情形,到明年再就业,又不知道损失多少钱了｡”(D‒F‒8)“原计划和女朋友一起毕业,可我延毕了｡我们吵得很凶,已经分手了,她说跟着我耗不起了｡”(D‒M‒5)

2.“年级高位‒进度低位”的群体位置变动

群我关系是社会系统结构性位置的重要属性,情境变动引起个体在群我关系中的位置变迁｡延期毕业后,博士生的群体位置感发生变动｡延期毕业博士生群体位置的主要参照是同届同学和师门其他成员,后者的参照作用尤甚｡在导师制衍生的师门组织形态中,师门是博士生重要的比较框架,科研产出与进度是主要的比较要素｡受访者表示,同门中师兄师姐的毕业情况､师弟师妹的预期毕业状况在延毕博士生的自我定位和结构性处境描述中格外突出｡“我们师门的博士大师姐是三年半毕业的,而我现在三年过去了,小论文还没发完｡”(D‒F‒2)

师门以毕业进度和论文发表数量为主要评价标准,这外显于师门内部的交往之中｡“每次组会,总觉得抬不起头来,本身我是师门在读生里的大师兄了,可是小论文成果都没有我博二的师弟多,小师妹们也都向他请教问题,而我,很尴尬｡”(D‒M‒8)因此,从入学的物理时间维度来说,延毕博士生处于师门的顶端,理应成为师门中的高位者,却因毕业进度迟缓,感知到比师弟师妹的实质低位是常有之事｡

此外,非隶属的群体和无互动的个体也会影响到个体的位置感知和地位序列变动｡延期博士生会以同一届的本科同学和硕士同学进行比较｡“我的硕士同门,去了上海一所高校,她获了国奖,顺利毕业,留在了上海,这对我冲击蛮大的｡”(D‒F‒10)与曾经有过共同经历､但选择不同道路的同学隔空对比的心理活动贯穿于延期博士生的生活中,想象的､听说的､见证的他人生活状态都会引发博士生对群体位置的感知,而延期毕业作为比较的结果,直观地表现出了自己落后于他人的处境｡

3.“收入清零‒住宿压缩”的机会成本显现

机会成本是指一种产品或者资源放弃现有用途而挪作他用,并由此可以获得的最大收益｡其中,上大学这一行为的机会成本包含学费与预期收入两种要素[18],攻读博士学位更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受访者表示,延期毕业前的经济资助仅能覆盖博士生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延期毕业后补助清零,延期博士生需要“吃老本”甚至是依靠他人资助支付生活消费｡“一瞬间,好像成了学校里面最穷的人｡之前有一点存款,接下来的日子,得靠我媳妇资助我了｡”(D‒M‒3)因实验投入､日常消费等开支,延期博士生从少收入到零收入甚至是负收入的状态,攻读博士学位作为投资产品的属性在延毕期间转为消费产品｡

此外,在校舍资源未能跟上招生规模扩张速度的背景下,不少高校的延毕博士生的住宿条件被压缩,“被安排”和“被安插”在其他学段､其他专业的宿舍当中,不少受访者表示,从博士生楼的两人间换到了硕士生楼的四人间或六人间｡“新宿舍又潮又破,我感觉自己因为延毕,突然就活得没有尊严｡因为疫情原因我不在学校,麻烦同学帮我搬的宿舍,原宿管阿姨打电话一个劲地催我交钥匙,态度也很不好｡”(D‒M‒6)高校校舍资源普遍紧缺,住宿条件也成为高校场域中关键的位置性符号,博士生的住宿条件､平均住宿空间高于硕士研究生｡然而,延毕后,博士生作为学校场域中的住宿优待者的身份被迫发生转变｡科研补助清零和住宿条件降级的境遇,带来了延期博士生的物质生活变动,也带来了较大的心理落差,时刻提醒着延期博士生所面临的境遇异动｡

“延期等于失败”:

情境变动衍生的心理困境

面对情境的变动,个体会主观建构出各种形式的行动或互动策略以适应外部结构｡而这些互动并非都会带来正向的心理感知｡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可能因为适应困难而引发角色定位和认同的错位与紊乱,陷入结构和心理上的双重边缘化状态中[19]｡延期博士生从理想走向现实的自我预设落空,稳定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会经历“我好好做科研了吗?”的深度自省､“我还能做科研吗?”的深度自评､到“能毕业就好了”的认知重构等一系列心理过程,在自我接纳和焦虑中拉扯,消极认知不断累加,逐渐形成边缘性的心理感知｡

