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的集体记忆及其再生产

作者：郑素侠

来源《新闻与传播评论》2022年第2期

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绝对贫困不复存在。脱贫攻坚作为共产党人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这一“初心”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成为建党历史上的荣光和记忆。告别贫困、正在走向振兴的中国广大乡村，同样将脱贫攻坚作为乡村记忆的一部分加以保存和传承——全国各地兴建的村史馆和村史编撰工程，纷纷将脱贫攻坚给乡村带来的变化加以记录和呈现。但脱贫攻坚如何由国家的政治话语下沉为民间的公共话语，并凝结为乡村的集体记忆，这一过程有待相关研究予以揭示。2018—2021年间，在一名省派“第一书记”的介绍下，研究者以扶贫政策宣传员的身份参与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河南省MQ县的扶贫政策宣传工作，通过非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了解该县一个贫困村——M村告别贫困的历程，以及乡村脱贫个体的经历、体悟如何与当下社会和过往记忆产生勾连。个体的记忆中总是包含着时代的烙印和对当下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时的个体记忆就已经超越个体本身，而成为一种共同体的集体记忆[1]。笔者结合研究者完成的观察和访谈工作，主要回答：脱贫攻坚如何从宏大政治叙事转向乡村主体叙事，嵌入乡村公共生活，成为乡村(特别是脱贫群体)的集体记忆?特别地，脱贫攻坚下沉为乡村记忆后，如何转化为凝聚共同体的思想资源，实现意义再生产?

(一)记忆及其建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登场和宏大叙事的消解以“新”史学与“新叙述史”的出现，纪念物、遗物、日记、档案、传统、神话等成为历史研究的材料，口述史和公众史学将记忆视作历史书写的重要力量和研究对象。1984—1992年，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陆续出版了《记忆之场》7卷本，将“记忆”推向历史研究的聚焦点。从广义上理解，“记忆”是“有关过去的各种形式上的上位概念”[2],是历史书写的重要材料；而历史书写具有延续记忆、帮助记忆代代相传的作用[3]。

作为历史材料的记忆，因缺少参照物、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不准确性，因此可靠性受到质疑。但在口述史和公众史学看来，不能简单地将记忆视作历史的对立面，记忆价值在于见证个体对历史的再现，而非准确性[4]。

记忆作为个体对历史的再现，是被建构的结果，同时也深受权力的影响。米歇尔·福柯指出，“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5]保罗·唐纳顿认为，对社会记忆进行控制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的等级；权力对记忆进行筛选、控制、精心修饰和剪裁，令某些记忆被忘却，而另外一些记忆被保留，以契合当下的语境和需求。当权力介入记忆，记忆成为服务于权力需求的工具，记忆的主体性便面临丧失的危险。[6]

(二)集体记忆及其再生产功能

1925年，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7]。在哈布瓦赫看来，“集体记忆”中的“集体”,并不是指记忆的主体，而是强调记忆被社会建构的过程，“尽管集体记忆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7]。他认为，通过个体意识与集体环境的互动，记忆被社会化，并在社会结构中被建构[7]。

集体记忆具有物质客体和象征符号的双重性质[7]。比如雕像、纪念碑、某个空间或地点，是集体记忆的物质性客体；一些附着于物质现实之上、并为共同体所共享意义的符号，则是集体记忆的象征性符号。这些物质性客体和象征性符号，承担起了塑造、承载和延续记忆的职责，填充了欢腾时期之外的空白，维系了社会日常生活的团结和稳定，体现了集体记忆的社会整合功能[8]。

由此可见，集体记忆是形成社会团结和共同体认同的重要机制。这意味着集体记忆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力量和资本参与到社会建构之中，实现自身的再生产功能。正如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所言：“记忆不再仅仅是一种复制的能力，而是一种确确实实具有生产力的能力。”[9]记忆再生产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反复性，即社会记忆的延续、传承是一个有目的、有意识反复进行记忆再现的行为或过程；二是加工性，记忆再生产是对原始记忆的延续、传承、建构，是一个再加工的过程，具有“再”生产的特点。[10]集体记忆的再生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比如，近代中国曾长期遭受列强入侵，在战争中生成了中华民族的创伤记忆。通过教科书、文学、艺术、媒体、纪念物的反复刻写，战争创伤记忆成为激励国人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并由民族创伤记忆再生产为世界和平发展的警示性记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资源。[11]

