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的姐妹们

六姐妹的父亲陈韬（字季略，1869—1937）祖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光绪举人，以诗文扬名，1905年出任四川乐至县知县。至于二女陈衡哲、四女陈衡粹名字中的“衡”字，是父亲对故乡湖南衡山的纪念。

母亲庄曜孚（字茞史，1870—1938）号六梅室主人，画室名“六梅室”，出生在江苏武进一个名门望族，是著名画家、书法家。庄曜孚得武进画派真传，以画花卉著称。她的画作曾赴日本参展，所作扇面被荣宝斋订购。据荣宝斋近年考证，庄曜孚是中国第一位在法国开画展的女画家。

庄曜孚《峡行日记》记载，1903年，三十三岁的庄曜孚已育有四女一子，她与老母同路从上海出发，途经南京，抵达武汉，后与老母和长女陈鸿、次女陈衡哲分手，直奔丈夫的任职地——四川成都府。陈鸿随丈夫方遥去广东做事，十三岁的陈衡哲往广东投靠做官的三舅庄蕴宽求学。庄曜孚赴成都的途中，有一对用人夫妇陪侍，带领的三个子女是三女陈凤、四女陈衡粹、长子陈扬。这次旅程是农历十月十六从上海出发，至十二月初八到达目的地，全程共五十二日。1904年，庄曜孚随夫前往乐至县，曾兴办县女子师范学堂并担任美术教师，开四川妇女解放运动风气之先。

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陈、庄夫妇决定返回江苏武进。在四川的十年中，庄曜孚又生育了一男二女，他们是五女陈鹂、次子陈益、六女陈己同。夫妇俩带着孩子们从四川抵达上海。从此，陈韬赋闲家中，以书画为业。

晚年的陈、庄夫妇曾带着几个子女在北平生活十多年。庄曜孚与旅京画家“松梅圣手”汤定之是表姐弟，时常在一起切磋画艺。她创作了许多作品，技艺变得更加完美。1922年，庄曜孚印有“笔单”，标明画作尺幅和定价，以卖画为生。

庄曜孚十分重视写生，常去长婿方遥的庄园里写生。在女婿的悉心照顾服侍下，她创作了上百幅花卉作品，画作精妍秀丽，被公认为精心之作。陈、庄伉俪常妇画夫题，庄画花卉，陈题诗句或款识。亲友以及求画者，每以得一珠联璧合画作为一大幸事。

陈、庄夫妇共育有六女二子。二女陈衡哲（原名陈鹰，字乙睇，1890—1976）1914年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生班，是清华第一届公费留美十名女生之一，1920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西洋史教授。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著名作家，在同辈中最出名。其夫任鸿隽（字叔永，1886—1961）是著名科学家，一生撰写论文、专著和译著，著作等身，被视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关于陈衡哲，《名人传记》已刊发过文章详述，这里不再多谈。

陈衡哲的大姐陈鸿十六岁时听从父命出嫁。丈夫方遥（字德公，1872—1936）年纪比她大许多。虽是包办婚姻，但方遥对陈鸿十分疼爱，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方家是书香世家，方遥才华出众，曾自学高深的数学原理，写成《微积分学》一书，并在广州观音山下办学校，担任监督（即校长）。几年后，他将学校改为广东大学堂，可以说广东的高等教育就是自此开始的。方遥每天坚持学习到深夜，案头经常放着很多书。不幸的是，方遥六十四岁时突然一病不起，陈鸿未满五十岁就守了寡。

对于长婿病逝，陈韬、庄曜孚极为悲痛。原来，方、陈两家本是亲戚，方遥青年时就与陈韬是好友。方遥二十八岁时，妻子病故，他为此悲痛至极。一天，陈韬为宽慰好友，劝他说：你年纪轻轻的，要才有才，要貌有貌，还怕讨不到个好老婆？我女儿是年岁太小，不然我就把她嫁给你。陈韬出此言，主要是为安慰好友。方遥却牢牢地把这话记在了心里。三年后，陈韬的长女陈鸿已长成十六七岁的大姑娘。方遥于是写信给陈韬，旧事重提。陈韬见信，却已不记得三年前所说过的话，便向妻子求证。庄曜孚毫不迟疑地说，你当时确有此言。这便成就了方遥和陈鸿的美满婚姻。

