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守元先生的选学成就虽已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然而对于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出版的两部选学著作，即《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以下简称旧著）和《文选导读》（以下简称新著）之间的关系，读者仍存在惯性思维：因作者对此未作明确交代，以至于误将其视为平行、并列的关系。其实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二书存在因袭的关系，但新著内容更为充实，从中体现了屈先生晚年在选学领域的进境。二书之间的因承和进化，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解析。
首先，二书均因教学的需要而撰写，具有高校教材的实用性，但新著在读者对象的设定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作者于旧著自序交代说：
由此而言，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课程之一，旧著产生于四川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堂。从1979年到1983年，[7]屈守元在常人本该退休的年龄，坚持在课堂内外深研选学。该书既是这四年来躬身教学的结晶，同时也理应包含了四十年前“讲疏萧《选》，妄有撰辑”的笔耕遗迹。[8]
新著带有明显的演讲痕迹，也透示出教材的性质，如称吕向“献《文选集注》后，他可显耀了”，吕延祚“两《唐书》没有他的传，但他是开元初的一个红人”；又如“这样推断，修正了《四库提要》的失误，又符合其所指出的情理，是不是更恰当些？”“高步瀛说‘《新书·文艺传》亦言宪百余岁卒’，这句话也不对。《新唐书》记曹宪事在《儒学传》，不在《文艺传》，说宪百余岁卒即在《儒学传》中。高步瀛搞混了！”“这种虚无主义的论点，是与否定孔子删述《诗》《书》的作法，没有什么两样。都属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支与流裔，早是已陈的刍狗，过时的旧货了！”[9]这些栩栩如生的直白表达，再现了演讲的口吻和神气。虽难掩教材的性质，但新著在读者对象的设定上进行了调整。《导言》开篇称：
不仅如此，原来的作品“选讲”改称为“选读”，虽仅一字之别，其实透露了主体的不同，“讲”的主体是面向学生的教师，而“读”的主体则既可以是课堂上的师生，也指向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可见对于新著，作者有意淡化其教材性质，寄望它不为课堂所限，可以超越教学的场域，走进更广袤的社会，以供更多的读者取阅，发挥更大的文化价值。
其次，二书主体结构相似，均由两部分构成，上编为“综论”，下编为“选注”，但新著对具体章节和选目进行了大范围的抽换。旧著自序对内容构架有明确说明，已见于上揭：“上编杂述选学常识，下编择录旧讲疏中所曾加校释的李注本各体文章若干篇，作为启发学者治《选》途径的教材。”[11]据目录和正文可见，旧著上下编分别为“杂述”和“选讲”；新著也分为上、下编，标题则改称“导言”和“选读”，各与书名若合符契。
新著“导言”和旧著“杂述”均包括《文选》的编辑、《文选》学史、传世的版本等内容，框架结构大体相似，不过新著进行了大幅充实和提升。新著导言第一章“关于《文选》产生时代的文化氛围”、第六章“怎样阅读《文选》”以及第二章“《文选》的编辑”中的第四节“《文选》成书前后萧梁皇室所编辑的一些类书、总集”，这几部分内容均是旧著没有的，可以断定是作者在新著增设的。[12]
新著的“选读”对旧著“选讲”既有沿袭也有新创，保留了部分经典篇目的同时，也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抽换。具体入选篇目见下表：
再次，二书体现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但新著经受新时期选学研究的洗礼，在内容和方法上均有显著推进。对于《文选》的编者，屈先生一向持“萧统为主说”，即使经受新文选学的冲击，仍坚持不变，只是在论据上更加追求完密而已；对于“昭明太子十学士”在《文选》编辑中的作用，抱有客观的态度，前后并无异词；始终认为萧统所撰的《正序》《古今诗苑英华》等书，在性质上仍介于类书和总集之间，与《文选》不同。同时在方法论上，二书都推崇李善注，将其置于崇高的地位，不仅在总论中加意推尊，而且在选注作品时以李善注为根本，在李注的基础上再进行疏校工作。
旧著与新著出版间隔的五年之中，《文选》学研究日新月异，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于此时正式成立，屈先生多次赴长春、郑州等地参会，结识了众多海内外选学同道。会议内外的切磋磨砺，课堂上下的教学相长，让屈守元先生对《文选》学的研究和理解突飞猛进，因此新著在篇幅上大幅扩充，由原来的16万字跃升到了30万字，同时在内容上更为充实，无论是“杂述”还是“选讲”均有巨大的改观和质的飞跃。
