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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直、皖两系形成以后，曹锟一直是直系中最具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但与长江三督不同的是，曹一直和皖系保持着相当良好的关系，常常依违于直、皖系之间，并曾因此被称为直皖两系的“双栖者”。

因此，护国战争结束之后，段祺瑞一直对其百般笼络，并将直隶督军一职交给了曹锟，将这位直系的巨头放在了自己的卧榻之侧，以示优宠。

1、直系的挑战

1917年11月16日，王汝贤长沙通电发表后，段祺瑞为了煽动皖系势力一致反直，曾故伎重演地向冯国璋提出了请辞去国务总理一职的通电。

在段祺瑞发表于当日的两封辞职通电中，除了痛诋王汝贤等直系“为虎作伥，饮鸩而甘”，竭力地为自己的武力统一政策辩护之外，还着重地劝谕巩固北洋派的兵力。

该电反复地以北洋团体为号召，要求北方的北洋诸军团结一致，全力对付西南，“毋令同室操戈”。从这个通电的字里行间看，段祺瑞对于当时在北方最具实力的曹锟集团还是寄予了很大期望的。

长期以来的直系“长江三督”忽然变成了“直系四督”，这无疑是直系声威自冯国璋入京后一次最大的振作。尽管在“巧电”之后，曹锟也曾亲自向段祺瑞解释自己列名“巧电”，纯属李纯代庖。

但是，这个直系四督的通电在当时仍然产生了极其明显的效果。

和北洋政府的历次政潮一样，段祺瑞的11月16日通电，原只不过是一种要挟冯国璋和向直系施加压力的手段，并企图以此来煽动皖系力量向冯国璋围攻。

但是，自直系四督的“巧电”之后，冯国璋却已决意利用直系内部一致主和的机会，彻底地清除段祺瑞和皖系在北洋政府中的影响了。

11月19日，即直系四督“巧电”发表的次日，冯国璋一改对于段祺瑞的敷衍态度，顺水推舟地下令准予免去段祺瑞的陆军总长兼职，改由王士珍署理。

段祺瑞的得力助手，皖系的“小扇子军师”徐树铮的陆军次长一职亦于同时遭到褫夺；与段祺瑞关系极为密切的奉系首脑、奉天督军张作霖被开去了所兼的第二十八师师长职务。

两天后，冯国璋再次下令，准予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辞职。自段祺瑞组阁以来一直紧随皖系的研究系阁员梁启超、汤化龙、范源濂等人亦同时随段去职。

在冯国璋的示意下，11月中旬，原受段祺瑞之命拟开赴福建前线助战的北洋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在浦口遭到了直系的江苏督军李纯的拦阻，冯国璋也因此公开地向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发出了挑战。

与此同时，受孙中山之命与李纯接洽和谈的南方代表汪精卫已抵达南京。至此，冯国璋已公开表示了将联络西南，与段祺瑞分道扬镳的政治趋势。直冯与皖段之间的矛盾也就此进入了公开化的阶段。

2、皖系的败退

自11月19日冯国璋以大总统的名义发表的免段令下后，本拟虚张声势的段祺瑞，至此却是弄假成真，遂不得不故伎重演，匆匆地离开了北京，返回天津老巢。此后，他北至奉天，南到蚌埠，四处联络同党，与张作霖、倪嗣冲等军事实力派人物紧密联络，悄悄地寻找着东山再起的机会。

段祺瑞辞职的当日，冯国璋下令以汪大燮暂时代理了国务总理。汪为前清立宪党人物，民国后先后出任过熊希龄内阁的教育总长、段祺瑞内阁时代的交通总长、外交总长，一向自诩超然，并无政党背景，因此也不愿介入直、皖派系之争。

就在冯国璋下令以汪大燮代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10天后，汪即向冯国璋提请辞职，冯遂改任王士珍署理国务总理。原段内阁内务总长汤化龙、财政总长梁启超、司法总长林长民、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同时免职。

同期被任命的是：

陆征祥为外交总长、钱能训为内务总长、王克敏为财政总长、江庸署司法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荫昌为参谋总长。原段祺瑞内阁至此全部解体。

在完成了上述的一系列部署之后，11月26日，冯代总统踌躇满志地通电全国，宣布南北和平指日可待，电文称：

国事频危，人心厌乱，操戈同室，夫岂本心。选诵南京李(纯)督军与陆（荣廷）乾老来往电文，希望和平，正与鄙意符合。本拟早日发布，以定方针。只因为内阁易人，辗转访求，迁延时日。若新内阁之政策一反前内阁（指段）之所为，非从各方面疏通，或恐明令使其涣然冰释。…请各位现在交战地点之前敌军队进攻，部署解决，不过一星期，当有分晓。

