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汉服运动接过了近代服饰“去旗化”的最后一棒

文摘 2024-01-22 19:11 安徽

特别说明，这里的“去旗化”是指近代推翻清政权的服饰体系，本文承认“清装、旗装是中国服饰”，请勿歪曲、过度解读。本文追求中华服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本文太长不看版』

1、近代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推翻清装体系，不管穿不穿汉服，也不管主动还是无意识，服饰“去旗化”是共同的动作。

2、通过中山装等革命服饰，在严肃的国家场合，达成了“去旗化”的效果。旗装回归中华满族同胞传统服饰范畴。

3、以“蜈蚣扣厂字襟”为典型特征的系列服饰，在历史文化领域，抢占华夏汉族传统服饰生态位。

4、汉服运动在历史文化领域，接过“去旗化”的任务，在华夏汉民族传统服饰生态位上，系带取代蜈蚣扣、交领（交襟）取代厂字襟。用5000年真传统取代强加给汉族的伪传统。

5、去旗化任务不可以扩大化，不可以泛政治化，不可上纲上线，在今天仅仅局限于汉族传统服饰领域。中华民族各自找到自己真正的传统，名实相副，各美其美，共同建设中华民族服饰体系。

孙中山先生作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为什么要专门劳心费事、花费精力去设计一套“中山装”呢？难道他对服装设计感兴趣吗？显然不是。这是“尽易旧装”，是在中国服饰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换句话说，一百多年前，服饰领域有一个宏大的时代思想潮流，那就是：去旗化。

简单地说，推翻清装体系，不断降低服饰“含旗量”。

清装体系是用各种服饰元素建构而成，无论来源是哪里，都是共同为旗装、旗化服装服务，最终都是为清政权服务。

其中，“蜈蚣扣”“厂字襟”是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结构特征。

简单地说，蜈蚣扣是在服饰外观成组成列地使用长脚盘扣，闭合领襟，形成横向的切割，有瘢痕感、分割感。

厂字襟是大襟挂在小襟上，闭合受力点偏向一侧，内襟与左侧无连接，内襟可极致萎缩退化。

服饰领域“去旗化”是当时大部分进步人士的共同想法。至于穿汉服，还是穿西装，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不用再穿旗装、旗化服装。

（特别说明：辛亥革命以来，着装放开，穿旗装不会犯法。与之相对应的是，清政权时期，穿汉服一直都是非法的。）

『废除了清装体系中的官服、礼服』

一百多年前革命先烈不断地在做去旗化的努力，比如秋瑾烈士在《精卫石》里写道： “即把表兄嗤:“此等妖语也凭之！祖宗旧例岂容改，夷俗蛮风安可？书院若教都毁弃，岂非辱没孔先师？男女若然无区别，岂非紊乱遗讥？若是改装和剪发，岂非辱煞汉官仪？”黄公正欲滔滔说，俞竹坡笑哈哈即阻之；手指自身衣辫等，问表弟:“此装是否汉时衣？纱帽幞头斜领服，就是那戏子穿的古时衣，方是我人汉官服，如今换了别朝的；辫发薙头和窄袖，花翎顶带与补儿，这些都是胡人服，贤弟穿之反不奇！”

清装体系是一个很庞大的服饰体系，里面大概分为旗装（旗籍身份）和旗化服装（民籍身份）两大类。同时也分礼服、官服、常服等等。辛亥革命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首当其冲的是彻底废除了清装体系中的官服、礼服。统治阶层、皇宫贵族的那些宫廷穿戴，自不必说，随着复辟失败而彻底成为了历史文物。官僚阶层的顶戴花翎，也成了历史名词。

