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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拉拢曹锟等人继续为其卖命,段祺瑞把持下的北洋政府开始向前线参战各军增拨经费,其拨款的对象首先是直系的参战军队。在1918年4月16日的一次拨款中,曹锟得到了20万元军费,王占元得到了10万元,其余各部,张敬尧得10万元,粤军龙济光得20万元,川军刘存厚得10万元,杨增新得15万元。
但是,段祺瑞的区区三十万元的经费根本无法买动已在长江上游站稳脚跟并决定罢战的曹锟和王占元了。
而此时的段祺瑞因巨额的战争糜耗从一开始组阁便陷入了极端的窘境。
1、直系主力的罢战
在4月19日的一封密电中,倪嗣冲极为详尽地向皖系各督军通报了北洋政府当时所面临的种种艰难:
….…抵京以后,谒见元首、芝揆暨各部总长、在野元老,始知财政艰窘,朝不谋夕,每月政费实须一千六百万之多。谋借外债,百无一应。近与日本议借,所开条件甚为苛虐,往返磋商,尚未定议。且日人宣言,此次借款是认我国政府尚有统一能力,若是政府不能勘平粤乱,则西南尚有伪政府存在,即使条件议妥,此款尚不交付。我国积弱已达极点,内政方针不能不随外交为转移,时势至此,无可讳言。且即希望和平,提出和议,而此议和有期之内,借款无成,财政束手,凡属中央发饷之军队,除抢挤为生以外,别无善法可筹,势不至全国瓦解不止……
可以说,段祺瑞重新出山组阁虽然标志着皖系在这一轮府院之争中的胜利,但他所得到的仍然不过是一个八面漏风的北洋政府的烂摊子。
从4月下旬开始,因前线直系主力罢战而陷于内外交困之中的段祺瑞不得不亲自出马,赴两湖战场布置并督促对南战事。
20日,段乘京汉路专车前往汉口,随行有交通次长叶恭绰、财政次长吴鼎昌一行等30余人。段祺瑞的此次南下,名为犒师,实则是协调曹锟、张怀芝等人,鼓动他们继续为其“武力统一”卖命。
直至4月28日段祺瑞返京,他的为期一周的南巡共经历了河南、湖北、江西、江苏等4个省份,涉及了当时直系控制下的各个主要地区。曾先后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两湖宣抚使曹锟及奉、苏、赣、鲁、皖、湘、陕、晋等各省代表在汉口会议,并晤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安徽督军倪嗣冲、上海护军使卢永祥于南京。
这一时期的的段祺瑞已因签订对日卖国条约和主张发动内战而陷入举国一致的舆论攻击之中,但其此次南行在各地所发表谈话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强调北洋系内部的团结和贯彻继续对南作战的方针。
在曹锟、王占元、赵倜等参加的汉口会议上,段祺瑞特别提出:
将在短期内,由各省电请中央,令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和副总统。
段祺瑞在这个时期突然提出关于总统选举的问题当然是别有企图的——半年前,正是一张“副总统”的预约券诱使曹锟成为支持皖系对南作战的主力,如今,为了怂恿曹锟继续对西南用兵,段祺瑞再一次向他祭起了这个“副总统”的法宝。
为了调动各方势力继续为他的“武力统一”效力,段祺瑞几乎采取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唯有内战所造成国家的灾难和人民的死活全不在其顾忌之中。
2、湖南的灾难
