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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旧国会中的原国民党势力，成为南方唯一反对议和并要求护法到底的势力。1918年11月25日，正当南北双方和议声浪日形增高时，南方旧国会中的政学会领袖孙洪伊率先发难，对包括徐世昌、段祺瑞在内的北方各派一并进行了抨击，敦促南方的护法诸公，切不可为南方的倡和所迷惑，并提出了关于南北议和三个最基本的先决条件：

一为惩办祸首，如段祺瑞、倪嗣冲、张作霖、徐树铮；一为取消北京的伪国会；一为取消伪总统徐世昌。

孙供伊的这个议和条件显然并不仅仅是其个人主张，此前，在11月20日、22日连续召开的广州参、众两院第六、第七次联合会上，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参、众两院通过了两项极为重要的决议，并将其作为解决南北战争的先决条件，其一为解散北京非法国会；其二为总统徐世昌退位。

1、战与和之间

显然，南方旧国会的这两个条件，不但与北方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相去甚远，而且即使在南方护法军政府也不被陆荣廷、唐继尧等实力人物所认可。

因为，此时的陆荣廷不但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表示了对北方的新国会和徐世昌总统资格的认可，而且也寄希望于议和成功后，可以被北方举为副总统。因此，当旧国会的这个议和条件刚刚公布时，唐、陆等主持下的广东军政府已正式通令各军，“就现守区整顿队伍，以待后命”，事实上与北方达成了停战。

此后，唐绍仪受命代表广州护法军政府，致电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倡议由南北双方各派数名代表，组织对等的和平会议，正式进行议和谈判。与此同时，北方亦通过李纯致电广州军政府总裁岑春煊，转达了北方对善后会议代表人数、召开地点、召集日期等具体事项的意见。以上述的两个通电为标志，南北双方的议和已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备和组织之中了。

尽管这一时期的孙中山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号召旧国会及前线的国民党人坚持护法，绝不妥协，但这个要求继续护法的声音很快地便在当时南北一致的议和停战的呼声中被淹没了。

北方的和平道路也同样是相当的艰难。自徐世昌的和平方针提出后，便立即遭到了安福系的抵制。主和与主战两派依然在暗中进行激烈的较量。徐世昌、钱能训两人本都是在段祺瑞授意下由安福国会抬出来的总统和总理，但徐、钱上台后却一改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初衷，大倡和平之论，这便引起安福系和段祺瑞本人的极大的不满。

停战命令发表后，新国会立即向两人发出威吓，扬言将拒不通过徐世昌提出的钱能训内阁案，并以对钱内阁进行弹劾相要挟，以抵制徐、钱的对南议和。在巩固“北洋团体“的旗帜下，段祺瑞授意督军团在京组成了“戊午同胞社”，并以北洋盟主为诱饵，推举了曹锟为该社的社长。而段祺瑞本人却是该会真正的幕后操纵者。

在其策划下，在京的督军团一面召开了声势隆重的“庆祝国际荣誉合肥（段）首勋大会”，把当初力主参战的段祺瑞捧为“盖世英雄”。一面由张作霖、倪嗣冲等人出面，要求总统徐世昌重新起用段祺瑞组阁。

为了扩大战火，阻止南北和会的进行，10月26日，已卸国务总理职务的段祺瑞以参战督办的名义下令调驻豫之奉军许兰洲(芝田)师，及直军张锡元（嘏民）旅，以剿匪为名，开赴陕西，协助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对陕西各路民军进行大规模进剿，陕乱于是愈益扩大。

至11月16日，北洋政府罢战退兵令下后，段祺瑞立即授意陈树藩拒认陕省为停战区域，与靖国军激战如故。

11月21日，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被陈树藩设计诱杀于陕西兴平，陈因此受到南北双方的一致谴责。但段祺瑞却公开地致书陈树藩，对其倍加激励，并扬言：徐氏（世昌）胆小气敛，小事可通融，大事万难让步，请弟（指陈树藩）放心为之，限阴历年内务必联合各军平陕，如弟力有不足，当再以国防军相助。

段祺瑞以及北洋系内死硬派军人的顽固主战态度，不但使徐世昌和钱能训刚刚组建起来的北洋新一届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且，刚刚开始的国内和平运动也因此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

2、南北和会的召开

北洋主战派声势的复振以及中国国内和平所出现的挫折不但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关注，而且帝国主义的驻京公使团也因此“甚感惊诧”。特别是自南北下令停战后，日本政府见中国南北停战的促成动机“全由于美国之尽力”，便极端担心中国实现国内和平后，美国将在中国势力大张，并由此影响到日本在华利益，于是便醋意大发，对中国国内的反和平势力采取了强硬的干涉政策。

