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和时代：经学研究的古与今”学术工作坊

（后排左起第二位为作者）

余一泓，现供职于海南大学人文学院，从事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已刊习作见于《经学文献研究集刊》《清华学报》《南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等处。

[1] 对十力生平、思想的诸多中外文研究不胜枚举。需特别指出的是，《新唯识论》和《体用论（附明心篇）》的英译为梅约翰师已完成的工作，分别在2015年、2023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New Treatise on the Uniqueness of Consciousness）与牛津大学出版社（Xiong Shili's Treatise on Reality and Function）出版。

[2] 邓秉元：《孟子章句讲疏》卷十四《尽心章句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31页。

[3] 十力晚年的重要著作《原儒》、《乾坤衍》之第一部分（不算导言）先后是《原学统》和《辨伪》。这或可说明，清理历史是探索孔学真理所必需的预备工作。

[4] 熊十力持论勇决、果断，还喜欢藉题发挥，常常有失偏颇，读者产生怀疑很正常。在极端的情况下，最重实证的文史学者会看到十力最不着边际的史论，予以酷评，例见《邓之诚文史札记》（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578-579页。下文也会谈到来自他同道学人的质疑。近来欣赏十力思想史洞见的案例参陈来：《20世纪中国哲学史论述的多元范式——以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为例》，《文史哲》，2022年第1期，第35-47页。

[5] 佛学对熊十力思想体系之构建的意义，有许多学者已经做过研究，最近的专著似是黄敏的《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特别值得补充的是熊十力在辛亥革命前夕为筹措经费，去寺庙里面截下菩萨金身换钱的计划，所谓“革菩萨之命以革皇帝之命”。（李耀仙：《一位困学而知的思想家》，《梅堂述儒》，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83-484页）这一则故事，暗合十力学思生命的轨迹。

[6] 十力有本体、本心之专论，分别对应此处所说的本体论、工夫论。据十力及门弟子所述，这些专论又可以看作是阅读《原儒》之参考。参潘雨廷，张文江：《潘雨廷先生谈话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986年1月5日，第392页：“《明心篇》、《体用论》之于《原儒》，等于《通释》之于《新唯识论》。”

[7] 近来有一详细讨论此问题的研究，参蔡岳璋：《在中国思考“本体”：以熊十力、张东荪的对话为线索》，《人文中国学报》第36期（2023年6月），第299-342页。

[8] 参黄冠闵：《革命经学与哲学改造：论熊十力》，《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30卷第1期（2020年3月），第47-63页。最近注意到《原儒》经学论述意图的研究还有黄燕强：《“四经”：熊十力晚年经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31-45页。

[9] 清季对熊来说有分水岭意义。程朱理学和清代朴学，在熊看来都有严重缺陷，可是它们二者一度孕育了可观的风气，让经历清季世变、社会退化之后的熊十力在最晚年仍耿耿于怀，参熊十力：《存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21，134页：“余回忆前世老辈朴实者多，犹不忘内省之功。世变以来，淳风遂丧，无可复矣。诸老先生常在理欲交战中过活。莫求立本之道。此为程朱所误也……，清季以来，社会各方面活动者，如政界、学界、实业界之类。务结朋类相标榜，争取名流地位。在学校者，必得教授始快，甚至游海外，取博士为荣荣。清世朱九江、李慈铭诸公，外人求其诗文，拒而弗见，曰，彼焉能通吾旨耶？闻庸俗之称誉而来，吾耻之。文学古邦，朴学巨人之风，亡绝久矣。”

[10] 近来值得关注的总体、个案讨论参罗志田：《能动与受动：道咸新学表现的转折与“冲击/反应”模式》，《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1期，第4-18页；李天纲：《宋恕与经学:经世学近代学术取向兼论《六斋卑议》与清末变法思想及“瑞安新学”》，《中国文化》，2021年第2期，第116-127页。

