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早期留日到晚年，隐含着一段极具有个人性的海涅阅读、译介史。1930年代，海涅经由梅林的阐释重获一种政治身份即“社会主义抒情诗人”，从而进入左翼知识体系。海涅所象征的一系列问题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社会主义与智识阶级的关系等在“文艺自由辩论”的推动下，成为鲁迅重新思考、建构其革命文学观的工具、资源、路径。经过对海涅“革命的一面”的发现，鲁迅重新定义了“同路人”与“革命者”之间的关系，也探究了政治思想中审美建构的可能。最终，通过海涅鲁迅强调了文学与文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特殊位置，在20世纪以革命为主体的历史深层结构中挖掘了一条文学实践的路径。
关键词：鲁迅；海涅；革命文学观；“文艺自由辩论”
一、域外“心声”：
个人趣味选择下的抒情诗人
1914年2月，周作人在《中华小说界》第二期发表了《艺文杂话》一文，文章开头引用了苏曼殊在《文学因缘》中的自序，“夫文章构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粤木棉素馨，迁地弗良，诗歌之美，在乎节族长短之间，虑非译意所能尽也。”诗歌之美在于节律和音调，但却是翻译所不能达到的，因此“欲翻西诗为华言者，亦不可不知此意”。通过苏曼殊对汉诗英译的困境，周作人指出了“声音”的不可译，要想重新获得原语言的意境和美感，翻译需要在本土文学系统中找到符合原本诗歌“声音”语境的诗体进行再次创作，“不然则画虎不成且类犬也”。由此周作人在《艺文杂话》中，对拜伦、绥夫兼珂、显克微支、勃兰兑斯等诗人进行评价并根据其文学语境尝试翻译举例。其中，讨论海涅的一则杂话引用了鲁迅的译文：
赫纳（Heine）者德意志诗人，能以常言抒其覃思，使字明瑟，而句复温丽雅驯，拟者不能一似。伯兄尝译其若干什，今录数首于此。一曰：余泪汍澜兮繁花，余声徘亹兮莺歌。少女子兮，使君心其爱余，余将捧繁花而献之。流莺鸣其嘤嘤兮，傍吾欢之罘罳。一曰：眸子青地丁，辅颊红蔷薇。百合皎洁兮君柔荑，吁嗟芳馨兮故如昨，奈君心兮早摇落。
这两首诗都来源于海涅最早刊行于1827年的《诗歌集》所收录的《抒情的插曲》篇，分别是《短歌六十五首》中的第二首《从我的泪珠里》和第三十二首《蓝色紫罗兰》。据周作人回忆，这两首诗大约是鲁迅留日仙台时期翻译的：“鲁迅学了德文，可是对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在东京虽然德文书不很多，但德国古典名著却容易买到，价钱也很便宜，鲁迅只有一部海涅诗集，那两首‘眸子青地丁，辅颊红蔷薇’的译诗，大概是仙台时期的手笔……”周氏兄弟留日期间，德文文献十分易得，主要原因是明治时期以来日本将德国视为学习的对象，积极地引介近代自然科学、医学、工程学等方面学科知识。同时，大量的外籍书目翻译、引介又培育了大批的德文读者。鲁迅学习医学，在仙台医专所学习“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用腊丁、独乙。”无论鲁迅使用德文的熟练程度如何，在仙台时期德文“差不多是他做文艺工作的唯一工具”，这使鲁迅从德文中获得了一个眺望世界文学的窗口。
值得注意的是，从周作人的回忆来看，鲁迅似乎并不重视德国文学，但却十分重视海涅。梳理鲁迅对德国文艺的翻译史，有海涅的两首小诗，尼采的《察拉图斯武拉的序言》，凯尔沛来斯的《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巴林的《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毗哈的《海纳与革命》，格罗斯的《艺术都会的巴黎》。在鲁迅的杂文和论著中，涉及德国文艺的，除随上述译文同时发表的几篇《译者附记》之外，基本都是介绍德国现代版画艺术的短文。其中真正谈论德国文学的只有《海纳与革命译者附记》一篇。可见，海涅作为鲁迅德国文学翻译史中唯一文学要素是十分鲜明的。而在周作人的回忆当中就不止一次提到鲁迅与海涅之间的某种精神联系：“他学的外国语是德文，但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歌德、席勒等大师的著作他一册都没有，所有的只是海涅的一部小集子，原因是海涅要争自由，对于权威表示反抗。”1936年鲁迅逝世后，周作人作《关于鲁迅之二》讲道：“豫才于拉丁民族的艺术似无兴会，德国则只取尼采一人”，此文后收入1957年出版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并做了修改：“豫才于拉丁民族的文艺似无兴趣，德国则于海涅之外只取尼采一人……”显然，这种修改是周作人发现了海涅之于鲁迅的特殊性，而且当时正值1956年海涅逝世100周年纪念，海涅的社会主义抒情诗人属性被冠以经典常识有关。那么，鲁迅为什么如此忽视德国文学，又特别珍视海涅呢？
