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信息学奥赛生，对三名女大学生竞赛经历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试图探索女性奥赛经历，以及这一特殊经历对性别身份认同的影响,进而揭示在计算机领域女性面临的困难和她们的应对策略,以期对创造理工科专业领域的性别友好环境有所助益｡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一起阅读本文吧！

“我曾是信息学奥赛生”

对三名女大学生竞赛经历的个案研究

在信息技术领域,女性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广受关注｡多项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STEM科目(即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失去兴趣的女生数量多于男生｡[1]18根据2015年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ACS)报告“多元化承诺:ICT(即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内的性别平等”统计,从事科技工作的女性约有50%最终离开该行业｡

在职业层面,已有学者关注互联网公司的性别平等问题,开始对女性在职业中的性别弱势和身份建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信息技术产业中,现存的性别化等级分工和所谓“女性不适合技术岗位”的看法阻滞了女性的进一步发展,能对女性能力做出正确评价的男性并不占多数;同时,女性在充满男性气质的职场文化中,也往往以一种性别化的视角审视自己,隐匿自己的性别特质｡[2]

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倾向于采用高强度高压力的管理模式,要求超时劳动的加班文化给女性技术人员带来了职业发展与家庭再生产两方面的焦虑,这种焦虑与自我认同相勾连,展示了女性在科技领域面临的困境｡[3]将女性从业者的经验向教育阶段延展,便是她们在学校中的生活历程｡学校空间承载着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可能使男性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4]

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简称NOI),是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五大学科竞赛中的其中一门,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于1984年创办｡统计信息学奥赛冬令营的历年获奖名单,我们发现男性数量远远大于女性｡在2023年NOI冬令营的获奖名单中,金牌得主共有114人,其中女生仅有1人(见表1)｡为了鼓励和支持更多女选手参加NOI系列竞赛活动,中国计算机学会专门设立了NOI女生竞赛,将首届女生竞赛定于2022年｡

崔海丽等人对“强基计划”某试点高校的2020级新生进行调查后发现,试点高校理科类专业接收的强基生比例相对较高,且较高比例的学生有过学科竞赛学习经历｡[5]由于参加信息学奥赛的女生极少,她们在信息学奥赛中的经历便具有了独特的研究意义｡

本研究选取三名具有信息学奥赛经历的女生进行访谈,她们目前均处于高等教育阶段,其中两人在计算机专业就读,一人在其他理工类专业就读｡参与信息学奥赛是一段怎样的经历?这段经历如何影响她们的性别观念?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她们如何建构自己的性别身份?本研究试图通过回答以上三个问题,分析女性在青少年时期深度参与计算机学科的经历对她们产生的影响,揭示在计算机领域女性面临的困难和她们的应对策略,以期对创造理工科专业领域的性别友好环境有所助益｡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是针对有边界的项目､组织､个体､过程或一个社会单位进行的深入的､整体性的描述和分析,旨在从个案的角度对某一现象加以概括,彰显个案的意义与价值,从而解释现实生活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6]本研究运用个案研究法,以受访者参与信息学奥赛的经历为中心,将受访者的故事从参与信息学竞赛的心路历程辐射至信息学奥赛对其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将受访者的个人经历拼接为具有连贯性的真实故事,将女性作为行动主体,把性别建构看作一个动态的､流动的､持续的过程,并以此为依据来探究她们的竞赛经历与性别观念之间的联系｡

(二)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有目的抽样的方式,选取了三名具有丰富的信息学奥赛经历､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进行研究,分别将她们编号为S､C､G｡S在高中期间参加信息学奥赛,高考后凭借竞赛经历进入国内某高校计算机专业的培优班①,在大一休学半年后,又转入计算机专业普通班学习｡C从小学四年级起就进入信息学奥赛,初中时发起建立了计算机兴趣社团,高一时又出于兴趣重新选择了化学竞赛,目前在某高校非计算机类专业就读｡G从初二开始报名学校的信息学奥赛培训,一直保持对计算机的兴趣,目前正在国内某高校攻读计算机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她们在计算机领域发生的故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理工科领域对女性的排斥与技术对女性的赋能在她们身上同时得到展现,而她们发展路径的不同则显示了两者在不同程度上的交融｡表2显示了三名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三)资料收集

