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有“瓶颈”之时｜口红新青年谈《我不在》•下
文摘
文化
2024-10-02 14:00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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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不在》这本集子，我一开始就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有个想法是当做和杨黎诗作相对照的大量语料，以此去观察他诗的语言，究竟是经过怎样一种不同的打磨，或者说经历了怎样一种独特的生长。单就“写诗就是说话”这个角度，跨越他写作各个阶段的访谈其实很适合用来比照，那种绝对、敏捷和活力的表达和杨黎诗作常见的平和气质有点反差，却也展露他适宜站在诗歌舞台中央的“明星”气质—— 还是长期活跃一直瞩目的那种。杨黎的语言观和诗观当然也是引人注目的。反对意义反对修辞乃至“诗为分行”，是在聚焦诗的形式而非内容，或者说诗人的“专业”。他对“语言”本质的探讨更像是在谈论数学中的π或者∞，充满激情和信念，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语素和句法这种类似于数字和运算符号的单位。他谈及语言和谈及上帝有一样令人震颤的兴奋感，他所面对的对象不是被肢解的文字或言语，也不是构成语言躯体的某种骨架和筋膜；对浑然一体的语言的信任和超越语言对诗的追求，理性中带有某种抒情诗人的特质。“我不在”这种否定是基于“在”的肯定，否定的思维或者说对0和空集的理解，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一个困境是读者所读到的均基于文本，能否从中读到“我不在”此类诗人的意图，并不是诗人所能控制的。当然，《我不在》一书呈现了杨黎更完整的理论脉络，正适用于探索他一手漂亮的否定。——底料
我知道杨黎这个人的时间很晚，大概是19年，朋友圈一个陌生人发了他的一个链接，说这是她最爱的诗人。我打开看了之后。就继续去搜关于杨黎的所有信息以及作品。“废话”的意义是无意义，而无意义本身的意义就是语言存在的意义。所以语言本身并无意义，所以诗歌本身的意义就是语言的无意义。杨黎的“废话”是自我语言上的进化及“悟”这样的“悟”是修行，是秩序。这种秩序治理了语言本身的混乱和诗歌的混乱。修辞本身也是为了装饰语言，这种装饰类似于奢侈品，是景观，使“表演”更具有观赏性，使表演者更加适从。而杨黎更早的发现了陷阱。他把“灵魂和肉体（诗与语言，语言与语言）”分开讨论。市面上的诗歌理论大多雷同。他们对“诗”及“文学”大多给予了相通的关系。使用这种关系来维持所谓的“体制”。而杨黎的理论是独立的，他在自我的“文学环境”中创作。这种创作之久，之执着，是他对诗歌的爱及奉献。《我不在》是一本智慧之书。它需要反复读，间隔时间来读。它所提倡的不仅限于“废话写作”。在我看来他适用于所有创作者。当你有“瓶颈”之时，此书或许会给你带来指引。这也是有神论者的言说。他把“混乱”之物进行了整合。并为他所用。这也是我一直所说的写诗就是“做法（神的仪式）”它几乎是一个成为神的时刻。杨黎做到了。他写到了天上去。——张浩然
剥离掉一首诗的“主旨”、“思想”、“修辞”、“意象”等等“非诗”的成分之后，最后剩下什么？杨黎在《我不在》中的选诗始终从语言出发，又再次走向语言，从始至终了无痕迹，这种纯粹的“无”所塑造的空白，在当代新诗的视域中，正是“纯诗”得以延续的空间——除了诗以外什么都没有，除了语言本身别无他物。不再问“是什么”、“有什么”、“为什么”，诗歌才真正开始。杨黎的诗是完全口语化的，读《我不在》时最直觉性的感受就是“通俗”，与其说是书写，不如说是“口述”，但极简的语言却极耐咀嚼。杨黎的“口语化”根除了日常用语中的内在含义和通常逻辑，同时也根除了汉语中的“多义”和“隐晦”，所谓“绝圣弃智”，反倒产生了另一种特殊的“陌生化”，这种大胆的尝试模糊了书面语和口语的界限，却让语义的指向更加清晰，甚至能够用“数学性”替代诗歌的“文学性”。杨黎和他代表的“废话文学”是针对新诗的又一次“革新”或者“嬗变”，即使用尽可能直白、精确、简练的词汇和语法，对已经使用了一百多年的白话文进行校准和删繁就简，摒弃比喻和修辞，保持手与耳，手与口的畅通，心耳口齐鸣；保持对旧书面语的彻底“反叛”，以“说”代替“写”，以“取直”代替“蜿蜒”。这种文学理念以近乎信仰的方式在杨黎的新书《我不在》中一以贯之。而杨黎诗歌的真正意图，“不在”诗歌之中，正在诗歌之外。——尚瀚宇
我认为我们活在一个二元的世界，或者不必说我们。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在认识一个概念的时候需要借助另一个概念来帮助我进行理解。比如美和丑，我的意思是假设没有丑，那么美是什么呢，我没有办法通过单一的美去认识美。那么，在一个形象的世界里面，便充斥着无数的对立和二元。在更多的时候我对这些概念厌烦，是因为我不得不待在这样的框架里面，当我在这么说的时候，我知道，假设我要拿走这两者之间其中的一个概念，那么另一个就绝对不可能成立。这恰恰是这个世界的局限。实际上，这同时也是语言的局限。现在我们来谈谈杨黎。杨黎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世界是由语言说出来的。先有语言，后有世界，语言是第一性，世界是第二性。这是一个绝对的观念，杨黎将语言摆在了最高的位置上。