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 | 圆融贯通——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传承与弘扬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中国企业的管理哲学植根于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实践认知方式的土壤之中，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结合企业实践，重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管理思想、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对于当前的企业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黄如金先生曾对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作过这样精辟的论断：“道家无为而治，取法自然；儒家倡善忌恶，仁义中庸，崇尚德体法；法家立法严型，施术用势力；兵家奇正变幻，贵在权变；农家因地制宜，不讳农时；墨家兼爱交利，善立表率；名家巧设名辩，擅长剖析；纵横家连横合纵，唯利是从；阴阳家诡说阴阳，以太极教世。三教九流，百家千子，处心积虑，无非牧民之道，驾驭之术，皆自以为管理之道。”可见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枝繁叶茂，而作为其中主流思想的儒家、道家和法家三大学派，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最为深刻。这三大学派都产生于思想最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它们各自提出对人的基本看法，并提出自己的管理方式，进而形成各自的治国安邦思想。

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和理论基础是“仁”，然后引申出“德”和“礼”。“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管理思想，而“礼”则是作为外在的管理形式和管理规则。但无论是“德”还是“礼”，都是将人作为管理的载体，把“治人”归结为管理的本质。

《中庸》讲“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由此可见，儒家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自身的管理，“君子务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论是国君还是庶民都要从自我“修身”做起，因为领导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与法家重视赏罚不同，儒家更强调用道德教化人心，凡事要“以德服人”。

《论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表面上看，我们是在管理别人，但实质上，一切管理的核心都是管理我们自己。用今天企业管理中的话来讲，就是领导素质决定管理水平，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养和道德追求,在管理实践中“勤换思想少换人”，充分发挥“言传身教”“率先垂范”的作用，使“心不役于形、神不逐于物，不为利引、不为境移”。

道家管理思想是以“道”为中心，讲“无为而治”。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将“道”看作是一种客观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其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正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即通过最少的、必要的、有效的法律制度把社会干涉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组织的自然和谐与个人自由的协调发展。

因此，作为管理者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实有似无，无为而治，达到一种较高的管理境界。在管理艺术上，道家充分运用辩证法的精湛思维，提出独特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以雌守雄、以柔克刚等政治、军事策略，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产生极大影响。

管理是艺术，但更是科学，只要是科学就有规律可循。用今天企业管理中的话来讲，就是管理要遵循客观规律，即按规律办企业。应该认识到，管理是作为一个系统整体而存在，各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组织内部与外部环境协同发展，因此，企业管理需要具有全局性观念与整体性思维。这种全局性观念与整体性思维包括“尊重自然规律”“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尊重基本人性”。

法家管理思想以“法”为中心，韩非提出了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治理论。“法”指法律、法治。与儒家思想不同，法家主张“尚法而不尚贤”，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主张“立法为教”，认为即使由圣贤来管理国家，也不能离开法律制度。“术”即政治手腕，体现在管理技术和艺术方面。而“势”则指君王的地位和权力，势乃“胜众之资也”，也是“法”和“术”赖以实施的根本保障。

和儒家性善论的出发点相反，法家把性本恶作为理论假设，认为世人的天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因此实行“厚赏重罚”制度才是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一个发展的企业必须建设合理的管理制度。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制度建设是法治经济的突出特征。用今天企业管理中的话来讲，就是必须依法从严治企，把制度规矩挺在前面。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要善于利用法治的力量，实现管理规范、防范风险危机。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在工作中能够做到“制度管人”“赏罚分明”“不在状态就换人”。

概括地说，儒家——王者之道，仁政德治；法家——霸者之道，法治刑治；道家——王霸杂合之道，无为而治。“外儒内法，霸王道而杂之”一直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内圣外王的主流管理思想。近代，为打破封建主义的制约，在思想文化上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通过动摇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就传统文化的影响而言，那些烙印在基因中的思想，仍然从文化角度深刻影响着我们，内化为我们日常管理中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而从认识论的角度，探寻这些影响的原委、源头，对我们主动的认知有非常大的意义。

既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学习借鉴西方管理思想，并与今天的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企业管理模式，这也是当代管理学乃至管理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