1918年12月2日，在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的游说下，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再次决定，以五国政府的名义，向中国的南北政府同时提出“速谋和平”之劝告。

于是，五国公使共同谒见了大总统徐世昌，正式递交了“五国致北京政府劝告书”同时向徐指出：欧战已经结束，全世界迫切需要和平，五国政府希望中国从速调停内争，得以参加世界“和平事业”。

尽管在这个劝告书中，列强们采用了尽量委婉的字眼，并反复向徐世昌声明：此项劝告并非是对于中国内政的干涉。但事实上，扫清了最后一块绊脚石。

北方议和代表的阵容表明了段祺瑞及安福系势力在北洋政府的政局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12月中旬公布的北方10名议和代表中，安福系计占5名，在代表总数中整整占了一半，其中：

总代表：朱启钤。各系代表：吴鼎昌（达铨），代表安福系；王克敏（叔鲁），代表直系；方枢（立之），代表安福系；汪有龄（子键），附属安福系；刘恩格（鲤门），代表安福系及奉系；李国珍（叔远），代表研究系；江绍杰（汉三），代表安福系；徐佛苏（以行），代表研究系。

北洋政府初本属意梁士诒或李纯为总代表，但徐世昌、钱能训因慑于段祺瑞的坚决反对，遂改派了朱启钤。

12月29日，总代表朱启钤率北方议和代表一行10人乘津浦铁路火车南下，并于次年1月2日抵达南京。

抵宁后，朱启钤及其代表江绍杰表示：

西南各代表尚未派定，而北方各代表急遽南下者，实为表示北方诚意谋和之决心，以待中外人士之公判，若西南始终不派代表，和议停顿之责任，自与政府无干，总统之意亦如是。

很显然，北方议和队伍甫经组建便匆匆南下，所表示的并不是急于求和的诚意，而是企图争取在中外舆论上的有利地位，并借此对南方施加压力。

南方的代表直至1919年1月上旬始正式公布。由于旧国会在议和条件上始终持不肯通融的态度，军政府遂绕过国会，最终径行以“七总裁”的名义指定了代表人选，并于1月9日正式通告北洋政府，其阵容也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南方护法军政府内各种势力的平衡。

其中：

总代表为唐绍仪（少川）。分代表：章士钊（行严），代表岑春煊；胡汉民（展堂），代表孙中山；缪嘉寿（延之），代表云南，接近唐继尧；曾彦(其衡)，代表桂系陆荣廷；郭春森(松年)，代表广东莫荣新，接近陆荣廷；刘光烈(亚休)，代表四川熊克武；王伯群，代表贵州，李述膺(龙门)，代表陕西，接近于佑任；饶鸣銮(子和)，代表海军及福建；彭允彝(静仁)，代表湖南，接近谭延闿。

1月中下旬，南方代表亦先后抵赴上海，等待和议的召开。

迄今发现的文卷档案中，南北双方并没有对这次和会有一个统一规定的正式名称，亦没有见到过正式的钤印。

关于这次会议的名称，双方从一开始便有着激烈的分歧，北方最初曾拟用“善后会议”，但南方认为这是清代绥靖地方土匪时，才用的名字，因此主张以地名称为“上海会议”，并坚持南北双方的对等议和。但北方，尤其是安福系，却竭力反对和南方对等。

于是几经磋商，始终未能得到一个双方同意的名称。结果只能各行其是，北方称这次会议为“南北和平会议”，南方则称之为“上海会议”。

“南北和会”的开会地点同样经过了南北双方的多次讨价还价。当时，北方主张谈判地点设于南京，西南方面则坚持认为，南京是当时的直系李纯的辖区，不能在“军阀的包围下”开会。故坚决不允在南京开会，并力主将会场设于上海租界内。为了迁就南方，北方最终同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的旧德国总会。南方代表设寓于寓园路9号，北方代表住在哈同花园。会议由于没有总的秘书处，南北双方各设自己的秘书厅，文电档案互不联系，对外发表的文件亦不会阅。因此南北双方发出的关于此次会议的文件也是矛盾丛生。

同时，由于此次会议前，南北双方都没有拨付固定的住费，因此，南北双方的会议费用当时均由各自的总代表、分代表们临时筹措。

北方由王克敏向中、交两银行设法垫付会场经费以及代表的车马费(每人每月300元)，并由财政部派员驻会经手支付报销。南方则由唐绍仪委托卢信公司向金星人寿保险公司挪用，事后金星公司因此亏闭，南方军政府后来亦未过问此事。因此，南方的这笔会议经费后来竟成了唐绍仪的私人负债，而唐本人亦因此在10年后才还清这笔债务。