鲁迅早年在《摩罗诗力说》中塑造了一批“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的摩罗诗派，其中重点介绍拜伦，认为他是“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以反抗、破坏、挑战为主调而发“新声”的摩罗诗人。可见，鲁迅认为文艺（诗歌）最为重要的要素是“撄人心者也”，诗歌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是因为“凡人之心，无不有诗”，文学丧失了反抗性就丧失了“撄人心”的作用。“恶魔者，说真理者也。遂不恤与人群敌。”而鲁迅认为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心声”的传达，前提就是人人都拥有最为本真的生命情感即“凡人之心”，故此“真”是鲁迅所认为的文艺的精神即“心声”的主要内涵。
而德国文学在鲁迅的文艺标准的衡量下则是失“真”的，“世纪交替期间的德国古典文学在题材和形式上都是仿古的。随之而来的浪漫主义在题材和形式上是效忠于中世纪的。两者都同周围现实保持着距离，同‘现时’，同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离得远远的……”19世纪之交的德国文学缺乏自我变化的诉求和意识，“不是漂浮在希腊的深蓝色的以太之中，就是荡漾在中世纪天主教的天空里。”过分重视形而上学的哲理，而完全放逐了人类原始的情感动能，这使得德国文艺显得“作伪”，进而丧失了沟通人与人心灵的功能。而海涅的诗歌则将现代生活中个人的意愿对现存的秩序进行了反抗，使德国文学“被果断拉回到人世”。可见，鲁迅对于德国文学的判断以及对海涅的喜好与周作人所说的“海涅要争自由，对于权威要反抗”是一致的。
这两首诗的翻译在文体的选择上，鲁迅选用了骚体。鲁迅与周作人的观点一致，认为“声音”作为语言的最终表现形式，却无法在翻译中得以呈现，是翻译的最大困境。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就是在母语体系中找到与原作意境、情感相通的文体来呈现。屈原的骚体诗成为翻译海涅诗歌的最佳选择。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谈到屈原认为虽能“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一反历代以来对屈原怨愤之气的诘难，肯定个人于诗歌中的怨愤才是“心声”，屈原的“露才扬己”正是鲁迅所珍视的，但认为却缺乏摩罗诗人的反抗性：“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鲁迅肯定了屈原敢于直言内心的魄力，但也为不能从屈原诗句中看到反抗与挑战世俗的影子而惋惜。从诗歌语言来看，海涅的语言风格接近民歌，他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讽刺贵族的趣味，而更加贴近大众的语言，“他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为了满足一种真正的下等文化阶层需求……”由是，鲁迅选取骚体诗成为贯通西方摩罗诗人的“译者”，找到了两者之间的交点，以直言他心中未尽的反抗性，这种“张扬”既实现了对“个”的呼唤，又获得了某种切近大众的表达方式。此外，海涅诗歌中对于爱情的个体化表达，正符合了骚体诗对内心世界“放言无惮”的直观表达与真切呐喊，以骚体译作海涅爱情诗，也是出于此时鲁迅对海涅抒情诗人身份的判断。
1925年鲁迅购置了德文本《海涅十三卷集》四册，其中不仅有海涅的爱情诗，还包括了海涅在结识马克思之后创作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等著名的政治抒情诗。那么，在充满矛盾性的海涅文学世界中，鲁迅是怎样完成了思考文艺走向阶级革命，介入现实的问题呢？
二、译介梅林：
“社会主义抒情诗人”的复归
