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拐点，茫茫30年
创业
2024-11-08 19:28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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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金融中心，到底是成都还是重庆？
这一刻有了确切答案」文/五童 图/Pixabay
本文收录于专栏「成渝产经观察」本文首发于11月4日，后因部分文本存在问题，经有关部门的反馈和调整，现重新发布。苏联解体后三年下来，西方资本陆续撤离中国。他们坚信，虽然没有垮掉，但无论是国防还是经济都在1994年遭受重创——那是中国尤为艰难的年头。1991年的李家沱长江大桥开工，但因为没钱，当年末就停摆了。直到1994年，重庆找到中信泰富集团主席荣智健，借到1亿美金才得以继续。李家沱长江大桥，也由此成为重庆第一座利用外资贷款建设的大桥。实际上，当时李家沱长江大桥是BOT（建设-经营-移交）模式与中信泰富合作。按照商定，重庆每年要给中信泰富支付1.3亿，连续付20年。
但后来的市监委主任表示，市政府在支付首笔1.3亿时，就已经拿不出钱了。1998年靠银行贷款，1999年挪用了其他资金。后来，荣智健给到任重庆的黄奇帆写信，他说2000年后再也没有收到过钱了。此前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遗留的“三金”“三乱”问题，在重庆一直没能解决，各类基金会、投资公司烂大街。有数据显示，重庆“三乱”金融机构发展到2000多个，吸纳公众存款近200亿。三金：农村合作基金、乡镇企业投资公司、供销社股金服务部
三乱：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这一现象几乎发展到无解状态。直到1997年直辖，重庆才借机向中央财政借了数十亿平账。而对比京津沪等其他直辖市，重庆是基础最差的。那一年，重庆GDP刚超过1500亿，远不及上海的一半。回到金融。经济学对金融的定义是资金的融通。首先要有资金供给，其次要有资金需求，供需之间才有融通。但当时的重庆，主要靠单一的摩托产业。最鼎盛时期，全国每10辆摩托车就有4辆产自重庆，产值达到重庆工业1/3。“重庆工业体系自身配套比较差，汽车板、薄板自己都不生产，虽然有一个重庆钢铁，可它生产的是船板，重庆仪表工业技术相当发达，却不能为长安集团生产的汽车提供它所需要的零件。”但重庆90%的面积是大山大水，如果修建100公里高速公路，其中至少有60公里的隧道和桥梁，每公里的投资在8000万元左右，是上海的两倍多。加之经济落后，公路建好后车流却不行，很长时间都难以回本。当时重庆提出，2003年底从最偏远的地区到重庆主城区，所需时间不超过八小时。但直到2002，“8小时重庆”高等级公路中，1/3的路开建后钱不够了，1/3是路修了但拖欠了大量工程款，只有1/3大体完成。当时，重庆的安排是1/3靠中央拨款，1/3由市级配套，1/3由区县自筹。实际操作下来，中央拨款的1/3资金基本到位，市级配套的1/3资金由于来源问题只到位了一半，区县自筹的1/3资金普遍没钱。为解决这个问题，重庆初次尝试组建政府投融资平台，通过市场化方式融资。时任重庆副市长的黄奇帆召开了一次专题会，决定组建一个投资公司在做重庆高等级公路相关项目。首先，把国家投给重庆高等级公路的13.2亿元国债划归该公司；然后市政府配套的10亿元也划给它。拿着20多亿元资本金，这个投资公司完全可以再去银行借10亿，而不是等本就没钱的区县自己筹。很快，“8小时重庆”如期完成，还额外再建了2000公里联网路和收购了1000公里区县路。最重要的是，2009年，国家费改税政策出台。政策规定，对于已建高等级公路，负债部分60%由国家买单，但今后新修的一律不再收费。很多西部省区市由于高等级公路建设进度慢、存量小，无法享受这一政策优惠。而重庆有近400亿元的投资先行，因此是西部12个省区市中率先享受到国家优惠政策的，全市360亿元高等级公路投入的60%由国家买单。从此，重庆高等级公路彻底取消收费，成为西部物流、客流成本最低的地区。而在这之后，重庆陆续成立了城投公司、地产集团、高发司、高投司、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投集团、水务集团8家投融资平台，也被称为“重庆八大投”。也就是从2009年开始，重庆就成为了西部物流、客流成本最低的地区。但当时寻找新的资源支撑与市场支撑并不容易。第一是当年重庆汽车产量在全国省市中跻身前三，但主要依赖于造车资质限定下的合资潮。2001年长安汽车与福特合资联姻，成立了曾经炙手可热的长安福特。长安汽车随着福克斯的热销，甚至成为了重庆汽车行业的黄埔军校。再过几年，长安旗下首款轿车奔奔的出世，赢得了和当时的现象级小轿车奇瑞QQ不相上下的热度，打破了当时的微型车市场QQ一枝独秀的风头。其实当时惠普并看不上重庆的物流，当时他们是全球采买零部件，然后全球销售——物流成本主要在国际海运贸易而非市内公路。是黄奇帆跑去惠普老家洛杉矶，承诺3年内实现零部件80％本地化，不然物流成本全补贴。而后，黄奇帆又跑去台湾找富士康，把惠普给重庆的4000万台订单给到富士康来做。前提是，富士康要把零部件制造基地带到重庆去。相反的是，当时重庆解放碑附近的电线杆上，人们依旧还能看到A5纸打印的小小广告，核心字眼就是：—— 那时重庆的民间金融环境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曾有金融人士透露，重庆“八大投”的组建，银行等直接融资渠道更加偏爱与他们合作，而民营企业的金融资源客观上更加稀薄。