和半年前的黎元洪一样，冯国璋显然是再一次低估了段祺瑞的实力。他忽视了段祺瑞辞职后，仍然武力在握，党羽俱在。

皖系实力并未因此而稍减，而皖、奉系主要人物如安徽督军倪嗣冲、奉天督军张作霖、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山东督军张怀芝、北洋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福建督军李厚基等，在段祺瑞的号召下，纷纷发表通电，抨击直系的停战主和，力主对西南方面继续用兵。

3、曹锟的倒戈

直系四督“巧电”发表后，12月3日，时距段祺瑞退隐天津仅两周，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暨奉、黑、吉、晋、皖、豫、闽、浙诸省，及热、察、绥特别区域、上海护军使、东三省剿匪督办各代表，就对付西南问题，在天津举行会议。

会议一致主张继续向西南开战，反对调停，并由各省代表认定出师的数目，要求中央明令讨伐西南。蛰伏已久的督军团会议至此再度复活。此次天津督军团会议，除了长江三督之外，几乎北洋系各省均有人与会。

而且，刚刚通电主和的曹锟居然又做上这个督军团的盟主——在此之前，“小扇子军师”徐树铮曾向曹锟大施诱惑，允诺只要曹锟愿意重新背直投皖，替主战派出力，在未来的新国会改选中，皖系将负责选其为副总统。

徐树铮的这张副总统“预约券”，对于曹锟当然有着相当的魅力。更重要的是，曹锟本人也急于设法摆脱和扭转因列名“巧电”而遭致皖、奉两系鸣鼓交攻的局面。

自直系四督“巧电”发表后，曹锟本人立即遭到了皖、奉两系的一致攻击，在张作霖致曹锟的电文中，斥其“不独国家大事不应如此儿戏，即朋友私交，亦不可如此无信”。

皖奉两系的交攻立即使曹锟陷入了极端的窘境。于是，自张作霖明电挞伐之后，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曹锟随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不但亲自向段祺瑞解释，自己列名巧电，实属李纯“栽赃”，“事前并未与闻”，而且积极要求讨伐西南。

就这样，数日前还力主罢战讲和的曹锟，又成了讨伐西南的天津督军团的盟主。他甚至扬言：“愿意战至最后一人。”

为了表明自己对于主战和拥皖的“诚意”，曹锟于11月21日单独发表“马电”，主张南北停战议和，应以两军退出长沙为条件，这个提案后来被主战各方阐发为“先战后和”论。由于当时的长沙已在南军掌握之中，北军在长沙并无兵可退，因此“先战后和”的实质便是迫使南方弃城投降，和主战派的论调并没有什么两样。

曹锟的倒戈又一次地使主战派在和战两派力量对比上占据了优势，并且使一度趋于明朗的局势再度复杂起来，同时也对冯国璋形成了致命的威胁。

尽管以李纯为首的长江三督并没有改变主和罢战的态度，并已经开始和孙中山及西南方面接洽和谈，但对此时的冯国璋而言，都是远水不济近渴的事。

继曹锟再度主战后，自12月上旬开始，冯国璋再度陷入了主战派的包围之中，冯国璋本人要求罢战议和的声调也就越来越低了。

在12月3日天津督军团第一次会议时，冯国璋特派田文烈、段芝贵、陈之骥等赴津，与主战的各督军疏通，并向各督军们捎去了自己的亲笔信，内列意见三条，其核心是：“有备无患，先礼后兵。”

自曹锟再度公开主战后，尽管冯国璋没有明确主张对南开战，但这个“先礼后兵”的手谕却表明了代总统解决南北争端的“和平混一”政策终于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天津的督军团会议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中华新报》的一则消息披露了冯国璋此次来信在天津督军团会议的各省督军中所引起的强烈反响：

帷本月三日，陈之骥赉冯公手书至津，书中内容，大概先奖各督之热忱，再转到议和不成，再行转战之旨趣，次嘱曹、张等静候命，勿遽发兵，届时当以饷械接济。曹锟欢迎之，同至孙家花园列席会场，而自捧河间（冯国璋）书，以极庄严之态度，行一种督军团会议之特别朗读仪式。张怀芝及各代表倾耳听听，竟多表示赞同之意。其有发言者，只张怀芝谓，总统意虽如此，我们却不可以不预备耳。陈氏归后，述其状于京中，京中多谓天津会议亦为奉冯命令。

