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 I 陈捷：论新文化“营垒”之流变与鲁迅笔下的“某某派”

论新文化“营垒”之流变与鲁迅笔下的“某某派”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谓的“扎硬寨、打死仗”，从某种程度来说，“寨”并不硬，“仗”也并不死，今天看似你死我活，明天可能就是握手言欢……

陈捷，男，江苏扬州市人，现为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五四新文化运动、民国文艺副刊、档案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等科研项目，完成《〈京报副刊〉研究》和《研究系与〈时事新报·学灯〉》《研究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待出版）等著作，现正主持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民国文艺审查与左翼文化界反审查抗争研究》。曾获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933年鲁迅曾在《“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中谈到新文化运动初期北大《新青年》派与对手“非常猛烈”的斗争时，提到了对手的名字——“某某派”，在2005版《鲁迅全集》中该词的解释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复古派”¹，如果切入历史的细部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解释其实是不准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那么这个“某某派”到底应该指的是谁呢？鲁迅又为何不明言对手的名字或派别，而用“某某派”来替代呢？

新文化运动起初在社会上几乎没有产生多少反响，陷入了不但没有人赞同并且也没有人反对的窘境。这种情况到了1918年下半年就发生了变化，反对的声音渐次出现，《新青年》派和校外对手的斗争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像1918年9月陈独秀主动出击，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抨击《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调和论，另一类即是对手直接打上山门，这尤其让《新青年》派印象深刻，早在1919年2月林琴南在《新申报》“蠡叟丛谈”栏发表文言小说《荆生》攻击北大一派之前，1919年初在上海已经有人使用讽刺漫画的形式对《新青年》派进行批判了。可以说，这是《新青年》派最早碰到的主动出击的对手。

1918年3月4日，由张东荪主持的、研究系背景的《时事新报》创设中国现代第一个学术性报纸副刊——《学灯》。刚刚诞生的《学灯》除了注重中国现代教育问题之外，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问题也十分关注，1918年9月30日，在《学灯》“教育小言”一栏中刊登出的“本栏之提倡”中就明言，“于原有文化，主张尊重而以科学解剖之。”此外，“于西方文化，主张以科学与哲学调和而一并输入。排斥现在流行之浅薄科学论。”可以说，这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与北大《新青年》派彻底反传统主义的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的交锋不可避免。

在报纸上出现讽刺漫画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注重美术的胡适、鲁迅都对此现代艺术极为关注。1914年7月12日胡适曾在其日记中说，“西国报章，多有‘时事画’Cartoon一栏，聘名手主之。其所画或讽刺时政，或褒贬人物，几于不着一字，而利如锋霜，爽如哀梨，能令人喜，亦能令人叹息。其为画也，盖自成一种美术。欧美二洲，以此艺著者无数。”胡适在指明欧美报界漫画流行一时的同时，也指出这种艺术难度很大，“盖其为画也，如为文然，贵以神胜，以意胜者次之，其但纪事实，炫技巧，供读者一笑而已者，不足尚也。”²而在国内新闻界，报馆主持者也意识到报纸上的讽刺漫画是吸引读者眼球的重要手段。《学灯》在张东荪主持下，也极其重视批判性的讽刺漫画。《学灯》诞生之初，1918年3月5日张东荪就在《学灯》上刊登出“本报学灯栏六大征求”，其中第五条就是“征求教育上之讽刺画”；不仅如此，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受众，在1918年12月张东荪等人又着手创办漫画型的报纸副刊，1918年12月15日，《时事新报》刊登出“本报特别通告”，“本报自逐日增刊学灯一栏。每逢星期例停一日。前曾登报通告。兹拟自下星期为始。每值星期。搜集各种图画。以补为缺。定名曰泼克。即英语PUCK此言滑稽画也。各国报纸大都载有泼克画。以其具有直觉的感刺。足以兴动阅者。大凡读沉闷之言论后。必一阅此。藉舒胸臆。本报因择每星期日发刊。以代学灯。正是此意耳。幸各注意。特此预告。”自此，漫画性质的《泼克》创刊，从它创刊的时机和目的看，无疑就是《学灯》的“周末漫画版”，是时事新报社统一规划的、具有《学灯》同样文化品格的画报类周刊。刚刚创刊的《泼克》很快就以《新青年》派为目标发起攻击。

我们知道，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语言形式上正式宣告了僵死的文言文的衰亡，结束了数千年来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分裂状态，开辟了进化中的白话文学新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看似过激的文化斗争策略也在对中国传统与现实的极端失望情绪中诞生了，比如钱玄同等人当时提出“废除汉字”而以罗马字母代替之类的全盘西化的主张。1918年3月14日钱玄同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颇为极端的提出了废灭汉文的意见，“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的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认为废灭汉文之后，应该采用文法更简单、发音更整齐、语根更精良的世界语以为替代。1918年4月15日这封信发表在第四卷第四号《新青年》之上。钱玄同看似极端的主张其实来自于1917年夏秋之际鲁迅对日本文化界文字激进实验的介绍³，说到底，鲁迅是始作俑者。1918年3月4日，钱玄同在日记中表示，“我近日想这汉文实在是要不得的东西。论其本质，为象形字之末流，为单音语之记号。其难易巧拙已不可与欧洲文字同年而语矣。而二千年来孔门忠孝干禄之书居百分之五十五，参拜□牝之道家及不明人身组织，说什么阴阳五行、三焦这些屁话，狠毒过于侩子手的医生，其书又居百分之二十，诲淫诲盗，说鬼谈狐、满纸发昏梦疯之书又居百分之二十五。此等书籍断不可给青年阅看，一看即终身陷溺而不可自拔。至于述说新理之书固然是没有。然此等文字亦实在不可以记载新文明之事物，故吾谓新书竟可不译了，原文读原书，最为不错。”⁴不光是钱玄同如此看法，陈独秀、鲁迅、刘叔雅、沈尹默等人也都认为中国文化已经僵死之物，如要保种救国就必须要废灭汉文不可⁵。就连一向持论平和的胡适对钱玄同的意见也并不反对，他在同期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说，“譬如那些不认得中国字的中国人，若主张废汉文，我一定骂他们不配开口。若是我的朋友钱玄同要主张废汉文，我决不敢说他不配开口了。那些不会做白话文字的人来反对白话文学便和那些不懂汉文的人要废汉文，是一样的荒谬。”自然，即便是在北大《新青年》内部，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同钱玄同的主张，比如陶孟和就认为各国语言都是其民族性的体现，不能轻易变更。