中小民营企业长期以来无法获得足够的金融配置，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高利贷。2008年底，重庆市工商联房地产商就会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重庆房地产开发企业民间高利贷问题的紧急报告》。报告显示，90%房地产企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相关高利贷金额在100亿元至120亿元之间，高利贷平均每年要从重庆地产界抽走80亿利息。老百姓对这一切都不得而知。只是不少年轻人对解放碑电线杆上的讨债广告，感到些许好奇。
重庆最著名的民间金融大变局，人尽皆知。那就是黄奇帆后来在上海交大讲述的那段故事。
我问他：”你有什么事想做还没做成？”他说，蚂蚁金服体系下想搞花呗、借呗两个网贷公司，但因为2013年浙江温州等地区有较多的民间借贷公司暴雷，很多地方把各类民间贷款公司包括网络贷款公司审批“冻结”了。我说，“你只要满足企业自有资本金、不向网民高息揽储、在国家许可的借贷市场合规融资、向有场景的客户放贷、有大数据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客户信用审控等5个条件，我马上批。现在花呗、借呗都在重庆，给蚂蚁金服贡献了约一半的利润”。实际上，重庆很早就开始探索网络小贷、互联网消费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早在2011年，阿里巴巴就在重庆拿到网络小贷牌照并成立了重庆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此后，各个行业资本蜂拥而至，包括阿里、百度、京东、乐视、小米等互联网龙头企业，也有海尔、苏宁、世贸集团等传统线下大型企业纷纷来到重庆探索新兴金融业务。这背后最重要的，不是网络小贷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缓解重庆民间金融压力。黄奇帆2020年曾谈到，我们全国的正常网贷公司（不是P2P）就有70多家，有1万亿元，而重庆就有6000多亿，占了60%，网贷的中心地在重庆。而另外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结算中心，其实是当年引进惠普、富士康时，重庆就在筹划。
当时，黄奇帆发现，惠普等笔记本电脑生产商的结算地点并不在中国内地，而在新加坡、香港、爱尔兰等地。如果结算地点放在重庆，这一方面有税收，另外还有提供大量高级会计师岗位和银行收入。其实，跨国销售结算属于离岸金融结算，根据有关规定，任何银行法人、自然人，都不能有离岸金融结算账户。但重庆又找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协商，后者最终同意他们在企业内部搞试点。
两年之后，重庆就成为离岸金融结算市场“领头羊”。黄奇帆在他的书里说，我们把惠普、广达等结算中心留在重庆，形成了每年近千亿美元的离岸金融结算量，带来了一定量的银行结算收益和政府税收。据说，重庆开通离岸金融结算业务后，沿海一个发达省份的书记还质问有关的工作人员：而今的2024年，重庆的金融形象，是江北一片半山腰上早已竖起的一座座玻璃墙高楼。笔者一位朋友曾走进过大楼面试。我还记得他回去路上说的话，体会到了一种像上海公司的感觉。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只晓得，那里叫江北嘴，重庆不少土著曾鼓吹它未来将比肩上海的陆家嘴。另外，它也是江北嘴的对面，正是重庆母城渝中。几乎每天夜里，这些面露冰冷而森严的高楼都会上演一场灯光秀，映射到渝中半岛。2024年10月29日的那个晚上，江北嘴的高楼也如往日般一直守望着渝中。在江的那一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与重庆总站联合举办“西部金融中心之夜”，圆满落幕。首先是央视背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综合性国际传媒集团、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归口领导。其次是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陈新武讲话。他说，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一个城市最终的发展就是要看金融。从当前全球的经济发展来看，金融资本最终是会取代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只是当晚，重庆的上空并没有想象中明媚，稀松的雾气遮挡了星空。嘉陵江的岸上，人们也很难听到江水流动的声音，只不过是些残影隐约在波光里。
它们没有为这种毫无根据的“拐点论”喝彩，但它们对着重庆金融的30年，每一天都看得很认真。*本文部分资料整合于《重组与突破》《中国企业家》《中国新闻周刊》等书籍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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