兹举一例。新著导言第一章第四节“《文选》和当时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关系”，重点论述了《文选》与《文心雕龙》和《诗品》的关系，指出三书均反映了时代的文学风气，《文选序》对文学发展的肯定与刘勰、钟嵘并无二致，《文选》选录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已被刘、钟所论及，因此研读《文选》必须要结合这两部著作。对于这一点，尽管黄季刚早已有所揭示，但最先倡发于日本的“新文选学”对此特别强调，并将其列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屈守元先生对这一动向的捕捉和关注，很可能即是受到“新文选学”的洗礼而做出的。
在《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出版之前，屈守元先生本有意将其命名为《文选椎轮》，后来以“椎轮”语意不够显豁，而改用现在的书名。但对这一书名颇为自珍，当此书两年后在台北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再版印行时，遂将其用作副标题，称为“选学椎轮初集”。台湾版序称：“《椎轮》之作，此为初集。续出之书，俟诸来日。”[13]新著当然是期待中的“续出之书”，但作者并没有将其按计划称为“二集”，除了收入“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中，受限于丛书体例的原因之外，新著的资料更为翔实，论述更加严密，选注更加精炼，但与旧注是一脉相承的，是对旧著的扩充，因此可以称为修订版或增订版，而并非是独立于《选学椎轮》初集之外的第二集。
综合上述，二书之间既有因袭关系，同时新著也实现了对旧著的超越，可视为作者在选学领域更成熟的代表作，体现了屈守元先生晚年在《文选》学研究上的进境。“萧统著述，《文选》后成”，屈先生以“器晚成而益大，蜜兼采而弥甘”来评价《文选》，[14]对于他后出《文选导读》，亦可作如是观。
20世纪海外选学的兴起推动选学研究的世界化，又进一步催生了中国本土选学研究的繁荣，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新文选学”。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在前贤的基础上有意识研究，将这一概念拓展成了有风格、有方法的研究派别。“新文选学”的第一课题便是对《文选》真相的探明，而关于《文选》的真相，首当其冲的便是编者问题。
在传统选学的视域里，《文选》的编者是萧统，古今著录并无异词，历代选学家也从未对此提出质疑。日本立命馆大学文学部教授、“新文选学”的倡议者清水凯夫率先发难，认为刘孝绰具有主导作用，萧统不过是挂空名，由此掀开了新时期选学论争的帷幕。在专著《六朝文学论文集》中译本出版后，清水凯夫多次莅临中国参加学术研讨，现场的唇枪舌剑辅以会后的文字攻守，让学术论争变得更加白热化。在这场论争中，屈守元先生扮演了重要的“狙击”角色。
1992年8月3日的吉林长春，由中国和日本联合举办的“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开幕。屈守元先生应约莅会，初识清水凯夫很可能就是在本次会议上。据会议纪要，“清水凯夫坚持认为《文选》系刘孝绰一人所编。曹道衡、沈玉成、郭预衡、穆克宏等提出异议。”[15]虽此时未见屈先生发难，此后看似平静的书信往还，实则蕴蓄着更为强烈的风暴。
1993年出版的《文选导读》，屈先生重申“刘孝绰是萧统编辑《文选》的主要助手，不能因此抹杀萧统是主持编辑者这一事实，更不能说刘孝绰是《文选》的实际编辑者”的观点。[16]书出版后作者不远千里寄赠同道，清水凯夫读后复信称：“我已迅速地拜读完毕，对先生的高论，我大体上表示赞同之处很多。但是，对《文选》研究的核心问题，即《文选》编纂者之事，我与您的意见都相当地不一致。”并据此认为：“可见从传统的见解的束缚中脱出，是一件至难之事。”[17]
对清水凯夫的论断，扬州师范学院顾农发表《与清水凯夫先生论〈文选〉编者问题》，与屈守元几乎同时提出针锋相对的讨论。对于来自中国学者的挑战，清水凯夫展开了全面反击，很快便发表长文《答顾农先生并论“新文选学”的课题与方法》。题目虽直称“答顾农先生”，但从开篇引言来看，屈守元《文选导读》也在“答”的行列之内。其中提到“两著虽然承认探索《文选》编纂真相需要有‘新选学’，但一到澄清各个具体问题时，就令人遗憾的仍还固执于传统的思路，显示出一种拒绝采用新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的姿态”[18]，与1994年复屈守元函流露的态度如出一辙。
经过对《六朝文学论文集》中译本的深入阅读和多方取证，屈守元先生撰写了长文《新〈文选〉学刍议》，从八大方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文选》刘孝绰主导说”加以全面反驳。虽然距收到清水复函已时隔一年多，仍难掩读信时的强烈不满。文末称：
这篇长文写于1995年4月13日，可能很快便寄往东瀛，但是始终未见发表。其中不乏富有感情色彩的表达，除上引末段文字外，又如第一难末尾称：
