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论坛 I 黄立斌：官修国史与文言史传的承续——论《国史馆馆刊》（1947-1949）

言及《馆刊》前，首先应当知晓国史馆的来龙去脉。国史院创办于中华民国元年，胡汉民、黄兴等九十七人请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示通过，但南京临时政府未来得及施行，后由袁世凯改名为国史馆，并于1912年12月29日颁布《国史馆官制》，正式成立国史馆。国史馆负责掌撰民国史和历代通史，并储藏关于史之一切材料。设馆长一人，掌全馆事务，直隶于大总统。秘书一人，承馆长之命，掌理文书事务。纂修四人，协修八人，分任编辑事宜。主事二人，承馆长之命，掌会计及庶务。但自北京政府时代，国史馆停办，将原有馆务交由北京大学办理。北京大学也未尝全面进行，使国史大业停顿多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邵元冲、居正、方觉慧等有识之士深感中国国史传统将中断于民国，中国千年的修史成果巨大，而此前国史机构都未能做出明显的成果，遂于1934年提请重设国史馆。抗战爆发后，张继等人提请“建立档案总库筹设国史馆案。”1939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国史馆筹备处，同年12月25日，正式设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张继任主任委员。

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延续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所组织开展的各项前期工作，于1946年11月23日公布《国史馆组织条例》，分工明晰，制度完善，规定了国史馆各单位的职能。1947年1月，正式成立国史馆。原先筹备委员人员自然并入国史馆工作，置纂修二十至二十五人，协修二十五到三十人，助修十五到二十人。国史馆人员众多，分工明确。《馆刊》是由国史馆创刊于1947年12月，是顾颉刚在国史馆的一次纂修组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得到与会者的一直赞同。会议决定组成馆刊编辑委员会，推选但焘副馆长担任主任委员，主持和筹划编印《馆刊》。

《馆刊》以研究史及国史上各项实际事例，并收集整理当代各家之史料著述为主旨。内容略分为论著、专著、国史拟传、碑传备采、文艺和馆务六类，内容主要是近代以来的国史及人物资料。本文主要考察《馆刊》中“国史拟传”、碑传等文言传记。“国史拟传”在《馆刊》创刊前，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并制定出《编撰国史拟传计划草案》，规定了史料征集的程序，修史的对象及体例。由于战事原因，《馆刊》的刊发时间不长，前后只有一年多，从1947年12月创刊至1949年1月为止，共出版2卷5期。

国史馆隶属于国民政府，掌修撰国史事宜。国史馆制度完备，所开展的修史活动属于官方修史，继承了中国悠久的修史传统。中国史官文化渊源久远，长期积淀于中华民族深沉的历史意识之中。据刘知几所载，“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1]史官在黄帝时代就已存在。但早期史官之职，除了掌史之外，还担负着原始社会巫官的职能，史官还未摆脱巫史文化，尚未形成独立的职能。到了西周，史官制度日渐完备，设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分工细致而明确。西周之后，历朝历代皆设有史官，史官制度不断完善。汉明帝时置兰台令史，则是中国史馆的起源。《史通》上又有记载，后魏置修史司，有专门官员，为著作郎。南北朝至隋，皆有以大臣总领来监修国史。但早期史馆制度尚未完备，加上南北朝时期战事连年，时作时停，没有真正尽到史馆的职能。真正开始设馆修史是在唐太宗时期。史馆属于皇帝直接控制下的门下省，以宰相为“监修国史”，形成了有组织的、有职位的专门机构。史馆成为唐代政府部门的常设之司，妙选通才，专门负责撰述国史。五代及两宋到延续了这一制度。南宋初设置国史院和实录院，元代置翰林兼国史院。翰林院是唐朝开始设立的，原是担任起草诏书的职责，供职者为翰林学士。翰林院沿用下来，到了元代，翰林学士兼修国史。明代翰林院掌制史册文翰，常常是科举前列前茅者担任。到了清代，清代开馆修录国史，监修清史的机构，隶属于翰林院，内设总纂修官、纂修官和协修官三级，由总纂修管统领各项事务。民国国史馆延续了千百年以来的史官传统，仿照清代史馆修史的制度，分史官为纂修、协修和助修三级，职事有分工，责任明确。