后来的事实表明，此次天津督军团会议，系由段祺瑞、徐树铮幕后策划，徐世昌居间操纵而成。

天津督军团的目的有二：

一为段祺瑞的复职摇旗呐喊，擂鼓助阵；一为反对赞成旧国会和修复旧约法。

而为了达此目的，首要的问题则在于迫使代总统冯国璋改变其对于南北战争的“和平混一”态度，支持对南的“武力统一”。

在冯国璋自天津督军团的亲笔信传达后，虽然在津的督军团代表们尚无法断定冯国璋从“和平混一”复又转而主战的真正原因，但总统的态度变化却足以使他们相信：冯国璋在天津督军团的压力下，已经屈服，天津督军团会议的目的也就基本上达到了。

于是，在此次会议上，聚集在天津的督军们，已就对南用兵形成了一致的决议，并指定以曹锟为第一路司令，张怀芝为第二路司令，议决请中央发布讨伐明令，再次对南用兵。

天津督军团会议的二路出兵计划于两周后(12月16日)得到了代总统冯国璋的同意。12月下旬，参加天津督军团会议各省就对南用兵的分配方案基本确定，并纷纷做好了向湘、鄂出兵的准备，硝烟尚未散尽的南北战场再次拉响了战争的警报。

4、皖系的野心

以12月16日的北洋政府的对西南讨伐令为标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再度在北洋政府内成为较为一致的呼声，冯国璋也再度成为对西南势力和广州护法军政府的“主战派”。对西南讨伐令下的次日，冯国璋下令在北洋政府内设立参战督办处，并任段祺瑞为参战督办，同时任命段芝贵接替了王士珍的陆军总长的职务。

随着对西南政策的逐步统一，直、皖两系以及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的积怨和矛盾也再度在“和衷共济”的口号下“化为乌有”了。

参战督办处成立前夕，段祺瑞就公开向冯国璋表示：我决不推卸责任。总统不要怕，参战督办令一下，我决不推让，立刻走马上任。

而根据冯国璋于参战督办处成立当日的命令，自参战督办处成立后，该处既不隶属于总统府，也不隶属于内阁，“关于参战义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不必呈送府院”，据此，段琪瑞所做的命令可以直接交发有关各部门办理，可以直接发号施令调动军队。

因此，这个参战督办处从一成立就成了一个拥有着内政、外交、军事等各项权力的机构，而内阁也便从此名存实亡了。

在一团和气的第二次握手之下掩盖着的是直、皖两系各自的算盘。冯国璋再度主战也并非完全出于天津督军团会议的压力。

自11月中旬直系各实力派军人纷纷通电主和以来，冯国璋一直积极地与西南方面秘密磋商，企图与滇、桂各方结成联盟，以应付皖系势力和天津督军团咄咄逼人的攻势，并巩固直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势力。

但是，南方护法各军的进一步进攻以及由此引起的荆、襄各地的独立运动，却使长江中游一带的直系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自湖北战场罢战不久，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于12月1日在荆州宣布独立，第十九师师长黎天才在襄阳宣布自主。

1918年1月4日，河南汝南民军首领王天纵、王汝州宣布自主。随后，荆、襄两地的自主军联合组成湖北靖国军，以黎天才为总司令，石星川为第一军军长，向北联络汝南王天纵部，向南与唐继尧的滇军积极呼应，“控扼大江，西连巴蜀”，目标直指中原，成为长江中上游地区极有影响的势力。

而广州军政府当时的目标则是促成唐继尧部利用荆、襄靖国军的形势，迅速出宜昌东下，进据武汉，将长江中游以北地区悉纳入护法军政府的范围，并以此来阻止陆荣廷单独与直系媾和的阴谋。

因此，直系主要势力王占元、赵倜控制下的湖北、河南地区便受到了首当其冲的威胁。

当冯国璋企图借天津督军团的主战势力来纾解长江中游地区鄂、豫方面因黎、石自主而造成的地区性危机时，皖系的主战势力则在酝酿着一个更大的阴谋：

再一次的“武力统一”政策不仅在于消灭南方的护法政府和滇、桂系的地方独立势力，而且将利用出兵南下的名义迅速地夺取直系长期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是皖系势力从一开始便显示出来的意图。

5、皖系对直系长江三督的图谋

自12月中旬北洋政府对南讨伐令下达后，天津方面已派曹锟、吴佩孚率第五混成旅为前驱，经河南信阳，抵达鄂豫边，势将占据湖北，并成为驱逐王占元的基本力量。

山东方面，张怀芝亦于12月21日开始发动以精锐混成一旅南下，会同自济南出兵之张敬尧部、自蚌埠出师之倪嗣冲部，共谋出兵浦口，以一部溯江赴南昌，以图赣省，一部驻留浦口，以窥南京。段祺瑞同时密派爪牙，四处运动，许以重酬，组织鄂、赣、宁各军长官内变，并拟将原驻浦口的不愿附和对直系行动的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调回廊坊原防地。