△清装体系中的官服

如果按照清装体系100%的比例来说，王公贵族、官袍制服这套东西被废除，等于是废掉了40%的内容。

『废除了清装体系中的女性礼服』

当时统治者女性礼服有旗装的吉服袍、吉服褂、挑杆钿子等；旗化的凤冠霞帔（圆领交襟厂襟化、霞帔马褂化、凤冠钿子化）等。

单就废弃这些礼服而言，民国妇女是有很大功劳的。

相对于繁琐、桎梏的命妇礼服，民国在国家层面的严肃场合做到了“去旗化”。民间也在不断地减弱影响，直到新中国成立，基本退潮。旗装回归中华满族传统服饰范畴。

晚清民籍女性所穿的旗化女装，更是典型的符号，民国时期，人们纷纷抛弃，改为穿洋装，文明新装，或者把男人的旗化长衫改一改当做女装来穿（还有其它的来源）。

秋瑾烈士彻底抛弃旧时代的象征符号旗化女装，1903年起再也没有穿过旗化女装。郭长海、李亚彬编的《秋瑾事迹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页有她将“嫁时物”送人的记载：“此我嫁时物，因改装无用，今以贻姐，为别后相思之资。”《鉴湖女侠秋瑾传》中记载陈去病的回忆:“至甲辰夏，遂脱所御章服及裳珮之属，悉赠诸芝瑛，而东去日本留学焉。”

民国人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对旗化服装进行了抨击：“中国老病夫的状态不一而足，而服装是此中病态最显现的一个象征。男的长衣马褂,大鼻鞋,尖头帽,终合成了一种带水拖泥蹩步滑头的腐败样子。至于女子的身材本极短小,而其服装分为上衣下裙(或裤)每因做法不好以致上衣下裙不相联属，遂把一个短身材竟分成为头部衣部裙部及鞋部四小部落了!在夏天时，因服装少而不齐,令人望去好似一张“皮的影戏人子”,身上现出片片补接的痕迹。若在冬季,因其多穿，又因其做法与配置不好,竟把一个身子变成大冬瓜了,这是通常我国女装的坏处。”

去掉女性礼服，尤其是抛弃了旗化女装，起码废掉了30%，清装体系的体量只剩下了30%的内容。

『为推翻“长袍马褂”“国服”地位

所做的努力』

清装体系好歹也还是强行推行了200多年，必然有人要维护它（这里的指意识形态的倾向，不是指族群身份）。截至目前，民国时期有三份有关服制的官方文件，分别是：

1912年，民国元年，北洋政权《服制》——“常礼服也有两种，一种是西式，一种是袍褂式，都是黑色的。”

1929年4月民国政府公布了有关服装的条例，正式将旗袍定为国服。所谓国服，条例中规定，男子礼服包括一褂、二袍、三鞋、四帽；女子礼服有两中，一种是长身旗袍，一种是短上衣和单裙。

1936年《服制条例》修正草案的最主要的修正，其实就是对1929年《服制条例》来了一个大翻案。它参照1912年《服制》的形式，重新规定了礼服要设大礼服和常礼服两种。但草案仍未接受西式礼服文化，而是简单地改定中山装为大礼服和常礼服之甲种，转而将长袍马褂退而保留为常礼服之乙种。

可以说，无论其中有多少曲折和反复，“长袍马褂”一直贯穿始终，是被民国政府官方确定下来的“国服”。

民国政权延续清装体系的长袍马褂，还奉为国服，这说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蜈蚣扣、厂字襟的长衫，外面套蜈蚣扣的马褂

△民国长衫来源于晚清旗装

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孙中山只穿过两种形式的正装：一是西装；一是军装。充分表明了孙中山先生革除前朝影响的心理。除此之外，孙中山先生专门设计的中山装，本身就代表着不认同、不认可长袍马褂。虽然中山装不是汉服，但是作为革命传统的符号，更加彪炳史册。

中山装当然不是汉服，他是革命传统服饰，孙中山先生没有恢复和穿着汉服，那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为汉服复兴扫清了很大的障碍，可以说没有中山装，后人想要汉服复兴，难度直接上升到地狱模式。