海涅以“社会主义抒情诗人”的面貌再现中国知识界与冯雪峰积极译介梅林的理论有直接的关系。1929年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梅林所著的《文学评论》一书，该书是冯雪峰从日本川口浩所译的梅林文艺评论集《世界无产阶级》中选译的。作为论文集，川口浩所选择的都是梅林在《新时代》周刊上发表的散篇文艺评论文章，并在翻译时参考了有同书名且内容大致相同的俄译本。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开篇为《艺术与新兴阶级》，即《现代艺术论》，现译《艺术和无产阶级》，收入《文学评论》时题目有所变动，结篇为《自然主义与新浪漫主义》。中间的三个部分则主要是作家论和作品论，均为梅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莱辛、歌德、席勒、海涅等在内的德国古典时期、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时期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主要作家的作品分析。冯雪峰选择译介梅林，主要是“于文艺批评方面的他底活动，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史上，居了重要的地位的”。可见，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上，首要的就是如何认识和评价“文学遗产”继而充分地转化、利用。梅林的分析在冯雪峰看来是纯粹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对文艺实现了深刻地理解，因此具有可期为范本的价值。由是，借由梅林这一媒介，海涅以“社会主义的抒情诗人”的新面目呈现在左翼的译介知识体系当中，梅林对海涅文学中的“战斗”要素的肯定，使一个政治的、革命的海涅得以复归：
他是伟大的艺术家！然而正是因为这缘故，他不是能够像一个纲领誓守忠诚的，或足以向它誓守忠诚那样的政治家。他不是以政治的武器攻击着他所战斗过来的腐败世界。
那么，梅林是如何定义“社会主义抒情诗人”这一政治身份的呢？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回到海涅在德意志文学的特殊位置。海涅的文学生涯贯穿于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革命巨变期，尤其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七月革命对海涅乃至德意志文学的巨大影响。1806-1813年正是德意志受大革命影响开展民族解放革命的关键历史时期，在民族主义的激情下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民主主义等思潮涌入德意志。解放战争后，随着激情的退却换来的却是专制统治的复辟，以及统治者对自由思想的全面禁锢，文学成为了“介入”政治，参与时代话语的一种路径。在七月革命的号角下，以海涅和别尔内（也译作白尔尼）为代表的“青年德意志”成为德意志文学变革的先驱，并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正是由于海涅处于歌德为代表“艺术时代”向“政治时代”转变的节点，因此其文学中所表征的这一时期的复杂性，成为德意志文学一直以来争论的焦点。尤其是“别尔内——海涅论争”（1833-1837年）成为当时德意志左翼阵营内部争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要“范例”，呈现了一种文学革命者之间的“交互审视”。在这场论争中，别尔内政治上一直秉持共和主义、民主主义，文学上关注时势而具有一种“纯粹”性，而海涅则趋向于一种复杂与混沌，而具有更大的阐释空间以及问题延伸性：
人们之所以对海涅没有作出公允的评价，原因是海涅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独一无二的、无法比拟的地位这一事实。在一个世纪里依次更迭的三大世界观，其色彩和形式在海涅的作品里如此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在艺术形象里得到了完整的统一，像这样的诗人我们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在他身上这三种世界观不是一个接一个地，而是同时表现出来的，如果只从其中的一个观点，即只从浪漫主义，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观点去观察海涅，就会觉得他身上充满了缺陷和矛盾。
正是看到了海涅的这种矛盾性，梅林注重挖掘海涅文学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及海涅思想深处极具有个人经验的革命观，试图建构一个将政治生涯灌注于文学场域的革命文学家的海涅形象。《文学评论》中所选编的梅林关于海涅的评论，写于1899年12月，其中可以看到梅林对海涅讴歌、憧憬共产主义以及对旧社会压迫的斗争与抵抗的文学精神一面的肯定，而称其为“社会主义抒情诗人”。更进一步，在1906年《纪念海涅》一文中梅林找到了阐释海涅文学革命一面的关键要素：
