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理解“女博士生”的焦虑?

学术   2024-09-02 18:56   美国  


 

女博士和女博士生,一字之差,境况却非常不同。女博士生往往面临更多的困扰:能否按期毕业?能否找到理想工作?能否从事喜欢的职业?是否应跟周围同学、朋友、闺蜜一样早日步入婚姻殿堂?是否将遭遇“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人生境况?那么女博士生群体的焦虑程度究竟如何?存在哪些影响因素?便是本文将关注与探讨的问题。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一起阅读本文吧!


何阳 孙萍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罗开文 西华师范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18年第1期

谁能理解女博士生?

探究女博士生的社会焦虑与治理


摘 要

通过对调查问卷和无结构化访谈记录的分析,发现游离在男性与女性边缘,被冠以“第三性”称谓的多数女博士生存在社会焦虑现象。引发她们焦虑的原因复杂多样,博士小论文、博士大论文、就业形势、经济条件、健康状况、社交关系、课题任务和年龄等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但博士小论文、博士大论文、就业形势和课题任务的影响面相对较广。倘将女博士生的社会焦虑细分为生活焦虑、发展焦虑、健康焦虑、社交焦虑与年龄焦虑,那么发展焦虑则是女博士生的主要焦虑。要缓解女博士生的发展焦虑,须加强入学教育,引起女博士生的重视,适当降低博士生发表小论文的毕业标准,营造女博士生的良好就业形势,尊重女博士生参与科研课题的意愿。

关键词

女性;博士生;社会焦虑;治理


转型期,社会焦虑在中国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当前大多数社会群体都存在着焦虑现象,只是焦虑程度有所区别罢了,如农民工对养老、医疗等存在焦虑,在校学生对就业存在焦虑,未婚人士对彩礼存在焦虑,“五保户”对社会救助存在焦虑,“上班族”对车贷、房贷存在焦虑,过年返乡人士对购买往返车票存在焦虑。《中国青年报》曾经针对社会焦虑问题开展过一次实证调查(N=2134),结果显示:34%的被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被访者为偶尔焦虑,仅有0.8%的被访者表示从未产生过焦虑[1],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了中国社会的焦虑状态。


女博士生是个较为特殊的人群,具有高学历、年龄稍大但多数尚未参加工作等特征。虽然她们是国家建设的储备人才和有力保障,拥有世俗给予的崇高光环,女生当被提及为博士生时,经常能使他人刮目相看。可是,愈发严格的毕业要求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同学、朋友、闺蜜的成家立业,家人的衰老等都时刻环绕在她们身旁,使得她们不得不思考能否按期毕业?毕业后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是否应跟周围同学、朋友、闺蜜般早步入婚宴殿堂?是否会遭遇“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人生境况?每念及此焦虑便油然而生,那么女博士生群体的焦虑程度究竟如何,存在哪些影响因素便是本文将关注与探讨的问题。


女博士生社会焦虑研究的必要性

行走在男性与女性边缘的女博士群体,背负着一个沉重的称谓——第三性[2],当前以女博士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较为丰富,而以女博士生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则相对有限,虽然女博士生在获得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之后就将加入女博士这个群体,并且两者在某些方面存在共通之处,但女博士和女博士生毕竟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阅历等也不尽相同,群体特征明显有所差异,不应将之混为一谈。

现阶段关于女博士生的已有研究主要涉及价值观、婚恋观、职业决策和社会认同感等,具体言之,曹爱华采用质性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发现女博士生成就价值观具有多元性、奉献性与社会性、注重个体的内心感受、寻求各领域的平衡发展等特点,但更多地倾向于社会性和注重内心感受;莫文斌对女博士生的婚恋取向展开定性研究,探讨女博士生对未来丈夫、家庭生活、事业和后代培育的要求,发现女博士生在婚姻家庭上的要求并非像一些人想得那般高不可攀[4];彭贤杰等针对3所大学的21名全日制女博士生进行访谈,发现与女博士生职业决策相关的域有8个,个体的认知状况和外部特征对女博士生的职业决策有显著影响[5];饶红涛、肖凤祥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分析女博士生的社会认同感,认为女博士生在婚恋、工作和生活等方面长期受到各种歧视和偏见,内心存有一种不平感,使得其社会认同感较低,可采取扩大社会交往、强化个体自觉和构建社会支持体系等措施来改善女博士生的社会认同感。