研究采用线上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由于个案研究需要丰富的､深入的相关资料,从而能够多方面､深入地完成对某个或多个案例的研究与洞察,因此,在准备访谈的过程中,研究者利用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官网和知乎､微博等网络平台,以及与信息学奥赛相关的媒体新闻,深入了解信息学奥赛的竞赛规则(见表3),这使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更易于进入受访者描述的情境,并对其中的价值点进行追问｡

访谈开始前,研究者向受访者说明录音仅供研究使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采用录音的方式对访谈资料进行记录｡在访谈过程中,尽可能让受访者畅所欲言,同时适时地与受访者分享研究者本人在本科就读计算机专业的体验,引起受访者的讨论兴趣｡访谈结束后,结合访谈笔记与访谈录音整理访谈资料的文字稿｡同时,整理出对访谈文本的疑问,对受访者进行追访｡最后遵循参与者检验法,将形成的访谈资料文字稿发送给受访者进行确认,以加强研究效度｡

(一)信息学奥赛:

成绩导向与兴趣导向的区分参加信息学奥赛的群体可以根据参赛初衷分为两类,一类学生对算法抱有极大兴趣,一类学生希望通过信息学奥赛获得顶尖高校的入场券｡在三名受访者的叙述中,不同的竞赛动机对她们的竞赛体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编程很好玩”:持续发展的兴趣

C已经不记得参加信息学奥赛的契机｡她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习编程,“当时其实也不知道学编程是干嘛的,学着学着就开始考试,考试以后就去打比赛”,一直持续到初三｡由于“觉得编程很好玩,周围没有人在搞这个”,C在初中创建了信息技术社团,按照小学时学计算机的讲义教其他同学｡除此之外,她还注册了微信公众号,发布一些与算法学习和计算机科学家相关的文章｡在C创办的信息学社团中,就有女同学和她一起参加了信息学奥赛,一直“打”到了高二｡

出于兴趣或拓展技能等考虑,是不少学生参加信息学奥赛的主要动机｡G在初中的信息科技课程中开始接触编程,为了拓展自己的技能,在学校组织信息学奥赛培训时,G选择报名参加｡她所在的学校是当地最好的初中,学校竞赛的氛围比较宽松,老师没有特别强调竞赛的功利性,平时只有周六或周日集中学习,比赛前有一两周的集训时间｡对学生而言,“更多像是一个额外的兴趣班,跟书法､美术差不多”｡在这种宽松的竞赛环境下,G不仅学习了基础的计算机知识,还利用业余时间自主练习编程｡即使在进入高中后G不再参与信息学奥赛,但在进入大学后仍选择攻读计算机专业,延续了这一兴趣｡

2.“竞赛压力大”:被逐渐侵蚀的兴趣

不同于C和G以兴趣为导向的奥赛经历,S所处的信息学奥赛氛围最为紧张｡她所在的江浙地区是我国的奥赛重地,晋级全国高中学生信息学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的人数总是遥遥领先｡在当地,以成绩为导向的竞赛模式是一套精细化､系统化运作的过程｡首先,通过竞赛进入高中的这些学生都经历了初中集训的筛选｡S初中读的是一个比较“鸡娃”的班,同学们都有学科竞赛的经历,目标是靠竞赛成绩进入优质高中｡当时全班大概50个人,其中女生仅有15名｡

在冲刺阶段,获得高中提前录取名额的同学被单独集中到小教室中学习,小班有近20名男生,S是唯一的女生｡“当时很忙,每天都是冲刺｡早上训练,中午老师会帮你把盒饭送到教室来,然后就把椅子和桌子排成一排,躺在椅子上睡一觉,下午继续学｡”之后,竞赛生们需要提前半年进入高中,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接触数学､物理､生物､化学和信息学五种奥赛,最终由学生选择自己的意向科目｡

接触编程半年后,S不顾父母的反对选择了信息学奥赛｡她的选择同时具有规避风险和发展兴趣两方面的考虑:“一开始是想学数学的,但后来又觉得数学竞赛大佬云集,还是避避风头,就选了一个感觉差不多同时也蛮新鲜的东西｡”最后,选择信息学奥赛的女生只有S和她的好朋友｡