[11] 本文使用评论而非论述称呼十力有关经学的文字，是因文中并没有整体呈现出熊十力的经学论述和相关的儒学思想，而是着重引述具有学术史意味的评论式文段，分析十力点评之后的意图。至于为何特别强调《周官》？首先，该书在熊晚年的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是他理解的孔子政治思想的具体章程（《易》、《春秋》为纲旨），参前揭黄燕强：《“四经”：熊十力晚年经学思想研究》。其次，他从义理路径解释、挪用《周官》文献的选择，跟最新的相关研究可以参照（例如杨儒宾：《原儒：从帝尧到孔子》（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82-383页；陈赟：《周礼与“家天下”的王制：以《殷周制度论》为中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74-376页），但又显得特别激进（跟前两位相比，他根本不承认宗法的历史合理性，更不会去跟王国维对话）。如正文所述，适合放入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那么，为何不围绕十力《周官》学行文？我本意如此，然本文所及十力《周官》论述分量太轻，不足以成为复述熊十力晚年儒学思考的枢纽。而且《原儒》也提示了我们，十力自己都限于精力，未能将《周官》当中后人窜乱的部分一一检出。所以把十力《周官》学作为论文的地基，会是比较危险的。参熊十力：《原学统第二》，《原儒》（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88页。

[12] 前揭罗志田《能动与受动：道咸新学表现的转折与“冲击/反应”模式》一文指出，讲今文经学、佛学，追求迎新、致用的道咸新学是中国传统中内生的新学。这种新学，比起光宣时期欧西（假途日本）输入的“大新学”，显得像是“小新学”。张、柳跟更老派的曹元弼（1867-1953）、缪荃孙（1844-1919）对比，是更新派的学者，可是跟从新学起家的梁、牟相比，不免“小新见大新”之尴尬。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说梁、牟二位比前两位更“反传统”，而是形容一派是“由新返旧”、用新眼光保存旧传统，一派是“据旧迎新”、基于旧基地消化新事物。熊十力晚年调和新旧的努力，处于这样的语境当中。

[13] 熊十力：《先世述要》，《熊十力论学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29页。以下引用熊十力著作，皆省去作者姓名。十力父亲的这番话超迈世俗功利之见，强调真正功业必能利益国民公正、平等，当然符合熊十力后来的价值观，也不一定出于造作。但是小字里面说“建国，见《周官经》”，恐非是十力父亲当年说话时刻意用典，更像是十力自己心意所见。

[14] 在和徐复观谈话时，十力刻意回忆了自己早年私塾教育时期能读书、能作文的天分（《有关熊十力先生的片鳞只爪》，《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徐武军等编：《徐复观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5册，第103-104页）。他后来能在革命之后写出《心书》中的文字，也反映他的阅读积累与写作训练。

[15] 《原外王第三》，《原儒》（上海：上海书店，2009年），第100-101页。皮锡瑞的言论见吴仰湘整理：《经学历史》，《皮锡瑞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册，第93页：“乃自新学出而薄视旧学，遂有烧经之说。圣人作经以教万世，固无可烧之理。”

[16] 刘依平：《论熊十力的早期经历与思想转折——以新发现文献为中心》，《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第106-115页。

[17] 《中国历史讲话》，《中国历史讲话（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7，55-56页。1938年讲。更早有《读经》短文一篇（《天津益世报》，1935年6月6日0011版，第3张），单举《论语》、《诗经》为例，虽然已显出辩护经为常道之意，但终究不成统系。

[18] 《第二讲 读经应取之态度》，《读经示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66-167页。所批评的内容参〔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皮锡瑞全集》，第6册，第31页。

[19] 《第二讲 读经应取之态度》，《读经示要》，第154页。

[20] 章太炎认为魏源、康有为等以经术为治术的所谓汉学者，都不算严格的经学研究者，参《清儒》，《訄书初刻本》，朱维铮点校：《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册，第157页。按照他的看法，经学者要严察汉师经学流派，不能杂糅诸家经说。这种意见符合清代汉学的事实，所以这里不妨把皮、康二位称为典型和另类。