通篇逻辑严密，引证丰富，言之铮铮，似有排山倒海之势，其中掺杂的感情色彩并不影响这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驳论文章。王利器先生读后以为“义据兼赅，足以释疑解惑”[21]，洵为的评。
在1995年河南郑州举办的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清水凯夫、屈守元、顾农等再次相遇，会下的文战变成了会上的舌战，尽管往复激烈，但都是以求真为目的，不失友好和温雅。[22]私下里清水凯夫还对屈守元的《新〈文选〉学刍议》予以书面答复，称“新《文选》学乃对过去日本只对《文选》翻译、索引而言，非敢动摇中国之传统《文选》学也”，还虚心地宣称欲拜屈守元为师。[23]这当中有多大可能是不想再加置辩，多大可能是表示心悦诚服，也许只有他本人知晓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屈先生对于“新文选学”的激烈批评，绝不是盲目的跟风，更不是对海外选学的拒斥。恰恰相反，对于“东邻”日本的选学研究，屈守元先生是紧密关注和充分肯定的。
1985年9月，在将《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书稿交至出版社后，旋即读到日本中文出版社1981年再版的《文选索引》以及1974-1975年日本汲古书院出版的“国宝《文选》”，于是临时增添一跋，为日本学者治选的科学方法和日藏珍本的弥足珍贵留下标记。[24]对于《文选》的域外版本，屈守元先生反复致意，甚至高声叱责不“预流”者：“现在研究《文选》学，特别是研究唐代《文选》学，不求诸东邻，简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孤陋寡闻！”[25]
不唯对于《文选》编者真相的探求，在对具体作品的解读中，屈守元先生也不惧权威，勇敢亮明自己的观点。
在屈氏选学二书的“选讲/选读”部分，均入选了祢衡的《鹦鹉赋》。二书的解题文字，主要是围绕该赋作者和思想展开的论争。对于作者祢衡，历来并无争议，有之自唐末段成式始，后来清代学者张云璈回应此说，钱钟书《管锥编》再次予以回应。对此屈守元提出全面驳斥，详引张骘《文士传》、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洪迈《容斋三笔》、李白《鹦鹉洲悲祢衡》等文字，不无激切地称：“洪迈所言，贤于张云璈、郑方坤之流远矣。独怪评论此文者，不睹《容斋三笔》，而猥抄张郑之论，其故何耶？”[26]大概是修改后的文锋更加尖锐，于是在《文选导读》中隐去了姓名，没有直斥钱钟书，而是委婉地称“近人书说此赋”。
孟子名言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陈澧引《庄子·徐无鬼》“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凌谇之事则不乐”，对逞辩之徒予以一针见血的批评：“此则得已而不已者也。得已而不已，故天下之书汗牛充栋也。”屈守元先生将此条郑重抄入《读书指导·戒妄》，显示出对这一文化之弊的暗记与领悟。[27]“得已则已”，必不得已才发难，无论是对清水凯夫还是钱钟书，都表现了屈守元先生为探求真相“不得已而辩”的书生本色。
《文选导读·自序》称：“旧作《昭明太子十学士说》，载在《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中，引起选学者的注意。对于十学士的设置时间，有同志关心，提出异议。窃谓当时东宫既无此官职，设置时间似不必过于拘泥。本书所写，姑仍旧说。”[28]又陈延嘉撰文与屈先生商榷，反对先生批评五臣注，文末附记作者在研讨会期间过访，屈先生主动谈起他的商榷文章，肯定之余，坦承“可能是因为过去受传统选学的影响较深，对五臣注有些偏见”[29]。对于其他学者的攻难，屈先生坦然面对，不徒逞辩，俱可见先生“得已则已”的学者襟怀。
屈守元先生在学术论争中展现的求真精神，以及对学术论争的通达理解，对后人从事选学研究必将是有益的借鉴。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一“著书之难”称：
屈守元平生著述不多，仅《经学常谈》《文选导读》《读书指导》等寥寥数部，而且不断再版，深受好评，显然不属于亭林先生所批“成书太易”的范围。那么，对于屈守元先生来说，什么样的著述才是他的名山事业呢？在《文选导读》中，其实对此已有明白揭示：
同书又称：
由此可以说明，对于《文选》李善注作系统而彻底的整理，就是屈守元先生心目中的名山事业。对此高步瀛的《文选李注义疏》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高氏赍志而没，仍有接续的十足必要。屈先生将其视为“当前《文选》学上的第一件大事”“复兴文选学的光明大道”，不仅是开示法门，其实也是以此自期。因为作者即是“下功夫深入实践者”，其中甘苦已经备尝。
为李善注作疏，看似简单，实则极为不易。且不说在高步瀛、向宗鲁、屈守元等人所在的时代，还要逐字逐句的亲手翻检，即使是迈入大数据时代的今天，查核也殊为不易。因为每一条深入下去，都可能产生无穷的麻烦。
兹举一例。《文选导读》选入应璩《与广川长岑文瑜书》，其中有句“沙砾消铄，草木焦卷”，句下疏义：
