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之比拟汉代之九卿，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汉代九卿如光禄勋，就官名本义论，等于是皇帝的门房，不摆脱宫廷私职气味。
唐代正名为吏部，常理人事，名称恰当。
又如汉代管军事的为“卫尉”，卫仍对宫廷言，唐代称为兵部，职中始正。
太常卿就名义言，也偏在皇家私家的祭祀，唐代改为礼部，便确定为政务官了。
我们只论汉唐两代官名之改革，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之绝大进步。
汉代九卿，就名义论，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务的家务官，唐代始正式有六部尚书，显然成为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
此为中国政治史一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从观念讲，都大大进步了。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唐代》
此前我已经说过，我之所以决定点录钱穆先生这部书，是因为我第一次读此书时，有种豁然开朗、叹为观止、拨云见日的感觉，觉得钱穆先生有很多独立的认知和思考，拨开了我很多认知迷雾，启发了我的思维，开拓了我的眼界。因此，我有了巨大收获，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正因为如此，我便想，何不仔细地沿着钱先生的路线，将他所涉及的知识、观点、理论捋一捋，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没想到，真干这件事以后，方向完全变了。
毕竟，要写文章，就不可能如读书般一目十行，而要对每一行每一字推敲。这么一推敲，竟然发现，钱穆先生的书中，竟然有很多和我的认知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的。
这就使得我对做这件事产生了动摇，一再考虑，是否继续。
都是被走马观花地读书的坏习惯害的。
我一直认定，读书的过程，是从作者思维中理解客观并且形成我思维的过程，也就是我一直所说的三种思维方式，我思维、他思维和客观思维。
他思维，即为读书或者听课时，著述者或讲述者所表达的思维。是作者或者述者的我思维，但这种我思维，有可能是从别人处得来并未给自己甄别沉淀，也可能是著述者或者讲述者想当然，往往与客观有相当距离，这个距离恰恰是读者或者听者需要甄别的。
甄别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境界。
如果经过客观甄别，形成自己的认知，便成了我思维。
我思维是超越他思维，直接与客观的沟通。这种沟通，如果只是全盘接受传播者的认知，而没有经过自我超越式的甄别，那仍然是他思维。自我只是当了一次二传手而已。
只有借助他思维平台，寻着客观的路径，遵循客观逻辑，建立完全自我独立的认知，才是完全的我思维，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维。
正因为走马观花，全盘接受的坏习惯，我第一次读此书时，并没有深入地思考，只是为书中诸多的精彩所吸引，盲目地接收。而现在，当我认为需要写下这些文字时，突然发现，竟然存在如此之多的思维之障。
为此，我十分纠结。放弃还是继续？这是一个问题。
显然，钱先生也纠结。至少，他一直在纠结，古代政治体制中，内廷和外朝的区分，政府和朝廷的关系，九卿和六部职能划线等等。
但他并没有将这些纠结全然搞清楚。因此，有些错误，就显得无厘头。
谈汉代中央政府组织时，钱穆先生简略地介绍过三公九卿。并且说到，这三公九卿，是旧制的延续，九卿原本是皇帝内廷的官员。同时，钱先生又说，到了汉代，这内廷的九卿，渐渐就到了外朝。
而实际上，不仅汉代九卿没有到外朝，唐代仍然有九卿设置，但又似乎不完全隶属于内廷，却也难说属外朝官。
比如唐代官员，从二品有散官为光禄大夫，正三品中有太常卿，正三品文散官有金紫光禄大夫。
更多的实任官员是从三品，分别有御史大夫，秘书监、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左右散骑常侍、国子祭酒、殿中监、少府监、将作大匠、诸卫羽林千牛将军等。文散官有银紫光禄大夫。
正四品上分别有黄门侍郎、尚书左丞、吏部侍郎、太常少卿、中州刺史、军器监等。
从四品上分别有，光禄、卫尉、宗正、大理、鸿胪、司农、少府少卿、秘书少监、殿中少监、内侍、大都护府、亲王府长史。文散官太中大夫。
没有必要列出更多，至少可以由此看出，九卿在汉以前，属于高官，食二千石，仅次于三公中宰相和太尉。如果用今天的官员级别类比，丞相和太尉是副国级，御史大夫恐怕也是副国级，九卿以及相府左右丞，应该是正部级，还有众多二千石官员，都属于这一级。
唐以后，官员尤其是实任官员的品级大降，处于高位的都是虚衔，没有实职。
如汉时，光禄寺有光禄勋，是九卿这一，食二千石。其下有光禄卿，也就是副职。再下有光禄大夫，是具体办实事的。
到了唐代，光禄勋和光禄卿都没有了，把光禄大夫提得很好，从二品，顶替了此前的光禄勋，成了一个虚职，此下还设有金紫光禄大夫，银紫光禄大夫，这三个职位，都属于文散官。
所谓散官，就是没有具体职任的官员，只享受待遇，如现在的政府参事之类，有职无权，属于不管部官员。
隋唐时期，这种不管部官员非常多，到了唐时，达到顶峰，文散官共有二十九阶，武散官更离奇，竟有四十五阶。
唐时，光禄大夫是从二品，金紫光禄大夫是正三品，银紫光禄大夫是从三品，都是文散官。真正管事的光禄是四品官。
至于卫尉、太仆、太府、太常、宗正、鸿胪、司农、少府，这些官依然存在，只是品级大降。
钱先生说，“汉代九卿如光禄勋，就官名本义论，等于是皇帝的门房，不摆脱宫廷私职气味。唐代正名为吏部，常理人事，名称恰当”。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钱先生介绍汉代政治时，明确说，汉代相府下辖十三曹，其中东曹主二千石长史迁除，显然是唐的吏部。现在又说，光禄正名为吏部。这一说法，不知钱先生的根据何来，实在有些见笑大方。
事实上，光禄寺仍然存在，掌宫殿门户以及荣誉，而不是掌官员升迁的官。光禄寺的主官是光禄，正四品。
卫尉是宫廷宿卫，唐代仍然设置，叫卫尉寺，并没有归于兵部，也不可能将内廷宿卫交给外朝的兵部。若是交了，那就真的将皇帝的命交给了宰相。这事儿皇帝是肯定不干的。
唐代不仅有卫尉寺，还有十二卫，差不多就是皇宫卫戍部队的全部。这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里，没有交给兵部，交给兵部的是边防部队，而且还只是边防部队的行政权，比如役制，后勤补给，武器装备寺，而不是军事指挥权。
太常主管的是皇家私家的祭祀，而礼部主管的是全国的礼教。
此外，还有很多官员，都是皇宫内廷官性质，只不过，不再用宦官，而改用士人，比如太仆、太府、太常、宗正、鸿胪、少府、左右散骑常侍、国子祭酒、殿中监、少府监、将作大匠、诸卫羽林千牛将军、秘书监、秘书少监、殿中监、殿中少监、内侍等等。
还包括太子府、亲王府的一些内官，也属于内廷官或者说履行皇家私权的官职。
由汉至唐，皇宫内廷官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只不过，同样出于削弱职权考虑，这些内廷官的职位，已经大大下降。
就连实际掌握相权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降为三品了，内廷官能不降吗？
钱穆先生说，“汉代九卿，就名义论，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务的家务官，唐代始正式有六部尚书，显然成为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
这话是不对的。虽然自汉代开始，皇帝为了控制外朝，将很多内廷官放到了外朝，也同时将很多内廷官名带到了外朝，但内廷和外朝，仍然泾渭分明。
所谓“此为中国政治史一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从观念讲，都大大进步了”一说，不足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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