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持续攀升，视南太平洋为其“后院”的美国备感忧虑，为维持霸权，美国一改往日对南太平洋的“战略忽视”，明显加大投入，与太平洋岛国特别是澳大利亚互动更趋紧密，“回归”南太平洋逐渐成为美国“印太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虽然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在澳中两国共同努力下，澳中关系迎来转圜契机，但在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仍呈现出较强的两面性。阿尔巴尼斯政府和莫里森政府一样，视美澳同盟为澳大利亚外交与防务基石，迷信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最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同时，以反华鹰派人物达顿为首的反对党也对阿尔巴尼斯政府加紧“盯防”，随时准备给阿尔巴尼斯政府贴上“亲华”“绥靖”标签。在此环境下，阿尔巴尼斯政府若想重振澳中关系亦非易事。因此在“印太战略”影响下，澳大利亚当前的对华立场是“疑惧防范”。
在拜登政府重塑盟友关系、重回“多边主义”的“印太战略”鼓舞下，澳大利亚作为美国最忠诚盟友，与美国互动更趋紧密、深入。
在安全上，澳大利亚甘做美国前沿基地、军事大后方，积极为美国在澳大利亚军事存在提供便利。一是依托自身地缘优势，有意将澳大利亚的北领地打造为美国面向亚洲的分布式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积极拓展联演联训的频次与种类，以强化澳美两军协同；三是加强国防工业合作，与美国共建军事防御体系。
在经济上，澳大利亚配合美国加紧构建排华产业链、供应链。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澳大利亚加大与美国关键矿产合作，并在稀土领域先行试水，“以对抗中国在稀土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为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澳大利亚还响应美国有关鼓励西方发达国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号召，与美国联合推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基建合作。同时，对与中国的经贸摩擦，澳大利亚也积极寻求美国“撑腰”。讽刺的是，澳大利亚公司在中国丢失的市场恰恰正被美国企业迅速填补。
在政治上，拜登政府上台后，澳大利亚对美国亦步亦趋，积极充当美国反华“马前卒”。在涉港、涉疆、涉台、南海等敏感议题上，澳大利亚全力附和美国，渲染“中国威胁”，抹黑中国形象，也因之赢得了美国的高度肯定。美澳结盟7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与美国又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宣布与英国共同缔结新的美英澳“三国联盟”。
澳大利亚除了深化美澳同盟关系外，还注重与所谓“志同道合者”的“抱团取暖”，并力图以意识形态划线，实现“印太”与欧洲的对接。
加速推进贸易多样化，以实现“替代中国”。在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经贸关系受挫、盟友美国急切重构对华产业链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更加积极地开拓其他贸易市场，试图借此减轻对华贸易依赖。一是积极推动与印度的自贸谈判；二是与英国签署自贸协定；三是力推氢能等低排放技术的国际合作；四是与日本、印度联手推进弹性供应链建设。
积极拓展以“四方安全对话”（QUAD）为核心的防务合作，以应对地区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除主动配合美国在印太的军事部署外，澳大利亚也积极谋求与其他地区主要国家的双边、多边合作，以共同维护美国霸权、提升澳大利亚在地区的威慑力。一是推进与日本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二是与印度军事合作取得新突破；三是联合更多大国在亚太地区搞军演，并高调追随英国航母打击群穿航南海，宣示其所谓的“航行自由”等。
大打“意识形态牌”，缔结“民主统一战线”。拜登政府上台后，澳大利亚“投其所好”，明显加大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力度，以团结所谓“志同道合者”。莫里森政府曾盛赞QUAD首次峰会为“印太地区的‘新曙光’”，因为它让四个“伟大的自由民主国家”齐聚一堂，“助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澳大利亚聚力推动“印太战略”，并将周边特别是南太平洋地区作为“战略优先”，重点在基建、气候变化领域积极“担责”，以加速夯实并拓展地区影响力。
加紧落实基建投资计划。自推出“太平洋升级”计划以来，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基建投资一直“雷声大雨点小”，但为响应拜登政府“推动发达国家更多支持发展中国家基建以对冲‘一带一路’”的号召，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基建投资明显加速。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支持巴新升级主要港口，改善地区贸易互联互通。同时，澳大利亚还加紧与美国联手，借口地区安全，排挤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投资。例如，阻止中资竞标世界银行牵头的东密克罗西亚电缆项目，鼓动并资助澳大利亚电信公司Telstra与中资竞购跨国电信公司Digicel在太平洋地区的电信资产等。
