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时期读到过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一文，这篇文章成为“揪出大叛徒”的一份“证据”。当时很多领导干部突然在瞬间就成了“叛徒”或者“走资派”，使得大家都很疑惑。我读了《多余的话》后也心有存疑，一位早期的共产党领袖怎么也成了“叛徒”?十年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党中央为瞿秋白烈士平反昭雪。然而，在我的心中还留下一份念想，那就是：瞿秋白短暂一生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他的《多余的话》又是怎样写成的?
为此，我读了王铁仙主编的《瞿秋白传》一书(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此书翔实地记述了瞿秋白短短36年的人生历程。主编王铁仙曾是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中文系终身教授，是瞿秋白的外甥。该书由他主编，还有十多位专家组成了编审委员会，使得这本传记有很大的可信度。
一、 瞿秋白就义的长汀
长汀是一座千年古城，位于福建省西南边陲的龙岩市，毗邻广东和江西两省。我在2019年9月去过福建长汀，看到一条汀江绕过古城、四周山峦环抱，老城还保留着唐代始建的城楼和城墙。城内老街曲折狭长，漫步在这座古城里，到处都可见毫无修饰的古朴建筑，好像历史的年轮未曾抹去。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根据地进入长汀，直到 1934年11月撤离长汀开始长征，这座偏僻的小城承载了沉重的历史风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页。
古城里至今还有许多红军的遗址，如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领袖的旧居和办公地，有救治受伤红军的福音医院，还在“汀州试院”的门额上留有“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字样。走进这座古树参天的“汀州试院”，正中是一座大殿，恢复了当时苏维埃政府会场的原样。我们很意外地发现，大殿的右侧就是瞿秋白被国民党军队抓捕后的囚室，囚室内只有一张床和一个书桌和椅子，他在此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多余的话》就是在这张书桌上写就的。
走出“汀州试院”，西侧就是汀州一中。宽大的校门口，也有一株有几百年树龄的大樟树，校园内有东西两座凉亭，西边的一座挂着“秋白亭”的横匾。我们恍然大悟，这就是瞿秋白临刑前，拍摄他的那张大义凛然的照片的地方。随后，他在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的严密监视下，从容不迫地往西侧的一座小山坡处走去，他先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再用中文唱着《红军歌》，呼喊着“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直到一处草坪时，对军警说“此处很好”，说完盘膝而坐，他向执刑的军警说：“我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不能打我的头!”枪声响起，他倒在血泊中。在他就义地点有一块巨石上镌刻着“瞿秋白同志就义处”，还有一座30米高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
我那次去长汀，是随同华东师大的一个教育专家团队，应福建省教育厅的委托对一些高中学校进行督导与评估。长汀一中是福建省的重点高中、省一级达标学校，也是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所学校与瞿秋白最后的人生历程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此后，我就在书籍中寻找瞿秋白短暂而伟大的一生的踪迹。
二、 瞿秋白非凡的一生
瞿秋白在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的一幢老宅中。他的家是书香门第，但到他父辈开始家道中落。他从5岁进私塾，6岁进入新式小学堂，10岁就读中学预科。中学毕业后想报考北京大学，但因为学费高昂，于是他在1917年考入免费的俄语专修馆主修俄语，成为当初为数不多的通晓俄语的人才。1919年他在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因为参加游行和发表演讲而遭到过拘捕。
1920年他被两家报社聘为特约通讯员而派到莫斯科进行采访，有幸两次见到了列宁，有过简短的交谈，还聆听了列宁的演讲。1921年秋他受聘于莫斯科的东方大学，作为中国班的助教和翻译，学生中有刘少奇等人。他还教授俄语和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程。1921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瞿秋白担任翻译。当时他应陈独秀要求回到北京，翻译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还发表了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1923年他到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还担任了《新青年》《先锋》等党刊杂志的主编。
1925年起，他在中共第四、五、六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担任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成为中共历史上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领导人。以后他去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两年，1930年返回上海。他因患肺病，在上海养病的同时与鲁迅、茅盾等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奉命到达瑞金，此时，是李立三任总书记，他担任中央苏区政府的教育部部长。
1934年10月中央决定红军北上长征，他因体弱有病被留下。1935年2月24日，他带领他人一起撤退，被当地的保安团抓捕，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几乎瞒过那些抓捕者，但是被叛徒认出是瞿秋白，于是被捕，5月9日被押送至长汀，由国民党36师羁押。
36师的师长宋希濂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曾听过瞿秋白的讲演，很敬重瞿秋白的学问与人品，于是吩咐部下照料好他的饮食起居，并且准许他阅读书籍、写文作诗和篆刻印章，并且亲自劝说瞿秋白自首投降。然而瞿秋白一语断绝，坚持了不屈的气节。最后在蒋介石“就地处决”的密令下达后，宋希濂安排行刑队在6月18日执行死刑。有很多文章记叙了这一段可歌可泣的过程，有一些影视也再现了这段历史场景。后来，宋希濂在解放战争中被俘虏，他在关押北京“功德林”监狱期间，交代了瞿秋白在最后囚禁时期的详细过程，瞿秋白始终是坦然自若、视死如归，还在囚室中埋头疾书，写下了《多余的话》等文章和诗作，可谓是大义凛然，英雄就义。
这也有力证明了瞿秋白确实是一位忠诚于自己信仰的烈士。从瞿秋白短暂的一生来说，他是一位典型的文人，是一位学问精深的翻译家、文学家，他对于大学的社会学、哲学、文学的教育都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国学基础深厚，诗词书法无所不通。他赴苏联多次，对世界各国局势都有所了解。他具有俄语专长，通过他的翻译使得国内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也开始了解马列主义的真谛。同时，他又是一位人品高尚、待人真诚、讲究信誉、善于沟通的文化人，得到了同志们的信任，成为党的早期核心领导之一，还担任了中共最高领导人。
三、 多余的话是多余的吗?