《时事新报》

北京大学《新青年》一派的激烈观点自然就与同样以新文化运动参与者自居的《时事新报》一派人对于“原有文化”主张要“尊重而以科学解剖之”的观点形成了强烈冲突。时事新报社编辑“好学”在“教育小言”栏中就指出最近大学中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认为其狂妄出人意表，所表现出来的不虚心、乱说、轻薄等恶德将对后学产生恶劣的影响。与此相应，1918年11月27日，在《时事新报》“来稿”栏刊登出了署名为“聊止斋稿”的文章《对于新青年之批评》，作者一方面也承认北京大学主编的《新青年》“为近顷出版界中最新之产物”，认为他们所提出的“伦理革命”、“文学革命”、“女子问题”和“改良国民思想”四大问题是有价值的，“以大学校之人材，张大改革之旗帜，诚有足以使吾人注目之价值矣。”另一方面却对钱玄同废除汉文的主张提出强烈批判，“彼等之论贞操、论节烈、主张用白话、主张用世界语，亦未尝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且此种议论及主张，尚不失为一种思想革命家之论调，其最可骇怪者，则钱某之主张废汉文，而用罗马文也！彼等之论调与理想，本各以趋于极端为能事，而钱某则极端中之尤为极端者。其发言常挟一种感情作用，彼之主张废灭汉文，除一二嗜痂之辈，或为吠影之声外，无论新人物与老顽固，殆无不一致非议之。盖一国之文字为其历史、文学、政治、社会各方面所遗留之宝藏，一国而无文字，其国将不复能存在，今钱某乃欲废灭汉文，是不啻速中国之亡耳。”除了扣大帽子之外，该文又指出钱玄同等人虽提倡西化，但是对西方语言其实一窍不通，“钱某既欲废汉文，又欲用罗马文，又欲用世界语，以通常之理想，其人必饱吸西洋之文明空气，满肚皮西洋墨水，自出娘胎即沐欧化者，乃阅新青年最近一期中，钱某居然老着面皮说道，‘某于外国文，只略略认得几个日本假名，至于用ABCD组合的文字，简直没有学过。除了自愧不学，脸红一阵子是别无他法的了。但某的提倡世界语，非自文其不通英法德意文的浅陋。’此数语殆良心发现，自己招认，彼所以不惜发为狂言，主张废汉文，提倡世界语者，乃竭力欲抛弃本来冬烘学究之面目，以自厕于新学派之列耳。”“聊止斋”深挖钱玄同旧学“黑”历史，认为他之所以主张废除汉文就是想通过极端言论来讨好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而已。为了回应钱玄同曾骂上海脑筋组织不甚复杂的读书人为“鹦鹉派读书人”，“聊止斋”将“善变”的钱玄同称为“蝙蝠派文人”。如果我们细读“聊止斋”的文章，就会发现其似乎对北大《新青年》一派的文化倾向、思想观点怨愤极大，“新青年杂志之废文用白，废唱用白及种种迷于理想之主张，外间反对者、各种书报，多有辩论，然此种种之主张，究竟尚有其理想。若废灭汉文之说，吾人诚不知其脑筋之组织何以如此之复杂也。……今所以大声斥之者，以彼为北京大学之教授，竟公然发表其狂妄之主张于新青年杂志，诚恐学子不查，被其狂论所蛊，而中国学术，将永沦于万劫不复之境耳。”在“聊止斋”看来，北京大学教授所办的《新青年》除了应该有正确的议论、精美的学说之外，还应该更需要有一种道德的高标和诚恳的态度，因为北大教授就应该有品行上的修养，只有这样，他们的作品才能有“一种正直和蔼之色彩”以为学界的楷模，“今批阅各期中著作，钱刘诸君，利口薄舌，如市井小人鱼村妇骂街之状，大学教授，竟出此种口吻，吾人殊为北京大学深惜之。”可以说，此文的焦点无疑集中在《新青年》创刊之后极具争议的“态度”问题之上，而这样的批判也是与时事新报社张东荪等人对北大一派的批判完全相同的。同时，“聊止斋”也是借着钱玄同废除汉文这个极端观念来抨击北大《新青年》一派对传统文化所持的彻底否定态度的。

“聊止斋”其实就是张厚载的别号，此时，他的老师林琴南尚未对北大一派开火，这位对中国旧戏颇有研究、在与北大《新青年》诸君辩论旧戏存废及其价值所在过程中受到“围剿”与羞辱的北大学子就已经忍不住要对自己老师一辈发起攻击了，当然可能为了避嫌，他没有选择让自己“身败名裂”的旧戏来论说，而是选择了更有争议性、在他看来更耸人听闻的钱玄同“废灭汉文”的观点来攻击。