李善注所引的《吕氏春秋》经向宗鲁先生查证，实乃《说苑·君道》中的文字，对于商汤大旱的记载，《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已有歧异，《论衡》则兼采二说。李善注所引的《山海经》经屈守元先生查证，实非直接引用，而可能是将“十日并出，草木焦枯”与“十日所浴”等文字糅杂的结果。此处李善注仅有两条征引文字，每一条都显示出错杂淆乱的特征。由此可以想象对全书数万条注释进行疏解，工作将是多么艰巨。
屈守元先生所以孜孜矻矻，以系统整理李善注为职志，除因李善注的经典性和重要性，从而将其视为可以传世的名山事业，同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完成乃师向宗鲁先生的遗志。《文选导读》称：
完成先师未竟的事业，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无足轻重，但对于屈守元先生来说却极为重要，这从他长期矢志于整理先师遗著即可看出。对此弟子记述道：
不仅《校雠学》《说苑校证》是屈先生为整理向师遗著承揽的责任，而且据说关于《文选》手批本的整理，也由屈先生承担。同门弟子王利器回忆说：
由此可见，对于李善注的系统整理，是向宗鲁先生的遗志，也是屈守元先生的初心和使命。
王利器所称自序并非直接引自《文选导读》，而是转引自屈守元本人的《新〈文选〉学刍议》：
《新〈文选〉学刍议》随信寄赠王利器，由王先生转引入《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已见于上述。本文落款时间为1995年4月13日，时不我待！已年过八旬的屈先生终于下定了决心，“即日动手编写《文选李注疏义》”。此时屈先生踌躇满志，对于完成这一工程充满信心，有两个原因见于自述，一是已有成稿200多篇，一是有弟子常思春的襄助。另外，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终于完稿，即将付梓出版，是另一未明言的原因。为此，他将擘画中的著述命名为《文选李注疏义》，既与高步瀛的《文选李注义疏》有所区别，又在含义上与书的主旨严丝合缝。同时还以此为题申报了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与巴蜀书社达成了出版约定。[38]
2008年12月，傅刚先生在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作学术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二十世纪〈文选〉学研究》，演讲中不无遗憾地指出：
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好像已来不及了，“即日动手”的六年后，屈守元先生溘然长逝，他终未能完成和出版《文选李注疏义》。向宗鲁先生的遗志，叠加了屈守元先生的遗志；向先生未竟的名山事业，也变成了屈先生未竟的名山事业。成书太易固然难以传世，而成书太难则可能无法成书。说到底，名山难成，终究还是因为太过艰辛。先辈未竟的光辉事业，仍有待于后来者的赓续。
[1] 汪习波《隋唐文选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2] 王立群《骆鸿凯〈文选学〉与20世纪现代选学》，《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24页。
[3] 刘跃进《〈文选〉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氏著《〈文选〉学丛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6页。
[4] 陈庆元《95“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第127页。
[5] 王立群《现代〈文选〉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此外又称：“高步瀛代表的传统派，黄侃代表的转型派，周贞亮、骆鸿凯、屈守元代表的现代派，构成了20世纪前期现代（文选》学家的三大主派。”同上，第508页。
[6] 屈守元《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按，此书近又有文津出版社2022年版。
[7] 《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初版于1988年，但自序写于1983年12月，则当于此时已撰就并交稿，五年后方才出版。
[8] 先生弟子对此记述，“1940年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后任成都光华大学讲师、成华大学副教授、教授”。据此推测，20世纪四十年代屈先生的《文选》讲席很可能是设在成都光华大学（按，成华大学即成都光华大学）。参见王泽君《书屈守元先生事》，《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2期，第90页。
[9] 屈守元《文选导读》，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7页，第68页，第58页，第58页，第151-152页。
