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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小说是个野孩子
早就听说北京文学界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上北京，登长城，吃烤鸭，见敬泽。”意思是：文学圈的人上北京，不仅要登长城、吃烤鸭，还要见见李敬泽，否则你就算是白来北京一趟了。可见，李敬泽在文学圈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2013年3月10日，我有幸聆听了李敬泽的讲座。
李敬泽，1964年1月生于天津，祖籍山西芮城，毕业于北京大学，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员委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李敬泽是学者型作家，他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散文写作。由于饱读诗书，他能够随口引经据典，自由地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那天上午，室内春意浓浓，窗外滴水成冰。在鲁迅文学院一楼的一间教室里。风度翩翩的李敬泽穿得很随意，但他那标志性的长围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听过很多人讲课，大多数人讲课，课桌上少不了摆着一台电脑，基本上照着课件上的内容来讲。那天，李敬泽没有带电脑，讲稿肯定是有的，但装在他脑子里，他讲的题目是《内在性的难题》。他在讲台上来回走动，他的口才真是好极了，一口京腔，抑扬顿挫，字字入耳，富有激情。时而挥动手臂，时而凝眉思索，有理论的学养，却没有理论的艰涩难懂，真诚、自然，还有几分调侃、幽默，世界文学史他几乎倒背如流。不得不说，他身上拥有非比寻常的文学气场。
我当然知道，中国并不缺少批评家，但缺少的是勇毅与决断，敢于直言，或者话说到什么份上。李敬泽无疑是个胸襟开扩、敢于直言的人。他认为鲁迅、胡适那一代知识分子用小说革命，发起新文化运动唤醒麻木的国民，但重塑新民的历史使命并没有完成。中国古典小说除了《红楼梦》有一点自我意识外，其他的都没有。中国古典小说中几乎找不出一个“我”字，全是“他”字。他说，“除了一部色情小说《痴婆自传》例外，那是一个女人的内心独白。”他认为，从“无我”到“有我”、从“小我”到“大我”，中国作家仍任重而道远。
从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入手，李敬泽先生分析了小说中大量的自我对话（内心独白），“这其实是主人公的自我倾诉、自我倾听，人之有别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有自我对话的能力，也就是人有自己的内心生活。但中国文学一向缺少的就是这种能力，回顾中国传统小说，没有如同《悲惨世界》一样和自己对话的小说。当一个人能自己跟自己对话时，他/她是一个能够自我选择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很伟大，第一次出现了‘我’为主人公，第一次自我对话。所以说，鲁迅这类的文学是真正的新文学。”
他说，“《悲惨世界》我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读的，那个时候我才十一二岁，上初中一年级，其中的情节、人物形象让我震撼。《悲惨世界》出版已经100多年了，100多年来，感动了世界上多少人啊！当我们说到文学荣耀的时候，我们从雨果身上得到体现，他是法兰西的荣耀，他的苦难、血泪没有白流，他的作品成为了人类的财富。我们从雨果身上能够充分领悟到一个作家对历史、对人民、对时代承担的一份责任。伟大的作品所散发的力量，就在于不管时光如何变化，它都能引导我们人生的重大问题。”他接着说，《悲惨世界》里男主角冉阿让仅仅是偷了一个面包就被判了9年，越狱又加刑，做了20多年的牢，这样一个人对世界的仇视、冷漠可想而知，但在主教的感化下，他又得到了重生……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出口成章”用在李敬泽身上是恰如其分的。你把他的话记录下来，落在纸上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他说，新文学发生的历史背景是在中国面临亡国亡种的焦虑中，梁启超等一批先觉者发现，中国的问题不是武器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要使中国成为强国，首先要改造人，使每个中国人从一盘散沙的奴才转变为国家和命运的主人。“所以，才有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呐喊》《阿Q正传》《孔乙己》，揭示中国人祖祖辈辈麻木的精神状态......可以说，整个新文学运动就是在做把麻木唤醒，把麻木唤醒了才能有人的内心生活。”
李敬泽讲课的内容精彩不断，平时上课时去续水、上厕所的现象没有了。他说，我们平时说话主要是对别人说的，不习惯对自己说，所以人比其他动物自私，所以自我倾听、自我发问、自我回答——自我对话非常重要！人能不能自我对话，是有没有内心世界的问题。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就是告诫我们要时时问问自己、想想自己，干得好不好，对不对？所有的宗教都是人的内心生活，就是与上帝对话的能力。当一个人与自己对话，对话的人就是自觉的人，他能够择善而为。人应该问问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对这个世界承担什么？人类追求的是什么？是善，大善！人不应该成为生活的奴隶，应该成为生活的主人。人只有自我内省才能自我发展。人不应该被欲望支配，应该有高于欲望的追求。一个人要看清自己，要有超越性的追求和生活，要学会和自己对话。人不仅要有和自己对话的能力，还要有和上帝对话的能力。自我对话、自我倾听是作家成熟的标志。
“说到底，中国作家面临的问题不是技巧问题，而是给人物一个真实的而非凭空的内心生活。中国作家要向前辈学习，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去磨练去接近去抓住去看清这个时代的人心。时代和人心中有很多苟且，这恰恰是中国作家应该打开的。”李敬泽先生的话犹在耳畔。
李敬泽先生的烟瘾看上去挺大。中间休息的闲暇，他走出教室，掏出一个短短的烟嘴，按上烟，大口地吸起来。同学们围着他合影，随意地跟他聊着。
我问：“敬泽老师，你喜欢的小说是什么样子？”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思考了一会，说：“在我看来，小说应该像个野孩子——不是小学里当上课代表、随时准备打小报告的孩子，也不是长大了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是吸溜着鼻涕，有小兽一样的眼睛，上房揭瓦爬树掏鸟，恶作剧的、有纯真的善和纯真的恶的那个野孩子......”
他告诫在身旁的青年作家：“作家要有非凡的洞察力，要写出像《悲惨世界》那样无愧历史、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文学的作品，为我们的读者和民族找寻一条希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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