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传统文化批评的最厉害的就是京剧，其对梅兰芳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达九篇之多。
他的《社戏》是对旧戏剧的完全不认同，开头就写道：“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前十年是绝不看，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那两回全在后十年，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 他说他：“...看戏是有味的，而况在北京呢。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园。”
可他真正的认为中国旧的戏院是：“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再定神四面看，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挤过去要坐时，又有人对我发议论，我因为耳朵已经喤的响着了....”，“...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它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
“...而况这身边的胖绅士的吁吁的喘气，这台上的冬冬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他看了一本日文书说：“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
“五四”时期，鲁迅对京剧的偏见并没有改变，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它只是“玩把戏”的“百纳体”，“毫无美学价值”。郁达夫在文章中回忆说:“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茅盾、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他(鲁迅)根本就不赞成。
再如对于人们公认的京剧表演中的象征艺术，鲁迅就很不以为然。《郁达夫文集》”。
鲁迅在《谁在没落》中写道:“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除了白鼻梁表丑角，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哪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意义？”
鲁迅不认同京剧是戏剧，他认为那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
如果鲁迅仅仅是否定京剧也就罢了，最要命的是他对梅兰芳尖苛的人身攻击，对于梅兰芳他极尽讽刺和挖苦之能事。
梅兰芳演《黛玉葬花》
《论照相之类》：“...实有一位梅兰芳君...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即此也就是以证明中国人实在是有审美的眼睛。” “梅兰芳扮演的林黛玉，远不如我们村口的村姑好看”，“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
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彩色、弄墨水的人跋扈。”“唯有这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在中国是长久的，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
1934年11月，鲁迅化名张沛在《中华时报·动向》上又发表了《略论梅兰芳及其他》。文章说，“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为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他们的手，这东西就跟着他们灭亡。
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都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为他而做。凡有新编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在《拿来主义》送去主义中，他送的是梅兰芳，但他说：“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函里写道：“萧伯纳与梅兰芳问答之际，我是目睹的，其问犀利而答愚钝，好像并不值得夸赞。只是中国梅毒患者颇多，他（萧伯纳）那样的说法倒也不足为奇。”对此事，鲁迅竟然用到了“梅毒”这个词汇来形容梅兰芳以及他的观众和喜爱者，先不说对错，就鲁迅先生这素质，就是放在一位山野村夫口里，也断不能说出如此阴毒的词汇来吧，这人得尖酸刻薄到什么程度才如此？！
实际上，鲁迅否定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梅兰芳只不过是他借以打击传统的一个靶子罢了，他对梅的不喜欢实际是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的不喜欢，但他没有客观的评判，去伪存真，而是采用了几乎是全部否定的态度，在对梅兰芳的态度上尤为明显，这显然是极其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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