1.深度自省下滋生后悔与懊恼

延期毕业后,博士生总是会回顾博士生涯中自己的学习状态与时间规划,认为延期毕业有多种原因,如努力方向错误､恋爱耽误时间､时间投入不够､休闲时间过长等都被认为是导致延期的主要原因｡博士生会在深度自省中不断强化主观责任,不断以“如果没有”“要是”等假设的方式回顾过往,流露出强烈的后悔,但又因时光难再､已然如此的积重难返而产生强烈的自责｡而父母的期望､导师的关怀等因素叠加,也进一步加重了自责感｡除了对时间规划不科学､努力不足等行为的自我归因,还包含对学术生态､导师指导等外在因素的归因,多伴随着对环境选择和行为决策错误的后悔｡“杂活这么多,要忙导师公司的事,还要帮助带硕士生的毕设,当初要是跟着另一个导师,我应该毕业要顺利很多吧｡”(D‒M‒4)

2.深度自评下降低自我认同度

学术自我认同是博士生对于自我学术能力的主观评价｡毕业是证明博士生基础性学术能力的符号,未能按时毕业提醒着延期博士生对自我学术能力和研究能力的重新确证｡顺利毕业的自我预期落空,个体会本能地陷入自我怀疑的沼泽中,不断叩问自己的科研胜任力和独立研究能力｡受访者一致表示,在延毕期间,都对自我的学术能力和规划能力产生怀疑,一度认为自己不是“科研的料”｡

无论是毕业指标的客观衡量,还是与“明星博士生”“大牛博士生”等群体的主观对比,都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学术的失败｡“延期”是由制度和评价标准建构的标签,而“我延期了”是延毕博士生自我学术认同的建构起点｡受访者以“没有子嗣的妃子”的话语隐喻自己的角色,面对成果不足､进度过慢所造就的“无法立足的现在”,以及不知何时才能毕业的“无可期待的未来”,延期博士生逐渐形成了“我承认我学术水平很差”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甚至蔓延为对自我能力的全盘否定｡这种弥散的､消极的认知逻辑导致延毕博士生陷入迷茫困惑之中,逐渐丧失意义感,深化了自我低评价､自我低效能和强烈的羞耻感,不自觉地陷入自我污名化的困境｡

3.认知重构下的学术志趣消退

学术志趣是对学术的兴趣和志向,并非一成不变｡博士生在情境中对学术价值的体认､对学术的认同程度是其学术志趣的决定性力量[20]｡从理想到现实的断裂､投入度和获得感的不匹配､培养制度和评价制度的不认可､对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消极认知,都形塑了延期博士生低下的学术认同｡多位受访者表示,延期毕业后有着不同程度的逃离科研甚至退学的想法｡

延期博士生面临着学术志趣与论文产出缺失､前无出路又后无保障的处境,产生焦虑感､孤独感和无助感,对科研提不起兴趣,甚至引发失眠､迟滞等身体机能问题,难以专注和高效率地学习,科研秩序不断被打乱,而这又进一步加重了挫败感｡“感觉我好像是真的要出问题了,每天都头疼得要炸了,走在路上感觉每个人脸上都写着‘论文’两个字｡整天坐在那里,啥也不想写,宁愿发呆｡”(D‒M‒9)此外,学术志趣的减退,也来自对学术课题的不认同和对学术规则的不认可｡当博士生未能在创新与传统､自我与学术生态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系时,学术志趣便受到打击,产生对课题方向研究意义的否定性体认｡

扩大的角色距离:

消极心理引发的结构重组

当个体产生消极的心理感知且这种感知不断渗透在个体日常生活中时,个体的边缘性处境会得以强化[21]｡在消极的心理感知之下,延期博士生一定程度上产生角色距离,即“那些有效地传达表演者对其扮演角色表示某种轻视的分离行为”[22],人际关系逐渐疏离,不断地自我设限导致科研进入孤独模式,心理韧性不足而在奋进与佛系中反复拉扯,使得自身处境进一步边缘化｡

1.人际疏离,社会网络走向封闭化

伴随着对过往经历的懊恼和对未来的迷茫,延期博士生常常表现出疏离的人际交往,“闭关”是延期博士生的普遍状态｡这不仅是为了安心科研,也是防御性逃避的行为表现｡部分延期博士生表示存在人际关系敏感的问题,他人的询问和成就都会成为引发情绪波动的“炸弹”,且又进一步强化自责程度｡“导师给我发‘论文进度如何了’,我就很紧张,她要是句尾带两个‘?’,或者带个语气词‘啊’,我就觉得自己像个惊弓之鸟,很烦躁｡”(D‒M‒10)