[21] 张尔田具有辨别师法、使经说各得其位的治学旨趣，参梁颖 等整理：《与王国维》，《张尔田书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4页：“弟所以欲著《两汉今古文家经义类征》一书者，即拟先从分析入手。盖深知后世讲六艺者门户纷纭，受病之原非此不足以澈底澄清也。”从下文叙述可知，张不满康有为以肤浅之学致用。而张氏本身又有复兴教化的大关怀，不停留在静态的“圣人作经以教万世”信条上面，会反思清代经学考据学风不能致用的缺憾。这都是他在老派学人当中比较新的地方。

[22] 张氏兄弟虽然思想、行事新旧不同，但一生和睦、没有分家。对旧道德的信守，是兄弟和而不同的基石。兄长对传统学术的了解，也是张东荪探索西学的部分底色，参高波：《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1886-1932）》（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2-24页。

[23] 《体用论·成物》，《体用论（外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28页。

[24] 张尔田：《与王国维》，《张尔田书札》，第240页。此信作于《疆村语业》序文之后，或在1924-25年之交，当是针对考据学者以及科学治史者所发。类似言论亦见于四十年代的讲义，参张晓川整理：《历史五讲》，《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张尔田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8-209页。

[25] 熊十力屡屡称道张尔田的这一评论，例见《与沈生》，《十力语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73页。

[26] 张尔田：《与熊十力》，《张尔田书札》，第313-314页。此为答信，《学术世界》1937年3月转载。

[27] 张尔田：《论伪书示从游诸子》，《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张尔田卷》，第204页。又见十力《覆张东荪》，《十力语要》，第113页。

[28] 张尔田：《与王国维》两通，《张尔田书札》，第171，214-215页。尤其精彩的一句话是“由古文考据之法言之，虽谓西京今文家说皆不出于孔子可也；若由余所论之方法言之，则虽谓西京今文家说皆不背于孔子亦可也。”

[29] 张尔田跟熊十力类似的地方，还在于他的学问得力于佛学阅读，张尔田：《与王国维》，《张尔田书札》，第174页：“往治六艺，深恨西京今文家说多亡于汉魏之际。今治佛学，亦同此慨。弟生平为学，喜探原成一统系。此但体例上之不同，至所用考索之方法，一遵国朝诸老。”张氏佛学，亦为十力称道，参《佛家名相通释·色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29页：“印度大乘菩萨，无有不精研小乘学者。吾国人向少提倡小宗，此一短也。近张孟劬先生，独精小乘学云。”

[30] 可参沈政威：《国史要义与柳诒徵春秋经史学》，国立中央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31] 茅海建：《论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下）》，《中国文化》，2017年第2期，第211页。

[32] 研究可参孙文阁：《柳诒徵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4-19页。文本证据可参缪荃孙等：《日游汇编》（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22-35页；柳诒徵：《伦理口义·家族篇（宗族）》，杨共乐、张昭军主编：《柳诒徵文集》第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28页。相关研究参本书第八章。

[33] 李孝迁：《印象与真相：柳诒徵史学新论》，《史林》，2017年第4期，第120-135页。

[34] 柳诒徵：《《国史要义》题辞》，《柳诒徵文集》第8册，第448页。

[35] 柳诒徵：《国史要义·史化》，《柳诒徵文集》第8册，第213，231-232页。

[36] 蒙文通：《致柳翼谋先生书》，《史学甄微》，蒙默整理：《蒙文通全集》（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2册，第480-481页。对熊、蒙、柳相关文献的分析可参张凯：《今古分合与“国史”叙述：以柳诒徵、蒙文通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5期，第118-128页。

[37] 柳诒徵：《覆蒙文通书》，《柳诒徵文集》第12册，第158页。

[38] 《与蒙文通》，《十力语要》，第235页。

[39] 当然蒙文通并不是没有儒家理想，不信从孔子，他只是反对把一些史学上明显靠不住的文本当作理想之寄托，参前揭张凯：《今古分合与“国史”叙述：以柳诒徵、蒙文通为中心》，第125-126页。