在当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因具有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而成为集体记忆的承载者和延续者，并通过对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运用而在集体记忆的再生产中显示出愈加强大的能力。正如英国学者戴维·莫利所言：“没有考虑到传播技术的作用，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和出现。”[12]可以说，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介入了集体记忆的再生产过程，形塑了公众对历史的记忆。

政治权力同样也是影响集体记忆再生产的重要力量。一些国家通过建立起一段“源远流长”的传统，让民众以更理想的方式重新想象过去，是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常用手段[13]。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世界大战、集中营、大屠杀等创伤记忆为题材的影视作品、纪念活动成为各国感召民众铭记历史、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手段之一。但在史学家们看来，“记忆的政治化”与统治者的利益相适应，是政治叙事下对历史的“单向度”记忆[13]。比如，王炎在《奥斯威辛之后——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一书中，从美国好莱坞对二战“屠犹”历史记忆的生产入手，通过对比欧洲的“大屠杀”影片，发现好莱坞在不同时期再现犹太大屠杀历史时，历史叙述背后的意识形态与现实国际政治以及美国族群政治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14]

(三)作为集体记忆的脱贫攻坚

2020年，全国800多个贫困县陆续宣告脱贫之后，脱贫攻坚作为“国家记忆”成为新闻媒体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并分别形成了关于脱贫攻坚的“媒介记忆”与“学术记忆”。

“媒介记忆”与“学术记忆”分别关注和呈现了脱贫攻坚的不同面向。“媒介记忆”的主要形态是新闻报道、专题节目和纪录片。各级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网站均将扶贫和脱贫作为常态新闻加以报道；专题节目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播出的系列访谈节目“我的攻坚日记”,邀请扶贫工作队、参与扶贫报道的记者讲述扶贫经历和扶贫见闻；新华社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减贫密码》面向海外播出，讲述了自2012年以来中国近1亿人口如何成功脱贫的“密码”和“记忆”。现代传媒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使之成为脱贫攻坚“媒介记忆”的重要载体。“学术记忆”多为关于脱贫攻坚的学理性总结和回顾，如：新华社高端智库向全球发布的《中国减贫学》、国务院新闻办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减贫的全球认知和经验启示》,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等人的《脱贫之道：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密码》,这些文献成为脱贫攻坚这场伟大战役的“学术史”和“回忆录”。一些学术文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和制度成果进行了梳理[15],并对边疆民族地区探索贫困治理的独特经验和实践做法进行了总结[16],将脱贫攻坚学理化，使之成为见证脱贫攻坚历史、参与脱贫攻坚事业的“学术记忆”。

由上述梳理可见，记忆作为个体/集体对历史的建构性再现，同时受到权力机构、大众传媒等多重力量的影响，形成“记忆的政治”。“记忆的政治”是现代国家凝聚社会团结、增进共同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脱贫攻坚的集体记忆如何形塑乡村-国家共同体、再生产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思想资源，是延续脱贫攻坚记忆意义之所在，而这尚需学术界开展相关研究予以揭示。这些思考构成本研究的学术脉络，亦是本文要完成的工作。

近几年来，“脱贫攻坚”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密集出现在中央各种文件之中。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以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及中央各部委下发的“扶贫政策”文件多达193个,这些文件成为指导脱贫攻坚稳步推进的政策依据。但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传播往往止步于乡镇和村委会，政策类信息如何从村干部有效传播至村民，且为村民所理解和接受，面临“最后一公里”难题[17]。脱贫攻坚的政策传播如何突破“最后一公里”,从政策话语转化为乡村主体话语，实现意义转换并逐步嵌入乡村记忆之中?研究者通过对媒体报道文本的梳理，以及在MQ县的观察和访谈发现，媒体对脱贫攻坚的仪式传播、扶贫干部(包括驻村第一书记、包村干部、村委会成员)的意义转译以及脱贫群体的记忆延续，共同建构了脱贫攻坚的话语意义，并将脱贫攻坚逐步嵌入乡村记忆。