中国传统文化是天理、人理、法理、物理“一以贯之”的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产物的管理学，也就有了“一以贯之”的特点，强调开放包容，一通百通，这样一种基本的思想认知，“日用而不知”，体现在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管理实践活动中。

（一）“比类取象”的思维方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中国文化的建构原则。《易传·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把自己放在天地万物的大自然中，通过仰观俯察，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认识到人与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产生“天人合一”的观念。“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指从自己的身体以及周围环境发生的异常变化来取象，进行或大或小的形势判断和结果预测。

这种“比类取象”的思维方式，最初体现在人体自身，所谓“官着，管也”，管理的学问，首先来自对人体器官、组织运作机理的认识。《黄帝内经》有云“上观天文、下观地理、中观人事”，观天，观的是日月，是阴阳交替，可以观出阴阳之道。观地，观的是地脉流动，江河湖泊，可以观出管道血脉经络的流行，所以我们通过上观下观来领悟身体管道方面的疾患。

又如，中国汉字，创造书写之道、之理也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汉字是象形文字，通过“类比”把表述事物、思想、心意的语言表现出来，即所谓：“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而老子在《道德经》中更是以“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样一个细微而又琐碎的日常生活现象，悟出一个宏大而又深刻的“治大国”道理。今天，我们强调的“联系地看问题”“融合发展”，都是这样一种思想的体现。

（二）“推己及人”的社会实践：通过自理，达到他理

“通过自理，达到他理”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最突出的特征。这里的“理”，就是管理的天理、天道，用《大学》里的话来说就是“明德”。此理不通，茫然无措。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能懂得管理不是管理别人，首先要管理自己，把自己管理好叫修身。儒家文化的体系结构是“内圣外王”，即从自己的道德修养开始，逐渐外推为社会的管理行为。

《大学》称之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把自己管好，然后把自己的家管理好，再把自己国家治理好以后，进一步就是治理天下，达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意思就是修养自己，保持严肃恭敬的态度，使周围的人们安乐，使所有百姓都安乐。这其实就是在实践中教会人们如何通过自理达到他理，而这种修身要贯穿人的一生。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解决自身身家性命问题的，也是解决家国情怀问题的，这种一体关系由于文化的积淀，仍然在很多方面影响着我们。今天组织管理中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仍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家族管理思想中找到解决办法或者参考措施。而诚信仍然是如今为人所推崇的立商之本，所以儒商也就是有道德的商人，也可以称为“德商”。

（三）“圆融贯通”的管理方法：执道御民，执道御商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着眼于“经世致用”的治理之道，这一点最明显体现在不同流派思想对国家治理方式的影响。在古代众多的政治管理措施中，有主次本末之分。黄老道家《文子·道原》篇指出“治之本”是:“执道以御民者，事来而循之，物动而因之。万物之化无不应也，百事之变无不耦也。”即政治之本在遵循自然、人性之规律、社会之规律，以此达到“无为”“无治”。

将“执道御民”的精神运用于商业，就是“执道御商”，这一精神贯通中国古代商帮的管理实践。例如人本管理在晋商文化中的体现，晋商的学徒制培训制度，既包括打算盘、习字等方面的技能训练，还包括信用、品行等方面的道德培养。

通过对学徒的培训教育，有利于培育长期的人力资本优势，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为企业的发展稳本固基。在用人层面，晋商注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运用员工才智。由其所创立的身股激励制度，重视人本管理，关注个体利益，有利于构筑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共同体，激发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有效避免了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对现代企业的股权激励问题仍具有现实启迪。

又如在国家治理方略上，先秦儒家坚持崇义非利的义利观，到了宋明儒家，更是把义利问题看作了公私问题。在商业实践领域，明清商人把儒家做人与做事结合起来，坚持以义取利、生财有道的价值准则，他们乐善好施，造福社会，涌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儒商。

今天我们评价一个企业，不仅要从物质层面进行独立评价，还要结合道义进行社会价值的综合考量。一个企业要想基业长青，必须拥有明确的企业宗旨、使命和核心价值观，并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关注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协调。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闪烁着中国古代管理智慧的光辉。古代社会丰富的管理活动，也积淀了多样的商业经营和管理经验。丰富而独特的传统管理思想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实践影响深远，是构建中国式管理的历史瑰宝和独特优势，是构成中国式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不同于西方管理模式的重要体现。这里列举若干管理思想：