其实，瞿秋白对革命忠诚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共识，1955年中央做出决定，把其遗骨从长汀迁葬至北京八宝山公墓，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多余的话》是他在长汀的囚室里用了6天时间写成，共两万字，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主义”“文人”“告别”共七章。他引用《诗经》中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文章的开头， 5月22日写完后交给了宋希濂，并要求把这些文稿一并寄给武汉某处某人，宋当场答应。后来《多余的话》被一些国民党的报刊杂志刊载过。我在“文革”时读到这篇长文后，百感交集，觉得他的文笔如此坦诚又充满了悲情色彩，最后写了一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意蕴深刻，但是不解其意何在，是即将结束生命时对这个世界最后一丝的留恋吗?现在我再读《多余的话》，还是一口气读完，这是瞿秋白对自己短暂一生的回顾与反思，是用一个文人艺术化的文笔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做了深刻的剖析，留下了可信可敬的真实与完整的形象。
这篇文章的真伪曾经引起很多关注，在王铁仙主编的《瞿秋白传》里，对此做了很详细的考证，引用了许多著名人士的回忆和判断，例如周恩来、鲁迅等这些瞿秋白的战友，也有当时目睹瞿秋白最后日子的宋希濂等人，都肯定是瞿秋白的文笔，而且至今未曾有过篡改。很多学者也都是认定此文的真实性，而且也非常理解瞿秋白作为一名文人学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具有这双重身份的他写的《多余的话》，是对历史、对社会、对同事、对战友、对后辈们的真切坦率的告白，是对自己的信仰、理想、责任的担当，对自己的追求与性格的剖析，并对党内斗争和错误决策感到厌倦和叹息。
他光明磊落、他一以贯之，他清晰地知道自己作为一名文人学者，因为历史的选择，使他走上革命的道路;又因为当时的中国需要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去传播马列主义，并且还众望所归地成为革命领袖。他作为能在文坛上学贯中西、谈古论今的大学者，在风云莫测的年代要为中国革命的前程走出一条坎坷的道路，这副担子对于一位身患重病的文弱书生是极其沉重的。所以，他在《多余的话》中有许多感叹、许多遗憾、许多无奈，这也完全是他真实的想法。作为一位马列主义者、一位中共早期的领袖，在告别他的世界、他的理想、他的战友、他的亲人时，笔下流出悲情的色彩，这种伤感与坦荡的情怀，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灵。
在《瞿秋白传》中，还记叙了他与其他的领袖人物的交往，表明他具有重情达义的待人之道。他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促膝交谈，曾为毛泽东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写序言。他在与中央红军长征前的离别时，特地把自己的马匹送给比自己年龄大的徐特立，把自己身穿的长衫脱下披在挚友冯雪峰身上，深情地说道：“这件衣服伴我战斗七八年了，现在给你做个纪念。”陈毅在与瞿秋白告别时，看着他瘦弱的身躯，要把自己的马送给他，他怎么也不要。鲁迅与瞿秋白友情很深，曾写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字幅赠与秋白。在瞿秋白被抓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地营救他。
三十六年短暂的生命里，他留下五百万文字，其中还有很多是文学作品，包括杂文、散文和诗歌。他还对汉语拼音化和推广普通话做过研究，出版过专著。他翻译过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他与鲁迅、茅盾等一起推动了左联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他的牺牲也使得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巨人。这位伟人和这段历史是不能忘却的。
作者在秋白亭前的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