不是从政治倾向上，而是从历史的美学角度——用资产阶级观点办不到，但用无产阶级观点则可以做到——来加以解释，就是给德国工人阶级的绝妙的礼物。
这里，梅林从历史的美学角度将海涅诗歌中所创造的新的感知经验进行了无产阶级观念的指认，完成了海涅文学世界与新的历史主体——工人阶级的重新配置。自此，海涅文学中的那些精彩的文学意象与对新世界的讴歌完成了从浪漫主义诗人向“社会主义抒情诗人”的身份转向。可以说，经由梅林的评价，海涅的文学呈现了一种极具有包容性的生成之场，海涅所代表的纯文学性质的一面，却提供了与此相悖的另一种可能：文学不仅仅是从属于政治的，而是由文学家所缔造的文学想象使新的历史主体登场，也使得这一主体获得了想象自身历史位置的能力，而这一政治活动正是通过文学来缔造实现的。因此，梅林说海涅“给德国工人提供了最丰富的艺术精神，象对每一笔伟大的人类创造的财富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1931年鲁迅翻译了一篇评介梅林文艺论著的文章《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发表于12月20日出版的《北斗》月刊第1卷第4期，署名丰瑜。文中除简要介绍梅林的生平之外，还对其文艺批评的特点以及价值进行了评介。直言梅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文学作家以及文学作品的评价“在对布尔乔亚的战斗上，是很有用处的武器。”梅林将“莱询，席勒以及歌德和德国的普罗太利亚联合起来了。”正是通过翻译实践，鲁迅对梅林之于左翼知识体系的建构作用给与了明确的定义。对于鲁迅而言，梅林的文论价值就是将德国的古典哲学文学以及浪漫主义文学与普罗大众进行了结合，而且在政治的文学史上，对布尔乔亚的战斗上，具有“武器”的示范性。除却苏俄的文艺理论，梅林的文论为鲁迅思考“同路人”思想、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坐标体系，从而获得了更为复杂多样的视角，并以此审视文学所创造的感性经验对革命的包容性的进一步探讨。在译后记中，鲁迅介绍了梅林在日本和中国的出版情况，其中就提及川口浩所译的两本日译本《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美学及文学史论》，以及冯雪峰从川口浩日译本《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转译的《文学评论》。
有趣的是，1930年鲁迅在《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演讲中以海涅为例，教导左翼青年作家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以消除艺术至上、文学家高人一等的思想：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这里鲁迅以海涅做例，常常被学界解读为一种“误读”，认为鲁迅虽然在1925年就购置了德文版《海涅十三卷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能改变对于海涅“抒情诗人”的既有印象。与其说是一种误读，不如说鲁迅把海涅当做是“艺术正确”“知识阶级脱离大众”的一种文学符号或文学资源进行了批判。比这一点更值得探究的是，海涅在鲁迅极具个人喜好的阅读视野中，经历了一个从纯文学性质的符号代表到重构“革命海涅”的过程。如果说，鲁迅是以翻译实践对外介入、回应论战，对内重构自我的知识体系的话，那发生在1932年的“文艺自由辩论”中就可以看到鲁迅以译介积极进行无产级阶文学建设以及构成其独特革命观的过程中，“海涅”作为一种重置资源进行参与的重要线索。
三、两难的言说“困境”：
“文艺自由辩论”下的海涅译介
如果把海涅以及梅林的译介作为线索观照整个中国知识界，不难发现“文艺自由辩论”的建设性作用。1931年底在《文化评论》的创刊号上，胡秋原以“自由人”的立场发表了《真理之檄》《阿狗论文艺———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前文声称“今后的文化运动”必须彻底批判“思想界之武装与法西斯蒂的倾向”，胡秋原这里指的是国民党当局为遏制左联在文坛的话语权，以“民族主义”的旗号借此打压、取缔其他形式的文学组织、活动而发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同时，胡秋原对左联将阶级性绝对化的文艺观所呈现的机械教条化的“关门主义”也进行了批判，针对左翼的阶级意识以及党性原则等对文艺创作的限制，指出“文艺是有极大权利要求最大自由的”。胡秋原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掌握以及其文化批判的理念的提出，尤其是主张“自由的智识阶级”主体要以“科学的新方法”继承五四遗业来完成文化斗争的任务，使左联阵营如临大敌。