当下社会焦虑已然演化为一种时代病,有学者直接以“精神病时代”来诠释当代中国社会的全民焦虑状态[7]。由于西方社会组织理论在发展期间经历了源头上的“重物轻人”、组织管理中的人学突起等阶段,使得社会焦虑在西方被排斥在了组织理论研究范畴,两者失之交臂[8],但我国确是另一番景象,学界直面社会焦虑现状,积极将其融入到组织理论内审视,力求开启中国组织理论研究之窗。

当前我国关于社会焦虑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涉及表现形式、影响因素、不同群体、缓解对策、文献综述以及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联等,如夏学銮将社会焦虑的表现形式概括为5种,即过度表演、廉价笑声、S—R反应、相对剥夺和绝对剥夺[9];刘婕认为社会焦虑在当下呈扩大趋势,主要原因是发展不平衡及分配不均、制度不透明,致使社会不公频发、社会竞争加剧、自我意识强化,但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以及部分社会群体心理不健全,应从转变发展方式、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提高政府透明度等方面出发采取综合疏导对策;王丽萍、姜晓萍等分别以社会焦虑为对象进行了相关文献整理与评析,认为今后需要对转型期出现的普遍社会焦虑现象进行本土化与历史文化及其社会心理分析[11]重视由社会焦虑引发社会风险的识别、生成机理、评价与防范机制研究[12];而针对不同群体社会焦虑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青年白领[13]、大学生、初中生;当然也不乏从社会焦虑角度研究自杀、人际信任[17]和精神疾病的成果。

通过上文分别以女博士生和社会焦虑为主题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目前,尚没有将女博士生与社会焦虑进行有效结合的学术成果,并且既有研究在方法上更注重规范分析,缺乏实证色彩,降低了把握社会焦虑实况程度的信服力,但女博士生的社会焦虑问题由来已久,且有目共睹,倘若不能及时疏导或者说缓解这种焦虑,对女博士生个人及其家庭,甚至社会的良性发展都将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而,弄清女博士生群体的社会焦虑现状及其原因,针对原因积极寻找合适的解决之策迫在眉睫。基于此,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首先利用Visual Fox Pro对所收集的调查问卷资料进行数据录入,再次利用SPSS l8.0进行单变量描述统计分析与多重相应分析,探讨女博士生群体社会焦虑的现状与原因,继而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对策,以期对缓解女博士生的社会焦虑有所裨益。

女博士生社会焦虑研究的数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属于实证类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获得资料数据。调查对象是女博士生。调查地为DB大学、HZ师范大学和AH大学,选择依据是高校类型和办学层次,首先,这些学校都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与培养资格,存在调查问卷的适用对象;其次,每个学校从类型上看都具有差异性,有助于从横向上全面认识不同属性高校女博士生的社会焦虑;再次,每个学校的办学层次也稍有区别,有助于从纵向上理解不同办学层次高校女博士生的社会焦虑,从而增加研究的科学性。

具体言之,DB大学是国家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理工类高校,星级排名为5星,办学层次为中国一流大学;HZ师范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行业特色类高校,拥有国家教师教育“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星级排名为4星,办学层次为中国高水平大学;AH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类高校,星级排名为3星,办学层次为中国知名大学①。整个调查主要利用偶遇抽样,共发放问卷52份,实际回收51份,其中有效问卷50份,有效回收率为96.15%。

此外,为弥补问卷设计的不足,课题组还针对DB大学女博士生开展深度的无结构化访谈,在综合考虑学科背景、家庭环境、年级等因素基础上,特邀请6名女博士生参与调查,访谈内容紧紧围绕社会焦虑的有无、所处程度、表现形式及其影响因素展开。

(二)分析框架

女博士生群体的社会焦虑是个复杂综合体,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结合文献梳理和无结构化访谈记录,本研究将女博士生的社会焦虑细分为生活焦虑、发展焦虑、健康焦虑、社交焦虑与年龄焦虑进行探讨。生活焦虑主要指基本物质生活有无保障方面的焦虑,以经济条件(助学金等)为评判标准;发展焦虑主要指学校对博士生的毕业要求标准、博士生参与课题项目以及对未来就业规划方面的焦虑;健康焦虑主要指对个人和父母身体是否健康方面的焦虑;社交焦虑主要指与他人交往关系方面的焦虑;年龄焦虑是指因年龄问题产生的焦虑。