中国古代王朝虽有亡国，但国史从来不亡。史籍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是民族精神的积淀。古人强调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史学态度，“述往事，知来者”，将历史成败得失的经验与现实社会相联系，达成借古鉴今的作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古人耽于反省，怀着对祖先的敬重和崇拜，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前人精神。民国的建立经历艰巨挫折，将开国的丰功伟业笔之于书，著为信史，使国史大业不中断。国史承载着民族精神，当奉为圭臬，“彰前烈而贻方来，正史裁而坚国本” [2]，正是创设《国史馆》的初衷。

《馆刊》依托国史馆这一官方机构，官方修史提供了许多便利之处。首先，国史馆直属于国民政府，设置有史料处、征校处和总务处。各处又有细分，史料处分为档案和图书二科，专门负责整理档案和保管图书事项，依托档案材料，所记之事也比较准确。征校处分为时政、实录、征集、校对四科，征校处保证了史料收集整理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总务处分为文牍、庶务二科，负责办理收发文书庶务及出纳，做一些后勤管理工作。各处分工明确，收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为撰述国史提供有力的支持。此外，根据《国史馆组织条例》[3]第七条规定，“凡有关史料文件，各机关应抄送国史馆，国史馆向各机关征集或调阅有关资料，各机关不得拒绝。”第十条规定，“国史馆为征集史料，得委托各省教育厅、司、通志局或大学代办。”上自国家藏书，各机关部门的文件档案、公文，下至地方通志、报纸杂志、私人收藏和著述等，国史馆皆可利用。

其次，网罗史学人才，组织起一个高质量的写作队伍。“民国史馆之养成。应责之各国立大学之史学系，及史学研究所。又各国立研究院之史学研究所，亦为储备史官之所在。”[4]国史馆集结许多优秀的史学专家，如金毓黻、汪辟疆、柳诒徵都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在各自研究的领域有很深的造诣。金毓黻是辽宁辽阳人，史学著作等身，著有《东北通史》、《渤海国志长编》、《中国史学史》等，具备雄厚的史学功底。金毓黻从1930年就被聘为国史馆筹备委员会顾问，《国史商例》一文在国史体例方面提出重要的见解，提出采用纪、传、志、表四种体例来修民国史，而摒弃“世家”。纪以总序，传以分叙。“民国立纪以记大事，直称本纪，不冠他名。”[5]“纪”成为记录大事的体例，如“革命本纪”叙写的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从兴中会、同盟会到民国建立的革命历程。金毓黻还拟定了《中华民国史记拟目》，为撰修国史奠定了基础。汪辟疆是江西人，1918年任江西心远大学期间，就曾担任过江西通志局纂修，对修地方志非常熟悉。汪辟疆藏书丰厚，也是目录学方面的专家，著有《目录学研究》。柳诒徵也是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曾是《国风》社社长，著有《国史要义》、《中华文化史》等，以“五伦”为其文化史观的核心，倡导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弘扬民族精神。

《馆刊》的主创人员大多是经历晚清民国社会转型期的传统文人。冒鹤亭生于清同治十二年，一生经历过众多变革，他曾拜吴汝纶为师，古文功底深厚，也曾列名“公车上书”，是维新变法的参与者，协助过梁启超办报纸，民国时期曾在温州任海关监督兼外交交涉员，对地方文化十分关心。冒鹤亭学术面广泛，尤其以词学的成就最高。以诗词证史，著有《小三吾亭诗文集》，里面不仅保留了许多近代词人的作品，还记载他们的学术行踪，同样为修史提供了重要资源。再如夏敬观原是光绪二十年的举人，以诗词名扬南北，是“晚近词坛领袖作家” [6]。他们保留传统文人的治学理念，也保持了文言修史的习惯。

从国史馆纂修人员的队伍来看，他们是民国时期杰出的史学研究专家，有的还负责编修过地方通志，有着丰富的修史经验。总的看来，国史馆集全国史学精英，通力合作，既有政府官员的行政支持，还可聘用馆外专家协助修史，集体修史的成书速度比单人私修更快，成果也更多。

另一方面，官方修史也有不利的地方。官方修史首先服从于政府的意识形态，造成传记写作的功利化色彩。国史馆对传记人物的选材，所应当采取的褒贬态度，都有一定的要求。因此，《馆刊》传记对人物的认识带有很强的道德观念，体现出褒善贬恶的态度。古代史传就常常沦为宣传“忠孝”观念的工具，以满足王朝统治和社会教化的需要。此外，官修需要贯彻国史馆的规章条例，又是集体修缮，不利于作者个性的发挥，只注重对历史事件的叙写，削弱了人物个性的刻画，降低了作品的文学性。