究其根本，在于胡秋原对“文化斗争目标与主体”的判断上，他认为领导文化斗争阶段任务的是唯一能掌握“历史的辩证法底唯物论”的知识分子即“自由的智识阶级”。值得注意的是，胡秋原的这一观念的提出，有一个逻辑前提，那就是认为左翼阵营应该是一个具有联合性质的组织，那么就必须允许在党派之外可以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存在。有的学者就提出“所谓‘智识阶级的自由人’这个说法，必须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内部的一种观点。”。对于当时的左联来说，胡的观点已经不是追求“文艺自由”的简单问题，而是上升到了革命文学阵营的领导权归属问题。这里，胡秋原并没有将“自由的智识阶级”放在等同于“同路人”的位置上，而是一个积极争取文化斗争权力的主体。而“同路人”在左联的认知中，更多的是为了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而要暂时团结的具有进步意愿，但未有自觉的阶级意识的智识阶级。换言之，胡秋原显然是在向左联要自由，要主体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左联对胡秋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随后，瞿秋白、冯雪峰、周扬、胡风等人纷纷下场针对胡秋原的所批判的党性原则、文学的阶级性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展开批判，“文艺自由辩论”进入高潮。胡秋原在《浪费的论争——对于批判者的若干答辩》中对左联阵营的批判一一进行了回应，这也暴露出了左联一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不足和局限。尤其是左联一方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简单化了胡秋原所指出的智识阶级群体复杂的组成结构。然而，面对左翼阵营对胡秋原的进攻，鲁迅却显得格外“沉默”。
实际上，鲁迅与胡秋原在文学与革命以及领导无产阶级文学建设主体的问题上，具有共同的体认。胡秋原曾指出鲁迅思想中“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他虽然狭，然而深，在这一点上，他接近了俄国文学，也接近了革命……”胡秋原看到，正是鲁迅思想深处一直关注“人”的问题以寻求某种出路的诉求，促使其探求革命之于文学的关系进而选择译介俄国文学，并积极“走进”了左翼阵营。
那么，鲁迅的“沉默”是否体现了他对胡秋原的某种认同？显然，左联的身份站位让他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困境，鲁迅并没有像对待苏汶一样直接对胡秋原展开批判，而是在《论“第三种人”》中以一种难以指认的“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若有似无地应对了胡秋原的主张，这与左联对胡秋原的“待遇”相去甚远，这就显得更像是一种言说“困境”的直接表达。那么，鲁迅对于胡秋原所提出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对“同路人”与“自由知识阶级”的主体性等问题，产生了怎样的思考，又以怎样的方式回应的呢？通过“观摩”这场极具有建设性的论战，鲁迅自身的革命观念又有怎样的变化？可以说，正是海涅之于鲁迅个人译介、阅读史中的特殊性使这些问题得以呈现与言说。
在激烈反复的论战中，可以发现，胡秋原不止一次地以海涅作为文学资源展开对于“文艺自由”“自由的马克思主义者”等观念的建构。其中，针对左翼阵营的对文学“党性原则”的维护，胡秋原还特别引用了梅林的观点，来说明“艺术有其自身的特性，不能被政治完全掩盖的”，梅林“不仅反对轻蔑文学遗产者，并如马克斯一样，主张应许诗人以一定的自由，不应以党之指令，指导诗人创作”。有趣的是，苏汶在《论“第三种人”的出路》中也将海涅作为争取话语权的一种文学资源：“曾经在一本马克思的传记上看到，马克思提起他的朋友海涅，他说，诗人是只能让他走另外一条路的。（大体是这么一句话，不过原文我却不记得了，反正不是杜撰的就是。）照这样看来，似乎连马克思都允许‘第三种人’的存在。”紧接着又说“这‘第三种人’，容我加上一个解释吧，实在是指那种欲依了指导理论家们所规定的方针去做而不能的作者。”在面对马克思的“文艺自由论”的问题上，海涅可以说是争论的焦点，在梅林的《海涅评传》中将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视为海涅文学生涯转折的重要节点，前文提到的“海涅与别内尔之争”也是德国左翼界的支持者之争，根本上更是政治和文学的立场之争。马克思与海涅之间的友谊正是促成海涅创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等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抒情诗的原因，从这一时期的诗歌中不难看出其对共产主义的文学想象以及对旧社会斗争的反抗意识，是极具有时代感召力的。