3、围绕陕西停战的较量

1919 年 2月 20日，南北和会正式在上海开幕。尽管在这次会议的一开始，南北双方都谨慎地回避了国会、法统以及政府改组这样一些在当时最为敏感的问题，而仅就川、陕地区的停战、对日借款的使用和监督、国防军的编练等一些枝节问题进行了磋商，但和议一开始，南北双方就均因各自的强硬态度而使谈判陷入了僵局，也由此预示着这次谈判凶多吉少的前景。

陕西停战是南北和会中最先陷入僵局的议题。原来自上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下达停战令后，北方的主战人物在段祺瑞的指使下竟将陕西、福建两省划出停战范围，后来由于北军在福建较南方为弱，故段祺瑞下令集中兵力，全力谋取陕西。随着段祺瑞调奉军许兰洲旅入陕助战，陕西战事逐步升级。

南北谈判前夕，北方为了迅速地在开议前解决两地战事，段祺瑞下令陈树藩在旧历年底解决陕西问题，于是，陈树藩便邀集奉军许兰洲及镇嵩军刘镇华所部，向于右任所统之陕西各路靖国军发起了猛烈攻势。陕西护法各军的连连败绩，不但使川陕地区的和平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也构成了当时正在酝酿之中的南北和议的直接障碍。

陈树藩在陕西的势力扩张在南方引起了强烈反对。南北和议尚未开始之前，南方已指定首席代表唐绍仪，通过北方首席代表朱启钤致电北洋政府，要求徐世昌“明颁停战命令，饬凡于停战令下后入陕之北军全部撤退，及下令惩办陈树藩、许兰洲之抗命军队，以遏乱萌”。

但此时在北方的政局中，实际控制着陕西战事的并不是徐世昌和钱能训，在段祺瑞及其“参战(国防)军”的支持下，陈树藩于1919年元月上旬攻陷武功，与靖国军鏖战于礼泉、马嵬之间，刘镇华率镇嵩军攻周至，靖国军第一路军，退回西安后，复联合马宝麟、张锡元、许兰洲诸部北军再扎咸阳，向靖国军节节压迫。这时，面临着重重战机的于右任，除一面要求西南护法各军协力援陕外，就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即将开始的南北和议中了。

尽管南北双方有关川、陕停战问题的谈判，很快地便进入了激烈纠纷之中，但事实上，包括朱启钤在内的北方代表们，对于南方所提出的陕西停战并没有特别地反对，问题却在于他们根本就没有停战的决定权。

1919年2月6日，首先由李纯为会议拟定了南北停战的五项办法，其中关于陕、闽、鄂各地停战的具体措施是：

陕、闽、鄂西，双方一律严令实行停战；援闽、援陕军队，即行停进，只担任后方剿匪任务，而后不再增援；闽省、鄂西、陕南由双方将领直接商定停战区域办法，签字后各呈报备案；陕省内部由双方总代表公推德望夙著人员，前往监视区分；划定区域，各剿匪卫民，毋相侵越。

从内容上看，除了关于撤销陈树藩的陕督一职，及撤走在陕的外省军队诸条之外，李纯的这个五项办法在促使陕西停战问题上，与唐绍仪提出的要求并没有原则的区别。而且，根据同一日李纯致唐绍仪的“虞电”称，不但北洋政府已同意其所拟定的这个“停战办法五条”，而且该建议还同时征得了南方军政府的同意。

2月8日，朱启钤亦以北方议和总代表的身份致电钱能训，请“迅饬前方防线各军，实行停战，不得再施攻击，以昭诚意，而维和局”。朱并要求中央，派遣监视员张瑞玑从速赴陕，监视划界事宜，以保证双方的停战。

这就是说，当时北方参加谈判的代表，以及北洋政府的徐世昌、钱能训等人对于陕西事件的处理方案与南方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掌握陕西和战问题的关键人物既不在于徐、钱的北洋中央政府，也不在于朱启钤等谈判代表，而在于幕后正操纵着这场战争的段祺瑞等皖系主战力量。

在2月26日的第四次会议上，南方代表声称，虽经北方政府严令停战，但北军的进攻势头并未稍减，因此南方提出，要求撤换陈树藩，否则和议不能进行。但朱启钤却代表北方声明，陕省军事，已由北京严饬停战，其真相应由和会派人查明后，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会议最后决议，公推旧国会议员张瑞玑到陕西监督停战事宜。北方代表同时承诺，将立即电告北京政府切实办到陕西停战，如果不能办到，北方议和的全体代表将集体辞职以谢国人。但是事实上，直至3月12日，陕西停战监督专员张瑞玑始由北京启程，前赴西安，而且，张本人甫至西安，即被陈树藩收买，张遂竭力地为陈辩护，企图以瞒天过海的手段欺骗上海和会，掩盖北军对陕西靖国军的进攻。南方对此大为不满，唐绍仪遂代表南方宣称，陕西的战争不停，和会即不再议事，并要求立即撤去陈树藩的陕西督军一职。南北和谈也因此陷入了僵局。

