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268期●总第2489期】
父亲当上队长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父亲是农民不懂奋斗，但他知道拼命的劳动。
他从八岁开始参加劳动，做一天记两分工。那年盛夏，天气十分炎热，脑壳都晒得痛。他跟在生产队的人身后，一起在地里锄草。中午时分，他挥汗如雨，头晕眼花，四肢无力，突然晕倒。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倒下吓呆了，个个都惊慌失措。爷爷见状，丢下锄头，箭步抱起，直奔树下，扒开衣服，又掐人中，又按穴位。幸亏爷爷懂些土法子：撇张麻叶，接上泉水，喝一口，喷一下，一边喷水，一边刮痧。背脊两侧、颈部、胸部、肩臂及肘窝揪得颜色鲜红，活像一只只红蝴蝶。良久，他才慢慢缓过来。
我第一次听他说，鼻子一酸。当年为挣两分工，差一点命就没了。这不，经过一番历练后，父亲像一棵树，经得起日晒雨淋，无惧风雨，迎寒而立，长年累月，变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后来，他无论是建铁路，修水库，还是在生产队，不畏苦、不惧累，一直都辛苦劳动。
六、七十年代是以公社、大队、生产队为单位。公社管大队，大队管生产队，生产队点名父亲建铁路，在队里记工分。
父亲跟着大部队先是建湘黔铁路，后是娄邵铁路，再是洪绥铁路。
那个年代的三条铁路建设，从父亲的讲述中发现：那是气吞山河的历史，人间奇迹！只有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亲身参与过铁路建设者，才知道有多伟大。怪不得在父亲的岁月里，那段曾经奋斗的足迹，永远无法从他的记忆中抹去。
他年纪大，记性超好，譬如“备战备荒为人民”、“修通湘黔线，气死帝修反”、“同美帝苏抢时间”、“要抢在战争的前面”、“愚公能移山，我们也能行”等口号，他至今背得滚瓜烂熟。
一说铁路，他就来劲，他双眼圆瞪，飞起一脚，高兴得像个顽皮孩子，傻傻、天真地笑。有时还哼上几句:“铁路修到苗家寨，苗家寨呀，苗家寨，青山挂起银飘带，挂起银飘带呀，银飘带，村村寨寨连北京呀，红太阳光辉照苗寨呀，山花朵朵哟，向太阳开呀，向阳开，向阳开!”
父亲时常提及湘黔铁路湖南怀化站那一段，印象特别深刻。没有路，黑压压的山。他们面对刺破了天的山，怎么办？打边山。他们在一座座悬崖峭壁边，用粗糙缠满胶布的双手一点一点打出一条路基。不像现在，平路基，有挖掘机；贯隧道，有盾构机。而他们就是凭钢钎、大锤凿，铁镐、铁铲挖，土方人工挑，石头两人抬。在建设过程中，有终身成了残疾的，有付出了年轻生命的。说到此处，他总是长叹一声：哎！如果有现在这样的机器就好了，他们也不会二十几岁就这么早走了。父亲忍不住眼中涌出了泪，嘴唇颤动，一如他那抖动的双腿。
父亲建完铁路，回到生产队。那年月，国家一声令下，一场浩浩荡荡修水库的“人民战争”打响了，他又马不停蹄投身到国家大兴水利的建设中。
父亲不是修过一座水库，而是参与修建了四座水库。分别是超美水库、大业冲水库、半江水库和新塘水库。
说起修水库那些事，父亲说起了打夯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当时，打夯是大坝上一道靓丽的风景，身强力壮的男男女女一边高声唱着夯歌，一边把石夯高高抬起，重重砸在黄土上。“同志们，哎哟，打起来嘛，哎哟。修好水库嘛，哎哟，为人民哟……”声声夯歌，高亢有力，动人心魄。
在建新塘水库期间，父亲说得很严肃。新塘水库是我们周边几个大队的社员群众修建的，大队书记现场督工，但凡有迟到的人，一律抓来跪拜。等大家休息时，就让迟到人挑上一担土，再指定一人拿着一对钹，跟在迟到人的屁股后面，使劲击打，催促着迟到人拼命往前跑，钹声越快，跑得越快。多个来回，他们跑得头晕眼花，无力支撑身体，加之太热、太渴、太饿、太紧张，导致有些人当场昏迷过去。把人折腾得不行。不过，这种折腾，效果极佳，都怕被折腾，无人敢违。我真佩服大队书记想出如此高招！
这不，新塘水库比其他几个水库建得快。水库建好了，水圳也通了。随着大大小小的水库犹如“长藤结瓜”相继建成，那哗哗的流水声，欢快地进入我们生产队。
父亲回到生产队，已是五口之家。除了家里一地鸡毛，还有生产队里头一堆事。