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也极力主张废除“长袍马褂”，强烈要求“传统服饰”“去旗化”。清装的官服废除了，但是直接继承旗装特征而来的“长袍马褂”却被抬上了“国服”的地位。

1937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上，陈嘉庚就发表《复兴民族与服制》一文：“故吾人以为欲谋民族之复兴，一切改革必须力求其彻底。大而一国之政体，小而一身之衣服，举凡悖理之法，失时之制，皆宣以大刀阔斧，斫伐而铲翦之，务使全部皆呈新气象；然后，‘复兴’二字，始有足言。长袍马褂，定为礼服，虽若小节细事，而影响则甚钜，窃期期以为不可也。”

他在文中说：“建国二十许年，复以此物为民国礼服，虽曰割尾去蹄，稍减丑态；而与傀儡伪满，空无锱黍之差。嘻嘻！清服可存，清旗何独不可用？观瞻之所在，则心理之所系，精神之所趋，庸可忽也？”

长袍马褂之所以能够成为民国的“国服”，与蒋介石等反动的统治阶级分不开。蒋介石个人一直对长袍马褂情有所钟，他把长袍马褂视作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传承和权力正统延续的重要政治象征（尽管长袍马褂仅代表满族的服饰传统）。

直到蒋介石反动政权被推翻后，“长袍马褂”的“国服”地位才被推翻，彻底从国家严肃的场合去除。

虽然新中国没有所谓的“服制”，也没有所谓的“国服”，但是在国家层面使用的礼服，新中国继承和发扬了中山装。

毛主席除了34岁以前不得不穿蜈蚣扣厂字襟的长衫外，自上井冈山指导工农武装割据之后就没有穿过长衫。在战争年代他只穿两种衣服，一是黄埔军服或后来的国民革命军军服；二是摘去领章把军服当便服来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在大多数正式场合穿的其实也是由军服稍加改造而来的，领口叉开，两个有盖贴袋加上两个风琴袋的“中山装”。

尽管服饰“去旗化”是近代史的整体发展趋势，但是事物发展必然会出现波折和反复，旧事物也一定会顽固污渍一样难以清除，但是从大趋势来看，一定会被新事物取代。就像是长袍马褂，被大官僚大地主阶级极其顽固地捍卫其“国服”地位，但是最终还是被新中国彻底扫进历史垃圾堆。

如果说长袍马褂占比10%，那么这10%的去旗化任务，是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完成的（仅指国家层面，不牵涉个人）。

『女装“去旗化”不彻底，

“含旗量”整体趋势降低』

民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旗袍。

旗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分为两个层面来说：

1、从本质上讲，旗袍是旗装一个家族系列的服饰，是一种在旗装体系里面发展起来的衍生新款，从始至终，一直坚守旗装最核心、最典型、最基本的服饰特征。

2、民国旗袍有冲破旧时代的文化含义，随着时代发展，旗洋结合，“含旗量”整体趋势降低。

民国旗袍，整体来说，是女性穿男装，也就是把蜈蚣扣厂字襟的长衫作为基础，进行修改，改造之后，形成民国旗袍。（还有马甲旗袍，也是同样的路径。）

无论是民国长衫，还是民国旗袍，它们的总体源头、母本，都来自清装体系、旗装范式。

男装长衫几无变化，女性旗袍发展出了千姿百态的种类，尤其是在和西装文化结合之后，迅速成为了民国最具有辨识性的特色服饰。

换句话说，民国旗袍有着时代进步的一面，同时又摆脱不了旧时代的服饰体系，充分体现了旧中国复杂的社会情况。这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不谋而合。在革命进步与反动势力交织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呈现出最直观的时代风貌。

旗装、旗化服装、旗袍是一家：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旗袍是在其中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文化模因一脉相承。随着时代发展，含旗量在不断降低。