《泼克》的主编是“马二先生”，即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冯叔鸾，对中国旧戏和传统文化有着骸骨迷恋之情的他曾在1918年夏为张厚载在《新青年》“易卜生号”、“戏剧改良专号”被北大新派围攻鸣不平，曾撰文攻击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和刘半农四人，因此，他和张厚载二人曾受到了刘半农等人的强烈批判⁶，胡适在“戏剧改良专号”创设“什么话？”栏目时第一则就选取了马二先生的两句话，即“马二先生说：‘中国人何必看外国戏？’马二先生说：‘中国戏何必给外国人看？’”轻蔑之情，不言而喻。因此冯叔鸾对北大《新青年》一派的早已怀抱敌视。其实，研究系内不光是上海的《时事新报》一派对钱玄同的观点不满，就连北京研究系掌控的国民公报社蓝公武等人也在1919年1月初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也表达了对钱玄同“废灭汉文”的强烈批判。

随着双方敌对情绪的积累，在冯叔鸾引导下，《泼克》作为时事新报社《学灯》的姊妹刊物，配合了张厚载对北大《新青年》一派的攻击。

漫画，沈泊尘，《时事新报》副刊《泼克》，1919年1月5日

1919年1月5日，《泼克》头版发表了民初著名漫画家沈泊尘的漫画，基本上是用漫画图像演绎了张厚载《对于新青年之批评》中的观点。这一组漫画总共由六幅漫画组成，从右向左、从上向下依次排列，如下图所示：

【1】漫画1，解说性文字显示：“（一）某新学家主张废弃汉文！”而图画中人物语言为：“糟透了，这东西要它何用。”

【2】漫画2，解说性文字显示：“（二），然习罗马文又苦于格格不入乃叩诸医士而问焉。”图画中医生说，“先生肺腑不脱华气，对于西方文字上未免生种种阻碍。”求医者说：“这怎么才好？”

【3】漫画3，解说性文字显示：“（三）医士试求方于罗马人之家。”图画中医生说：“问朋友借个医病的宝货。”

【4】漫画4，解说性文字为：“（四）医士请以罗马犬之心易其心！”漫画中医生说：“吾把他的心脏换出你肚内的牢什子。”

【5】漫画5，解说性文字显示：“（五）某新学家忻然从之，医士乃施手术。”

【6】漫画6，解说性文字为：“（六）某新学家易心后试读罗马拼音，人聆之则居然罗马犬吠也！”

在这组漫画中，我们可看出在时事新报社一派人眼中北大《新青年》一派的形象，漫画中所谓的新学家身着燕尾服，打领结，脚蹬皮鞋，头发直立，动作表情夸张，完全是一副以丑角刻画的西崽模样。毫无疑问，这是对北大《新青年》一派的丑化和污蔑，但这也恰如其分的说明了时事新报社以及沈泊尘等人眼中北大新派的风貌。

这组谩骂性漫画很快就引起了钱玄同等人的注意，1919年1月8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就说，“看一月五日《时事新报》，其中有骂我的图画，说我要废汉文用西文，苦于讲话不能酷肖西人，乃请医生把我的心挖了换上一个外国狗的心，于是我讲出话来和外国狗叫一样。如此骂法，我颇觉得好玩，……看看倒是很有趣的。”⁷说是“有趣”，但钱玄同的心情显然受到影响，接下来两日在日记中都记载“心绪甚恶”、“烦闷异常”，虽没有说明是受漫画的影响，但是可能多少会是一个原因。对这组漫画，“废除汉文”的始作俑者——鲁迅直接就用文章来反击了，他在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随感录）四十三》，专门谈到了这组漫画，“近来看见上海什么报的增刊《泼克》上，有几张讽刺画。他的画法，倒也模仿西洋；可是我很疑惑，何以思想如此顽固，人格如此卑劣，竟同没有教育的孩子只会在好好的白粉墙上写几个‘某某是我儿子’一样。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美术也是其一：学了体格还未匀称的裸体画，便画猥亵画；学了明暗还未分明的静物画，只能画招牌。皮毛改新，心思仍旧，结果便是如此。至于讽刺画之变为人身攻击的器具，更是无足深怪了。”鲁迅特意提到了美国画家波拉特来的讽刺画作品，认为这才算得上真正的进步的美术家的讽刺画，“我希望将来中国也能有一日，出这样一个进步的讽刺画家。”