（一）德才兼备的人才观

“德才兼备”是古今中外千百年来都遵循的人才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德是一切的底层逻辑，可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因此中国古代一直提倡“为政以德”，强调了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

此外，“德才兼备”的思想还涉及到领导者应具备的品德和行为，以及如何通过个人的行为和决策来影响和引导他人。孔子认为，领导者应以道德原则进行统治，即“德治”，这样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着你转。这句话还强调了领导者应成为下属们的表率，通过良好的德行和正确的行为来团结和引导他们。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与才，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例如，党的组织路线提出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方针。有德无才会误事，有才无德会坏事。选干部、用人才既要重品德，也不能忽视才干，体现了德与才辩证统一的关系。

而在企业管理中，就是“帅之以正”，一个社会、一个企业的道德养成，仅仅靠提倡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依靠领导者的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对下属和民众实行道德教化，正所谓“身教胜于言教”。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在1985年为其专著《有效的管理者》一书再版作序时指出：“从很大意义上说，管理是树立榜样。”这与孔子“正己正人”的思想在本质上是高度契合的。

（二）义利共生的经营观

无论是国家管理还是企业管理，处理好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要必须考虑的大问题。“义”体现的是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利”主要指的是物质利益。义利思想反映了道德和利益之间的权衡，“义利结合”思想的嵌入是构建中国式管理的重要基础。

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不同，中国式管理通过吸收“以义制利”“义以生利”“义利合一”等传统思想菁华，不仅关注经济利益的发展，也关注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实现，注重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平衡。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义利共生不仅是国家的事情，也是每一个社会贤达的责任，对经济领域的企业家更是如此。

徽商和晋商作为贾儒结合的典型代表，把商业道德作为经营管理的重要原则，坚持义中取利、义利相济，并且在获取可观的经济利润后，往往会秉持仁义，开展义举，如救灾济贫、修桥筑路、捐款助饷、兴办学堂等，在提高社会效益之际，也为其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华为公司坚持企业是功利性组织，盈利与生存是企业的首要任务；同时，企业作为社会组织，守法经营、合法纳税以及创造就业也是企业必须要履行的义务。华为全体职工持有企业股票的做法开创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例，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为其国际国内市场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靠着对内对外超越的义利观，企业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只有那些“以义生财”的企业家，才能真正把企业做大。

（三）以人为本的管理观

人是管理过程中最活跃、最核心的因素，管理实践要重视人的作用。“以人为本”理念是人本管理的最高目标，更为建构中国式管理确立了基本出发点与中心思想。

儒家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等，这是把人民放在国家与组织发展的首要位置，重视人的主体作用。老子把人与道、天、地平等看待：“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在我国国企管理实践活动中也明显带有人本思想和民本理念的烙印：中国式管理并非基于“经济人”“社会人”假设，而是注入“仁义”“慈善”等价值元素，立足于“主体人”“道德人”进行分析，实现由控制人到发展人的转变，关注个体利益与个人发展，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学者苏东水认为，在新经济时代，人本管理之所以能受到不同寻常的重视，是因为它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能为企业创造最大的生产价值。海尔的“狮鹿哲学”理论，认为狮子硬不硬朗，关键在于每个细胞，而人是企业最基本的细胞。“胖东来”以人为本，重视员工利益的家庭情感式管理，给予员工在薪酬、福利、发展等方面的可靠保障，极大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成就了一家营收近百亿元的连锁超市企业，充分说明了中国管理智慧的威力。

“管理思想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产物,又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实现过程,而管理实践活动也会随着文化模式、道德水准、社会制度的变迁而不断向前发展。”纵观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的变迁,也都是从历史长河的流动中派生出来的。“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正是中国式企业管理的理论源泉，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只有为现代管理实践所继承和升华，并服务于企业管理，才能彰显其当代价值，激发其时代活力。

这一点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更是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实体，更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厚历史的文化载体。立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特有的精神价值，国有企业负责人应重视其内涵分析与价值运用，修好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门“必修课”，将传统管理思想融入企业日常管理，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党员主题教育、企业文化建设、干部队伍管理等工作中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独特价值，以此持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