国史馆延续中国古代一直以来的官方修史传统，也表现出中国传统史传观念的扬弃。梁启超谈到近代史学进步的两个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7]总的来讲，国史馆负责收集和整理晚清至民国各种史料，延续了中国史传的传统，保存了大量民国史料。人对历史经验的认识往往是借助大量具体的人和事件，《馆刊》传记叙写了近代以来社会变革转型时期的人物群像，叙写其生平事迹，为人物注入新的时代精神，表现出人物的生命活力和个性思想。《馆刊》传记不仅是民国史的重要文献，更突显出传记的艺术特征。

自司马迁《史记》以纪传体始，后世皆沿用这一方式。传记的主体对象是人，记录人物言行和思想，通过个人经历反映出时代的总体面貌，即梁启超所谓，“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1]“以人为主”并不意味着史传是为专人做生平谱系，而是将人物作为时代的注脚，反映出一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精神。

人物选材体现出修史者的眼光和观念。《馆刊》“国史拟传”主要记述的是晚清至民国这一时间段里的人物传记。邵元冲、居正、方觉慧在重设国史馆的提案中，便表露其初衷，“夫吾国之国史，不中断于千年来君主之时代，而乃中断于民国时期，不特将来之一国文献无征，而民国创造之艰难，与夫开国之丰功伟烈，亦将渐就湮没，实可深恫。夫民族主义之精神，即在民族精神关系至切之国史机关，自应从远重设，俾国史不致中断，关系实异常重大。”[2]一来是不中断国史传统，二来是记录中华民国创业艰难历程，发扬革命的民族精神。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凌，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国人不断反省自身，从制度上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追求民族的独立自强。辛亥革命志士心怀民主共和理想，推翻封建皇权，在他们身上，承载着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热情，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进步。

由云龙在《上但副馆长论国史体例书》[3]中谈到立传的人物选材。一是以国民政府明令国史馆为之立传，选取政府褒扬令中的人物，提取传主事略。选材首先关注的是参加革命事业的革命党人，和建设治理国家的政治家。其中多数是革命党的将领，曾参加过兴中会、同盟会，为推翻清政府统治和抵抗外来侵略做出突出的贡献。如《胡汉民传》、《宋教仁传》、《李烈钧传》等，传主早年都曾参加革命党，后又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塑造了具有强烈时代使命感，献身革命事业的革命家形象。“碑传”则有《故陆军上将吴公复初传》、《烈士刘静庵先生墓碑》等，歌颂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追求生命有为，充满家国情怀。《前江西省长李君墓志铭》则是书写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时代楷模，以国家利益为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二是有品学事迹优良，有特殊之行谊、鸿传之学问者。如《梁启超传》、《陈三立传》、《严复传》等。此类文人传记，《馆刊》侧重点在考镜源流，对传主的学问成就做总体的评价。

每个时代都有各自时代的命题。“每个时代中须寻出代表的人物，把种种有关的事物都归纳到他身。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有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4]这些人物选材满足民族革命和爱国主义宣传的需要，带有功利化色彩。但从更深层次来讲，将革命志士的生平事迹写进传记，是中华民族精神脉络的延续。许多革命党人献身革命事业，但在传记中可以“重生”。中华民族能够承载千年文化不断，原因也在于此。“竹帛长存，则其人身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5]传记让千年历史不朽，即使人已经身亡，但人的精神不灭。后世能够在前人的历史中不断反思自身，不断传承民族精神。

文言传记篇幅不长，往往是简单勾勒出人物的经历，选取对传主影响最大、最能表现传主性格的核心事件进行描写，采用重点记述与具体描写相结合的方法，点线结合，以人记事。在传写人物的生命经历时，重点突出核心事件，塑造人物性格。

如《李烈钧传》重点突出李烈钧在“反袁斗争”中的事迹。“反袁斗争”作为传记核心事件，是重点叙述的对象，其他如童年经历、教育经历还有日常生活只做概括性叙述，甚至忽略不计。“反袁斗争”突显出李烈钧的人物形象。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派人暗杀宋教仁，又勉去李烈钧江西都督之职，翦消民党势力，企图恢复帝制。革命党人义愤填膺，举兵“讨袁”，推举李烈钧为“七省讨袁联军总司令”。但由于兵力悬殊，七省瓦解。“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更加肆意妄为，明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会。李烈钧“闻之慨焉忧叹”，潜入云南，策动唐继尧起兵护国。李烈钧与蔡锷分任第一第二两军总司令再次反袁。通过描写李烈钧在反袁斗争中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智勇果敢的爱国革命者形象。核心事件突出传主的功绩，作者也常常带有“史官”视角，抒发个人的主观情感判断，“烈钧英迈敢为，大义所在，奋膺而起，不择利害祸福为去取。临敌敏决，骁于智略，忠党爱国，天禀自然。”[6]