(一)媒介的仪式传播

M村作为河南省“产业扶贫”的典型村，2020年前后成为当地媒体报道脱贫攻坚的宣传样本。据驻村第一书记介绍：

每月都会有几批记者来采访，有的是不请自来的。记者要报道脱贫攻坚，需要找典型么。还有的是我邀请过来的，我们的扶贫工作也需要宣传。(杨某，男，50岁，省派干部)

据不完全统计，“官宣”脱贫前后的6个月内，关于M村的新闻报道有30余条，其中不乏中央级媒体报道，内容上多有雷同甚至重复。但一个村庄的脱贫，被“新华社客户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学习强国”平台、“第一财经”这样的全国性媒体关注，并不多见。传播活动本身是一种仪式，是“生活的一种表演”[18];广大受众通过参与媒介传播的某个共同性的活动或者某一事项，最终形成一种象征性活动或者象征性符号的过程，这就是媒介仪式[19]。媒介仪式传播的核心，是召唤与聚合，分享、参与和认同，最终达至共享信仰的目的[20]。全国性媒体和地方媒体的合力集中报道，形成了“仪式性传播”,共同完成了脱贫攻坚“顺利收官”的“传播仪式”。在这些报道中，村干部、村民成为报道对象，通过被采访、被拍摄而召唤进脱贫攻坚的仪式传播之中，参与、共享了脱贫攻坚意义的生成和传播：

记者来了，通常先到村部(村委会办公的地方),采访了支书之后就会到处转转。有时是支书带着来我家，有时在地里干活时被记者找到。记者通常会问：脱贫后还有什么困难，对帮扶政策满意不满意，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有时还会让对着镜头谈感受。有次我看到河南电视台播出了记者采访我的新闻节目，兴奋极了。从来没有上过电视，这次真的上了，像个明星!一辈子都难忘。(张某，男，46岁，初中文化)

我打电话给在江苏打工的闺女说，你妈我(指被访谈者)要上电视了，记者来车间录了像，还重点录了我(镜头有停留),你妈我还是头一次上电视哩。闺女也可高兴，叮嘱我说电视节目播出时，用手机拍下来发给她。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儿(脱贫),共产党给我们实现了。(陈某，女，49岁，小学文化)

媒介仪式不仅具有征召作用，还以中介角色将脱贫攻坚的“国家仪式”转化为民间仪式，强化村民的参与感。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这不仅仅是对脱贫攻坚取得成就的历史性总结，亦是一场凝聚全国人民集体记忆的媒介仪式。在M村的村民看来，这更是一场特别为他们准备的仪式——M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这个豫东平原饱受贫困之苦的小村庄，在驻村第一书记将消息从省里带回来后，就开始等待表彰大会的召开。2月25日上午，村民聚集在村委会的会议室，通过电视大屏幕集体收看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直播，激动、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习近平总书记颁的奖!给我们颁的奖!”

国家仪式下沉为民间仪式，有效激发了村民作为主人翁的自我认同感。84岁的村民李某，曾是村里的“秀才”,平时就爱舞文弄墨。观看直播后，老人即兴吟诗一首：麻花产业助脱贫，牛年伊始传佳音；全国先进不骄傲，百尺竿头再奋进!