钱玄同与鲁迅

但鲁迅等来的却是《泼克》的回击。1919年2月9日，沈泊尘再次在《泼克》上刊登了一组讽刺新文艺的漫画，漫画说明文字则表示某文学者“常出其所著之新文艺以炫人”，“然其思想之根据乃为外国偶像”等，这显然是直接把攻击矛头对准了鲁迅。因此鲁迅在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中发表《（随感录）四十六》继续战斗，“民国八年正月里，我在朋友家里见到上海一种什么报的星期增刊讽刺画，正是开宗明义第一回；画着几方小图，大意是骂主张废汉文的人的；说是给外国医生换上外国狗的心了，所以读罗马字时，全是外国狗叫。但在小图的上面，又有两个双钩大字‘泼克’，似乎便是这增刊的名目；可是全不像中国话。我因此很觉这美术家可怜：他——对于个人的人身攻击姑且不论——学了外国画，来骂外国话，然而所用的名目又仍然是外国话。讽刺画本可以针砭社会的痼疾；现在施针砭的人的眼光，在一方尺大的纸片上，尚且看不分明，怎能指出确当的方向，引导社会呢？……我因此愈觉这美术家可怜：他学了画，而且画了‘波克’，竟还未知道外国画也是文艺之一。他对于自己的本业，尚且罩在黑坛子里，摸不清楚，怎能有优美的创作，贡献于社会呢？”⁸鲁迅在这里不但严肃批判了过渡时代美术家的浅薄，而且强烈呼吁真正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美术家的出现。有趣的是鲁迅对张东荪领导下的《时事新报》的不屑，他在两则随感录中从不提《时事新报》的名字，而代之以“上海什么报”的称谓。这与1918年夏由马二先生攻击北大一派开始所导致的北大《新青年》派整体上对上海时事新报社的轻蔑态度是一脉相承的⁹。也就是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北大《新青年》一派批判时事新报社的时候，1919年2月4日，《学灯》刊登出“本栏之大扩充”宣言，特别声明，“对于原有文化主张以科学解剖之。不以谩骂为了却能事。”对于西方文化，“主张以科学与哲学调和。而一并输入之。排斥现在之皮相论。”这显然是张东荪等人的应对。对于鲁迅的批判，马二先生事后也做出了回应，1919年4月26日他在《学灯》的“新教训”栏中，专门针对鲁迅的批判文章表示，“学外国文，是一个问题，废弃汉文，又是一个问题，主张学外国文者，不妨反对废弃汉文，什么叫做‘学了外国画来骂外国话’？这位新文学家的头脑，未免不清楚。可怜！自己承认‘不能创作’，又承认‘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还要说‘总比中国陈旧的好’。这分明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了。还偏要来可怜别人。须知道画中所骂者，正是这一班以五十步笑百步、崇拜外国偶像的新文艺家。”对这样的冬烘头脑，鲁迅此后再未专门回应，但是他对《时事新报》的守旧与反动印象极为深刻的，后来多篇杂文不时加以针砭，足见此事对鲁迅刺激之深。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曾用自己的漫画与鲁迅争论、但早已淹没在历史深处的民初漫画家沈泊尘。

沈泊尘《工学商打倒曹、陆、章》

沈泊尘，原名学明，字伯诚，也曾署名沈明、泊忱等，笔名蜗牛。我国现代第一代漫画家群体中的佼佼者，叶浅予先生称他为“一十年代的漫画大师”，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中则说上海报纸之有漫画“始于沈泊尘”，可见其在中国现代绘画史地位之独特。沈泊尘早年通过自学打下了一定的绘画基础，后来又师从钱慧安、潘雅声等国画家学过中国画，擅长工笔人物画、写意画，尤其擅长政治讽刺漫画，因此在民初时期就经常在上海报界投稿，目的“于世道人心痛加针砭”。沈泊尘加入时事新报馆的时间，当在1918年5、6月间，根据张东荪的回忆，“夫泊尘之与吾交识即在愤安福之以金钱毁他人之人格。故泊尘之入时事新报初非扩充生计。乃为保全人格计求一桃源以避秦耳。”¹⁰也就是在加入时事新报馆之后的1918年9月1日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漫画杂志——《上海泼克》，该刊物虽然仅出版了四期，但发行量达到一万余册，影响颇大。他在创刊时即提出了刊物的“三步责任”，首先是用漫画来“警惕南北当局”，促使他们同心协力建设统一的政府；其次想用漫画来唤醒国人，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务使欧美人民尽知我中国人立国之精神，未尝稍逊于彼”。即想借着漫画来提升民族自信心；最后他想用漫画来战胜社会风化的腐败，以“调和新旧，针砭末俗”。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理念，沈泊尘当时创作了数以千计的漫画作品，主题焦点集中在民初乌烟瘴气的政坛，对于文化界他较少涉及，但是他对于中国旧剧却是喜爱的，从民初开始就经常将剧评和自己创作的戏剧漫画结合在一处成为戏画，发表在郑正秋等人主持的《民立画报》《民权画报》和《图画剧报》等刊物上。想必是《新青年》一派对旧剧的彻底否定态度以及钱玄同“废灭汉文”的过激观点深深刺激了他，这唤醒了他创作漫画“三步责任”中的第二、三点的责任意识。因此，才有了这一组漫画。

《上海泼克》封面

当然这组漫画得以出台，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五四运动前，在政治斗争中铩羽而归的研究系开始了全面的文化转向，1918年夏研究系时事新报社“马二先生”率先就中国旧戏问题声援张厚载、攻讦北大《新青年》一派，同年年底就在北京的研究系背景的《国民公报》、《晨报》在蓝公武等人的带领下先后与北大新派密切合作的同时，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却打着“诤友”的旗号对北大一派继续问难。1918年12月14日，几乎在《泼克》创设的同时，张东荪在《学灯》上发表的《新……旧》一文中首次不点名的批评了北大《新青年》一派人批评态度以及只破坏不建设的思想观念，他说：“现在中国的情势。要求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的输入。非常之殷。恐怕是没有人不晓得的。但是有一班人。他虽是做这输入的事业。然并不是将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多多益善的输入进来。却是在那里专门想打破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终日里做了许多驳难痛骂的文章。我以为这个样子与那新陈代谢的道理颇不相合。譬如一个瓶。藏满了旧空气。如果要改为新空气。必定先输入新空气。由新空气把旧空气逐渐挤了出去。若是不先输入新空气。虽是终日那这个瓶来摇动。那旧空气依然不出去的。所以我们若认定中国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我们就该尽量充分的把他输入。不要与那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挑战。因为他自然而然会消灭的。”¹¹此外，他还白话文运动中绝对鄙弃文言的观点表示反对¹²。总之，1919年年初的这一切都共同构成了沈泊尘这组讽刺漫画出台的思想、文化大背景。而在这一场戏剧中，时事新报馆每个主体的出发点都是不同的。对张东荪等人来说，他是想借《泼克》上的漫画来攻击北大新青年一派对传统文化的激烈否定态度，虽然他当时没有直接针对该组漫画表示支持，不过他后来曾表示，“吾知泊尘乃最有操守最有正义观念最有是非之心之人也。泊尘之画为社会所共仰。何待吾赞。”¹³对马二先生（冯叔鸾）来说，他是要为自己和好友张厚载因中国旧戏问题被北大新青年一派“围殴”而泄恨，而对沈泊尘来说，则是为了实践自己漫画救国“三步责任”的理念。这就是时事新报馆出台这一组漫画背后围绕着北大新派和“某某派”之间所产生的历史矛盾的复杂内构。 