然而,S的朋友在省队选拔时选择退出,只剩下S一个女生｡相比G和C宽松的竞赛环境,S参与奥赛的目标性和计划性显然更为明确｡“其实大部分人参加竞赛都是为了升学｡因为每年11月初的时候去参加省赛,所以我们平时会有训练｡在参加省赛前会连着几个月停课,全部在机房里训练｡”

谈到高中时的奥赛,S直言,“大一选择休学的主要起因是高中竞赛压力有点大”｡在S参加信息学奥赛的过程中,学校通过时间的精细化控制和空间的区隔管理,为学生安排了最高效率的学习过程｡然而,追求效益化的管理很容易成为忽视人际关系的客观存在｡[7]在初中冲刺和高中奥赛的最后阶段,S作为“小班”中唯一的女生,与同辈的交往都被局限在有限的休闲时间和空间中,“首先是压力很大,其次是没有人交流,对整个环境都很不舒服”｡学科学习环境中对女性学习状态､学习感受的忽视,都可能进一步侵蚀女性对专业的学习兴趣｡[8]由于对机房的社交环境充满负面情绪,S最初对计算机的兴趣慢慢转化为“当时其实完全不想学计算机”｡最终,S申请保送时发挥失常,通过高考进入了某985高校的计算机专业｡

(二)对异性的认识:专业属性与性别身份的交织

刘进研究了高等院校自主招生课题组2015年的调查数据后发现,男生更偏向于选择工科专业,女生则偏向文科专业｡[9]回溯三个个案的受教育经历可以发现,性别分化现象在女性的受教育过程中始终存在｡专业属性与性别身份的交织,使她们对异性形成了不同的认识｡

1.标签化与去标签化:流动建构的异性形象

已有研究指出,“生产线”型的实验室团队管理模式,对女性而言呈现出一种男性权力的压迫感,使女性感觉不适应｡[10]机房是参加信息学竞赛的学生的常驻场域,她们对于性别差异的感知大多来自此处｡正是在机房中,S和C对男生形成了一系列既细微又负面的标签｡S认为机房中的男生“都不怎么洗头”,“有人喜欢写代码的时候唱二次元歌曲,唱的还非常难听”,男生在交流中有很多物化女性的表达,例如他们“会讨论后宫番①,会玩GalGame②”｡

C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我小时候周围那几十个学信息的男生,不是特别瘦的就是特别胖的,他们坐在椅子上的姿势也比别人更加扭曲”,“他们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暗号也更多一些,语言交流的风格也跟别人很不一样,做事和跟别人相处的风格也很不一样”｡对同辈男生的负面印象与信息学奥赛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使S从对计算机充满兴趣慢慢转化为甚至不想学计算机｡当她们回顾奥赛的经历时,由于难以融入信息学奥赛群体,使她们用“窒息”一词形容了当时的社交环境｡

由于有着出色的奥赛经历,S进入了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培优班｡培优班中的大多数学生有信息学奥赛的经历,形成了悬殊的男女比例,开学时近40人的班级中只有5名女生,至大一学年结束后,3名女生选择退出｡不过,相比高中,大学里更丰富的同辈生活缓释了紧张的学业氛围｡S的班导师对学生很“放养”,每学期,同学们需要做30—45分钟的演讲,演讲选题不可以与计算机有关,这让S看到了同学们在专业外的一面｡宿舍楼里有生物科学､物理､化学等其他学习方向的女生,与她们的相处让她了解了不同专业的学习模式｡在一年的大学生活后,S逐渐调整了自己对男生的认知｡

谈及高中时对信息学奥赛中男生的“死宅”评价,S认为这是她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和S的性格特点紧密相关｡S是一个现实生活很充实的女生,爱好看书､画画､演讲､朗诵等,高中时期的紧张生活让她感到非常压抑｡进入大学后,S开始涉猎二次元的相关内容,认识了“高二次元浓度”又“现充”③的男生,“颜值比较高,喜欢摄影,摄影技术还挺好,穿衣打扮也很讲究”,因而对计算机专业中男性的抵触情绪便减弱了很多｡