同时，正是因为语言摆在了最高的位置上，杨黎取消了二元之间非此即彼的状态。在他那里，这些二元成为了次要的东西，它们作为一种属性，被语言统一说出（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是混为一体的，诚如杨黎所言，打开的窗户永远打开）。这正是杨黎天才的地方（而杨黎将诗的宗教化，实际上是他浪漫的地方）。在杨黎众多的言说以及对话当中，我更喜欢其中的一篇：《灾难、话语、和诗歌，对8.12天津爆炸事件的深度思考——马策专访杨黎》，相较于其他的言说及访谈，似乎在这篇当中能较为全面地体现杨黎的整体性格以及主要的思想，包括他絮叨的部分和可爱的部分。比如在他谈到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部分，杨黎认为一切歪曲，不符合事实的修改，都将被“大数据”给精准打击。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恐怕想不到在几年以后，互联网会变成现今这个样子吧。——无尓
说实话，我没有完全看懂。我觉得，也没有人能完全看懂。就像每一本理论著作一样，这就是语言的局限性。语言作为传达想法的工具，永远只能传达一个人脑子里完全的想法的一部分。这本近似《逻辑哲学论》写法的诗学理论书，注定没有人能完全看懂，但是每个人又都能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一些东西、隐隐约约地受到了一些“神启/启示/revelation”。而这种“启示”对诗人来说是很重要的，甚至比完全读懂这本书还重要。它是潜移默化的东西。受过启示的诗人它就不会再是原来的那个诗人，他走出了一场暴风雨，从而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他的眼神坚定——对我来说，我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去文毒”这三个字。——胡啸岩
杨黎的诗我读得不多，记住的也不多，这并不是说杨黎的诗不好，只是我连自己的诗都记不住。但是我觉得好诗对于我这种记忆力差的人或许有另一种定义，就是当你第N次碰见它的第一时间不是忙着为自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而沮丧，而是有非常想要再读一遍，再体验它一次，诗能做到这一点就够了我觉得。他很宽容，他允许你忘掉，也允许你再想起他。杨黎的诗论其实就是对我这样的人的解救。他说“诗与文化无关，是区别于文化的另一企图。”诗人可以不用愚蠢到把书垫在脚下去挽救自己对身高的自卑，在够不着某个东西的时候，杨黎鼓励你跳一跳。谢谢杨黎，让我在企图成为一个专业诗人的时候不用因为考证而焦虑。杨黎说生活中没有诗，我又要谢谢他了，让我在枯燥得想死的生活里写诗不再是一种造作。杨黎还说“诗完善语言”，这话是我能听懂的部分里最认同的一句。的确，表意或者仅仅表音表形，它都是点对点的过程，诗人应该不会沉湎于这种确切的失望中，而是不甘寂寞地在寂寞的日子里穷尽从A到B的可能。对不起，当我写到这儿的时候杨黎又说“诗的意义就是使语言失去意义”，如此，A和B都不存在了，诗终于成了一条向任意方向无限延伸的直线。谢谢杨黎，他给诗人或者诗定的目标足够远大，远大到可以解救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诗人，让我们心甘情愿地用一辈子的时间削减语言的意义。——路人洋
废话是我对诗歌理想的描述——何德彪专访杨黎（节选）H：另外我想请教您有关分行的问题。您的诗在写作时，分行是一种经过考虑的行为还是凭借直觉？我自己也曾经写过一些，我的感觉是依据直觉想分行就分了？分行您觉得意味着什么？Y：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它的外在暗示，外在提示。分行，就是语言作为诗歌的一种提示，如果你不分行，我们不知道它是诗歌，还是不是诗歌。等你一分行，你就知道了，哦，这是一首诗。它所表达的，它所规定的，它所愿意展现的，都是诗歌的内容，诗歌的意义。这很简单。比如说在古代吧，我们就是有韵脚，我们按我们的韵脚来确定这次诗歌。那这个韵脚里面，包含了七律五言等等等等。然后在所谓唐诗，达到了顶峰，就是这样的韵律，已经形成了全面的完成。分行显然不是古典诗歌，它又不是韵律的结果。它是现代诗，它是现代形态，它分个行就提示你，你下面所看见的就是诗歌。至于分行，分得好分得坏，这是各人的能力。比如说有的人按规矩分行，可能还分得挺好的，有的人按感觉分行，该长则长，该短则短，他也会分得很好。这就酝酿一句话，叫诗无达诂，你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但是有一点，你得分，只有你分了以后，我们才知道你写的是诗，否则我们不知道你写的是诗，我们以为是一篇文章啊。我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在这样的价值系统里，提出了“分行即是诗”这样一个观点。有人说，哇，怎么可能分行都是诗，分行有好有坏，我觉得他们都是没有逻辑能力，我说分行就是诗，没有说分行就是好诗，你明白我的意思。![]()
杨黎，诗人，有神论者。橡皮文学奖创办人。有《废话》等数十文集出版。口红文学驻坛作家。蝉联口红文学2020-2023年度十佳诗人。磨铁2021年度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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