而从《新青年》一派来看，社会外部不用说，即便是以求新著称的北大也出现了像张厚载这样直接打上门来的顽固守旧派学生，更何况在蔡元培兼容并蓄的思想庇护下北大内部守旧派、中立派势力及其学生基础依旧强大，因此，强敌环伺之时，“扎硬寨、打死仗”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斗争的营垒也就逐步形成了。在北大一派眼中，并没有把张东荪等人看作“诤友”，他们认为以张东荪为代表的《时事新报》一派的研究系知识分子是嫉妒北大《新青年》一派借文化革命暴得大名并想来争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权、话语权的。

京沪两地研究系知识分子参与新文化运动有先有后。在北京，从1918年底国民公报馆蓝公武就与胡适、高一涵、傅斯年等人密切交往，表示了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强烈意愿。有意思的是，是研究系知识分子首先向北大一派表达了营垒的重要性，1918年末、1919年初蓝公武曾对胡适表示，“这文学革命的事业，现在正式萌芽的时候，到处都是敌人。吾辈应当壁垒森严，武器精良，才可以打破一条血路，战倒这恶浊社会。”¹⁴胡适对此深表认同。从蓝公武的言辞中，显然已经主动把“我们”放在了壁垒的一端。而同期在上海，研究系张东荪主持下的时事新报社与北大《新青年》一派之间却因革新者态度问题、漫画问题等一直处于论战状态。直到1919年2月23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十号上还在批判“某报”（即《时事新报》，笔者注）“不许百姓点灯”，“上海某报记者，曾经批评别的报不应该骂人，自己却时常大骂人而特骂人，并且时常用极轻薄的图画骂人。他又曾骂人独断，不懂得多方面的研究。而见了和自己意见不同的言论，便拿出独断的排斥的态度，怒目张筋、面红耳赤的大骂。却不守着多方面研究的方法，和反对派平心静气的讨论。”¹⁵ 显然，此时的研究系时事新报社诸君在北大新派眼中都是敌对的“某某派”成员。但是，形势的发展让北大《新青年》一派和研究系时事新报馆一派很快的走到了同一个阵营中来¹⁶。

《新青年》

1919年2月17、18两日、3月19、20两日张厚载将林纾所写的《荆生》《妖梦》先后送给《新申报》发表；同时，林纾也在1919年3月18日作《致蔡鹤卿太史书》发表在安福系报纸《公言报》，在对北大新派进行攻击的同时，幻想“荆生”这样的“伟丈夫”用“十八斤铜简”来压制提倡“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的北大《新青年》一派。有意思的是，林纾在讲完荆生的故事后特意强调荆生“多事”且“可笑”，“余在台湾宿某公家。畜狗二十余，终夜有声，余坚卧若不之闻。……禽兽自语，于人胡涉？”联系历史语境来看，其实林纾的小说无疑是1919年初《泼克》谩骂性漫画主题的文学性延伸而已。

对于林纾创造出的“荆生”一角色，虽然没有任何线索显示“伟丈夫”就是徐树铮，即林纾写作此文的目的就是想借徐树铮来镇压北大新派，但是北大《新青年》一派就认定《荆生》中的这个角色就是徐树铮。事实上在这里北大一派的认识是有个转变过程的，而研究系的报馆和旧人在这个过程中施展了独特的影响。

一开始，北大一派并未对“荆生”这个角色作过多的引申，认为这只是林纾激愤之下情感发泄的表述，1919年3月2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十一号上表示旧党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新思潮就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和失败的根源，他特别强调，“至于够不上利用政府来压迫异己，只好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可见此时他的批判矛头主要是集中于林纾“造谣”一事。在为3月9日《每周评论》第十二号“杂录”栏写作的记者按语中，陈独秀直接表示“荆生”这个人物“自然是那《技击余闻》的作者自己了”。不难看出，直到这个时候陈独秀等人并没有把“荆生”与徐树铮联系起来。而到了1919年3月16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十三号中却突然表示，“他(指林纾，笔者注)所崇拜所希望的那位伟丈夫荆生，正是孔夫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¹⁷他认为林纾的做法恰好体现了中国人对待反对派惯常使用的“倚靠权势”、“暗地造谣”的两种恶根性。所谓“阳货”，即春秋时鲁国大夫季平子宠幸的家臣，季平子是鲁国的权臣，而阳货则是季氏手下翻云覆雨的人物。3月30日，在《每周评论》第十五号中，陈独秀更是明确表示林纾“本来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那晓得他的伟丈夫不替他做主”，显然陈独秀这样的说法直接将“荆生”比附为皖系军阀段祺瑞心腹徐树铮了。在陈独秀认识转变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1919年3月4、5两日，李大钊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3月10日《时事新报》曾转载此文），文中告诫守旧派应该光明磊落的与新派辩论，争取公众的支持，而非“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对林纾等人“妄图”依靠军阀势力来铲除新文化运动势力的“卑鄙行径”予以斥责：“那些旧人见了，尚且鬼鬼祟祟的，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芽的新机，他们总不会堂皇正大的立在道理上来和新的对抗。在政治上相见就想引政治以外的势力，在学术上相遇，就想引学术以外的势力。我尝追究这个原因，知道病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总想用个巧法，走个捷径，靠他人的势力。摧除对面的存立。……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¹⁸必须指出的是，李大钊的说法是北大一派最早将 “荆生”所指引向徐树铮的言论，此后北大陈独秀、周作人、刘半农，以及后来的郑振铎（包括受他影响的周策纵）都延续了这样的历史记忆与书写。那么，李大钊为什么会“误读”呢？