[40] 《与友人论张江陵》，《韩非子评论 与友人论张江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09-110页。

[41] 《覆柳诒徵》，《熊十力论学书札》，第162页。

[42] 柳诒徵：《与熊十力书》，《柳诒徵文集》，第12册，第166-167页。

[43] 柳诒徵：《与熊十力书》，《柳诒徵文集》，第12册，第166页。

[44] 十力寄给柳诒徵的《论六经》，就把乡三物看成是汉人改窜《周官》的结果，参《论六经·与友人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23页。

[45] 参《原学统第二》，《原儒》，第86页：“君虽贤，以一人统治天下庶民，终不可为治。且贤君不世出，而君主制度究是大乱之所从出也，故必改乱制。政权操之庶民，方是革命成功耳。”又《明心篇》，《体用论（外一种），第245，254页：“余主张万物与吾人各各以自力发展其本体之潜能……，万物进化至于人，则其内部生活丰富、创新，与智、德、力种种发育，遂乃建立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之大业，人道扩大其本体之伟绩，庶几近于完成，故曰天待人而成也……，孔子亦赞成尧舜无为而治，但不同于道家之无为，盖以大公之道联合众志而为之。无私弊、无废事，是孔子之无为也。（小字：可玩《周官经》。）”

[46] 《覆柳诒徵》，《熊十力论学书札》，第167页。

[47] 柳诒徵：《覆蒙文通书》，《柳诒徵文集》第12册，第158页。

[48] 《与友人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外三种）》，第223页。

[49] 《第三讲 略说六经大义》，《读经示要》，第239页。这一方面是因为《易》的重要地位，其它可先不谈，《易》需要先谈；（“五经根本大义皆在于《易》，《周官》为万世制太平之意，其根源亦在《易》”，参《读经示要》第253页）另一方面是熊十力进入儒经文本，是在五十以后彻悟了体用不二的《易》道之后，（参《存斋随笔》第156页）这个时候，讲《易》是讲他最有心得的部分。

[50] 《覆柳诒徵》，《熊十力论学书札》，第165页。

[51] 《第一讲 经为常道不可不读》，《读经示要》，第26页：“三曰诚恕均平为经。六经言为治之大经，不外诚也，恕也，均平也……，昔王荆公谓半部《周官》均言理财。而近人严又陵则云《周官》言治之要，不外均平二字。”严复此语未觅得出处，怀疑是十力从名文《原强》中创造性化用而来，且待高明发覆。另外，十力对同宗船山的谭嗣同之称许（“自清季以来真人物，唯复生一人足当之而已。惜其学未成熟，感世变已剧，孜孜求知”）也值得注意，参同书第233页。

[52] 如同样称引王安石，后书则指明安石不知“地官此等属吏，大概皆与冬官所主办国营事业即各大工厂或商业机构有联系者”，参《与友人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外三种）》，第187。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从前一年出版的《韩非子评论》来看，法家理解的国家机器，缺点就在于不具备这种有机团结式的相互关联（跟《国史要义·史联》有所呼应），参《韩非子评论》，《韩非子评论 与友人论张江陵》，第71：“《周礼》以各职业分联系，各举其职，和同为治，（小字：各业联，互相和同。）故其政制为多元，复杂而不至纷歧，合作而不容独断。”