正是对于梅林的重视，胡秋原注意到青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对于艺术的创作自由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因此更坚定了他对马克思文艺自由论的深刻认识和主张，进而他更加倾向于具有人道主义的苏俄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与左联的论争中，针对周扬对自由主义创作论的指责以及舒月对“马克思给海涅一种冷酷的批判”的偏见，胡秋原建议他读一读“梅林的《马克斯传》，就可知马克斯并不是‘冷酷批判海涅’”而是左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缺乏而导致的“荒乎其唐的想象”罢了，而进一步认为“不仅马克思对于海涅极其宽大，列宁对于高尔基，也是极其宽大的……”在胡秋原的视野中，海涅正是以梅林作为中介以催化文学与政治张力的最为客观的存在。简言之，海涅代表的是一种以文学介入、参与政治的方式。
通过梳理“文艺自由辩论”的材料，可以看到胡秋原十分推崇梅林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他也是继冯雪峰、鲁迅后唯一个译介梅林、重视梅林的知识人。1933年1月胡秋原在《创化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艺术理论家梅林》一文，这也是第一篇对梅林进行全面系统介绍的文章，其中流露出胡秋原阅读、译介马克思相关论著的知识辨析。十分有趣的是，胡秋原在此文中除了对具有代表性的《莱辛传奇》做了详尽介绍外，还特别将《海涅评传》称为梅林的“光辉之作”，认为梅林对“海涅之发现，艺术的业绩与政治态度——以至有产者革命与共产主义，梅林根据广泛的典据加以科学的叙述。”这里，胡秋原敏锐地指出梅林“发现”海涅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文学与政治、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的复杂关系问题，这一洞见与鲁迅译介《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的意图不谋而合。
实际上，鲁迅在历经国民革命的失败以及“清党”等一系列事件后，对于未来革命的去向问题都有自己深刻的认识，面对十月革命胜利号角下的苏俄的“无产阶级社会”也一直存有思考距离。如胡秋原所说，正是他思想深处对“人”的问题的深刻忧虑，使他走向了左联，但也是这份忧虑又使他在左联以党性原则建构的作家组织体系中站在了一个党派外的位置上。那么，鲁迅是怎样思考胡秋原在这场论战中所提出的“自由”站位问题的？海涅的译介、阅读是否可以看做对这一论战的曲折回应呢？
梳理鲁迅的海涅翻译、阅读史可以发现，除了1925年鲁迅所购置的德文本《海涅十三卷集》四册外，鲁迅还购置了日本东京南山堂于1927年再版的《海涅诗集》（粨谷真洋译），还收藏了陈学昭所赠德文版《歌之书》。1933年，鲁迅收藏了由日本东京春秋出版社出版的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日译本，其中第六分册《青年德意志》有关于海涅的详细介绍写得十精彩（其中也写到七月革命对于海涅的影响以及与别内尔之争）。这一时期，鲁迅还特别关注海涅的相关研究，购置了由日本高冲阳所选编的《海涅研究》（1933年6月出版），1933年11月鲁迅翻译的《海纳与革命》一文正是出自这本研究合集。可以说，鲁迅是有意识地选择阅读海涅的，并能从这些藏书和译文中对海涅作为新的文学资源的转变获得了全新的认知。
如果从极具有个人倾向的阅读喜好来看，鲁迅收藏海涅的相关书籍是其建构文学空间的材料，那么，明确翻译海涅的相关研究，却是鲁迅参与论战，向外“曲线”输出观点的方式。从这样的角度来看，1933年鲁迅所翻译的这篇《海纳与革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可以看做是经过这场论战后对胡秋原所提出的一系列观念的回应以及自我革命观得以建构的一种回溯。毗哈的这篇《海纳与革命》可以说是将海涅的革命性以及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介绍的最为直接、详尽的一篇，鲁迅选择译介这一篇，可见其用心。文章开篇以海涅的《德意志，冬天童话》作为开端，紧接着对海涅在德意志文学的特殊位置做了明确的指定：