民国的大众，还有从旗化女装演变出来的“大襟衫”。

△图片引自北服论文董诗瑶《近现代大襟女袄的造型研究》

因为战乱频繁、历史惯性等现实问题，近代民间“大襟袄”实际上是旗化女装的演变结果。从上图可以看出，无论如何演变，蜈蚣扣、厂字襟的密闭领襟结构，贯穿始终，是其最典型、最根本的特征。

值得说明的是，这里的大襟，就是厂字襟。

近代民间“大襟袄”同样与民国旗袍一样，具有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努力摆脱清装的影响，“含旗量”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却顽固地保留着清装体系最核心、最典型、最基本的服饰特征。

这充分说明，在旧中国，女性服饰虽然有冲破桎梏的勇气，但是缺乏推翻，另起炉灶的决心，依然还是在旧式的清装、旗装范式上改改良良、缝缝补补。

如果说旗袍、大襟衫是清装体系的20%内容，那么经过民国的“去旗化”，减低到10%。还保留着最顽固的结构特征，继续延续着清装体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民国旗袍、民国的大襟衫看做是从清装、旗装的躯干上长出来的分枝，是一种“改良”的做法。这个分枝，本身目的不是为了延续清装、旗装，问题在于“改良”。如果说中山装是革命的路子，那么旗袍、大襟衫就是改良的路子，无论怎么改，都带着清装、旗装的文化模因，始终困于旧中国的窠臼。

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彻底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直到新中国建立，逐渐被军装、飞行服、衬衫、军装所替代。

可以说，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蜈蚣扣厂字襟以民间、民俗服饰中存在，但是总体很低调，如果不是服饰专家，是很难意识到与清装体系的联系。中国近代服饰“去旗化”效果接近完成。

在新中国的大街上、乡村里，除了便装“大襟衫”，几乎再难看到清装体系的痕迹，无限接近0。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未完成的事业，新民主主义革命接力完成。

『清装借由“传统文化”还魂，

以“汉族传统”自居』

随着中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高涨，20世纪末期，中国人开始了各个领域的传统文化再发现、再探索。

传统服饰领域，也逐渐成为了热门的话题。

尽管新中国基本完成了“去旗化”的历史重任，旗装回归满族同胞的民族传统，但是没有完成“华夏汉民族传统服饰”的建设。（XX搞的XXX太过敏感，这里就不说了。）

华夏汉族的民族服饰、传统服饰的阵地你不去占领，自然有清装来占领。

因为清政权采取“剃发易服”强制同化政策，导致华夏衣冠--汉服体系消亡300多年。大众心目中没有华夏衣冠汉服体系的概念。近代历史上，与西方服饰的对比中，清装体系自然而然占据了“中式”“传服”的生态位，摇身一变，变成了“中华传统”的形象代表。

△旗装、旗化服装、旗袍、旗元素是一家

在20世纪的末期，旗袍、马褂、裙褂等等，经由港澳台等地区“文化倒灌”回来，摇身一变，以“中华5000年传统服饰”的名义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更进一步，“清宫剧”的爆火，又将“清装体系”形象重新植入到中国人的茶余饭后中。

于是，一步步，旗袍马褂成为了中国人的形象代表，拿到国际上宣传。

△2001年的APEC会议

△2004年的奥运8分钟

清装体系的还魂，值得说明的是，仅仅限于“历史文化领域”，限于“民族传统服饰”，以“娱乐”、“文化”、“民族传统”等名义出现。

尽管它们很想重现民国的辉煌，在各种最顶级的资源和平台上努力，但是中山装把长袍马褂压得死死的。在新的时代，现代服饰体系已经建立，百花齐放、信息爆炸，它们无法掌控全局，于是它们只能以最大的努力抢占“华夏汉族传统服饰”生态位，这个位置虽然小，但是不可或缺。