4月25日傍晚,段在汉口召集曹锟等人匆匆会议后,转乘“楚材”舰离开汉口前往南京。由于驶行过速,又值大风雨,于8时半左右,乘舰与上驶的招商局商船“江宽”号发生碰撞,“楚材”舰略受轻伤,而被撞的“江宽”轮当场沉没。乘客溺死三四百人。面对着挣扎于江心激流中的数百溺水者,段祺瑞全然不顾。一些落水者企图攀上“楚材”号逃生,但均遭段的士兵用刺刀击退,而段本人却换乘护送舰“楚泰”号鼓浪东下。
这场“江宽”轮事件,招商局乘客溺水死亡三四百人,造成了长江航运史上的空前的灾难。
和整个内战时期的灾难相比,“江宽轮事件”似乎就不值得一提了。在长达半年的南北战争中,当北洋政府内部的直皖两系为着“武力统一”和“和平混一”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国内的民众却为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但巨额的战争耗费都最终成了人民群众沉重的负担,而且长期的兵灾和战火也使广大交战区的人民饱尝了战争带来的灾难。
湖南是这一场南北争夺和拉锯的中心地区,因此所遭受的兵灾人祸也最为惨烈。从袁世凯时代起,湘督汤芗铭因镇压湘民严酷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故被称为“汤屠户”。而南北战争爆发后,借北军南下继任的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手段之残忍,亦不下于汤。其所部北洋第七师在湘南地区大肆杀人放火,抢掠奸淫,无恶不作,湖南人民因此倍受蹂躏。
这里让我们来看一看一封由湖南旅京同乡会汤铁樵等人致张敬尧请其约束军队烧杀以恤民难的通电,以及其中所揭露出来的湖南兵灾情形:
……此次兵灾,醴为最重,妇女奸污,城乡焚掠,死亡枕藉,惨不忍言,加之春耕尽辍,饥馑漭臻,积尸未埋,疫疠将作,若不急求挽救,邑中良善,必至靡有孑遗。铁樵等奉职都门,家居故里,惊闻此语,心骨悲酸。伏念我督军督师南下,纪律素严,数月以来,颂声大作,惟是各军云集,系统纷歧,不测之威,每易流于暴行。侧闻日来尚肆搜杀,窃恐玉石难分,同归于尽。恳乞将驻醴各部队,严加约束,体恤民艰,为余黎留一线生机,即为国家保一分元气……
其实,正在湖南制造着这些骇人听闻兵灾事件的罪魁祸首,正是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得力助手张敬尧本人及其所统率的北洋第七师。1918年4月间,北军第二路军在湘东因遭湘军赵恒惕猛烈的反击而大败,张敬尧遂派第七师补充第二团的兵士代行警察职务,以该团团长佟国安兼任警察厅长,又成立全省侦探处,雇佣大批鹰犬,借以搜查南军间谍为名,滥捕滥杀,严刑拷打。
在搜捕“乱党”的名义下,第七军的士兵每当夜幕降临时便乱闯民家,敲诈勒索,劫人财物,侮辱妇女,至于“北军在大街小巷找花姑娘,打人和骂人,买卖不给钱,看戏不买票,乘车不付车资,借老百姓的东西有借无还,更不是什么稀奇事了”。
为了逃避兵灾和战火,交战区的人民纷纷背家逃难,城里人为逃兵灾下乡,乡下人为逃战火进城,逃难者交织于途。长沙的富有者远走高飞,中产之家下乡逃难,走不动的穷人则只有坐受凌辱,听天由命,湖南就这样变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张继忠系张敬尧的养子,一位靠着义父的兵威在湖南横行的市井无赖,曾这样向其部下宣言:
“北地苦贫,吾侪好身手,所得恒不足当意。南人,吾仇也,且富,良机可坐失耶?"
