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个朝代的开国元勋们大多是从草根阶层崛起，他们的生活简朴得就像刚出炉的馒头——外表平凡但内里实在。这些大佬们的奢侈标准低得可怜，连现在小学生的零花钱都比不上，但他们却能深刻理解民间疾苦，处理政事时也是兢兢业业。这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清廉派对”，内政井然有序，官场清明如镜。
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的诱惑让统治阶级的欲望膨胀，他们的奢侈标准也跟着水涨船高。官员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贪污腐败成了家常便饭。在那个年代，进体制是阶层跨越的唯一通道，不像现代社会有那么多条路可以走：你可以选择创业、当医生、做记者、大学教授、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音乐家、美术家或是工程师。
在大清时期，许多资本家都是从官场开始积累财富的。他们利用官方背景和资源来获取商业机会，从而迅速致富。然而，没有官方背景作为支撑，想要在那个时代发财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有野心的人都挤破头想进入政界，希望能够通过升官来获得更多的财富。
结果就是，衙门里的人员越来越多，机构也变得越来越臃肿。这些官员们不仅占据了大量的职位，还导致了政府的工作效率低下。他们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了民众的需求和社会的发展。这种腐败现象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困境，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
封建王朝到了末期，天下太平已久，人口激增，而生计却难以维系，带来了民生困苦。这时官吏的数量和贪腐程度也达到了巅峰，老百姓的日子自然越来越难过了。
清朝嘉庆皇帝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给权倾朝野的和珅来了个“大扫除”，结果发现这家伙的私房钱多得能绕地球好几圈——整整九万万两白银！这下子，官场上的小伙伴们都明白了，原来官得这么当，才能发家致富。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让大清统治者们头疼的事一桩接一桩。接下来的日子里，大清朝又被迫开启了“打地鼠”模式。先是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的白莲教信徒们不甘寂寞，决定搞点事情；紧接着西北的回教徒也加入了这场大乱斗的游戏，西南地区的苗族和瑶族同胞更是不甘落后，纷纷响应号召。东南沿海的海盗们则是在海上开启狂欢模式。至于那些潜伏在民间的小毛贼们，那简直是星罗棋布，比宇宙的星星还多。
到了道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835年），御史常大淳看着当时的乱局，感觉牙根连着后脑都在疼，向皇帝报告说：“直隶、山东、河南等地一直有邪教组织活动，他们不仅传播歪理邪说，还趁机敛财。一旦遇到灾荒年份，这些人白天就敢公然抢劫，美其名曰‘均粮’。虽然偶尔有人被抓起来治罪，但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湖南的永州、郴州、桂阳以及江西的南安、赣州与两广交界地区，都有各种秘密结社的存在，动不动就闹出大动静。”坐在龙椅上的道光只看了一半奏折，血压直接就飙到了头顶。
正当大清国力衰弱之时，西洋列强的侵略步伐也悄然而至。此时的中国法制形同虚设，官员腐败成风，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整个社会风气每况愈下，道德已完全丧失。多重因素夹击之下，大清江河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