新的千年，进入了新的时代，也面临着新的复杂情况和时代命题：

1、清装体系中的“旗装”，是满族同胞的民族传统服饰，这点是毫无疑问的，需要请满族同胞继承和发扬他们的民族传统；

2、清装体系中的衍生物，旗袍（西裁）和马褂（伪称唐装），它们占据了华夏汉族的民族传统服饰生态位，以及以“中华传统”自居。

3、清装体系中的旗化服装，尤其是旗化女装，在扫进历史垃圾堆一百年后，又趁着汉服大热，改头换面想要挤进汉服。

经过百年奋斗，在服饰领域，前辈已经去旗化了七七八八。比如通过中山装等革命服饰，在严肃的国家场合，完成了“去旗化”的任务。

还剩下以“蜈蚣扣厂字襟”为典型特征的旗元素系列服饰，是满族同胞的传统，但是却故意误导和混淆，以“华夏汉族传统”的名义，抢占华夏汉族传统服饰的生态位。

清装体系是中国服饰，其中旗装是满族同胞的民族服饰，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今天重新发扬，没有任何问题，尊重和祝福即可。

换句话说，在新时代背景下，争论的焦点，讨论的范围，集中在华夏汉民族传统服饰领域，所有的争议，都围绕历史文化展开，不涉及政治。

正所谓“物极必反”，2001年APEC会议，马褂宣称自己是“唐装”的事件，直接引发了一场绵延至今依旧方兴未艾的“汉服运动”。尽管一直辩称“唐装”指的是“唐人街”的“唐”，但是马褂连汉族都不能代表的情况下，如何去代表华人呢？

在历史文化领域，在传统服饰的讨论话题里，在华夏汉民族传统服饰的名分问题上，只有汉服及其汉元素，才能顺应近代以来“去旗化”的历史潮流。

现代中国，是现代服饰体系，如果打比方，华夏汉民族传统服饰的生态位只是现代服饰的一个分枝，不是全局，也不可能是全局。

正常地来说，中国现代服饰体系应该是包含了中华传统服饰，而中华传统服饰下面包含了56民族的传统服饰。在这个分支结构里，满服与汉服是并列结构，各有各的结构特征和传承脉络。

中国人讲“名副其实”，“蜈蚣扣厂字襟”是满族同胞传统，现如今却挤在汉族传统里，是错位的，是别扭的，也是所有激烈争议的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说，旗化汉族传统服饰的逆历史潮流，也就是还魂了一点点，按清装体系的内容来说，最多10%。在汉服运动兴起之后，降到了5%以内。

『汉服运动要把“去旗化”作为头等大事，防止被夺舍』

华夏汉服传统文化领域“去旗化”是一个历史大趋势，是近代思想潮流，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严寒渔猎蜈蚣扣厂字襟等，是旧传统，是不可能自动、自愿从华夏汉族历史文化生态位上离开。

表现形式：想尽一切办法论证蜈蚣扣厂字襟是华夏汉族固有传统。

在华夏汉族传统服饰领域激烈的认知辩论中，清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简单来说，有以下两个手段：

1、论证旗袍马褂等清装一系是华夏汉民族的传统，极力否定汉服运动，正面挤压汉服的生存空间；

2、将旗化女装改名，宣传这就是“清代汉服”，植入到汉服运动中，简称“夺舍”。

对于第一个手段，红红火火的汉服运动给予了完美的回应，“汉服才是汉民族传统服饰”不断地深入人心，广为传播。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主流舆论对汉服的正面否定和打压了。

目前极具迷惑性则是对方的第二个手段，给旗化服饰（厂襟蜈蚣褂裙）改名为“清汉女”，利用汉服圈考据错误的“大襟”一词，让旗化女装登堂入室。

“大襟”就是厂字襟，是汉服圈“时代的眼泪”，汉服圈用“大襟”一词，实际上就是被洗脑、被夺舍的表现。

今天，在华夏汉族的历史文化领域，汉服运动以完全自发的、满天星斗的形式，在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接过了一百多年前先烈们在服饰领域“去旗化”的历史重任，持续不断、久久为功地在用5000年真传统取代强加给汉族的伪传统。