林纾

一方面，我们知道，林纾确实与徐树铮有旧，他曾在徐树铮幕后创办的《平报》和正志中学任职，而徐树铮在文化上则是国故派，对桐城派文人颇为推崇，因此基于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两人交往密切，徐树铮对林纾一直执弟子礼。林纾作为桐城派古文的忠实信徒，民元严复为北大校长期间与桐城派马其昶（通伯）、姚永概（叔节）等人一道被聘为教员，章氏弟子进校后即被排挤离校。因此在学缘上林纾等人对北大章氏弟子极为敌视，同时对蔡元培主导的文化革新运动颇为不满，1917年4月林纾致信徐树铮心腹、时任安福国会众议院秘书长的臧荫松，表示要借徐树铮等人的名义在福建会馆开设国学讲演会，这就是林纾主办的城南文学讲习会的来历，也是借桐城派文化势力、徐树铮等人的影响力开办的、以抵制北大新潮文化力量为目标的文化组织。在1919年3、4月间新旧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在外界看来林纾似乎完全有可能请对其执弟子礼且手握兵权、权倾一时又经常受到北大一派攻击的“伟丈夫”徐树铮出面来镇压北大新派势力的，制造这样的一个“假想敌”显然会替新派营造出受到政府武力迫害的“悲情感”并进而获得社会舆论支持。

另一方面则与李大钊独特的个人经历与身份有关。李大钊与研究系关联极深，1913年9月刚刚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的李大钊受到研究系党魁汤化龙的赏识，在其资助下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以培养和充实集团的后备力量，一同被送出的还包括刘道铿、陈博生、霍侣白等青年才俊，李仲公认为正是以这些赴日留学回国青年为中心，构成了研究系汤化龙集团的少壮派。1916年4月李大钊回国后即作为汤化龙代理人与各方联络，同年7月受汤化龙指派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后在“不党主义”导致的进步党分裂潮流中李大钊与倾向国民党、以孙洪伊为首的韬园系交好，后因与汤化龙政见不合而于9月初辞去《晨钟报》编辑职务，其后又与内务总长孙洪伊交往密切（1916年11月孙洪伊因与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交恶而去职），1918年1月被章士钊转荐至北大任图书馆主任。

在政治思想上李大钊在1916年9月后已经离开了研究系轨道，对与段祺瑞政府合作的研究系持批判态度，据高一涵回忆，1917年5月前后他和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攻击研究系，攻击现政府”¹⁹，面对张勋复辟后研究系内阁的成立，李大钊在1917年8月15日发表的《辟伪调和》一文中表示，“缓进派”（即研究系，笔者注）妄图通过与官僚武人的结合来实现开明专制和贤人政治是注定失败的，结果只能是助纣为虐，“诚不忍不执《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为之白于国人之前，以求其速自觉悟也矣。”²⁰但在事业、情感上，李大钊仍然对研究系汤化龙等人抱持一丝温情和期盼。正如其在离开《晨钟报》时创作的《别泪》小说中，他以少女桐子自况，借被迫离开心仪爱人之口吻来托辞讽劝，“妾今行矣，但祝君子此后之行动，勿过于随波逐流于断崖绝壁之前，稍一自持，天不绝人沈沈堕落之深渊，君子或能自崖而返。妾纵漂泊天涯，得闻君子忏悔之音讯，转徙穷途之身仍当求所以效命于君子之前矣。”²¹历史的发展竟然真的给了李大钊这样的机会。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人虽然与段祺瑞皖系军阀合作组成联合内阁，但是段祺瑞心腹徐树铮自始至终对研究系几个文人“窃取”斗争果实极为不满，处处掣肘，让研究系内阁总长们无处施展抱负，1917年11月研究系三总长被迫辞职后将希望寄托于来年的国会选举，在1918年春的国会选举中，徐树铮又指使新成立的安福国会将研究系议员排挤在外，至此，研究系政治之途完全被阻。可以说，“伟丈夫”徐树铮就是研究系党人在政治上最大的敌人。1918年底，研究系首脑梁启超等人深悔以往在政坛因人成事之误，决心全力投身文化建设。显然这样“君子忏悔之音讯”对已是北大《新青年》一派的李大钊来说是一个“效命于君子之前”的极好机遇，他在1919年2月开始主持革新研究系《晨报》第七版，此时的他极有可能想要促成投身文化建设的研究系与北大《新青年》一派的合作，即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建造新的“营垒”。毕竟，研究系党人在文化转向之前在政坛上最大的敌人和对手就是皖系军阀徐树铮等人及其一手操持的安福国会势力。而在1919年初，研究系文化势力、尤其是他们京沪两地掌控的报纸副刊则是势单力薄的北大《新青年》一派唯一的、且最重要的潜在联合对象，即胡适所说的“新文化运动最后一块拼图”。李大钊指出“荆生即徐树铮”就是为了制造“共同的敌人”以联合文化转向后的研究系党人，让研究系文化分子更紧密的团结在北大一派周围，进一步加强新文化势力的联合阵线。