然而,对本专业男性形象的重新建构,并不意味着否认男性物化女性的事实｡在大学中,S进入同专业的男性圈,甚至加入了他们的Telegram④群组｡在S刚进入群组时,群内的男性会“全群戒备,互相提醒不要乱开黄腔”｡当S和男生们熟悉之后,男生们回归了日常的话语表达方式｡此时,S已经学会利用调侃的话语表达自己的不适情绪｡当群内有男生物化女性或不堪入耳的内容时,S会以“注意一点､和谐友善､本群适合十八岁及以下人群”等发言试图阻断男生的聊天｡

不过,有时男生会对S进行反驳,S只能以“……”表达她的无奈｡这一过程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在工程教育性别秩序的规训下,女生接受工程教育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复制性别弱势与不平等并为之背书的过程,是一种沦为“第二性”而被宰制､被排斥甚至被异化的过程｡[11]身处工程教育的体系中,女性不得不尽力融入由男性主导的学术共同体,在融入过程中,女性明显遭受着多重与性别相关的不利与挑战｡

2.“信息学男生和其他男生没什么区别”

相比于S和C,G对专业领域内的男生持中立的态度｡在她看来,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不会以他们是信息学男生作为标签去形容这个群体,他们跟我在理科班认识的其他男生没什么区别”｡如果要对他们进行比较,G也是基于专业学习对思维模式的影响进行阐述的｡“计算机学科的思维方式和别的学科相比有不同的特点,他们可能更偏向于系统或者程序化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也学计算机,就觉得能听得懂他们所说的,也会比较容易理解他们的点｡但如果不是计算机专业的男生的话,因为算法讲究的是一种思想,他们没有学习就不具备这样的思想,想问题的角度会不一样｡”

G所指出的学科思维方式并不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变化｡她同时肯定了计算机学科对女性思维模式的影响,认为计算机领域的女生思维更加清晰,反应也更为快速｡“日常的行为习惯会影响到个人的思想,因为我平时从事的多为理性的分析实验,感觉自己的想法会越来越理性｡”同时,中学阶段参加信息学奥赛的女孩“普遍不会关注外表打扮,可能都比较专注于计算机这一件事情”｡在G的叙述中,理性､逻辑推理能力是计算机学科的专业属性与学科特点,对于整个群体而言,专业属性大于性别身份｡然而,如果站在批判主义知识论的立场上,知识带有明显的知识生产者的印记,工科知识则具有明显的男性价值取向｡[12]G所提出的情感与理性二元划分的范畴恰恰体现了传统知识论的男性中心主义,固化了男性和女性的本质｡正是在这样的二元划分下,科学知识与性别结合,将被贬抑的女性排斥在知识体系之外｡

(三)“我”的性别身份:渗漏与突围

有研究在访谈12名女大学生后指出,工程教育中男性主宰的性别秩序使女大学生长期处于“合模”与“做自己”的分裂状态中,容易遭受双重的身份认同危机｡[11]在本文三名受访者的叙述中,既能看到女性求学中的自我贬抑,又能看到技术对她们的赋权｡

1.“更追求安全感”:差异化的性别表现与期待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认为,男女两性扮演的性别角色是社会化的结果｡通过家庭､同伴､学校等的影响,男女两性扮演了社会期望的性别角色,这又对他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以数学学科为例,数学刻板印象使女性低估自身的数学能力,与男生对男性气质和专业的追逐共同压缩女生在领域内的发展空间｡[13]在本研究三个个案的叙述中,鲜明地呈现了计算机领域专业学习行为､个人期望的性别差异｡

S从高一起正式参加信息学奥赛,一直持续到高三为止｡从高一正式开学前学校组织奥赛生集体接触奥赛科目,S就感受到女生在初期选择时对信息学科目的拒斥｡她提到,在竞赛生们一起接触编程时,能明显感受到大部分女生在进教室前就有一种想法——“我不会去学这个东西”,而且计算机(信息学)比其他四门奥赛科目(生物､数学､物理､化学)更难以吸引女生的兴趣｡女生们最终的志愿选择也佐证了S的这一观察——只有她和闺蜜选择了信息学｡

