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啦！大一的新传er对于专业有着诸多的憧憬和好奇。那不妨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书托邦——主打默默陪伴，持续答疑解惑。今天我们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杨保军，为新传学子讲授开学的第一堂理论课——何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闻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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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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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以集纳众智、会通经典、观照前沿为宗旨，汇聚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智识成果，力图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现中国新闻传播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的思想创新与理论突破。第一辑囊括15种，共计500余万字。“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中国新闻学，必然是以新型媒体实践为主要对象的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当前，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第一阶段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未来要在建构内容上落到实处。把中国的新闻经验真正总结概括出来，中国的新闻理论才能真正诞生。
表面上是新问题，实质上是老问题，就是技术与新闻的关系。当然这个新闻是一个代指，主要指的是整体的人类新闻活动，新闻业和新闻媒体的运作。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概现在到了我们所说的3.0时代，实际从2.0时代开始，也就是社交媒体时代开始的时候，整个新闻业的结构就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在2001年开始写《新闻理论教程》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后新闻业时代”，到了互联网发展到2.0时代，一个“后新闻业时代”开启了。第二个前提是贯穿人类的新闻活动史，我们看到，技术的每一次升级迭代都改变了新闻的生产方式、新闻的管理和治理方式、新闻的消费和使用方式，这说明人类新闻活动的进化有一条规律在支配。这套书的《新闻规律论》在讲到宏观规律时就概括了一条叫做技术主导律，就是现在已经进入到智能时代了——ChatGPT，还有最近的Sora等等。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还会有新的技术出现。比如说以Sora为例，Sora其实创造了一套新的呈现人类活动方式的符号系统，不只是对新闻业产生影响，对文学和艺术的影响甚至要大过对新闻业的影响。给一个语言描述，它能转化成一套新生的图像展现方式，那我们可以想，如果我给一段新闻描述，转换成一个Sora式的呈现，那新闻可能就很直观生动。就现在来说，我看过Sora呈现出来的一些东西，还有点生硬。这些技术属于“新质生产力”，它影响的不光是物质领域的生产，一定也会影响文化领域的生产、信息领域的生产。在技术进步面前，也不必惊慌，也不必焦虑，但是同时也不要过于“乌托邦化”。人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技术每到一个历史节点上，好像总有一次革命性的变化。未来确实有不可预测的一面，有些东西，我们还真说不清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给未来留下空间。新技术推动的新兴媒体实践，如何反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架构？这可以说是我这几年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实践是理论的来源，新的实践一定是新的观念、新的见解、新的理论的重要来源和动力。在新技术的作用下，整个新闻行业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既然实践发生了新的变化，那我们针对新的实践表现，有没有新的观念和新的见解、新的理论诞生？这将成为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传统新闻学它的基本结构已经形成了，它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传统的新闻业或者传统的职业新闻活动。现在的新技术情况下，新闻业已经进入到一个“后新闻业时代”，也就意味着新闻学研究的对象，也就是研究的本体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那就是传统的知识体系对于新的对象，你的解释力就有可能下降，就有可能减弱，所以新技术催生的“后新闻业时代”为我们的新的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客观根据，这大概是一个大的前提和背景。既然我们意识到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新闻学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本体性的变化、革命性的变化，那就意味着新闻学的研究可能要转型。其实全球范围内的新闻学这些年都在探讨：从传统新闻学怎样向新时代的新闻学转换，比如说，我们提出来了互联网新闻学、数字新闻学、融合新闻学、新新闻学等一系列的概念。这些概念的背后在探索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传统新闻学怎么在它的研究对象已经发生结构性和革命性变化之后，建构新的知识体系。我觉得这个步子已经迈开了，我想，在这个转换的路上，中国新闻学不会落后于西方新闻学。因为现在年轻一代的学者，他们的国际交流、国际表达能力已经远远超过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学者。他们已经可以和国际的一流学者平起平坐，可以在一流的刊物上进行国际式的交流对话，这将会大大有利于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或者新技术背景下中国新闻学的发展。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不光是新闻传播学界，我自己认为有一种焦虑，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焦虑，怎么来理解东西方学术的关系。
首先的一点是，东方是特殊，西方也是特殊，大家都是特殊，这个特殊是普遍的。但是任何一个特殊本身不具有普遍性，如果哪一个特殊，把自己作为是普遍的东西，那就会滑向自我中心主义。我们说的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西方人把自己作为是可以普遍的东西，我的东西是全世界全人类普遍适用的，但是别人的特殊和你的特殊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的特殊要普遍化的时候，必然对别人会形成一种危害，就抹去了别人的特殊性。要讨论中西方学术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弄明白，我们都是特殊的存在。
第二点，既然大家都是特殊，那特殊与特殊之间有差异、有差别、有分歧，那它也就为对话、交流和碰撞提供了根据和基础。如果没差异，大家都一样，那就没有必要交流了。作为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我们应该谦逊一点，以开阔的胸怀向世界学习，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他人的观念、思想和理论到底是什么。
向内的话，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者要真正地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拿到国际交流的平台上进行国际交流，让别人知道我们在研究什么、我们的观念是什么、我们的见解是什么、我们自己的理论成果到底是什么。
第三点，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新闻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是从西方进来，中国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学徒心态、跟班学态，甚至有一些人还有一种奴才心态，我觉得这个心态是不正常的，我们要有一种和西方学者平视平等交流对话的这种姿态。一味地总是当学徒，总是跟班，甚至总是做奴才，就永远自主不了，就只能是他主而不是自主。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不要害怕和西方学者论辩，有争论、有争锋。实质上，我们可以与西方的学术研究展开平等的论辩、理性的论辩，这样日积月累我们能够更好地和西方的新闻传播学界展开对话和交流，这样也更有利于我们吸纳他们的成果，也有利于我们把自己的成果传播出去，从而达到确实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讲的——美人之美，各美其美。最后也有可能达到一种理想境界，叫“美美与共”。