《丘逢甲传》[7]则着重描写丘逢甲保台抗日的事迹。甲午战败后，清朝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丘逢甲义愤填膺，首倡独立抗日，与台湾共存亡。丘逢甲“草法制，设议院，规造民主国”，拥护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率领台湾军民抗拒日本。日本进攻台湾，唐景崧不听丘逢甲进言，用人不当，将士骄横，军纪涣散。一旦与日军交战，必然溃不成军。基隆失守后，唐景崧慌忙逃离，台北被日军轻易攻陷。丘逢甲“散家财，益募义勇，日夕激励，至是率以制乱”，但难以力挽狂澜。通过描写这些核心事件，赞扬丘逢甲冒死抗敌的爱国精神，和建立民主国的贡献。

再如文人传记，《严复传》侧重写严复翻译西学的贡献，以及他的“信达雅”的翻译理论。《馆刊》传述文苑硕儒的传记时，则突出人物的文史成就，侧重学问的师承源流。《王闿运传》[8]先略写王闿运刻苦励学，寒暑无间的学习经历，应礼部会试落第，后入曾国藩幕府，不久离去，专事讲学。传记最终突出的王闿运的诗文之功。“平生自诩文言诗，可追唐宋。而出入于鲍谢之间。”王闿运尽法唐诗之美，自成一家风格。“盖闿运壮年颇喜刘体，晚年虽极意仿古。”

其次，通过生动的语言描写来刻画人物。《朱大符传》[9]所记，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朱大符逃到香港幸免于难。他的弟弟朱秩符哭着让他不要再去冒险。“大符慨然曰，为人譬犹泥锅，或以炊食，经月历岁而后毁。若实爆药提击贼，随手坏裂，此吾党人常常用之。吾即用提爆药者也，又曰，吾不身蹈险，而乃望诸他人乎？又曰，吾性不喜閒散，唯冒危难杀贼，此心始快，愿弟视我如已死也。”这一段慷慨陈词，表现出朱大符誓死报国的决心，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将自己比作炸药，去击杀贼寇。后来朱大符在护法运动中被降卒狙击而死。孙中山将朱大符视为革命的左右手，听闻朱大符牺牲的消息，他悲痛地和蒋介石说，“执信（朱大符字执信）死矣，哽咽良久。又曰，此革命之最大损失也，今吾党已无坚毅果敢而精明，如执信其人矣。”而后蒋介石进克广州，孙中山又勉励蒋介石说，“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子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愿继执信精神，努力革命。”蒋介石北伐功成，统一中国后，首令嘉奖朱大符。从孙中山的语言描写中，足以看到朱大符对革命事业的突出功绩，也表现出朱大符坚毅果敢、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馆刊》传记从时代历史的角度，通过典型事例来突出和表现人物性格，突出某一事件的事迹，使读者可以迅速捕捉到人物的性格特征，同时也造成人物单一化的弊端。《馆刊》传记热衷于叙写传主与外部时代的联系，忽略对传主人格丰富性的探究。更多的是作为特定时代具有特殊职能的人的行为和功能，突出人物身上具有英雄气概的一面，而不是尽可能呈现人全面而生动的整体面貌，甚至有些只做年谱式的介绍，缺少具体的描述，导致人物雷同化、扁平化的倾向。《馆刊》传记包含根深蒂固的史鉴意识，宏大英雄史观的建构，表露出英雄崇拜的民族心理。从选材到描写，作者常常带有主观情感介入，赞颂人物身上的优秀精神品质，达成劝惩树风的作用。

[1] [唐]刘知几：《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53页。

[2] 夏敬观：《张定藩传》，《国史馆馆刊》，1947年第1卷第1号，第76页。

[3] 汪辟疆：《谢晋元传》，《国史馆馆刊》，1947年第1卷第1号，第78页。

[4] 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3页。

[5] 冒鹤亭：《潘树春传》，《国史馆馆刊》，1948年第1卷第2号，第104页。

[6] 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3页。

[8] 马刘凤、曹之：《中国古书编例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9页

[9] 但焘：《国史体例杂议》，《国史馆馆刊》1947年第1卷第1号，第12页。

[10] 王宇高：《刘永福传》，《国史馆馆刊》1948年第2卷第1号，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