虽然李大钊也知道要坐实“荆生即徐树铮”是困难的。1919年2、3月间，关于徐树铮的消息披露比较少，这可能给谣言的生产提供了一个潜在的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事实上，1918年10月总理段祺瑞和总统冯国璋同时下野且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后，以往在政坛纵横捭阖、长袖善舞的徐树铮等人逐渐陷于权力的“低潮”，一方面，一战结束后人心思定，1918年11月16日徐世昌下达停战令，随即南北和谈拉开序幕，南方要求解散徐树铮编练的参战军，皖系军阀武力统一政策面临挫败；另一方面，总统徐世昌为了摆脱皖系军阀的控制，于1919年1月拉拢皖系军阀内部徐树铮劲敌靳云鹏、张志潭等人担任陆军总长、次长职务，说到底也就是为在北洋内部维持势力均衡、限制皖系段祺瑞、徐树铮等人专擅弄权。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主张对日借款、武力统一、编练参战军的徐树铮无论是在南北之间，抑或是北洋内部无疑都成了众矢之的，而他编练的参战军存在之合法性、合理性也成为了大问题。恰在此时，外蒙古边疆急变引发了亟待解决的内政外交等诸多问题，对徐树铮来说则危中有机。可以说，在1919年2、3月间，这些困境与危机都牢牢吸引着徐树铮的注意力，尤其是在3月中下旬之后徐树铮忙于参战军与外蒙军务，让他不想、不能也无暇与大学为敌。3月19日晚，段祺瑞召集徐树铮等高级军官二十余人在府学胡同私邸开会，讨论时局以及参战军问题²²；3月22日《晨报》刊登消息《徐又铮不去防边》，表示政府欲借重徐树铮调兵巩固蒙古边防，“徐氏对于斯职殊不愿就，且表示一时不愿离开北京。”²³ 3月24日，徐树铮又参加了奉军驻京办公处会议，商讨时局以及收束军队事宜²⁴；3月28日，《晨报》刊登《徐树铮之新活动》，表示因为西北边务紧急，徐树铮日来忙于将位于南兵马司的西北边防筹备处改为总司令部，并将原定四混成旅扩充为八旅，“徐氏并呈边防计划于大总统，洋洋数万言。”²⁵徐树铮是如此之忙，以至原本三月初就要回徐州探亲的计划不得不一拖再拖，3月8日《晨报》即刊登消息《徐树铮将赴徐祝寿》，“徐树铮定于十日出京前往徐州，据闻徐氏此行系因伊母七十寿辰，特前往叩祝云。”²⁶因公务繁忙，直到1919年4月4日徐母去世后才得以成行²⁷。1919年4月9日徐树铮发电表示辞职守制，“树铮以母病危急面谒大总统，恳准赏假归省立即首途，又接逝世之耗，星夜犇回，徒跣至家，仅及覩视含殓，抢地呼天百身莫赎，苦地余生，万难再膺公务，所有将军府事务，厅长暨参战处参谋长各事并已于出京别陈段督办派员代理，西北边防筹备处事宜亦经暂委第一旅宋旅长邦翰代拆代行在案，恳请钧座即与开去一切职任。”²⁸可见，此时的徐树铮身处外蒙危机、个人政治前途困局和家庭变故等重重压力之下，根本没有精力顾及新旧之争，即便有这个精力，在当时的历史潮流、权力格局、舆论环境中他也没有能力凭借手中的参战军来压迫北大新派。事实上，《晨报》在3月10日就明确表示政府凭借强力来压迫北大一事为谣言，“北京大学为全国最高学府，新旧学说自宜兼容并包，而思想自由讲学自由尤属神圣不可侵犯之事，安得以强力遏抑，稍文明之国家，当不至有此怪谬之事实。故连日每有所闻，未敢据以登载。嗣经详细调查，知此说实绝无影响。不过因顽旧者流，嫉视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学理上相为辩争。故造此流言，聊且快意而已。”²⁹晨报馆既然已经经过详细调查知道此说“绝无影响”了（1919年3月16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中的《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中特地转载了《晨报》这段言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仍然要将林纾的“荆生”往徐树铮这只“纸老虎”身上比附，背后的用意就不可不令我们深思了。

民国时期的北大

在李大钊、陈独秀说辞的影响下，研究系时事新报馆诸人显然也感受到了自己一退再退、被迫容身的文化新领地所遭受的威胁以及大敌当前联合阵线的重要性。“北京大学新派教员。屡被旧派学者之掊击。近复闻旧派籍某军人与新国会之权力。以胁迫新派。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有愿辞职以自由主张新学之说。不幸而陈先生果辞退。是旧派之威胁。已奏厥功也。思想学说之自由何在哉。”³⁰在主编匡僧的主持下，《学灯》在1919年3月初先后发表了《为驱逐大学教员鸣不平》《大学教员无恙》《威武不能屈》等多篇文章支持北大《新青年》派（这些文章全部被《每周评论》第十七号转载）。张东荪在3月15日写给胡适的信中颇有用心的表示，“（这些文章）虽是匡僧君作的。却是不佞的意思。”³¹ 1919年4月24日张东荪谈到自己和北大一派的争论时表示，“关于新旧的问题。不佞也狠合人家争论了一下。不佞因为精神不十分充足。所以说的不十分透彻。其间惹出了不少的误会固是不免。但后来对手的人居然也了解了。”³²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同时北大一派的态度也发生了极大转变，陈独秀在1919年3月16日《每周评论》第十三号上《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中首先就转载了《时事新报》的舆论支持，不但直呼了该报名字，而且认为它关于新思想存在的价值、政府不当干涉言论思想的理由都“说得很痛快”。显然这是一个两者关系重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双方进一步交好，且在五四运动中有着极其密切的合作。