[53] 《第一讲 经为常道不可不读》，《读经示要》，第8页。

[54] 《论六经·赘语》，《中国历史讲话（外三种）》，第158页。

[55] 《与友人论六经》结尾是一段呼吁当局保护旧学、作育人才的议论，其用意跟卢弼（前清提学，1951年作有《整理国故方案》，58年印行，近年《卢弼著作集》再版）一类“化石”级老辈相近，表述还热烈许多。此议论上承《论张江陵》、《韩非子评论》当中的许多类似的、呼吁保护讲学的内容。这些文字试图影响当道的意图之强烈，当时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在今人观之，仍觉十分强烈。（例见刘小枫：《共和与经纶：熊十力《论六经》《正韩》辨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79-301页）所以也不必奇怪，意识到如此收效甚微的十力此后转入《原儒》、《乾坤衍》之写作，全力清理历史、护学传道，不再有出位之思。

[56] 并参《第一分 辨伪》，《乾坤衍》（上海：上海书店，2008年），第14页：“当时孙诒让作一小书，曰《周官政要》，为清季主张变法者所盛传。是时，余已参加革命，亦知孙氏之书甚肤浅，非真能通《周官》者。”

[57] 此类判断，也见于十力友人张尔田、马一浮的著述当中。而章太炎在六经皆史的理念之外还有一套独特的佛化义理学，熊十力同样作文批评，认为他未窥生化之源。参拙文《良知与世教：江右王门与现代新儒家论良知之发用》，《鹅湖学志》，第65期（2020年12月），第127-165页。

[58] 《与友人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外三种）》，第176页：“东莱弹击胡氏以《礼运》说《春秋》，只是汉以后奴儒之见，独惜朱子亦同吕氏，未能自拔也。康有为以《春秋》三世义融摄《礼运》，自矜创说，其实胡文定在宋世首创此说，而东莱一派盛斥之，早为学术史上一大公案，康氏何创之有乎？”并参〔宋〕吕祖谦原著，黄灵庚、吴战垒整理：《与朱侍讲》，《吕祖谦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册，第417-418页。十力判断康有为袭用此信意思，可受钱基博（1887-1957）1933年的评论所影响，参《后东塾读书杂志》，《青鹤》1933 年第1卷，第4期 ，第2-3页。按吕祖谦跟朱子通信，认为胡安国尊《礼运》属墨学倾向，故为熊十力所批判。其实包括熊十力在内的一些经历从君政到民政的近代儒者，多是在墨学的影响下，发展出了贵民的思想。最近可供参考的一份案例研究，见成棣：《章太炎早年政治思想中的墨学因素》，《章太炎研究》第1辑（2023年），第41-86页。

[59] 《原外王第三》，《原儒》，第99。如果说康有为的论述让他能方便地调整政治声调，依违于激进与保守，大同与小康之间，也合乎事实，参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第79-117页。

[60] 此语或从严复《《社会通诠》译者序》中化用而来，其批判意味也跟严序文意一致，参甄克思（E. Jenks）原著，严复译注，方挺点校：《社会通诠》，《严复全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卷，第358-359页。

[61] 这句分析颇为重要，对比《孔子家语·礼运》（国学经典文库编委会编，上海：广益书局，1937年，第112页）可知，上面引用的“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家语》未及，这就是熊十力所谓的改窜原文之一证，王肃遮住了孔子批判土地私有制的言论。更严重的是，《孔子家语·礼运》删掉了《礼记》本孔子答语末尾“是谓小康”四字，读者会误认为上面所说的众多制度不是小康礼教，而是大同理想制度，罪莫大焉。

[62] 〔法〕孟德斯鸠（C.de S. Montesquieu）原著，严复译注，郑有国、薛菁点校：《法意》，《严复全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卷，第32页。

[63] 《附录·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原儒》，第315-316页。此处论《周官》，亦承袭前引《韩非子评论》、《与友人论六经》之论述。

[64] 申说此义的论文有承红磊：《从“宗法社会”到 “军国社会”：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严译社会阶段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1期（2015年06月），第213-244页。

[65] 《原外王第三》，《原儒》，第104-105，119-120页。

[66] 《第一分 辨伪》，《乾坤衍》，第5-6页。该部分在肯定《易经》根本地位之余（毕竟是衍 “乾坤”大义），也特别告诫读者：“《礼》《乐》《诗》《书》四经皆《春秋经》之羽翼也。”