社会焦虑原是心理学的概念,在心理学上,社会焦虑又称社交焦虑.指在参与社会交往过程中,因担心得不到他人满意的评价而产生的恐惧和忧虑[19],后期引入到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被界定为:“由社会中不确定的因素在民众中引起的紧张不安的心理”。西方学者亨特也曾对其给出解释:“社会焦虑被心理学家认为是个体在社交场合的焦虑,而这里被用来指代个体焦虑的集合以及用来解释某些社会行动的理由。本文将社会焦虑理解为“个体焦虑的集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词汇普遍流行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诸多学科之中,虽然众多主体不断地尝试着对其进行界定,如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22],但迄今尚未形成一个准确无误而被普遍接受的定义,因而,吉尔特·鲍克尔特形象地将治理描述为“学术迷雾”。

不过,“治理”在某些方面的共识性乃有目共睹,即治理意味着公私部门界限变得模糊,治理结构的生成与治理机制的运行,不再仅依赖于政府的权威,而是社会中各行动者互动的结果“,由此治理在主体上往往是多元的,不再局限于政府;治理在客体范围上更广阔,除公共事务外,还可包括一些其他事务;治理在方式上以协商为主,提倡各主体平等合作解决问题,不再是强制命令;治理在方向上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改变了自上而下的传统。

女博士生社会焦虑的现状及原因

被调查对象中,仅有少数女博士生没有产生过任何焦虑,占总人数的16%;而84%的女博士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其中,8%的女博士生表示自己会经常焦虑,62%的女博士生处于焦虑状态,14%的女博士生处于轻微焦虑状态,因而,可推断多数女博士生存在社会焦虑现象。

女博士生产生社会焦虑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博士小论文、博士大论文、就业形势和课题任务在众多影响因素中突显,这说明女博士生的社会焦虑主要来自个人发展,其他因素虽然也会对其造成影响,但没有个人发展因素突出。

(一)博士小论文要求发表数量多且期刊等级高


高校普遍要求博士生发表若干小论文之后方可申请博士论文答辩,换而言之.发表若干小论文是申请博士论文答辩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博士小论文可从论文数量和期刊等级两个层面来看。被调查对象中,女博士生所处专业对发表小论文数量的最低要求是2篇,当然也不乏要求女博士生至少发表3篇小论文的情形,并且学校对博士生在何种期刊上发表小论文都明确地做出了硬性规定,没有一所学校认可普通期刊,最低要求为北大核心期刊,其次为南大核心期刊,更有甚者,规定必须是SCI、SSCI以及A&HCI检索期刊。


关于女博士生发表小论文的难度可以南方某211大学的教授职称评定标准为参考,该校参评教授职称在发表论文方面对教师的最低要求是是1篇CSSCI来源期刊与3篇北大核心期刊,而高校对女博士生毕业发表小论文的规定接近这所211大学在教授职称评定上的论文发表要求,故发表博士小论文成为了促使女博士生产生焦虑的首要因素。


(二)博士大论文要求字数多且评审严格


高校对博士生大论文字数的要求通常为最低10万字,这其实就相当于出版一本学术专著,并且对论文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被调查三所学校博士生的大论文都需要送教育部进行匿名评审,而匿名评审结果直接决定着博士生能否顺利毕业,即便存在申诉渠道可质疑匿名评审结果,但实践证明申诉成功率很低,几乎为零,这相较于那些通过内部评审即能授予学位的高校或者研究机构而言明显更为严格,学生的压力也随之增加,毕竟匿名评审存在过多的不确定性。


此外,匿名评审的详细规定也增添了女博士生的焦虑症状,如某学校文件明确规定:“倘若3份专家评阅意见中有2份评阅意见为建议做较大或重大修改后重新评阅,申请人则需对学位论文进行1年以上的修改”,这意味着倘博士生存在上述情况,则需要付出1年的机会成本等待学位论文的再次匿名评审,结果还不可预测,而1年对于女博士生人生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都是博士大论文给女博士生造成的焦虑,也是每个女博士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三)女博士生对就业地和就业单位要求高


就业形势对女博士生的社会焦虑会产生影响,并且它的影响程度还相当大。究其原因,多数女博士生在就业地点选择上偏向省会及以上大城市,在就业单位选择上偏向二本及其以上院校,但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众多,省会城市二本及其以上院校的招聘岗位又是有限的,想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难度可想而知,致使女博士生必须不断地提升自己,在满足学校规定科研任务基础上,还需不断地发表更多、更高级别的学术论文,因为科研能力在高校招聘考核中所占比例高。