这既是一个重点问题，也是一个当前讨论的热点问题。
第一，中国新闻学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了，尽管新闻学是舶来品，从西方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中国新闻学从它诞生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它都不是一个向西方新闻学亦步亦趋的过程。诞生的起步的时候，中国新闻学就已经开始自觉地构建中国新闻学的知识体系，中国人已经有这个自觉，所以从诞生的时候就和西方新闻学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有中国实际、中国根基的意识，这一条宏观的历史线索还是不应该忽视的。
第二，就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来讲，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经过了从无产阶级新闻学到社会主义新闻学，再到中国特色新闻学这样一个时代历史时期的演变。这个过程中其实一直也在建构着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的知识体系。
当然，我们现在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还是更加高度自觉的。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目标。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人民大学考察的时候明确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样就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知识体系的建构一下子提升到了国家层面，提高到了战略层面。要说取得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在马上75周年了，这75年，尽管曲曲折折，中国确实经过了左一脚右一脚这种探索的过程，但改革开放以来这40多年，带来了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表现在新闻学领域，传统的新闻学知识体系框架，我自己认为是已经建构起来了——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理论新闻学，交叉新闻学或跨学科新闻学相对弱一些。但是传统的三大分支，这个知识体系已经建构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在新的技术背景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传统的新闻学知识体系如何尽快地更新，以适应当下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这是目前的关键任务。
就这近一两年来，从习总书记提出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作为一个明确的号召也罢，作为国家顶层设计战略设计也罢，提出这个之后，这两年来我觉得自主知识体系大概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到了完成的阶段。这个第一阶段主要解决的什么问题呢？
从原则上来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我们建构什么样的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我觉得经过这些年学者们的探索，这些问题基本上清楚了，也达成了共识。
对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性、必要性、根据、理由、追求的目标、主要的途径和方法，这些问题，我觉得已经基本结束了。不过还会继续探索。那么从现在开始，关键要进入到第二阶段，这才是关键之所在。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你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是关键。比如说以新闻学为例，新闻学处于新的技术背景下，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数字环境、智能环境背景下，我们的研究对象已经变了。那么，——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实质性的解决，我们就难以建构起新时代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当然也要注意到，由于新闻学有不同的分支，每一个分支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现在更多地是从理论角度谈论——当然理论最能够显示出自主知识体系的灵魂和精髓之所在——但是毕竟每一个学科分支，它都有自身的特点，都有自己的体系架构方式。现在要进入到实质性的第二阶段，主要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现在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可以用简单的几个字来讲：要从中国经验出发，创造出中国理论。但问题是，中国经验是什么？这也是最近一半年我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比如，中国的新闻经验到底是什么？如果能够真正地把中国的新闻经验总结概括出来——这个经验是广义的，包括中国新闻实践中的教训——那么中国理论才有真正诞生的可能。如果我们对中国经验研究不透、研究不深、研究不系统，那么原创性的中国新闻理论就不可能建构出来。如果这种原创性的中国新闻理论不能建构出来，我觉得对于整个中国新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来讲，那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尽快地进入到这个我所说的第二阶段，进行实质性的探索——实质性地来解决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个总体的理论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该贯穿在整个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之中。要理解中国新闻学的性质，它在理论性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新闻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新闻学，但是这里边有一条红线，那条红线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该贯穿在整个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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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十论”并不是说从一开始就做了一个所谓的“顶层设计”，咱们准备从第一论写到第十论，不是这样的。比如说第一论《新闻事实论》，这是我的博士论文；在事实的基础上，我想对新闻价值进行探索，就出了《新闻价值论》；《新闻价值论》出版之后，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就涉及自由的问题，所以当时想写《新闻自由论》，这得有足够的知识基础，要对法哲学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我就停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请教过我的博士生导师童兵先生，看能不能组织邀约全国四五十岁的学者出一个系列的著作，为中国新闻基础理论研究奠定基础，不过这个队伍没有组织起来。大概在2003年吧，我记得童老师说：你自己如果有决心，你就去做吧。这个时候，有一个契机——我写的《新闻事实论》获得了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不光是听起来好听，最重要的是教育部能够给资金资助，这样一下就使我安下心来了。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在谋划，就开始谋划要写新闻“十论”。大概就是从2003年开始谋划：《新闻真实论》《新闻活动论》《新闻本体论》《新闻道德论》……一直到2019年出版了《新闻规律论》。“总论”是在“十论”的基础上，将新闻作为核心的研究对象，我阐述了我的总体看法。总论的第二部分是对新闻“十论”的每一论做的简明扼要的介绍。新闻“十论”的每一论，都围绕着一个专题展开考察、分析和阐释，对新闻事实、新闻价值、新闻真实等进行了相对来说比较系统、深入的全面阐释，这就是总论和新闻“十论”的最基本的结构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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