新闻媒体对脱贫攻坚的仪式传播，一方面将贫困群体征召进传播流程，另一方面将国家仪式转换为民间仪式，这两个方面的结果都将贫困群体吸纳进脱贫记忆的生产之中。贫困群体讲述昔日的苦难叙事、今日的巨大变化和未来的美好向往，与政府的主流叙事和基层的政绩宣传实现话语汇流，共同生产了脱贫攻坚的集体记忆。这一过程中，通过贫困群体的现身说法、忆苦思甜和自我展演，脱贫攻坚由宏大政治叙事转化为乡村主体叙事，并逐步嵌入乡村记忆。

(二)扶贫干部的意义转译

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米歇尔·卡龙、约翰·劳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 ANT)。该理论认为，社会是异质“行动者”通过“转译”活动而共同建构动态网络关系，形成稳定秩序。在这一过程中，“转译”至关重要，是指“特殊的问题被稳固地与更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21],是行动者网络得以形成的原因，也是维系行动者网络的动态机制。通过不断进行的转译，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之间建立了联系和关系，并且这种联系和关系也使行动者网络处于时时的变化之中。

在乡村社会的行动者网络之中，行动者如何调动相关资源，通过转译将脱贫攻坚意义与乡村公共生活建立勾连?驻村第一书记、包村干部、村委会成员这些扶贫干部，上接乡镇政府、下沉乡村基层，是介于政府和村民之间的“中层组织”,他们作为行动者在转译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通过观察和访谈，研究者发现，扶贫干部对脱贫攻坚意义的转译，主要经过强化事实——表征意义——内化信念这样三个环节。

在第一个环节，为响应“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M村“官宣”脱贫后，驻村第一书记原派出单位河南省司法厅继续派驻一名工作人员接任驻村第一书记，与包村干部、村委会成员、致富带头人一起，巩固减贫成效，推进乡村振兴，并在这一过程中持续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驻村第一书记和包村干部定期的“家访”工作，成为“强化事实”的重要策略。据已经脱贫的贫困户陈某回忆：

(脱贫后)他们还是每月都会有3到4次来访，问问吃的穿的够不够，家里有没有新变故。有新变故了，反映给他们，他们都会尽力解决。比如孩子考上大学了，他们就帮忙申报了“春蕾计划”,每学期有两千多元的助学金打到孩子的卡上。看来脱贫后扶贫帮扶政策还是延续的。(陈某，女，49岁，小学文化)

虽然村庄已经整体脱贫，但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的贫困户，仍需要政府救助和扶贫政策的持续支持；因遭遇突然变故再次陷入贫困的家庭，需要列入扶贫政策的关照对象。这也是确保脱贫效果可持续性、防止已经脱贫的贫困人口再次返贫而采取的措施。通过“家访”宣讲传播扶贫政策，强化扶贫事实，是巩固脱贫攻坚记忆、使之嵌入乡村公共生活的关键手段。

在第二个环节，脱贫攻坚的意义表征，或曰再现，是由扶贫干部借用物质符号作为承载脱贫攻坚意义的载体，并在符号与“脱贫攻坚”之间建立意义勾连，进而完成意义表征。2020年下半年，M村开始筹建村史馆。为村史馆设计什么样的功能，村史馆里陈列哪些物品，这是扶贫干部首先考虑的问题。驻村第一书记和村支书召集村民代表讨论，决定将村史馆功能定位为“回溯村庄脱贫历史”和“展示村办产业”。纪念物全部从村民家里征集而来，由村委会工作人员为纪念物登记编号。征集到的纪念物，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祖辈田间劳作用的农具、加工麻花的工具和器皿，到2000年之后更新换代的农具和麻花加工用具，麻花加工个体户获得的各种荣誉、奖励证书，如“风味小吃优质品牌”“劳动能手”“先进个体工商户”等，应有尽有。这些在村史馆展出的物质符号，承载着村民的脱贫记忆，将村庄通过发展麻花产业告别贫困、迎来新生的历程充分展现，成为脱贫攻坚的意义表征。