开始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在气候变化领域行动落后，为国际社会所诟病。尤其是饱尝气候变化之苦的南太平洋岛国，对澳大利亚深为不满。拜登政府上台后，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外交优先，澳大利亚也迫于压力一改以往对气候议题“高高挂起”的态度，采取实际行动与地区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作为对岛国诉求的回应，澳大利亚承诺提供气候基金支持岛国开发可再生能源，并提升应对灾害的能力。同时，澳大利亚还加入南太平洋地区具有开创性的《关于气候变化引起海平面上升情况下保护海区的宣言》，以确保该地区在海洋议题上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深化与东南亚国家合作。一方面，澳大利亚积极利用双多边平台，传递对东盟中心地位和东盟主导地区架构的支持，肯定东盟开放、透明、包容和尊重国际法的原则，寻求在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贸易自由化等领域的更多合作。另一方面，澳大利亚采取相关举措提升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关系。例如，与马来西亚举行首次年度首脑会晤，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新加坡重申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性、广泛性和前瞻性，在落实双边《数字经济协定》《军事训练与训练场发展条约》等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两国在医疗、警察执法、低排放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不断推进，中美博弈持续加剧，澳大利亚国内保守势力当道，澳大利亚坚定地选择“站在美国一边”，以实际行动积极充当美国反华“马前卒”、“急先锋”，涉华议题被普遍政治化、安全化。
抹黑“中国政治干预”，阻挠中澳正常人文往来。近年来，澳大利亚批评炒作中国对澳大利亚“政治渗透”，继推出“反外国干预法”，剑指与中国有往来的澳大利亚政界人士、学者、商人之后，又推出“对外关系法”，赋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州、领地和地方政府以及高校与外国达成协议的否决权。根据该法，联邦政府不仅摆脱了联邦制的束缚，拥有了可以任意干涉州和领地政府对外合作的权力，且该权力远超传统意义的“外交”范畴，广泛覆盖教育、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被视为为中国“量身打造”。
炒作“中国经济胁迫”，寻求国际支持。基于中澳两国经济互补性，拥有庞大市场的中国持续多年成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澳大利亚非但不将之视为“利益”，反而视为“威胁”，一直扬言要“摆脱对华贸易依赖”。当澳大利亚对中国采取“双反”举措后，中国对澳大利亚多种输华商品也采取了正当的贸易措施，澳大利亚却对外高呼中国对其“经济霸凌”，借此积极寻求美国、英国等为其“撑腰”，并就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红酒加征关税向WTO提起申诉。
鼓吹“中国安全威胁”，全方位联美遏华。在投资议题上，澳大利亚近年来屡屡以国家安全为由收紧外资审查，要求那些敏感的、涉国家安全领域的外国投资不论金额大小，均需经过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该修正案被普遍视为主要是针对中国投资。在网络安全议题上，澳大利亚无视其盟友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网络攻击来源国的事实，屡屡附和美国污蔑中国。在南海、东海等地区敏感议题上，澳大利亚紧跟美国亦步亦趋，更是就台海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战鼓论”，声称“澳军要做好准备”。在被其视为“势力范围”的南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则竭力排挤中国的存在，敲打邻国新西兰，促其疏远中国。同时，拉拢美国、日本、法国等联合围堵“一带一路”合作，抹黑中国基建形象；罔顾岛国人民的生命安全，横加阻挠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莫里森政府不计后果的反华立场，阿尔巴尼斯政府在对华问题上显得相对“务实”。在2022年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澳中防长进行了“充分而又坦诚的交流”，此为2020年1月以来两国高层的首次会晤，迈出了双边关系缓和的“关键性的第一步”。在巴厘岛二十国集团（G20）外长会议期间，澳中外长举行会晤，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坦诚表示，澳中确有不同，双边关系存在挑战，但新政府将本着冷静务实的态度处理双边关系，“接触是稳定关系的必由之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黄英贤外长重申，澳方愿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同中国发展趋于稳定、互惠互利、富有成效的关系。在中澳两国领导人正式会晤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澳两国同为亚太地区重要国家，应该改善、维护、发展好两国关系，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也表示，“通过建设性、坦诚对话沟通缩小分歧，推动澳中关系稳定发展”。两国领导人还重申了超越分歧、相互尊重的重要性，愿持续推进双边对话、开展更多合作等，这为中澳关系稳定向好注入了新动力。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中澳经贸关系也酝酿新篇。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澳大利亚商界自告奋勇，愿作为政治努力的补充，推动中澳关系重回正轨。澳大利亚民调也显示，多数受访者赞成“澳大利亚政府支持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2023年，中澳双边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4.1%，中国连续15年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2024年，中国宣布把澳大利亚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虽然新形势下，澳中关系出现转圜契机，但澳大利亚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能否在某种程度上跳出美澳同盟的桎梏，与中国持续相向而行，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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