前世纪前半的德意志精神史，是迫害和流放的历史。在中央，凌驾了一切，站着科学底社会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斯和恩格斯。而德国文学的最是争论事件之一——亨利·海纳，和他们是好朋友。
他死后，许多时候，一直到现在，卑劣汉和反动者们对于海纳还抱着不共戴天的憎恶。能够像海纳那样，射着了他们那躲着的正身者，以前是一个也没有的。
这里，毗哈将海涅与马克思的友谊与海涅文学中对卑劣汉和反动者们的仇恨、反抗做了明确的联系。正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海涅的文学具有了这种斗争的力量，而于这“致命一击”的投射下的正是海涅以文学诉诸革命实践的一面。在第二部分“寇勒兹架子的原形”中，毗哈披露了德意志联邦政府1835年12月10日的决议，这份决议表明要“所有联邦政府之协力”，用“任意之法律手段”对以海涅为首的文学派著作“加以处置”。给海涅的罪名是“用可以接近所有读者阶级之美文学的著作，以大胆无匹之方法，攻击基督教，贬黜既成社会之诸关系，破坏一切法律秩序之础柱之努力……”可以说，译文中的德意志背景以及海涅的遭遇与1930年代引发“自由文艺辩论”的背景同构，统治权力对文学的压迫不分时空与国界，形成了互文。而德意志政府的这份决议正是对海涅文学中所呈现的革命政治空间的注脚，那就是，海涅“用可以接近所有读者阶级之美文学”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想象其政治身份的能力，从而凝聚了具有摧毁德意志一切既有社会形态的革命力量。
毗哈在第三部分“海纳与‘青年德意志’”中直接指出了海涅身上的矛盾性：
海纳和他的性格以及作品历练的一切矛盾一同，也是他的时代，即一八四八这革命预备期中的诸矛盾的化身，同时又是那时代的最革命的诗底表现。因为她受了革命法国的诸思想的诱掖——虽然他也为由德国脾气而来的偏狭的小布尔乔亚底残滓所苦恼——所以许多处所，他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海涅具有知识分子自由的一面，虽然他被“小布尔乔亚底残滓所苦恼”，但他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正是在于海涅的诗歌是革命的，他以文学生涯成全了他的革命性。针对胡秋原与左联关于“马克思文艺自由论”的争论，鲁迅借由毗哈在“恩格斯的海纳观”以及“海纳的黑格尔观及马克斯观”的两个部分进行了并置。实际上，这两个部分分别指向了两个关键性问题：前者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海涅主体身份位置的判断问题，而后者则是海涅自身是否具有了无产阶级意识的问题。经过对恩格斯海涅观的阐释，毗哈对前者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海纳绝不是意识底社会主义者，是无疑的。他连彻底的无神论者也不是。然而，他是不屈不挠的革命者，是为被压迫阶级的勇敢的先驱底斗士，是那时的眼光最为远大的诗人。
海涅不是“意识底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不屈不挠的革命者”。回到“自由文艺辩论”所讨论的关键问题上来，胡秋原所提出的“自由的智识阶级”的文学中所体现的是“有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左翼联盟阵营的一部分也要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而这里却否认了海涅是“有意识”的社会主义者，但却将其定义为“革命者”。那么，如何定义“海涅”的历史位置呢？这个问题正是鲁迅翻译这篇文章以及思考胡秋原争取主体性问题的关键。
1933年鲁迅在译介《竖琴》的时候对“同路人”进行了定义：“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同路人”是“没有从整体上把握革命，对共产主义目标感到陌生”，与革命一直保持距离并进一步地“想摆脱革命”从而“保障其创作自由不受革命的社会要求的干扰”。然而，海涅的特殊性就在于他比“同路人”更进了一步，成为了一种别样的“革命者”，但他的自由性却未能使他成为胡秋原所提出的完成意识转变的“自由智识阶级”。以托尔斯泰为例，鲁迅珍视他身上的抵抗性与“革命的潜能”的一面，认为“托尔斯泰主义在否定资本主义，高唱同胞主义，主张人类平等之点，可以成为或一程度的同路人的缘故。”更符合鲁迅对于“同路人”的判断，而海涅却有“革命的一面”并非一种潜能，而是真的战士。