扶贫干部对脱贫攻坚进行转译、使之嵌入乡村记忆的第三个环节，是内化信念。麻花作为一种传统食品，在急剧变迁的时代面临“传统的消逝”的危机。为了对抗传统的消逝，使用旧材料来建构一种新形式的“被发明的传统”[22](invention of tradition),可重构乡村民俗文化的集体记忆，使之成为当下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传统食品的麻花，如何在新时代成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重获生机?村委会为麻花贴上“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河文化遗产”的标签，为麻花赋予新的文化意涵，并通过媒体报道来传播这些“文化标签”。村委会还邀请视频制作公司，拍摄、制作宣传视频，讲述M村如何通过发展麻花产业实现脱贫目标，提出“像麻花一样拧成一股劲儿振兴乡村”的宣传口号。视频中，劳作的村民、带头致富的能人、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悉数出现，用不同的形象和话语阐释脱贫攻坚，共同将脱贫攻坚内化为乡村的集体记忆。新时代的麻花，作为一个“被发明的传统”,与脱贫攻坚的伟大意义发生了勾连，作为村民的集体信念内化于乡村记忆之中。

(三)脱贫群体的记忆延续

脱贫攻坚的集体记忆，经由新闻媒体的仪式传播、扶贫干部的转译，逐渐嵌入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后，脱贫群体自身成为乡村记忆得以延续的重要链条——他们作为帮扶的对象，将记忆的内容转化为日常话语，使之嵌入乡村日常生活：

脱贫之后，精神变愉快了，也想跟乡里乡亲多聊几句。以前家里穷，整天发愁，也不想多说话。聊天时，会聊到这几年的变化。你家变化是啥，我家变化是啥。都感叹扶贫政策好，共产党好，给了我们全家新生活。(张某，男，49岁，小学文化)

村史馆成为MQ县委党校开展党员培训的一个“现场教学点”之后，村委会决定，“乡村故事，由村民来讲”,培训了两名脱贫村民作为村史馆的现场讲解员。讲解员通过忆苦思甜式的现身说法，延续着乡村的脱贫记忆：

为了给前来学习的干部们讲好我们村的故事，我还去找县志呢，把历史搞清楚，避免讲错了。我跟电视上那些主持人的讲法不一样——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自身感受啊，我就讲我们自己经历的如何脱贫、如何致富的故事。(讲解员A,女，30岁，大专文化)

村史馆里摆设的这些物件，都是我们的长辈用过的，自家保存了多年，现在统一放在这里展出。(对这些物件)很熟悉，很有感情，讲解的时候像是在介绍一个老朋友一样，根本不需要背诵那些稿件。我觉得我是用感情在讲，在回忆我们祖辈的历史，我们刚刚经历过不久的历史。(讲解员B,男52岁，初中文化)

但任何记忆都不是永久的，伴随时间的流逝和代际的更迭，记忆面临着消退甚至断裂的可能。贫困群体共享的关于“贫困”和“脱贫”的集体记忆，对于外出务工、较少经历贫困之苦的子辈而言，因缺乏切身体验而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符号，记忆在他们那里面临着断裂的危险。如何对抗时间对记忆的侵蚀，以及代际更迭可能带来的记忆断裂?访谈发现，经历过贫困的父辈，将脱贫作为与远在异地务工的子辈的交流话题，从而延续了脱贫记忆：

我会讲给在郑州读大学的三女儿听。通电话时，我会讲家里享受的大病医保政策，每个月有多少补助；她(指三女儿)享受的雨露计划，一学期政府会补贴多少助学金。她都知道，(因为)都是我讲给她听的。(陈某，女，49岁，小学文化)

我初中毕业后就去常州打工了，每年只有春节才回家乡一次。平时打电话、发微信主要问父母在家里生活得好不好，母亲做过手术后是不是定期复查了。母亲除了回答这些问题外，还常在电话里唠叨哪些帮扶干部来家里了，送了什么东西，询问了什么问题，等等。有时候还会给我讲(根据家里的情况)我家能享受哪些扶贫政策。(张某，女，22岁，初中文化，在江苏常州务工)

面对可能发生的记忆断裂，当地政府和扶贫干部已经参与到延续脱贫攻坚集体记忆的行动之中。多次赴外地考察和参观、学习后，村委会打算在已经落成的村史馆里开辟新的记忆空间——设置“M村英才榜”板块，征召出身于M村、在外地创业就业干出一番事业的英才们作为“象征性符号”,使之与乡村记忆发生勾连、共同延续乡村集体记忆，这是M村利用象征性资本对可能发生的记忆断裂进行弥合的尝试。