[67]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康有为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集，第131页：“‘不修《春秋》’当有月、当有诸侯，孔子削之，以明自此诸侯无王，此真微言大义者欤！”康有为判断孔子没有笔削之《春秋》未能体现大义名分，理由如上，这是参考了《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传：“冬，会于温，讨不服也……，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周〕左丘明原著，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左传（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4页）这些解说，无法在《公》、《谷》两传的相应年份找到。

[68] 《致刘静窗》，1955年。

[69] 张荣华：《文明本质及其发展的探索与构造——《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述论》，《学术月刊》，1994年第7期，第65-74页。

[70] 《文哲集刊》外审人提示：“十力书信极可能是十力于病中请人代为翻查康有为著作而已。若此，既无治学方法上的见解可言，也不见得有推荐阅康有为著作的深意。”甚是。正文的这段分析，只能说是根据十力阅读痕迹所作的一些疏通，请读者详察。

[71] 《第一分 辨伪》，《乾坤衍》，第14页。

[72] 同前，第46页。

[73] 牟宗三：《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时代与感受》，林日盛编校：《牟宗三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3册，第289-290页。

[74] 蒙文通：《孔子思想中进步面的探讨》，《儒学甄微》，《蒙文通全集》，第1册，第17-25页。

[75] 《乾坤衍》别处尚有将尧舜之公天下和孟子所希望之君主国区别开来的言论，相比《原儒》微有调整、更加激烈，可归为十力之《尚书》论述。《尚书》则孔子之史学，记录有中国历史上大同政治的事实（尧舜），明末思想家（以及熊十力之父，又如前述之谭嗣同）对大同政治的向往，可算作子学之正宗，参《先世述要》，《熊十力论学书札》，第331，339页：“天倾地覆之际，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傅青主、吕晚村诸明哲皆攻击帝制，光复华夏，与倡导格物学之鸿论与毅力，独惜拥护帝制之贱竖，伪藉汉学以锢思想，而晚明王、顾诸儒之学，卒遏绝不行……，先父赞扬唐、虞公天下之制，谓其可进于民主也。夏、殷、西周三代定家天下专制的乱制，流毒数千年。不肖幼闻庭训，不敢信禹、汤、文、武是圣王也。”

[76] Rudolf G. Wagner, “A Classic Paving the Way to Modernity: The Ritual of Zhou”, in Sarah C. Humphreys and Rudolf G. Wagner edit., Modernity’s Classics, (Berlin-Heidelberg: Springer, 2013), pp. 77-99. 瓦格纳指出，《周官政要》等书主张控制社会言路，这显然是思想交流过程中，东方惯性够大，压倒西化需求的案例。但我们看前面熊十力的论述，反复强调实行《周官》需要民治发达、各部门完全自由，要不就会重蹈法家故辙。很显然，他比瓦格纳笔下的清季论者更有“新”的自觉。

[77] 自由在此如何关联于现代化的大业（在此问题意识当中，自由更多是实现代化和国家富强的要素之一，更少是在其自身而为目的者）？以家庭制度为例：旧的家庭制度在清季被认为桎梏了个人，妨碍自由。这样的后果是新共和国公民无法形成，积贫积弱的现状无法改变，所以旧式家庭本身又是坏现状的一大策源地。康有为、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等人都在此语境之中，参罗志田：《序》，收入赵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78] 感受到西方“哲学”的话语霸权，十力《新唯识论》尝试用汉语建设义理学传统与普遍真理的关系，其成绩也是一种“哲学”。或者说，是拟态霸权以对抗乃至取代霸权。一份富有洞见的分析参见Philippe Major,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Chinese Philosophy: XIONG Shili’s New Treatise on the Uniqueness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Oriental Philosophy’”, Dao (2019) 18: 241–258.