那么在毗哈的眼中，海涅是否完成了“意识的自觉”？毗哈引用了海涅1854年《告白》：“这些革命的博士们（马克斯和恩格斯）和冷酷而果决的那门第，在德国，是生命所在的唯一的人们，所以未来是他们的。”极度分裂的海涅，正是革命裂变期文学和革命关系的最典型范本，他对未来是共产主义的告白，可以看到他的意识转变的某种限度。因此，毗哈说：“海纳虽然是这样的极度分裂，但那生活的基线，是画着内面的统一的——这是斗士的生涯，这是革命者的生涯。”海涅以文学实践的方式完成了一个革命者的全部生涯，他以文学家的身份保持了与革命的一致性，甚至洞见到革命完成后仍要保持继续批判的姿态。这让鲁迅共鸣了历史想像力诉诸人的主体性的作用，正如胡秋原对“自由知识阶级”的提出一样，如是能够落实在文化上，文学就会成为创造和改造世界的一种方法。自此，鲁迅借助海涅的译介完成了对“文艺自由论辩”的回应，也在海涅的身上找到了一种文学建构历史、进入革命的方式。
在《海纳与革命》的最后，鲁迅对这篇文章进行了评价：
由这样简短的文字，自然不足以深知道诗人的生平，但我以为至少可以明白（一）一向被我们看做恋爱诗人的海纳，还有革命底一面；（二）德国对于文学的压迫，向来就没有放松过，寇尔兹和希特拉，只是末期变本加厉的人；（三）但海纳还是永远存在，而且更加灿烂，而那时官准的一群“作者”却连姓名也“在没有记起之前，就已经忘却了。”这对于读者，或者还可以说是有些意义的罢。
这里，鲁迅肯定了海涅“革命底一面”，并且认为海涅“永远存在，而且更加灿烂”。鲁迅确认了海涅以文学参与政治而表现出的革命批判性，而这又依赖于文学的文本性：海涅以文学构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才让新的世界得以呈现，旧的世界随之倾覆。更进一步，海涅创造的新的感知经验，实现了对既定世界的基础——社会情感的剥离，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的情感依附。这样，政治的权威性通过文学建立在了个体的“理性同意”的基础上，文学就破坏了原有的权利结构。正是在海涅身上的这种“分裂”，让文学以创造之身产生了政治效用。这样，海涅就获得了“革命者”的主体身份位置，即从文学实践出发，伫立在反抗、批判一切压迫者的站位上，以文学构建新的历史主体从而进入现实革命的方式。这一位置，直至新的革命主体出现，仍具有自我革新的效力。
可以说，海涅作为一种文学资源，经由梅林的译介转化了其“革命”的一面，又通过“文艺自由论辩”而被鲁迅重新看见，使其进入到20世纪以革命为主体的历史深层结构中，突显出了文学与文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特殊位置。也就是说，海涅提供的是一种文学紧密结合现实政治的方式，正如“诗歌可以释放想像力……这种想象力将在那些无论是在公共生活，还是在我们最体己的内在意识中都保持沉默的感知、思想、感觉与欲望中涌现……通过唤醒和激活欲望，诗歌使得我们可以看见那些深入我们个体与政治现实的事物。”正是通过文学对“审美判断”的稳定性建构，新的政治主体才能在文学的想象中得以上场，获得自身阶级的意识，从而调配新的感觉经验，为社会情感共识建立一个自然的基础。反过来，若是无法提供审美的稳定性，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情感以及与之相关的整个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构造都将颠覆与瓦解，这正是文学建立起的“审美的政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海涅以文学的方式介入政治，发挥文学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作用，召唤新的历史主体参与革命实践，而具有极大破坏性。可以说，借由海涅的译介，鲁迅由内建立了一套与现实政治同在的文学之场。
增田涉回忆鲁迅最后的时光讲到：“在他死前三个月，经过数年个别再访问他时候，他的书房里，排列着崭新的《海涅全集》原文本，我说：‘是《海涅全集》啊！’并问他的用意所在。他说，想重读一下海涅。”这不仅是鲁迅个人对海涅的喜爱，也是鲁迅不断以海涅作为思考革命的前身、当下以及未来走向的一种资源、路径乃至工具。可以说，回顾海涅的文学生涯，“海涅则无意中完成了由人性层面的困境的探讨向政治层面的选择的转变。”这是极具有个体经验的，这也是鲁迅所珍视的。这正是他们以文学作为政治生成的终极之场，并相信表达一切人类情感的文学是人类为其自身目的的道路，是可以生产、创造并带来全新生命的力量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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