方遥、陈鸿育有二男三女。除次子早夭外，其他几个子女都继承了父母的聪明才智和对事业的忠诚执着。长子方俊（1904—1998）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大地测量学家。长女方菁（1909—2007）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联华电影公司等机构从事电影美术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年画、宣传画创作和编辑工作，并有美术专著出版。次女方蘴毕业于清华大学，读书时就是一名思想活跃的进步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部门工作，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工作者。三女方烨是对我国航空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北京南郊的著名大型社区“方庄”，其用地就是方家几辈人经营起来的庄园和祖茔。

三妹陈凤和大姐陈鸿一样，没能上洋学堂。但因为父母都很有学识，他们亲自教女儿们学《千字文》、《诗经》、四书、唐宋诗词等，她们也都达到了读小说、写一般信件的文化水平，还会画些国画。

四妹陈衡粹（字丁妩，1901—2001）童年时随父母迁徙，1920年从苏州振华女中转学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中读二年级。由于转学耽误了学业，陈衡粹与五妹陈鹂一起在附中学习。她们同进同出，有相同的自绣裙、自绣伞，十分引人注目。1922年，陈衡粹高中毕业，考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然而，这所学校收费很高，后来陈衡粹看到女高师的招生广告，称该校不仅不用交学杂费，还提供食宿，于是她放弃绘画爱好，投考女高师。当时学校只招四十名学生，陈衡粹从一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国文系。

陈衡粹经常带两个妹妹去看外国电影，电影中许多外国歌曲她们马上就学会了，平时便用英文哼唱。她们是那个时代的新派人物。

陈衡粹钟情戏剧，在校学生剧团任总务。一次她顶替同学上台排练，当剧情需要她跪下向剧中的女主角求婚时，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引起了在台下看排戏的余上沅（1897—1970，戏剧教育家、理论家）的不满。他想去后台找这名女生聊聊笑场的事，却被拦住不让进，原因是余上沅曾拒绝为她们排戏，使得她们请了别人。

后来，余上沅在陈衡哲家里见到了她，并认出她就是那天在台上笑场的人。从此，余上沅开始追求陈衡粹，不仅每天找理由来看她，还不断地给她写情书。在离开北京到南方任教后，余上沅情书就写得更多了，甚至一天两封，满纸诗情画意。但陈衡粹同她的二姐陈衡哲一样，是位很有个性的女孩，她要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决定。

经过了解，陈衡粹得知，余上沅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1923年留学美国卡内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西洋戏剧文学与剧场艺术。转年夏，余上沅、闻一多入住纽约万国公寓，同住公寓的还有熊佛西等热爱戏剧的中国留学生。是年冬，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等中国留学生自编自演英文剧《此恨绵绵》（根据白居易长诗《长恨歌》改编）大获成功。他们喜出望外，并开始讨论一个前卫话题：国剧运动。

1925年，余上沅、闻一多回国。他们于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开设戏剧系，这是我国首次在学校开设戏剧系，也是余上沅为中国戏剧教育事业奉献终生的开始。

经过对余上沅的一番严格“考核”，又得到父母同意，自己也已大学毕业，陈衡粹这才同意与他交往。1926年冬天，他们在北京举行了结婚典礼。新郎二十九岁，新娘二十五岁，人们都说这是天作之合。

余上沅不仅是著名戏剧家，还是新月派的重要人物。他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合办新月书店。余上沅担任经理兼编辑，陈衡粹管理财务，兼做美术设计。因为字丁妩，凡是陈衡粹画的封面或插图上都留有一个小小的“妩”字。显然，她的绘画天赋来自母亲。

1935年2月，余上沅以演出顾问身份随梅兰芳赴苏联演出。梅兰芳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两座城市举行为期三周的演出。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场场必看。当时，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因反对纳粹政权而流亡苏联，也在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代表着三个不同的艺术流派。三大演剧体系代表人物聚会，成为近代戏剧史上的盛事。余上沅为能参加这样的盛会，感到十分幸运。