在其率领下,该团日则为兵,夜则为盗,不止盗物,且以杀人为戏。当然,靠着战争和抢劫在湖南大施淫威荼毒人民的也绝不是只有张敬尧一部,受害地区亦非只长沙、醴陵一地。
上海《时报》的一篇文章这样记录着北军在湖南的暴行:
北兵之蹂躏醴陵,惨不可言。宝庆何尝不遭北兵荼毒,所幸者非毁于火耳。战事发生之地,不独身当其冲者,备受困苦,而旁观者皆不能免。其影响所及,个人、社会与经济三方面,皆陷入漩涡中,全湘商业停顿不进,商人货物焚毁,不敢再办,惟俟战事停止,治安恢复后再图。兵士之行为,竟无约束之可言,最无道之事,莫若兵士之奸淫良家妇女,独此者尤以北兵为甚。盖南军于退却时固亦抢掠,然奸淫者绝少,不若北兵之无所不为也。其在湘乡时,奸淫殆遍,人民极愤,遂诉诸于统军,于是发纸条若干遍贴各门首,其文曰:此乃民屋,兵士不准闯入,云云。
该统军又禁止携枪出外,良以军士每用枪刺恫吓人民也。如是地方稍安静。不幸将领往来无常,兵士亦往来无常,今日在此,明日去彼。欲军令之发生效力者难矣。再各军绝无统系,彼此权限有定,譬如某一统军发一令在当地,已发生效力,及该统军他调,该令亦即无效。其高级军官虽常出安民告示,等于无用,而兵士之抢掠奸淫尤是也。故人民视此项告示,实为一纸空文而已。记者屡见农夫在田中耕种时,忽见北兵来,便狂奔逃命,盖恐强迫拉去充当役夫云。呜呼,湘民呻吟于兵祸之下亦已久也。竟至何时始解倒悬耶?
3、决意剿灭护国军的图谋
对于内战给交战区人民和整个国家带来的灾难就是段祺瑞及其所控制下的北洋政府所充耳不闻的了,而其所关心的却是继续贯彻其“武力统一”的政策,彻底消灭西南及国民党势力,实现皖系势力在全国范围内的专政。
4月下旬,正值南下督战的段祺瑞返京不久,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天津集会,以“要求对内和平,宣示对外真相”为中心议题,对段祺瑞政府提出质问,并推举代表卞荫昌、王文典、周国钧、殷尔彝等人向段祺瑞请愿,呼请南北罢兵,停战媾和,以纾民困。
段祺瑞对此答复是:
“用兵西南政策正为求统一全国,若西南无悔祸之诚,政府则无息争之理。”
一句话,只要西南和南方的反北洋势力存在,段祺瑞就将继续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而对于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段棋瑞则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现在国军入湘,屡战皆捷……加之奉军开赴前敌,备作后援,前方各军即可集中衡、宝,进复祁阳,底定全湘,势力中止。”
为了贯彻其“武力统一”的一贯政策,并坚定北军前敌将士对“武力统一”的信心,5月中旬,段祺瑞一面发出通电,明令各军继续作战,不许停战议和;一面密令徐树铮紧急遣奉军入关,于汉口设立奉军前敌指挥部,计划入湘作战。徐树铮本人亦亲赴汉口,与曹锟、吴佩孚等前敌将领及张怀芝、王占元等人接洽,对其进行百般安抚,鼓励其继续再战。
5月10日,徐树铮所调的奉军第二十七师孙烈臣部、第二十八师汲金纯部、第二十九师吴俊升部先后抵达长沙,布置奉军在湘作战事宜。
5月16一19日,《中日陆、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相继在北京签字生效,段祺瑞亦借此进一步投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靠着这种“攘内首先安外”的政策,北洋政府从5月中旬拉开了一副继续扩大对南战争,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的态势。
4、秀才将军——吴佩孚
在民国六年下半年至民国七年上半年的南北战争中,吴佩孚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徐树铮民国七年5月南下安抚的直系主战将领中最为主要的对象。
吴佩孚(1874一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幼年丧父,依母成立,曾应登州府试,得中第二十七名秀才,故成名后人称其“秀才将军”。吴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投入天津武卫前军聂士成部,并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吴投军的次年,即因“文武兼资”获上司赏识,被保荐入开平随营武备学堂深造。庚子之乱中,聂士成战死于天津南郊八里台,原清廷部署于京津地区的武卫前、中、后、左各军相继溃没,袁世凯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收容京畿溃勇,组织天津陆军警察队,吴佩孚从此正式投入了袁世凯的麾下,并被拨入北洋第三镇(即后来的北洋第三师,该师统领官为曹锟)。