从集体记忆到思想资源：脱贫攻坚的乡村记忆再生产

集体记忆用作“填补欢腾时期与日常生活时期之间的空白和断裂”[7],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记忆与当下发生关联或连接，就可以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积极的力量。集体记忆的再生产，包括记忆形式、记忆内容和记忆意义三个层面，其中意义再生产是核心，是记忆的出发点和归宿[23]。记忆的再生产过程，是让过去“重新现实化”的过程，“使过去作为一种思想资源进入现在”,进而让“传统不断延续”。[24]本部分主要探讨脱贫攻坚嵌入乡村记忆之后，如何转化为思想资源释放出新的社会能量，参与乡村治理并形塑国家-乡村关系。

(一)民间记忆的国家在场：国家-乡村新治理关系的形成

1949年之前，民间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天高皇帝远”式的疏离和松散的连接，彼此介入不多，互动稀少，乡村社会的正常运转主要靠宗族和家族的自治。1949年之后，新中国实现了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通过计划和市场这“两只看不见的手”来配置和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乡村在拥有相对自主性的同时，接受国家的支配和管理。在脱贫攻坚的推进过程中，国家担任顶层设计者，将脱贫攻坚置于政治议程的中心，实施以国家最高领导人任总指挥、全党上下总动员的“五级书记抓扶贫”,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动员各方力量，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发挥“扶危济困”和“守望相助”的传统，构建了全方位、系统性、宽领域的大扶贫生态系统。[25]这种“国家主导、地方配合、社会参与”的扶贫格局，决定了国家在其中的领导和权威地位，国家意志作为一种印记深嵌于脱贫攻坚的全部历程。

在上述情形下，脱贫攻坚乡村记忆的再生产过程中，国家成为议程设置者并全程“在场”。无论是记忆的形式、内容还是载体，民间的脱贫攻坚记忆无不带有国家意志的烙印。在M村，宣传标语“把好吃的麻花带给亲人，把领导的温暖留给群众”“干部驻村心连心，同步小康齐步走”,将脱贫攻坚隐喻为“党的领导”和“干部的真抓实干”,国家是“看不见的在场”;“贫穷落后不光荣，好吃懒做真可耻”“勤劳可致富，产业来帮助”,则是国家力量期冀通过对民间力量的动员和激励，提升贫困治理效率。

事实上，脱贫攻坚成为国家-乡村关系发生转折的一个分水岭。在由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中，贫困人口与政府、市场、社会、扶贫一线带头人一起，构成“五大减贫主体”。其中，政府是“赋能之手”,市场和社会是“环境营造者”,扶贫一线带头人是“摆渡人”,共同目标是让贫困人口成为自食其力者，获得内生动力，主动求变。由此可见，乡村与国家的关系，由之前的支配-被支配关系，开始转变为支配与合作共存的关系；国家对乡村的治理，借助市场、社会和扶贫带头人及乡村精英作为“摆渡人”的中介作用，由以威权干预为主转向沟通、协商与合作。这种治理模式，与过往治理模式不同的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而是多种统治过程和互相影响的行为体的互动带来的结果。”[26]

(二)国家记忆的民间参与：身份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强化

脱贫攻坚下沉为乡村集体记忆的过程，伴随着民间的主体性参与。但这种参与以国家的征召为前提。被征召的民间记忆，往往具有潜在的政治意义和宣传价值，并被赋予象征意义。在国家对民间记忆的选择性征召下，原本属于有限群体的记忆走上国家舞台，参与国家记忆的生产，成为国家记忆的组成部分，进而获得“主体性认可”。

