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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文学的精变
熟悉蒋子龙的名字,是因为他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蒋子龙，1941年8月生于河北沧县，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副主席，被誉为“中国改革文学第一人”。
上个世纪80年代，蒋子龙是中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他的《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三个短篇小说，获得1979、1980、1982年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他的三个中篇小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也获得1980、1982、1984年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可谓创造了全国性奖项的获奖奇迹。其后又出版了《蛇神》《子午流注》《人气》《空洞》4部长篇小说。
少年时代的我曾想：这样一位大作家，有机会见到他那真是三生有幸！但这有可能吗？
在鲁院上学，没有什么不可能。
当同学们听说蒋子龙先生要来给我们上课时，大家既激动又期待。
2013年3月25日下午，蒋子龙从天津驱车赶到鲁院。当他出现在鲁院讲台上的时候，同学们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他讲座的题目是《文学的精变》。
蒋子龙说话的声音不仅洪亮，而且幽默风趣。“不需要介绍那么多，如果大家不知道我，那是我的悲哀。”他的开场白迎来了同学们的笑声和掌声。
蒋子龙的讲课从“精”字入手，从财富精英、文化精英、政治精英谈起，逐渐谈及社会心态上存在的种种浮躁、虚夸、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等“成精”的现象，例举了影响我们生活各种各样的“精”：香精、味精、瘦肉精等等。由精字出发，蒋先生继续引申，现在社会上的人精多了，傻子少了；狐狸精多了，淑女少了；精品多了，经典少了。他认为文学只有经典，没有精品；只有工艺，才有精品。他举例说，某铁路段派出所所长特别感谢沿线一个傻子，每逢飞驰而过的列车车窗被不知名的坏人丢石子砸坏时，傻子总是点头承认是他干的，所长于是总能如期把案件侦破。蒋先生再继续引申，在这样一个到处是“精”的时代，作家要怎么做？答案是：定力、寻找、眼富、心静。对这四个词，蒋子龙先生均有精彩分析和举例。
他认为，当今社会拜金潮、经商风也毫不例外地冲击着作家们原本自甘寂寞的心态，所以要寻找灵魂，不仅文学要找到支撑书写的灵魂，我们每个中国人，也都要找到支撑自己生活的灵魂。让我们不妨像那些默默奉献在基层的工人、农民一样，傻一点，多下点笨功夫……蒋子龙提出应重视老子一再强调的“虚静”境界。他说，“虚静”的生活，蕴含着心灵保持凝聚含藏的状态，唯有这种心灵，才能培养出高远的心态和质朴的气质，也唯有这种心灵，才能激发出浑厚的创作能量。他说到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遁世”。塞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风靡全美，30多年总印数超过1000万册，许多学校还将其列为学生的必读书目。然而作者却隐居在市郊一幢小楼写作，拒绝一切采访，尽量不参加无谓的社会活动。蒋子龙由此想到，有些人写作匆促，追求一时的浮华名利，这也与一些言不由衷、廉价吹捧的评论文章有关。如果文艺界这种庸俗之气成风，是难出大作家的。无论是阅世未深的青年作者，还是养之有素的老作家，对此都应抱有警醒态度。说到这里，蒋子龙先生嗓门分外响亮，语气格外坚定。
蒋子龙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文学需要“向上”的力量，需要“希望”的力量。我们现在好比处于黄河下游——秦以前中国人的性格是黄河上游，清澈明朗，行侠仗义；汉唐时期中国人的性格是黄河中游，大气磅礴，泥沙俱下；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性格是黄河下游，懦弱卑贱——文学没有担当，魂魄疲软，我们就要逆着下游走，否则我们对不起祖宗对不起中国文化。
他说：“莫言是个有智慧的人，他没有发出宏论，他定位自己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讲自己的故事，讲老娘的故事。赵本山是人精文化的代表，他的每一个小品都要改30多遍，目的就是讨好观众，常常到夜里3、4点钟还打电话让编剧修改本子。赵本山孜孜以求的就是讨观众喜欢。”他还说，作家要善于独立思考，决不人云亦云；要忠于信仰，决不跟风；要有原则，决不拉扯通融；要无所畏惧，心底无私天地宽；要无欲无求，或者说所欲的皆是国家大事，所求的全是社会进步……
蒋子龙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作家，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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