不难看出，研究系与北大一派的交好，共同的敌人——“荆生”的造就功不可没。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林纾并没有任何联合徐树铮镇压北大新派的言行，北大一派加诸其身上的“倚靠权势”以镇压异己的说辞实为子虚乌有，对他的“罪行”的认定更是莫须有似的诛心之论。《荆生》《妖梦》之类的小说，说到底也就是林纾面对注定失败命运时无可奈何的、自慰式的、以泄恨为目的的游戏之作，正如张厚载在《妖梦》尚未发表前给蔡元培写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亦不甚介意也。”³³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面对林纾的小说、张厚载的“谣言”造就的小说语境与舆论环境³⁴，北大一派“某须有”的应对方式。新文化运动之初，百无寂寥，不但没有赞同甚至没有反对，而到了1919年初，真正的新旧冲突到来的时候，强烈的文化冲突导致斗争双方都处于极为紧张、敏感的精神状态之中。在一个信息极不对称、对敌方的阵营构成状况和意图动向极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北大《新青年》一派根本无法预测、判断对方营垒的潜在意图和行动可能，因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以“荆生就是徐树铮”的说辞来虚构一个拥有武力、暴虐的强大对手的形象，并将自己塑造成弱小的、拥护公理的“受害者”角色，不但可以在道义上“抹黑”迷顽可怜的国故党，而且也利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斗争原则进一步扩充新文化运动联合阵线，同时也通过舆论吓阻了皖系军阀可能潜在的武力镇压冲动，更重要的是，无论于公或于私，面对历史或当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徐树铮都做到了完美复仇，“莫须有”所“抹黑”的除了林纾，更有徐树铮！真可谓一石四鸟。不过，新派的应对方式也有负面影响，首先是让林纾蒙受了莫须有的罪名，对所谓“倚靠权势镇压异己”的罪名论定应论事不论心，新派的做法难以让对手信服，林纾在1919年3月底即倔强的表示，“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瘛狗不吠然后已！”³⁵林纾的话一线勾连起了沈泊尘《泼克》漫画、《荆生》小说以及自己被莫须有罪名激发起来的斗志；其次，“莫须有”的应对方式，让原本应从学理上论辩的双方都彻底退出了以学理的讨论来推进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正确轨道，产生轰动效果的同时反倒不利于学理本身的推广，即《新青年》一派在批判对手时所说的，“不能光明磊落在学理上相为辩争”。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需要置于一个更加复杂深广的历史思想格局中才能看得分明。

不管怎么说，以北大《新青年》一派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阵线不断扩大，营垒也更加分明开来。在这个过程中，研究系主持的时事新报社从一开始联合张厚载等人以漫画为武器向北大一派发动攻击，再到《新青年》一派的猛烈回击，似乎双方你死我活、敌我分明；但随着林纾小说的入场，当社会守旧势力联合在一起向北大《新青年》一派围剿的时候，文化转向之后的研究系时事新报社又站在了北京大学新派一边鼓与呼，这又显示出了五四新文化营垒本身的复调色彩。正如张东荪1919年4月初说的那样，“现在新旧开始战争了。有人主张旁观。有人主张加入战团。帮新派一臂之力。我的见解皆异乎是。我以为我们应当立在新思想的一方面。不当为第三者作壁上观。但不可帮人乱打。我们的责任不是和旧派打盲目的仗。却是对于新派加工。详言之。就是现在流行的新思想是单调的。我们应当将他化为复调的。现在流行的新思想是浅薄的。我们应当将他化为精深的。现在流行的新思想是偏激的。我们应当将他化为中正强健的。”³⁶可见，张东荪等人还是想给北大一派当“诤友”。在同一营垒中，研究系知识分子仍然主张保持自我特色，和而不同。1919年7月24日，张东荪在《再答放言君》中再次表示，“我们要做事必定要有大大的协同精神。只要有人和我们同一个趋向。我们就应该表同情。但是他做他的事。我们还是做我们的事。”³⁷

总的来看，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谓的“扎硬寨、打死仗”，从某种程度来说，“寨”并不硬，“仗”也并不死，今天看似你死我活，明天可能就是握手言欢，新文化运动参与者文化认同的标准是随着历史语境和现实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所谓的营垒并没有明确的边界，成员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在新文化运动的烈烈战旗之下事实上存在着许多色彩各异的文化组织和力量，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和逻辑围绕着新文化“运动”着、“互动”着，并由此导致了斗争营垒的“流动”。也正因其“流动”，所以才让五四新文化运动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呈现出不一样的复调色彩。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更好的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另一方面，考察这段历史的整体与细部，我们就不难想象鲁迅在1933年8月14日《“中国文坛的悲观”》中提到五四之前《新青年》一派与“某某派”的斗争时的复杂情感，以及鲁迅用“某某派”来指代对手时其所包含的曲折意蕴。面对像研究系这样先是对手、后来竟变成同一营垒中的“战友”时，鲁迅自始至终抱持高度警惕和怀疑态度，在1925年11月3日写作的《热风·题记》中，鲁迅先是表示，“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因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己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判。”³⁸对于新文化阵营出现的暧昧、混乱的流变，鲁迅在体认历史发展复杂性、“须听将令”的同时对“其他大事”采取的是无须多言、留给历史证明的积极态度，“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³⁹鲁迅积极态度下的“难言之隐”也注定了“某某派”这样指代看似模糊暧昧实则启人深思的词语会在日后出现。我们可以说，要想完整的认识鲁迅“横站”战斗姿态的由来以及对斗争独立性的坚守，就必须回到新文化运动之初《新青年》派与“某某派”斗争的原初语境中来充分考量其作为新文化营垒流变历程的逻辑起点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引用请参考原刊）

排版：高靖怡

关注量：1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