(四)助学金是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高校会为全日制博士生发放一定数量的助学金用以维持日常生活。被调查对象中,少数女博士生每月发放助学金的额度处于(1000—1500元);约半数女博士生每月发放助学金的额度处于(2500+);剩余的女博士生每月发放助学金的额度处于(1500—2500元)。以现今的物价水平看,倘女博士生每月能获得1500元助学金,则能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况且一半以上的女博士生每月能收获2500元及其以上助学金,这说明被调研学校对博士生助学金的支持力度相对较大,足以解决她们的生计之忧。每月助学金收入额度处于(1000—1500元)的女博士生群体虽然在经济条件上会有点压力,但家庭稍微资助或者自身兼职一些工作都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经济条件对女博士生社会焦虑的影响面并不大。


(五)健康状况普遍良好


女博士生以青年人居多,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罹患疾病的概率低。被调查对象中,没有发现身体不健康的女博士生。而女博士生父母的年龄主要集中在51—55周岁内,仅有少部分人父母年龄超过60周岁,因此,女博士生父母辈以中年人为主,老年人相对较少,她们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也较为理想,故健康状况对女博士生的社会焦虑存在影响,但微不足道。


(六)师生和朋友关系较为和谐


社交关系方面,通过分析女博士生与其导师以及朋友的关系状况来判断。首先,女博士生与导师关系整体而言较为融洽,仅有个别女博士生表示与导师间相处得不太融洽,不存在与导师关系不融洽的情形;其次,大多数女博士生周围都存在着能够交心的朋友,并且她们表示会经常或者偶尔与这些朋友取得联系,这说明多数女博士生与朋友之间的关系都比较融洽。因而,社交关系对女博士生社会焦虑存有影响,但影响面并不宽泛。


(七)被要求参与课题现象频发


多数女博士生表示存在被导师要求参与课题项目的现象,少数女博士生表示未被导师要求参与过任何课题项目。被要求参与课题项目的女博士生群体中,女博士生的博士论文与课题项目的关联性都不大,难以将课题任务和博士学位论文共同跟进,这便意味着这些女博士生在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同时,还需要帮助导师完成其他课题项目,无形中便增加了女博士生的科研工作量,并且有的女博士生表示导师的课题任务繁重,占据了自己大量的学习时间,虽然导师通常会支付额外科研薪酬,有的导师支付得较多,而有的导师支付得非常少,但多数女博士生表示无论薪酬待遇是多少,她们打心底里都不愿意参与导师课题项目。


(八)年龄增长不利于择偶、生育和就业


女博士生在年龄上的焦虑多源自婚姻、生育和就业,因为女性在30周岁前未能结婚就将迈入剩女群体,剩女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并不受待见,那时来自各方的压力将更大,而科学研究表明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在20多岁,女博士生很少能在此年龄段内完成生育任务,此外,某些受女博士生就业青睐的高校等单位在招聘时往往对年龄会加以限制,如“应届博士毕业生要求30周岁以下”,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女博士生因年龄产生焦虑的概率大于因经济条件、健康状况等产生焦虑的概率。


缓解女博士生社会焦虑的对策

女博士生群体的社会焦虑程度使得治理势在必行,应集中优势力量解决矛盾主要方面,采取以下措施来缓解这个群体的发展焦虑,从而减弱女博士生的社会焦虑。


(一)加强入学教育引起女博士生的重视


高校培养博士生应加强入学教育,让博士生从刚入学起就能了解博士毕业的相关要求,并且对完成这些要求其形势的严峻性能深有体会,从而引起女博士生的高度重视,趁早为博士毕业做规划和准备,以免虚度光阴,造成后期焦虑重重。


高校可规定学院在博士生入学1个月内必须组织1次入学教育,入学教育的内容包括介绍博士生所在专业的毕业要求,怎样度过博士时光以及完成博士毕业要求的形势等,比如让学生真正了解发表1篇CSSCI来源期刊的难度,首先,撰写一篇好的学术论文要花费大量时间;其次,遵循学术道德规范,投稿人在规定时间内只能将论文投递到一个期刊,现有期刊的审稿周期通常为2—3个月,而审稿结果并非完全令人满意,被拒风险很大,使得反复投稿的情形极易出现,这便要消耗几个月时间;


再次,期刊排版需一定的时间,因为稿源太多,期刊录用论文后,论文可能要等待半年甚至更久时间才能见刊,如此倘从论文撰写到发表见刊非常顺利的话,通常都要4、5个月,倘不顺利的话,周期则很难判断。此外,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应当留足1年时间,这样算下来,三年的博士生涯显得异常紧凑,容不得一丝马虎,否则,按期毕业的愿望易落空。