[79] 《覆钟泰》，《熊十力论学书札》，第230页。

[80] 熊、马在复性书院时期一度交恶，众人皆知。其实十力当时对经学、西学的理解与马氏之不同，从《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的一段夹注长文中，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当然更加根本之处还在于体用论方面），全然不用从人际交往、教学方法层面判断，参《十力语要》，第178页。

[81] 在1955年2月13日，钟泰收到了十力送来的《原儒》，三日读毕，以为虽然学思精锐，但有诬古之嫌，然未予深论，参钟泰著，钟斌整理：《日录》，《钟泰著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8册，第476页。

[82] 梁漱溟：《梁漱溟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1956年9月30日，1956年10月1日（此日梁氏恰好遇到康同壁“略谈其静功”，非常巧合），1961年1月27日。

[83] Catherine Lynch, Liang Shuming and the Populist Alternative in China, (Leiden: Brill, 2018), p. 59. 此为作者1985年春访问梁漱溟所得。

[84] 梁漱溟：《致郭齐勇/1984年》：《致田镐/1984年》，收入梁培宽编：《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7，389页。

[85] 对于形式接近，持论更激烈的《乾坤衍》，梁漱溟的体验是“阅之甚久，大致如其旧著耳”（梁漱溟：《梁漱溟日记》1961年6月7日），故没有给太多篇幅批判。另一方面，此文专辟一节讲自己会怎么写《原儒》。该节写毕，梁漱溟即用大量笔墨批评十力误执佛教之无明如实有一物、必须扫除，也是在讲自家的佛本论立场，为《东方学术概观》预热，

[86] 梁漱溟：《读熊著诸书书后·先从一些琐碎疏忽错失处说起》，《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册，第734-735页。

[87] 今日有识者容易发现此类错误，例见邓新文：《马一浮六艺一心论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56-268页。

[88] 梁漱溟：《读熊著诸书书后·为认清熊先生的思想路数再列举一些例证》，《梁漱溟全集》第7册，第738，743页。

[89] 有关清末民初本土-西来新学之权势消长的讨论，可参前揭罗志田：《能动与受动：道咸新学表现的转折与 “冲击/反应”模式》第14-17页。

[90] 梁漱溟：《读熊著诸书书后·试论我所不敢苟同复不敢抹杀处》，《梁漱溟全集》第7册，第747，749页。“细心地指点出来”，听众是谁？此不待言。梁先生撰写《建国之路》、《中国——理性之国》的用意跟十力很相似（甚至连写作的时间点也可以比较），但他更为谨慎，没有流布自己的文稿。而且，此后的徐复观也未必会全然否定二位影响当道、保存传统的宏愿。限于所见文献，难以深论，望有识者根据更多的回忆录、书信、日记类材料予以发明。

[91] 梁漱溟：《读熊著诸书书后·假若今天我来写原儒》，《梁漱溟全集》第7册，第752，753，755页。

[92] 早在1958年6月，梁漱溟读过《原儒》、《体用论》之后，就致信十力批评之，惜函件不可得见。十力回信称：“西洋人从小起就受科学教育，科学基础有了，各派的哲学理论多得很。我相信，我如生在西洋，或少时喝了洋水，我有科学上的许多材料，哲学上有许多问题和理论，我敢断言，我出入百家，一定要本诸优厚的凭借，而发出万丈的光芒……，你把《体用论》看成无用物，所以我忍不住气。此与宰平兄一看，亚三、艮庸、渊庭同看。”（《与梁漱溟》，《熊十力论学书札》，第243-244页）此处所言喝过洋水者，指梁漱溟。亦可推论：梁氏作为喝过洋水的人，难解没喝过却要趋新的十力之苦闷。另一方面，梁漱溟还是十力开始出入佛家的引路人——不仅是内学院方面，认识张尔田，梁漱溟也在十力之前（很巧的是，张那时候就在北大教授《俱舍论》，参梁漱溟：《值得感念的岁月》，《梁漱溟全集》第7册，第641-642页）。佛家，尤其是小乘，在十力的观念中是一种科学知识基础的替代品（《覆柳诒徵》，《熊十力论学书札》，第162页）。在方方面面，家世不凡的梁氏在接触儒家以外的新学之际，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93] 梁漱溟：《读熊著诸书书后·1965年重阅恩格斯书补注》，《梁漱溟全集》第7册，第785-786页。这是引述《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文本后的评论。那么梁漱溟本人对东方学术、理性理智的看法，是否能全然免于马恩“空想”、“脱离历史”的指控？可是，梁漱溟的中西印三系文明进退说，是否摆脱了清季新学以中格西、矮化外国文化的问题？可参罗志田：《曲线救文化：梁漱溟代中国“旧化”出头辨析》，收入《思想史7专号：英华字典与思想史研究》（台北：联经，2017年），第33-62页。依鄙意，梁先生晚年的言说，尚未对闻见德性之知之平衡、道德理性与德、赛先生之和谐，有一妥善处理。继之者为牟宗三天心自我坎陷，开出对列平等之局奠基德、赛先生的理论。此当专文研究。