1935年是余上沅最为忙碌的一年。这年秋天，国立戏剧学校（1939年夏更名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南京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戏剧专科学校，它的诞生让文艺界人士十分亢奋。余上沅在戏剧界声望极高，因此被教育部聘为戏剧学校校长。

作为校长，余上沅首先想到了曹禺。当时曹禺刚刚二十五岁，已完成《雷雨》《日出》两部经典剧作，正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位于天津）担任英语教师。余上沅请他做教务主任兼教授。接着，余上沅又选了吴祖光为校长秘书，并聘请张骏祥、焦菊隐、洪深、陈白尘、章泯、黄佐临等著名专家担任教授。很快，曹禺成为国立戏剧学校的一块“金字招牌”，不仅大批学生慕其名而前来报考，他的课也成了学校的一大“景观”。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凌子风、谢晋、陈怀皑（陈凯歌之父）等，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余上沅一心投入工作。他的儿子回忆说，父亲是一个以校为家的人，学校比家庭重要，学生比儿子重要，他陪伴学生的时间总是比陪伴家人的时间多。幸好陈衡粹心胸开阔，且精明强干。她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几个孩子也都健康成长，可谓余上沅的“贤内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戏剧学校迁往四川省江安县。陈衡粹带着几个孩子随余上沅前往江安。就在这时她收到五妹来信，说父亲在南京病故，母亲因悲痛过度导致半身不遂，她正在悉心照料母亲……

陈衡粹读完信不禁悲从中来，父亲才六十八岁，尚未活到古稀之年。父母感情深厚，相濡以沫。父亲去世，对母亲的打击肯定会很大。母亲已偏瘫，无法作画，这对她来说亦是致命的打击。但陈衡粹分身乏术，无法去看望母亲。果然，转年母亲便随父亲而去，同样是六十八岁，没能活到古稀之年。这让陈衡粹非常伤心。

抗战胜利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迁往重庆北碚，1947年迁回南京。余上沅在剧专校长这个职位上干了十三年，1948年底，当局命令余上沅将剧专迁往台湾，他不堪压力，忍痛辞职，离开了他辛苦经营的剧专。新中国成立后，余上沅在上海沪江大学、复旦大学任教，业余仍关心戏剧活动，曾为学生剧团导演《阿Q正传》《万尼亚舅舅》等剧目。1955年5月，余上沅因“潘汉年案”受到牵连，被捕入狱长达二十二个月，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得以出狱。

1959年，余上沅调到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任教授，开设西洋戏剧理论等课程，后到研究室，从事戏剧理论名著的翻译和有关教材的编写工作。“文革”中，余上沅再次受到冲击。然而更大的打击是，他与陈衡粹的四个儿子，在“文革”中失去了两个。1970年4月30日，余上沅因患食管癌得不到治疗，无法进食，体力衰竭而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余上沅不幸病故后，年逾古稀的陈衡粹为其著作的出版到处奔波。她撰有《余上沅小传》（刊登在《新文学史料》）及口述文章《吾夫余上沅》，这些都是研究余上沅的重要史料。当看到远在台湾的梁实秋所写的《悼余上沅》中说“（余上沅）一生耿直，自律很严。毕生尽瘁于戏剧运动”，陈衡粹心中感到了一丝安慰。

陈衡粹强忍悲痛把三子余安东（后为同济大学教授）、四子余同希（后来先后任北京大学力学系教授、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副院长等职）培养成了大有作为的大学教授。2001年，陈衡粹逝世。虽然经历了亡夫丧子的悲痛，但她顽强地活到了一百岁，是陈家六姐妹中最长寿的一位。

五妹陈鹂（字戊双，1905—1999）别号柳庑主人，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同时受其母亲炙，习工笔花卉翎毛，画艺飞进。夫君周介寿（1902—1966）字仲眉，以字行，原籍贵州麻江，祖辈开始定居四川。