在C的观察中,即使是参与了信息学奥赛的女生,最终大部分也会退出信息技术领域｡初中时,和C参加信息学奥赛的同级学生中有5个女生,后来,“一个出国,一个是我,剩下三个在高二拿了省一等奖,但高三没有再继续学”｡在她看来,社会环境并不要求女性成为一个对技术非常痴迷的人,“大多数人想成为非常优秀的人,而非痴迷于技术的人”｡在高中阶段,女生参加信息学奥赛的原因主要是“家长希望她们能综合发展”,对于信息学的学习只是提前接触技术的一种路径,学业成绩才是最重要的｡在这样的心态下,女生在高三全力冲刺高考后就会退出｡最终,“只有极少数的男生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并且靠着极高的天赋和极强的努力,坚持了下去”｡

除学习期望上的差异外,男女生的学习风格与交流风格也有不同的表现｡C认为,由于女生更听话､更遵从学校制度规范,她们一般不会旷课去参加信息学集训,而男生则不同,他们“会有自己的小团体”,集训被他们视为一种趁机旷课的机会｡S进入大学后也发现,男生更勇于探索课外技术｡一方面,男生人数比较多,更能形成互相共享资源､讨论问题的内部环境,会互相介绍有利于提升技术的学习机会与学习资源;另一方面,男生更擅长表达和记录对技术的想法,他们对技术的探索欲远远大于女性｡“他们在入学前就会自己写博客,使用latex､markdown之类的编辑器｡我们院有一个学习系统由高年级学生组织维护,在这之前我们从没有学习过相关的东西,但男生却可以直接上手｡”

相比于男生,女生更可能产生自我贬抑的现象｡“有些人能力实际很厉害,但觉得自己是比较弱的状态,对自己的学业水平没有那么自信,进而会更严谨､更苛求细节地对待自己的学习,这在女生里面更多｡”S的发现与以往研究者提出的“过度补偿”现象相一致｡在男性主导的学科领域,女性有意无意地被排斥于绩效评价､发展策略等讨论之外,为了克服阻碍,她们往往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但这主要来自外界期望､升学､就业等压力的驱动,而非其内在效能感的驱使｡[8]

2.“做兄弟”:中性的性别实践

既往研究发现,女性为了更好地融入工作,会使用“性别管理策略”重新定义和管理自身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齐默尔曼的“做性别”(DoingGender)理论将性别作为个体根据日常行为与人际互动需要进行行动的社会建构过程｡[14]在互联网行业中,如996制长时间的工作性质,与其说是忽略了传统赋予女性的照顾孩子的责任,不如说是根据传统中“男性搞事业”的生活经验塑造而成的｡在此情况下,女生与老师､同辈进行非正式讨论的机会远远少于男生｡如果想融入这样的工作环境,只能以模仿男性的方式融入科技职场文化｡在

高中时,S面对机房中只有自己一个女生的情境,也采用了同样的性别管理策略｡“我没有办法以一个正常女生的身份跟他们作为男生的身份相处,我感觉我只能变成一个介于‘死宅’和正常人之间的身份,跟他们做兄弟相处｡”在日常的话语体系中,“兄弟”指男性朋友之间的友好关系｡为了融入参加信息学竞赛的学生群体中,S淡化自己的性别气质,忍耐男生间不友好的性别笑话,而这恰恰是女性在融入科技领域过程中丧失性别主体性的体现｡

尽管三位受访者仍处于学校学习生活中,但她们对自己未来进入职场后可能面临的性别歧视已有所觉察｡以G为例,她主要担心女性由于生理性别面临结婚､生育､养育等事务的桎梏,进而在工作能力､工作岗位上受到性别差异化的对待｡对于可能面临的性别歧视,G提到“会不断地去调整自己”,这不仅包括适应紧张的工作节奏,还包括调整自己的职业定位——“我也不完全拒绝行政管理这样的岗位”｡G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困难预想了两方面的适应策略:前者与已有研究类似,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性质无形之中会使女性复制行业内的男性气质;后者调整职业定位的策略,某种程度上则呼应了互联网领域的性别隔离现象——“前端”和“后端”､“开发”与“测试”的划界工作,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女性融入互联网领域的困难,进一步形塑了男性为主导的办公室政治｡[15]