[94] 马一浮：《致梁漱溟》，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册，第650页。

[95] 徐复观：《熊十力先生之志事》，《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徐复观全集》，第25册，第110-111页。

[96] 交往上的不谐，如徐复观对于熊十力滞留广州、北上入京期间的姿态问题有看法，会影响他对十力委曲求全的接受。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徐氏本身是更加政治本位的学人，也不像唐、牟二人一样“跟熊十力念过书”，他和十力一开始的师生交往模式，就和前二位不一样。后来种种不同，学术取向上的差异，都应从此出发理解，参余英时，李怀宇：《余英时访问记》（台北：允晨文化，2022年），第211-214页。

[97] 徐复观：《徐复观谈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节选）》，《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徐复观全集》，第13册，第266页；《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徐复观全集》，第11册，第3页。

[98]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蔡仁厚、林月惠编校：《牟宗三先生全集》，第5册，第255-256页。

[99] 《中国哲学十九讲》论法家（中国政治逻辑）与《周官》史职相关的一条，顺承此论，参牟宗三：《历史哲学》，黄汉光编校：《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册，第14-15页；《中国哲学十九讲》，林安梧等编校：《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9册，第156页。

[100]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二）》，《唐君毅全集》新编本编辑委员会编：《唐君毅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20卷，第188-191页。在讨论先秦和宋-清学术时，《原论》再未给《周官》戏份。

[101]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唐君毅全集》，第22卷，第6-7，579-580页。

[102] 十力晚年的思想历程，不见得能代表同时的其他学者学思历程与学术影响。此论诚是。我的想法是，将熊十力作为清季趋新思潮之遗响环节，跟前面的不同学者相对照，观本书导论可知。

[103] 《马一浮全集》，第3册，第430页。钟泰、马一浮是熊十力的朋友之中特别精熟义理之学的两位，与他对话的能力并不亚于梁漱溟。虽然都不赞同他，但也都没有对其书有太多批评。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二位应该是终身坚持了对经学的钻研。只是他们后来的姿态，在十力看来，恐是钟“老”马“释”，得罪孔门。参拙文《游世：现代儒者钟泰的学问历程》，《文与哲》，第42期（2023年6月），第253-284页。

[104] 马一浮：《寄怀熊逸翁即以寿其七十》，《马一浮全集》，第3册，第455页。

[105] 如Holmes Welch之Buddhism under Mao和学愚之《中国佛教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批判、一回护的不同看法。此非本文主题，暂不深论。

[106] 《致巨赞法师》，《熊十力论学书札》，第154页。1951年作。

[107] “所可宝者此心”，根据熊十力别处的记录，当看自白沙，参《陈白沙先生纪念》，《十力语要初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49页。《潘雨廷先生谈话录》有评论十力去世前持《往生咒》的记载两则（第165，350页），可参看。

[108] 马一浮：《论道》，《马一浮全集》，第3册，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