至此，北方主战各势力已基本形成了对直系长江三督的包围态势。

至此，天津督军团会议的主战各方名为对付西南，而实际谋图长江三督的目标已是十分明显了。

1918年元月6日，北洋政府与日本银行借贷的第二、三次垫款契约正式缔结。这笔一千万元的巨款大部分被用于重新开始的对南战争，骤得巨款的督军团各督军们立即趾高气扬，甚器尘上，对包括直系三督在内的长江以南各方非皖系势力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在同意皖系继续对南用兵的问题上，长江三督并未保持与冯国璋一致的口径。当天津督军团会议后依约对南出兵的各督军对直系的长江中下游地盘形成相当的威胁时，颇有实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直系各督军立即发出强烈的反抗。

江苏督军李纯是长江三督中主张罢战议和最为积极的实力派，也是自直系宣布停战以来与南方护法力量联系最密的人物。其所辖下的江苏地盘具有跨长江天险，控南北交通的特殊位置，素有东南屏藩之称，一向为皖系所垂诞。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同时也对李纯的反戈和独立寄予了相当的希望。

在11月中旬的一封密电中，孙中山不但以恢复旧约法、旧国会为条件，相约李纯，协议停战罢兵，甚至直接鼓动李纯独立，宣布脱离北洋政府，并声明：

“如南京宣布独立，军舰当可一致相助，文或乘之来沪，以取淞、浙，为李督后援，请李放胆去做，断不至于孤立也。”

果然，从12月始，当天津的主战各督军加紧调兵遣将，积极南下时，李纯便以停调为名，谋阻止北军南下，并对西南方面表示了积极的支持。

12月下旬，皖系干将安徽督军倪嗣冲以南征援闽为名，率安武军十营抵达浦口。与此同时，另一主战人物，山东督军张怀芝以假道苏州，共赴福建为名，与倪嗣冲在浦口会师。两军虽均以援闽为名，但实际上却集结浦口，据夺沪宁铁路，控制南北交通，直接扼住了李纯的咽喉。

在倪、张等军集结浦口之后，李纯即在南京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并由宁电令驻苏州的第二师军械处，“将所有过山炮及子弹各项，尽数运宁”，随后的南京方面的军事部署其目标显然是为了预防来自浦口方面“可能的突发性事件”。

李纯对南下皖系势力的防范措施得到了其他各省直系势力的积极响应。

当北军第二路张怀芝部尚未抵达江西时，江西督军陈光远遂通过江西省议会、省总商会的名义，先后致电北洋政府，拒绝张军由江西假道，要求中央收回成命，并向张怀芝提出警告，劝其“顾全大局，以免苏、赣破裂”。

陈光远的拒张通电得到了江西各界的一致拥护，江西省议会表示：

“中央如不俯顺奥情，则将联合全省公民，再行拍电呼吁，誓必拒张入境，决不忍坐以待毙。”

长江三督中，湖北督军王占元是唯一没有公开以通电形式反对北军南下的人物。但他所面临的却是和李、陈二督完全不同的对手。12月下旬，在曹锟的指挥下，直曹系干将吴佩孚所率的第三师之一部南下湖北荆、襄，直指岳州。

原来，自曹锟再度通电主战后，其部将吴佩孚对曹的反复无常的态度颇有怨言，并向曹指出直曹系被绑上了段祺瑞的战车之后，将面临“皖不以我为皖，直不以我为直”的尴尬境地。

自奉命后，吴开始接受了冯国璋“直与直亲，先战后和”的政策，并抱定了“适可而止”，勿为他人作嫁衣的宗旨，决定先以吴的军势，挫杀南军锐气，再以“亡羊补牢”的办法，扩张巩固直系的地盘和实力。

当时，湖北靖国军石星川部正击溃自蜀入鄂的北军吴光新部于宜昌，荆襄军在湖北声势大震。孙中山亦于同时期命唐继尧迅速出宜昌东下，进击武汉，将长江以北纳入军政府的范围之内。

两面受敌的鄂督王占元，为自保计，此时只得把同属于直系的吴佩孚当成了自己的救命稻草。

尽管如此，王占元对吴的南下仍具有相当的限制，并就阻止北军进一步南下和长江另二督达成过文字上的协议，这个协议包括：

北军南行者，坚拒不许过汉口、浦口；苏、皖、赣有急时，同一动作；苏、赣、皖遇事联防；海军第二舰队饷款，由苏、皖、赣共同担任。这个协议，曾得到李纯、陈光远、王占元三人的共同签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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