在华夏汉民族传统服饰生态位，目前也就是只剩下“蜈蚣扣”“厂字襟”两个最顽固的严寒渔猎服饰特征，如果按照比例说来，清装体系只剩下了2%，当然，这也是对方最敏感、交锋最激烈的核心要素。他们用尽力气给“蜈蚣扣”“厂字襟”攀上各种祖宗，故意认知错位，就是因为“蜈蚣扣”“厂字襟”是他们的最后堡垒，也是他们坚持了三百多年的文化模因。

汉服运动“去旗化”，也就是去蜈蚣扣、去厂字襟，是正本清源，找回自己失去了三百多年的文化模因。

注意，不可扩大前提范围，汉服运动的“去旗化”是有限制的，专门是指在华夏汉民族传统服饰生态位这个范畴，仅限于汉族传统服饰领域，不可以扩大化、不可以泛政治化、不可上纲上线。

汉服运动的诉求是：在标注为“汉服”，解释为“汉族传统服饰”的地方，将“蜈蚣扣”替换为系带，将“厂字襟”替换为交领（交襟）。

民国的人们已经有这样的尝试，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

不管是严寒渔猎还是定居农耕，都属于中华，那么将蜈蚣扣厂字襟还给旗装，承载严寒渔猎生产生活传统；将华夏汉服的系带和交领（交襟）找回来，承载定居农耕生产生活传统，这才是中华服饰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在传统服饰领域，就是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变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是中华服饰的幸事，是中华服饰的团结、友爱、奋进的具体体现。

『如何具体实践？』

在学术书籍、新闻媒体、网购平台上，看到标注“汉服”“汉族民间”“华夏服饰”“明制”，但是配图是“蜈蚣扣”“厂字襟”的旗化服装时，一定是扭曲中华服饰史的；

尤其是网络自媒体，只要是看到“清汉女”、“晋商少奶奶”、“古董衣”、“大襟”等等字样的，99.99%是“蜈蚣扣”“厂字襟”的旗化女装。

对方发明了很多狡辩话术，很多名词概念，不要被他们绕进沟里去，任凭东西南北风，我们只需要抓住本质：“蜈蚣扣”“厂字襟”是严寒渔猎服饰传统，不是华夏汉民族传统。

旗装、旗化服装、旗袍、旗元素是一家，不是汉服。

不管对方是洗地还是切香肠，只需要问对方一句话：

你是否同意用系带取代蜈蚣扣、交领（交襟）取代厂字襟？

这句问题的答案，可以让我们直接、迅速地分辨出谁是真心为了汉服，谁是为了夺舍而来。

在华夏汉民族传统服饰生态位上，恢复系带和交领（交襟），将蜈蚣扣和厂字襟还给满族服饰。把这种错位现象纠正过来，是汉服运动最重要的历史责任，最核心的历史意义，最重大的历史价值。

这也是判断汉服运动性质和成败的本质标准。

总而言之，新时代，现代文明，如果不讲“传统”，那么大家都不讲；如果讲“传统”，那么就要讲清楚传的是谁的“统”。中国人讲“名副其实”，“蜈蚣扣厂字襟”是满族同胞传统，现如今却挤在汉族传统里，是错位的，是别扭的，既不尊重汉族传统，也不尊重满族传统，更不尊重中华服饰传统。

一百多年以来，革命先烈的历史重任是推翻清装体系，国家层面服饰符号“去旗化“；

新的世纪，吾辈的历史重任是纠正中华服饰认知错误，华夏汉族传统服饰“去旗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为了维护民族团结，为了筑牢中华共同体意识，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纠正历史遗留的认知错位，将“蜈蚣扣厂字襟”回归满族传统，汉服恢复“系带交领（交襟）”的汉族传统。

上联：

蜈蚣厂襟严寒渔猎旗风满韵

下联：

系带交襟定居农耕诸夏汉家

横批：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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