1912年，陈、周两家同住在成都，是非常好的邻居。当陈鹂七岁、周仲眉十岁时，两家的长辈为他们定下了这门“娃娃亲”。转年，陈氏全家离开四川，先住在江苏，后迁到北京，与周家失去了联系。

陈鹂天生丽质，在六姐妹中长得最漂亮，具有中国古典美人之美。她的古文底子很好，善于吟诗，父亲喜欢她，称她为“咏絮女”。哥哥也很宠她，这还引起过小妹陈己同的妒忌。陈己同曾说，哥哥们都喜欢她五姐，他们去公园玩儿，只带五姐，不带她。

从中学到大学，陈鹂一直是校花。她不仅长得美，功课也很好，各科成绩都是第一。无论是书法、绘画，还是昆曲、吹笛、吹箫，她都擅长，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学校组织文娱活动，常指定她表演节目，或唱歌，或独舞。纱裙、长辫、蝴蝶结，令人眼花缭乱。

1925年，陈鹂考上大学后不久，周仲眉为了完婚特地从四川来到北京，当时两人已十多年未见。陈鹂的同学笑话她：“都什么年代啦，还包办婚姻？”好友也好言相劝：“你是美女、才女，有多少条件好的人在追求你！”陈鹂也犹豫过，不过周仲眉自幼在家塾习古文辞，勤敏不倦，善诗文，旧学功底深厚，很快，他就以博学多才、聪敏风趣、仁厚善良及大家风范获得了陈鹂的好感。而且，周仲眉只上过一两年补习班，就考上了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这也让陈鹂感到佩服。陈鹂、周仲眉志趣相投，交往两年后，于1927年在北京完婚。

那段时间，陈鹂正随红豆馆主溥侗习昆曲，夫妇二人的昆曲活动比较活跃。周仲眉在《赠柳庑主人》中写道：“西南有高楼，盈盈柳一株。芳态传青眼，长条展翠眉。洞房温且清，主人名阿鹂……曲庑嘉阴下，更营蜗角居。笙韵笛声里，抚景乐唱随。临风弄三叠，万缕舞依依……”多年后，陈鹂在《周仲眉小传》中也写道：“（仲眉）吹弹俱佳，从此红牙碧管，唱随不绝。无论境遇是哀是乐，皆由此同好，萦系终生。”

1930年，陈鹂大学毕业，在女师大附小任国语、美术教员。次年，周仲眉从交通大学毕业。这年夏天，他们携四岁的女儿回重庆看望祖父母。为了生计，周父命周仲眉弃其所学，改到重庆的中国银行工作。但是，陈鹂思念娘家，在1931年至1935年间，几次携女归宁。后来，周仲眉、陈鹂携女迁居上海。

1938年秋，重庆中国银行派周仲眉到四川荣昌开办事处，并任经理，一家四口迁居荣昌。陈鹂受聘为荣昌县立女子中学美术教员。她带领学生画了不少抗日漫画，她自己的一幅漫画则被选作游动展览。就这样，周仲眉、陈鹂成了“小城名流”，周家成了县城知识分子的聚会中心。

1940年，周仲眉担任重庆中国银行办事处经理，办公地点在重庆北碚。全家又迁到北碚。他们租住在卢家花园临街的一处房子。由于人地生疏，两人只在周末休息时自吹自唱。一个周末，昆曲爱好者戴夏（1889—1963，字夷乘，浙江永嘉人。早年赴日本、德国和瑞士修习哲学。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武汉第二中山大学等校教授）恰巧路过卢家花园，听到园内笛声悠扬，不禁勾起他的曲瘾来。他循着笛声敲开了周家大门，很自然地，昆曲使他们成了亲密的曲友。经戴夏介绍，才女张充和、著名词家汪东、作家卢冀野，以及四川师范学院教师程虚白、翟贞元等人陆续来到周家，与周仲眉、陈鹂成了曲友。之后周家便热闹了起来，北碚有名的“周家曲会”，每个周末举行一次。