近几年，全国各地村庄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纷纷建设村史馆来保存乡村记忆。M村村史馆的讲解员由村民代表担任，向前来参观学习者讲解M村通过发展食品产业的脱贫历史。作为基层政权代理人的村委会动员村民参与村史讲解，有如下两方面的意涵：一是参与村史讲解的过程可使村民更为熟悉村庄的历史，强化村民的脱贫记忆，激发村民的自豪感和身份认同。二是民间记忆在公开场合的现身说法，无疑成为个体参与国家宣传的正面力量；带有个人化的民间记忆在参与国家记忆的生产中“主体性”被激发，身份认同与政治认同得以强化，民间参与的政治意义得以显现。

M村“老上访户”、同时也是贫困户的李某，在2020年7月向村委会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故事，成为各大媒体、新闻网站报道的热点。在媒体的报道中，李某“并不仅仅因为扶贫干部对自己好，就改变了对党的看法”,而是亲眼看到脱贫前后村里发生的巨大变化，萌生入党的念头：“今年我84岁了，还不是共产党员，这是我一生中的欠缺和遗憾。我要在有生之年加入党组织，开启我的政治生命!”李某从作为个体和自身所处群体的命运改变，体会到制度的优越，更加坚信党的领导，通过申请入党来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通过各大媒体的报道，李某作为个体的脱贫记忆被激发、被唤醒，转化为国家对脱贫攻坚的意义阐释，成为脱贫攻坚改造乡村的伟大成就的象征，进而成功参与了国家记忆的生产过程。

由以上分析可见，民间记忆的国家在场，强化了国家作为威权主体的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国家记忆的民间参与，则激发了民间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成为形成民间-国家共同体的催化力量。事实上，“精准扶贫”作为党和政府向民间兑现的“政治承诺”,逐渐修复了曾经生硬、僵化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干部与群众因帮扶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共同体”在扶贫中逐渐演化为“情感共同体”,过往关于脱贫的“物质记忆”正逐渐过渡为对共同体的“情感记忆”。这为形塑国家-乡村新关系、形成新治理格局提供了可能。

结语

本研究开展田野调查的地点——MQ县M村的贫困遭遇和脱贫经历，只是全国12.8万脱贫村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尽管这个村庄难以代表全国情形，但鉴于诸多贫困村庄的同质性超过差异性，这个村庄的田野发现同样具有解释力。这些研究发现启示我们，以集体记忆的视角审视脱贫攻坚伟大历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脱贫攻坚记忆如何凝聚共识、激发认同、强化民间-国家共同体意识。

脱贫攻坚的伟大意义，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它为整个人类的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了中国经验，同时从关照“有限群体”上升至“普照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了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27];从“中国与民间”的关系看，它是国家向民间兑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这一政治承诺的具体行动。在兑现政治承诺的过程中，国家由居于主导地位的“施恩者”,在与“沐恩者”互动中逐渐转变为引导者与合作者；民间贫困群体由“沐恩者”角色，在与“施恩者”的互动中逐渐转变为参与者和自我成就者。

在上述过程中，脱贫攻坚仍是国家行政力量主导下的宏大政治叙事，是国家意志影响下的乡村改造和乡村建设。全面脱贫的历史任务完成后，脱贫攻坚如何由政治话语成功下沉至乡村公共空间，转化为民间话语?研究发现，通过代表国家力量的媒介的仪式传播、扶贫干部的意义转译和脱贫群体的记忆延续，脱贫攻坚逐渐由宏大政治叙事成功转换为乡村主体叙事，嵌入乡村公共空间，成为乡村集体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脱贫攻坚，其中既有国家记忆的时刻“在场”,亦有民间记忆的主体性参与，这为脱贫攻坚记忆发挥再生产功能创造了条件。脱贫攻坚记忆在乡村转化为思想资源，成为形塑民间-国家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并将服务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对乡村的治理。但集体记忆是由无数个体记忆凝结而成，不能以集体记忆的框架来限定或压抑个体记忆。

观照乡村个体如何记忆脱贫攻坚，探讨集体记忆如何为多元个体开辟记忆空间、为宏大脱贫记忆补充个体鲜活体验，将有助于脱贫攻坚由民间的“物质记忆”转化为“情感记忆”后，再由“情感记忆”升华为“精神记忆”,进而凝结为民族精神的强大动力。这是后续研究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