4、裁军与军费问题上的争议

自2月26日第四次和平会议上，南北双方就公推张瑞玑为陕西停战监督专员一事达成协议后，南北和会的讨论焦点，再次转向了军事和外交问题，其实即国防军的取消和对日参战借款的支付问题。

国防军即为原参战军。自1918年7、8月始，随着直系的罢战和南北战争的停顿，段祺瑞为了继续进行以皖系为主力的“武力统一”，并建立一个可以与直系相抗衡的军事力量，遂以“参战”为名，开始筹备组建了这个规模达三个师又四个混成旅的“参战军”，并直隶于段琪瑞的参战督办处。

到是年的 12月，参战军已基本形成规模，但其时欧战已经结束，参战军因无战可参，遂改名“国防军”，原由段祺瑞主持下的“参战督办处”亦相应改为“国防督办处”，这支军队仍然牢牢地控制在段祺瑞的手中，并成为皖系的最基本的武装。

很显然，在欧洲战争结束之后，段祺瑞所拥有的这个5万之众的国防军，不但对包括南方在内的各种非皖系势力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而且也是影响着当时国内和平的一个重要的障碍。

由于参战军的成立经费，主要来自于1918年9月28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帝国朝鲜银行总裁美浓签订的2000万日元的参战借款，而该借款的成立又是以《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为前提的。因此，有关参战军的谈判便很快地转到了对日借款的支取以及中日密约的有效性的交涉上了。

从2月22日的第二次谈判开始，南方代表唐绍仪便就裁撤国防军、停止参战借款以及公布中日军事协定等问题向北方代表提出了严正交涉。

唐绍仪指出：

目下关于裁缩军队，整理财政，以为急须进行。姑无论国防军与日本有种种秘密关系，固当裁撤，即无上列各种关系，然此际扩充军队与此次和平会议之本旨违反。况国防军原于中日军事协约发生者，近北京有令，使赴欧特使将中日密约随时宣布。既可宣布于外人，自可宣布于全国，毋使切肤之国民，茫然不知本国国权丧失何种程度。此事应由双方代表迅电北京政府，要求将中日军事协定一切附件宣布于国民，使全国国民得以研究救亡办法。

唐绍仪及南方代表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徐世昌、朱启钤的赞同。但很明显，和陕西停战问题一样，南方所提出的裁撤国防军、停止支取参战借款和公布中日军事协定各条，不但远远超出了朱启钤的代表权限，而且北洋政府内即若徐世昌和钱能训，亦根本无法就上列各项向南方作出答覆。

2月24日，由北洋政府给和会的复电，显然是代表了段棋瑞和皖系势力的政见，其中除公布中日军事协定一条外，南方所提其他各条一律遭到北方明确的拒绝：

“参战军和参战款来源于欧洲战争，欧战虽停，但和议尚未签字，各国军队亦未完全撤回，参战军纯系对外性质，此时未便解除，参战款尚在条件效力约束中，不能中途变更…”

对于段琪瑞自上海和会开议以来在陕西停战、解散边防军、停止参战借款等一系列问题上所持的顽固态度，南方的国会和军政府两方均迅速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在2月23日广州旧国会召开的联合会议上，参、众两院一致议决，如陕西北军不完全撤退，将即行中止和议，并召还谈判代表，请军政府即开紧急会议，以准备军事上之进行办法，通电中外，宣布北方破坏和平之罪。

在非常国会参，众两院的压力下，南方军政府亦对谈判表示了相当的强硬态度，并声明：

如陕西不停战，国防军不取消，将中止一切与北方正在进行的谈判，则“议和破裂之罪，北方应负担之”。

根据非常国会和军政府的这个决定，在2月28日上午举行的由南北双方全体代表参加的第五轮谈判中，唐绍仪代表南方宣布，关于陕西停战和国防军裁撤等问题，“从本日起四十八小时内，如仍未得到北京政府的圆满答复，唯有向外交团声明和议停顿”。

由于北方代表事实上根本无法就南方提出的上述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因此，此次会后，朱启钤立即致电北洋政府和徐世昌，代表全体议和代表提请辞职，要求“请另简贤，以免陨越”。

就这样，南北和会开幕不到10天，议和不过5次，便因南北双方在陕西停战和国防军停募等问题上的不可通融而陷于停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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