陈鹂其时也就三十五六岁，原本是唱闺门旦的，但因女曲友的年龄都比她小，她索性绾起发髻改唱小生，曲会上的两管笛子则是周仲眉和程虚白。张充和后来回忆道，即使头上有飞机在轰炸，曲友们仍照唱不误。

战时的北碚，文人们纷纷逃难而来。参加周家曲会的曲友越来越多，这也使北碚成了当时昆曲最兴盛的地区之一。一次，一位曲友唱完，周仲眉乘兴在张充和带来的册页上写下两首诗。张充和那天唱了《牡丹亭》“游园”选段，陈鹂遂取《牡丹亭》“拾画”选段里一句“寒花绕砌，荒草成窠”，为张充和画了一幅彩色花卉。

《牡丹亭》“拾画”中另有一句“客来过，年月偏多，刻画琅玕千个”。一回曲会上，陈鹂以“琅玕”为名画了一幅《琅玕题名图》，请曲友们在画上随意题词或题名。周仲眉为题名图写了序，汪东题了一支曲子，卢冀野题了一套散曲……他们将昆曲的那段历史、曲友们的那段情谊留在了竹林流水之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大伙儿正在周家唱曲子，胜利的消息传到北碚，所有人都欣喜若狂。陈鹂取出周仲眉从日本带回的一块画着富士山的小木片工艺品，用牙签和白纸做了面白旗插在富士山上。曲友们每人写了一首庆祝胜利的诗，随后一起走上街头，参加北碚的庆祝游行。这以后，周家曲会就散了，曲友们纷纷各自返乡。陈鹂与周仲眉仍留重庆，直到1951年才定居北京，周仲眉任职于中国银行总行国外部，陈鹂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做美术编辑。

在出版社，陈鹂显示出她的古典文学功底和书画鉴赏能力，主持出版了多种有分量的画册。她还曾在《人民中国》上著文介绍中国民间艺术，编写《画蝶参考资料》《婴戏图与货郎图》等小册子。业余，她和周仲眉依然是“资深”昆曲票友。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周仲眉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公职。“文革”开始，周仲眉对前途感到绝望，更怕连累陈鹂，于1966年8月25日自尽身亡。接着，家里被查抄一空，在北京的女儿立即接陈鹂过去避难。陈鹂在安徽合肥工作的儿子亦受迫害导致精神分裂。当时女婿受到审查，女儿、儿媳下放，只有陈鹂能自由行动。年已六十四岁的陈鹂只身奔赴合肥照料儿子。在政治压力巨大、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她在长达七年的时光里独自艰难地支撑着一个家。直到儿媳调回合肥，陈鹂才回到北京，住在女儿家中。

1979年，周仲眉得到改正。陈鹂接到通知去领回被抄走的东西，其中有周仲眉、陈鹂的诗文集，以及一部分昆曲折子和《琅玕题名图》的残页。该残页包括周仲眉作的序、汪东的题曲和陈鹂当年写的一首《菩萨蛮》，但图画已被剪碎，只剩下三小块残片。1983年，早已随丈夫傅汉思定居美国的张充和开始与陈鹂通信。张充和将北碚时期的那本册页取名“曲人鸿爪”，一直细心守护着，并且有了三册。她安慰陈鹂，册页连同册页上周仲眉的字、陈鹂的画，都完好如新。后来，张充和将陈鹂的画和周仲眉的诗做成复制品寄给了陈鹂。

暮年的陈鹂虽然在女儿家过着安静的生活，但因儿子的病不时复发，她心情抑郁，又失去了为她伴奏的周仲眉，也就不再唱昆曲了。除关怀儿孙外，她以读书、作画、写诗为精神寄托。这期间，张充和三次回国，每次都来看望她。有一次，在张充和的力劝下，她俩看了一场昆曲演出，这是陈鹂的最后一次昆曲活动。

1999年，陈鹂病逝，享年九十四岁。女儿、女婿将她的骨灰盒与父亲周仲眉没有骨灰而是放着一些纪念品的骨灰盒同葬于北京温泉公墓。陈鹂四姐陈衡粹的三子余安东为她写下《悼念五姨母周太夫人陈鹂女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