(二)适当降低博士生发表小论文的毕业标准


当前多数高校对博士生发表小论文的毕业标准制定偏高,动则CSSCI来源期刊,甚至国外SCI、SSCI以及A&HCI检索期刊,其实,这是对我国高校“重科研、轻教学”不良之风的一种延伸,使得博士生完全沉溺于论文撰写,拼谁发的论文数量更多、谁发的期刊级别更高,忽视了基础知识的积累、学术视野的扩展以及个人素质的沉淀,实则沦为了“科研机器”或者说“论文工具”,而这并不利于我国学术的长远发展。


北京大学在这种浮躁的学术环境中则保留着一方净土,其相关文件规定:“博士生在申请学位前,一般应以北京大学名义第一作者身份(导师为第一作者时本人可以第二作者)在国内核心刊物或国际重要刊物上至少发表或被接受发表2篇论文。”


北京大学对博士生在发表论文上的要求明显低于国内很多高校,一是对刊物在级别上的要求比国内很多高校低,二是对“用稿通知”予以承认,不像有的高校只认刊物原件,用稿通知无效,而北京大学培养博士生的质量在业界的认可度相当高,这说明发表博士小论文数量多少和期刊级别高低在博士生整体素质的培养过程中并未发挥决定作用。因此,应降低博士生发表小论文的毕业标准,制定更为科学有效的培养计划使博士生全面发展。


(三)营造女博士生的良好就业环境


女博士生的就业形势严峻问题由来已久,除女博士生要不断地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外,国家和社会也应积极发挥作用。首先,尽量消除博士生求职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国家可要求高校等招聘单位唯能适用,不能带有任何性别偏向,依据招聘条件优劣权衡最终录用人员,倘女博士生在各方面优越于男博士生而出现未被录用的情况,女博士生可要求招聘单位作出解释,倘对解释不满意,可提起诉讼申请赔偿,因为多数女博士生未能在攻博期间生育小孩,工作后接踵而至的便是生育问题,而用人单位对产假等并不太待见,主观上不太愿意招聘那些从事工作不久便需生育小孩的女博士生;


其次,放宽招聘中对应届博士毕业生的年龄限制,国家需要出台政策禁止招聘单位要求应届博士毕业生不超过30周岁类似规定的行为,因为攻读博士学位并非能一帆风顺,在考研和考博阶段都可能有所延误,倘未能在读书道路上“一气呵成”,很多博士生在毕业时都会超过30周岁,这便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使之擦肩而过;再次,社会观念应积极引导就业分流,女博士生自身也应适当调整就业心态,省会以上大城市固然好,但地级市也不差,到地级市工作照样能实现个人价值,且压力较小,没有必要聚集到大城市。


(四)尊重女博士生参与科研课题的意愿


在是否参与导师课题项目问题上,导师应充分尊重女博士生的个人意愿,不应强求或者以命令口吻要求女博士生必须帮助自己完成课题项目。因为学校对女博士生在读博期间的要求已然很高,倘她们不能一心一意地专攻博士论文和发表小论文,很难按期正常毕业,如果还要分心为导师的课题贡献力量,结果可想而知,这其实对导师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导师具备宽广的胸怀。


首先,导师应当转变观念,导师与女博士生之间在本质上是师生关系,并非现今流传广泛的老板员工关系,所以是否愿意参与导师课题项目的决定权在学生手中,倘若学生不愿意参与导师课题项目,导师应当尊重学生的选择,而非心怀芥蒂,在后期事务中寻找各种机会刁难学生,毕竟学生的职责是学习,不是工作,帮助导师做课题项目不是学生的义务;其次,在获得女博士生同意的基础上,导师分配课题任务应充分考虑女博士生的个人情况,因材施教,适当地将部分课题任务安排给女博士生,绝非像当前多数老师直接把某个课题项目完全交付于女博士生,反复强调课题项目的验收时间和验收材料,而导师则什么也不管,仅在验收时间接近时催促女博士生,助长“导师拉项目、学生做项目”的不良风气。如导师能带一带女博士生做科研、发表论文就更好了。


社会焦虑其实是一种正常社会现象,任何群体都可能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焦虑,但全社会焦虑或者社会中多半焦虑则是一种病态症状。在缓解女博士生社会焦虑矛盾主要方面的过程中,有必要采取多种配套措施改进矛盾的次要方面,如引导社会更包容女博士生,适当提升助学金低者的发放标准,减少她们的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使女博士生良好发展,使之更好地服务社会,贡献国家。


注释:①高校信息介绍分别来自各高校的官方网站,而星级排名和办学层次来自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2016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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