受访的延期博士生还表示,惧怕见到熟人､惧怕被问学习进度,故选择避开人际交往,将自我封闭起来｡“组会､师门聚会我能不去就不去了｡”(D‒M‒2)“朋友圈也关闭了,不接受外界的任何信息｡”(D‒F‒5)

除了离开相关的人､事,部分受访者还进行空间隔离以达到脱敏,“我现在都在校外租房子,在校外去收费自习室｡学校和这个地方,我一踏进去,就很烦躁,他们每个人都在告诉我,我已经延毕了｡”(D‒F‒2)空间隔离和人际隔离的防御行为,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受访者的焦躁､抑郁和敏感等情绪体验,却也呈现出了主动退出学校常规生活的行动图式,导师等外界信息难以及时传入,使延期博士生逐渐陷入封闭的社会网络之中｡

2.自我设限,进入科研的孤独模式

延期博士生认为延期毕业是由导师指导､培养制度､学术评价方式､论文选题､自我努力等内外因素交织作用造成的｡为了避免以往的科研模式所可能延续的“学术失败”,他们往往采取自我设限的行动策略｡在问及学习规划与每日的学习安排时,大多延期博士生并未提到主动向导师和他人寻求帮助的行动｡有受访者表示,自己并未完全接纳延毕的事实,学习没有头绪､不知道问题在哪,导致无法同他人有条理地言说所处的困境｡“我的手一直很勤,写了很多东西,都烂在手上了,应该是我学习方式方法､写作的模式有问题吧,可是,我并不知道从何说起｡就自己揣摩吧｡”(D‒F‒2)

在被问及为何不寻求他人支持时则表示,“博士生都是自学,自己的研究只有自己最清楚,别人又怎么会知道怎么做呢?即使导师,也不一定了解多少｡而且帮老师做的事情太多,我需要一门心思考虑自己的事情了｡”(D‒F‒7)以他人不了解､他人干预会妨碍科研进展等说辞,不断地进行自我设限,长此以往,延期博士生容易进入到“弱导师指导–弱组织氛围”的孤独模式[23],这不利于博士生的学术能力产出｡

3.韧性不足,奋进与佛系反复拉扯

心理韧性是指即使暴露于威胁或逆境之中,仍可以积极地适应､有效协商､适应､管理压力或创伤的心理力量[24]｡心理韧性在大学生的思维模式与幸福感和焦虑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25]｡延期博士生多处于心理韧性不强的状态中｡

在生活压力和学业压力交织的情况下,博士生们的生存心态呈现出奋进与佛系之间反复拉扯的倾向:一方面,接纳了延毕的事实,并通过自我调整和改变对延期毕业的理解来对抗焦虑,表示“毕不毕业都行”“人生这么长,晚一年毕业也没什么大不了”“混个文凭就可”,甚至通过将不可控性较强的毕业事宜后置,优先处理恋爱和结婚等其他事项来加快生活节奏｡另一方面,又焦虑到失眠,普遍保持着“熬夜学习”“减少休闲活动”等高度紧凑的学习节奏以补上进度､争取早日毕业,这促使其不断奋进,以天道酬勤来鼓舞自己｡延期博士生时而迷茫无助､时而奋起直追,焦虑不安与自我佛化的情绪不断纠缠,心理灵活性不足,难以形成持续性动力｡

结论与对策

延期博士生的学术困境是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中不可忽略的主题｡本研究聚焦于这一主题,从“情境‒心理‒结构”互构的视角,通过深度访谈触及延期博士生的内心体验,梳理出了延期毕业这一关键事件下,博士生群体感知到的三重情境变动以及触发的心理反应,进而引发的结构重组｡

本研究超越了“结构‒行动”分离的研究路径,不同于布迪厄关注家庭教育和文化资本下获得的“天赋”“自如的特权”所强化的学术信念[26],也不同于韦伯所述的从业者面对学术生活这一疯狂的赌博时“被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27],通过聚焦我国延期毕业博士生以情境变动为主的结构性处境与心理体验为主的边缘心理,提出外界与个体互动下消极的自我认知是导致延期博士生学术困境的根源,这可为应对延期博士生的学术困境与系统性帮扶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1.减少环境变动,提高延期博士生的科研信念