[10] 屈守元《文选导读》，第1页。
[11] 屈守元《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第1页。
[12]从1991到1993年，屈守元先生相继在报刊发表了系列选学论文，包括《〈昭明文选〉产生的时代文学氛围漫谈》（《文史杂志》1991年第3、4期）、《“昭明太子十学士”和〈文选〉编辑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略谈〈文选〉成书前后萧梁皇室所纂辑的一些类书和总集》（《文史杂志》1991年第5期）、《清儒〈文选〉学著述举要》（《郑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等，显示了在二书出版中间的新思考和结晶，此数篇论文也正是新著明显超出旧著的重要内容。
[13]屈守元《文选导读》，第173页。
[14]屈守元《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第10-11页。
[15]乐闻《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第36页。
[16]屈守元《文选导读》，第29页。
[17]屈守元《新〈文选〉学刍议》，载中国文选学研究会、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文选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又载王利器《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18]清水凯夫著、蒋寅译《答顾农先生并论“新文选学”的课题与方法》，《职大学刊》1994年第4期，第12页。
[19]中国文选学研究会、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文选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20]中国文选学研究会、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文选学新论》，第52-53页。
[21]王利器《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第48页。
[22]陈庆元《95“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第127页。
[23]王利器《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第48-49页。
[24]屈守元《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第271页。
[25]屈守元《文选导读》，第88页。
[26]屈守元《文选导读》，第192-193页。
[27]屈守元《屈守元学术文选》卷一《读书指导》，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84页。
[28]屈守元《文选导读》，第2页。
[29]陈延嘉《〈文选〉五臣注的纲领与实践——兼与屈守元先生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2期，第10页。
[30]顾炎武著、张京华校释《日知录校释》，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777页。
[31]屈守元《文选导读》，第59页。
[32]屈守元《文选导读》，第101-102页。
[33]屈守元《文选导读》，第283页。
[34]屈守元《文选导读》，第59页。
[35]常思春《稽古拓新集——屈守元教授八秩华诞纪念·后记》，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531页。
[36]王利器《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第38页。
[37]中国文选学研究会、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文选学新论》，第60页；又见王利器《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第48页。
[38]曹亦冰主编《中国当代古籍整理研究学者名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3页。
[39]傅刚《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90-391页。在向宗鲁先生之前，谭献亦曾有志于为《文选》李善注作疏，参见王立群《周贞亮〈文选学〉与骆鸿凯〈文选学〉》，《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第125页。。又吴小如曾有志于续写《文选李注义疏》，参见陈延嘉《小学 文学 选学》，载刘凤桥、程立主编《吴小如纪念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