我们生产队来了一位社教干部。力气与我父亲有得比，跟父亲一样一捆布身材，墩子股子的人。
那时生产队收割双季稻，没有打谷机的，是用原始富桶（古老木制农具）做为打禾、打麦子的工具。那么，富桶有多大，打个比方说吧，跟1.5米床差不多，不过，它是正方形，齐腿高，重约一百来斤。
有一年，生产队打完晚稻，留在水田里浸泡了两个多月的两只富桶，可想而知有多重，而且是打霜天。这时，社教干部叫来父亲，现在我俩一人一个，把两只富桶背回队。社教干部走到田埂，指着父亲，你背哪个，随你挑。因为是垅田，不比坎田，泥脚很深，田里常年有积水。父亲脱下长裤，缠在腰上，走下水田，身子反背下蹲，四指朝里，拇指朝外，抓住富桶，如钳一般，腰一弓，一个鲤鱼打挺，就把富桶牢牢地扣在肩上，双脚稳健，身轻如燕，行如流水，轻松地背回生产队。社教干部斜视了父亲一眼，裤子一卷，袖子一捋，上衣一塞，走下水田，摆开姿势，把富桶也背回来了。
从那以后，社教干部不敢对我父亲颐指气使，生产队大小事情也就放心让我父亲来做。
生产队每年的浸种育秧，既劳心又劳力不说，还要担风险，分量人人皆知。万一搞砸，一年收成，付之东流。上交国家粮不说，生产队一百几十号人的生活口粮，就交到他手上。尽管如此，社教干部还是要把任务交给父亲。那时，我也有些模糊记忆，每年的清明节之前，是父亲最繁忙的时候。他打个毽子不落地，老远就听到脚板声，是短暂的回家吃个饭，又急忙往队里去了，他要做足浸种前的准备工作。
父亲浸种开始了。那时浸种要好几担谷，这都是左筛右选的上等谷。父亲带领几个人：先是把谷浸三天，起水，安排好几个木桶，有的是杀猪桶，有的用打豆腐桶。其他人挑的挑水，劈的劈柴，烧的烧水，抬的抬谷，找的找木棒。这时，把烧好的水装入木桶，父亲要确保水温在适宜范围内。
然后，一人倒谷，一人用木棒使劲搅拌，在木桶里浸15分钟后，父亲用手测温度，别人用温度计测。谁也没闲着，这边打扫“温床”，那边撸来稻草，大家干得热火朝天。这里不亚于作战指挥部，父亲是指挥员，其余是战斗员，并肩作战。父亲凭多年的经验，把手深入谷子里再测一遍温度，比温度计还准，一一测试完毕。准备就绪，父亲一声令下，把谷种倒入提前挖好的三个长方形凹槽中，每个凹槽是一张温暖的“床”，长1.5米，宽1米，深2尺许。
把谷种轻轻倒入铺平，立马覆盖上稻草。这时，总指挥可以喝一杯水，战队员可以抽上一支烟。别看是个浸种过程，这里面的学问深着呢，弄不好全军覆没！这样还不算完，父亲深更半夜不归屋，时时监测他的宝贝谷种发芽情况，比对待他的儿子还有耐心。
每年的浸种都得到社教干部和社员群众的一致好评。但家里的一件事，让母亲恨死他。
有一年刚过年不久，母亲赶场买了六只小鸭子。快到育秧时，鸭子都长出翼翅毛了，母亲天天呵护着，盼着长大卖了换点盐油钱。父亲根本顾不上家里的事，一门心思育秧。他们开始育秧了，育秧是把发足芽的谷子撒在“秧床”上，秧床是提前一垄一垄整平的。育秧前不准鸡、鸭、鹅下水田，违者一只罚一分工。这时，母亲把鸭子关起来，还嘱咐我和弟看守。谁也不知道，鸭子还是跑出来了，六只鸭子进了秧田。乖乖！关了有些日子的鸭，像牢笼里放出来似的，翅膀做出极力欲飞的姿势，疯狂地朝水田奔去，看见谷子就像看见了龙肉，伸长脖子使劲撮。
“谁家的鸭？下田了----”父亲震天喊声，无人应答。
这下急眼了！父亲操起一根扁担，两脚在水田如履平地。他一扁担横扫下去，当场打死三只，反手一扁担，把那三只鸭摁住泥巴里，只见鸭脚在蹦跶，毫无反抗之力。然后，左手提三只活的，右手提三只死的，嘴里不停地说：“到底是哪家的......”
母亲气冲冲地抢过鸭子。父亲这时心里“咯噔”一下，谁知母亲二话没说拿了就走。毕竟在外面吵起来，让人看热闹，谁都要面子。
父亲赤脚拖着沾满湿泥巴裤子回到家，母亲将三只死鸭恶狠狠摔到他面前。说:“鬼摸你脑壳了？今天是自家的，若是别家的，看你怎么办？说哩！”接着又说：“要不要赔?”父亲在条凳上坐着，裤脚口还滴水，一句话也没说，闷头抽自己的老旱烟。后来，生产队决定罚三分工，因为死了三只鸭。
事情算是了结了，秧田没有损失，打死了自家三只鸭。
父亲这一举动，打动了社教干部。社教干部一高兴，经生产队开会决定，父亲当上副队长。没过多久，正队长由于娘胎里带的病，加之劳累，死了。父亲自然就当上了队长，一直当到生产队划成三个组，他仍然是第一组组长。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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