从此,吴佩孚随着曹锟,逐步擢升,成为北洋骨干曹锟手下的一员干将,同时也是袁世凯民初再起后的得力的军事助手。在袁世凯死后的北洋系的分裂中,曹、吴因地缘的关系,当然地属于直系,但并不隶属于冯国璋一派。虽然自段祺瑞入主北洋政府后,对于曹、吴一派大加笼络,企图使之成为与冯国璋的直系相抗衡的力量,但该系却一直在冯国璋、段祺瑞的直皖两系之间,不即不离,两面应付,成为游离于直皖系之外的一支重要的势力。
尽管在最初的南北对峙和直皖矛盾中,曹锟、吴佩孚也是对南主战派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但后来的事实却表明,曹锟、吴佩孚都并不愿成为皖系势力扩张和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打手,而其确切的目标是借对南战争,将其势力扩张到长江上游的湖南地区。
1917年3月,南北战端随着段祺瑞的重新组阁再起后,吴佩孚驱兵疾进三湘,所向无敌,势如破竹,过湖北襄樊、荆州、监利,克湖南岳州(阳)、长沙,曾经给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带来过相当大的希望。曹锟、吴佩孚也因此成了掌握着南北战局的关键性人物。
但是,3月底段祺瑞在吴佩孚“拔湘战役”连连得手后,急派尾随其后的张敬尧为湖南省长兼督军,并命直系继续南下作战,此时,段祺瑞企图利用曹、吴为皖系打天下的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了。而其时的吴佩孚已经牢牢地在湖南地区站稳了脚跟,并与鄂、豫、赣、苏诸省联成了一气,基本上完成了将直系势力插入长江上游的目的,牢牢地掌握了这场南北战争和战大局的主动权了。
5、吴佩孚的罢战
5月下旬,南方护法军政府改组完毕,新成立的“七人政务会议”取代了原护法大元帅,积极反对北洋势力的孙中山已被排斥,军政府实际控制到了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等西南实力派人物的手中,并公开表示自愿与直系结盟,一致倒皖。
至此,曹锟和吴佩孚均以此次对南作战的目的已达,转而成为冯国璋停战议和的积极支持者了。
5月底曹锟的称病北返成了湖南前线直系罢战的信号。曹北返时,并将第一路军司令部人员悉数带走。此后,前线直系各路将领纷纷以各种形式表示了与段祺瑞的不合作态度。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等五位旅长同时向段祺瑞提出“请假”。
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于曹锟北上的次日亦步其后尘,不经段祺瑞的批准,径自返回了山东。同时期一封以“直军全体将士”的名义发给段祺瑞的通电称:“湘省水患滔天,瘟疫流行,兵疲将惫,不堪再战。”
这个通电事实上已经向段祺瑞公开表明了湖南前线直系不再与其“武力统一”合作的态度。
5月18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修正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议决废除原护法军政府之大元帅及元帅制,并以国会非常会议所选出的政务总裁七人组成政务会议,共同行使职权,其主席总裁由政务会议推定。
根据该大纲,5月20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文、唐绍仪、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唐继尧、伍廷芳等七人为“政务会议”总裁,并举岑春煊为主席。自此,西南实力派开始控制了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实际被剥夺了对护法运动的领导权,停战议和的势力也在护法政府内部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护法军政府改组后,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奉命在京代表西南,与冯国璋密商和议。冯亦派王克敏、张绍曾南下,分别与倪嗣冲、李纯接洽,并拟派审计长庄蕴宽赴桂与岑春煊直接联系和谈。这时,前线的直系将领或称病请假、或借故迁延,或擅自离岗,直系与西南联盟的趋势已日益公开化了。
6月3日,北洋政府加授时为北洋第三师师长的吴佩孚为“孚威将军”,这是段祺瑞企图拉拢吴佩孚并争取曹锟为其“武力统一”卖命的最后一着。
此前,徐树铮曾奉段祺瑞之命自长沙至衡阳,对吴佩孚进行安抚,段则以国务总理的身份亲自给吴通电话,以示倚重,这在当时都是极为少见的。
“孚威将军”的头衔在当时的官制上为特任级,与督军平行。实权军人加如此头衔就是候补督军了。与一般督军下台后始授以“将军”完全不同,吴佩孚以一师长之职,连升为将军,可谓是“平步青云”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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