基本的科研环境是博士生顺利完成学业的重要前提｡本研究发现,延期博士生的学术困境与资源配置减少､学习环境落差等要素密切相关,尤其是科研资助减少和住宿条件的压缩对其科研状态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给予延期博士生经费资助,保障其基本生活,避免科研环境的大幅变动｡我国研究生教育已迈入“质量时代”,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是研究生培养水平的标志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直接体现｡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需要全身心投入,当延期博士生为了基本生活担忧时,极易进入“学术休克”状态中,难以产出高质量论文｡

良好的科研环境可以通过保障基本的科研条件提升博士生完成科研活动的信心,对其科研产出和创新能力发展发挥积极影响[28]｡因此,提供基本的科研条件是提高延期博士生科研信念的关键｡延期博士生面临着生活和学业的双重压力,科研信念可以支撑博士生克服当下困难､保持学术志趣,而过度的压力会透支他们的科研信念｡

为保障基本的科研条件,培养单位应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以减轻博士生生活负担,避免延期博士生因经济窘迫而在兼职等与学业无关事项上消耗时间;保障延期博士生的生存环境,尽可能地在住宿条件､学习空间､科研设备等基本的条件方面提供支持,消除博士生因情境大幅变动而产生心理落差的风险;导师要建立与延期博士生的良性互动关系,主动关心延期博士生的科研进展和生活情况,并将其面临的科研环境障碍及时地反馈至学院等研究生培养与管理部门｡

2.完善帮扶系统,构建和谐的人际支持网络

全球范围内的博士生正不同程度地陷入到心理健康危机之中,而延期毕业是心理压力的第二大压力源[29]｡本研究发现,部分延期博士生存在不主动求助的“沉默者困境”,常以人际疏离､自我设限､佛系逃避的方式应对压力,最终落入自我封闭的处境中｡唯有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才能更好地完成学业｡

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明确“监测‒预警‒干预”的系统性心理帮扶体系｡培养单位应关注延期博士生的心理健康,以常态化的标准心理健康监测系统进行预警｡建立健全的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将延期博士生的心理辅导纳入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中,形成学业任务和心理健康相互联动､群体座谈与个别帮扶相辅相成的帮扶系统,引导延期毕业博士生适应新阶段､新情境,引导他们树立客观的､理性的､稳定的自我概念,避免抑郁､焦躁､过低的自我认同等心理危机的产生｡对正遭遇精神困厄的延期博士生,应及时开展友好的､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纾解延期博士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在访谈时发现,除了学业上的困惑,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也影响着延期博士生的意义感､安全感和自尊感｡因此,博士生的心理困境仅靠精神医学和心理学干预是难以解决的,更需要导生关系､培养模式等教育学层面的调整,尤其是构筑友善的人际支持网络十分必要｡导师作为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应关注和甄别延期博士生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互动中的异常现象,以肯定与鼓励的正向激励方式与延期博士生相处,避免一味地指责与批评,规避因导生矛盾造成的精神内耗风险｡

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科研观念,创设团结合作的､开放包容的课题组学术氛围,传达出理解､支持等正向情感能量,避免同辈群体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学术歧视带来的学术志趣受损｡最为关键的是,导师应总体把握延期博士生的学业进展,以更开阔的学术视野为其学位论文的撰写提供有效指导,帮助延期博士生顺利度过延期毕业阶段｡

3.提供就业支持,塑造积极的学术前景期待

博士生处于高等教育的塔尖,博士学位是博士生走向社会化､进入职业生涯的必要资格｡本研究发现,求职压力与学业压力和经济压力相互交织,共同累积成为延期博士生的学术困境｡“非升即走”制度的推广降低了学术职业的稳定性,研究生扩招带来的高度竞争也改变了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为延期博士生描述出了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职业前景,就业延迟给他们带来对能否从事学术职业､避免就业倒置的担忧,影响着其科研心态,陷入到时间焦虑之中｡因此,延期博士生不仅应该具备学术志趣､良好的学术能力,还应具备相应的择业技巧和合理的择业观念,以明确的就业方向支撑其走出学术困境｡

博士生明确的学术职业认知和对就业前景的积极预期,对其学术志趣的保持有着显著影响[30],为此,应提供就业支持,完善就业指导体系｡①培养单位需为延期博士生提供职业生涯指导服务,依托于校内的就业指导部门,提供科研单位的招聘信息｡②培养单位可借助于邀请校友和毕业生回校讲座的方式,为延期博士生讲述求职方向和职业发展规划等事项｡③导师在为延期博士生提供学术指导的同时,了解其择业意向,针对个体的实际情况给予切实可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