3.技术“赋权”:区别于他者的自我认同

在互联网领域,女性获取对专业或职业认同感有一个重要方式,即通过与其他女性职业的对比建立更加明确､清晰的性别界限｡通过强调自己擅长技术､了解在非专业人士眼中尚未“祛魅”的代码,建立更鲜明的身份认同｡[15]性别与技术的叠加融合所产生的自我认同效应,从女性接触计算机起就开始产生｡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支持女性继续走在计算机类专业道路上的原因之一｡

在三位受访者中,S是对计算机领域性别隔离感受最深的人,也更易于觉察他者对女性的特殊态度｡“高中我参加编程竞赛的时候,领奖基本上都是清一色一串的男生,颁奖的老师看到我和我闺蜜两个,突然喜笑颜开,跟我们握手说真厉害真厉害｡”一旦身为女性､会编程的身份被他人发现,他人给予自己的赞同会加强女性的自豪感｡程序员这一笼统的职业称谓,作为一种社会整合与凝聚的组织形态,也对深处其中的个体构建认同发挥着积极作用｡[16]

技术对女性的赋权不仅体现在通过他者评价增强自我认同,还体现在女性通过技术实现信息自由､获得社会平等｡三位受访者都提到了掌握技术对她们的提升,这不仅体现在技能上,如本科学习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计算机知识,还体现在心理自信与未来的职业发展上｡C在初中时会自己编写整蛊小程序,这让她可以“跟别人嘚瑟自己会的特别多”｡由于比同伴多掌握一门技术,C初中建立信息学社团,也提高了她组织协调､沟通交流等能力｡

如G所说:“会成为以后做其他工作的基石,比如管理､带团队等,写代码只是成长学习的中间过程｡”此外,网络上一些女性自发建立了跨国跨地区的女性社群,分享专业学习､职业成长等方面的经验｡对C而言,这些社群为她提供了机会,使她认识了一些有相同追求的女性,“她们同样从事计算机领域工作,同样也是实验室里唯一的女性,她们丰富的经历可以给我这个本科生很多帮助,这是无法在学校中从其他女性身上获得的”｡

结论

本文对三名参加过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女性进行了访谈,回溯了她们从参加信息学奥赛开始接触计算机技术,到大学期间离开或留在计算机领域的历程｡对信息技术的兴趣和对这一领域中男性气质的批判,同时存在于她们的叙述中,让研究者认识到女性在技术领域面临的困境,并得到研究结论如下｡

(一)教育环境中的性别友好氛围至关重要

有研究指出,在受教育阶段提早接触数学､科学等课程,有利于提高学生在后续发展中选择这些学科专业的概率[17],但男生往往更容易提早接受STEM教育｡这指出了男女生接触理工科类教育的机会不平等现象｡然而,本研究显示,即使女生提早接受了理工科类教育,缺少平等的同伴性别氛围也会阻碍她们对理工科目的兴趣发展,进而阻碍她们进入这一领域｡S是三位受访者中最深度融入信息学奥赛的学生,也是对其中男性性别文化感受最深的女性｡从S最初因兴趣进入信息学奥赛,到经历窒息的社交环境､从培优班转入普通班,可以鲜明地看到理工科领域“漏管效应”的发生过程｡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教育是为了人的发展,但当人成为男性的代名词时,教育在男女良性发展的天平上就会失去平衡｡”[18]10一旦女性走入这样的教育塑型,就会被迫按照男性的模式不断塑造自己;而当女性无法适应这样的环境时,就只能被迫退出｡

(二)打破性别认知偏见是技术赋权的前提

珍妮特·阿贝特(JanetAbbate)曾对20世纪参与计算机发明工作的女性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份工作对她们具有重要意义｡当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很大的性别隔离,女性只被允许从事一些没有晋升希望的底薪工作,如教师､打字员等｡对这些女性程序员而言,从事计算机科学工作为她们提供了接触新技术和高薪工作的机会｡[19]19通常情况下,信息时代的数字鸿沟缘于人们没有平等享有使用互联网等新型媒介技术的机会,由此产生性别隔离现象｡[20]但本研究中的三个个案作为深度参与技术领域的女性,即使技术提高了她们的能力,对技术与性别身份的认知仍然作用于她们的自我认同,呈现出复杂与矛盾的一面｡由此可知,只有打破性别认知偏见,超越固有的性别概念来认识技术,才能真正让技术赋权于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