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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9年2月25日续开的巴黎和会的最高会议上，中国方面终于正式提出关于山东问题之说帖，即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他关于山东省之德国权利直接归还中国的提案，其中包括：

甲：德国租借权及其他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缘起及范围；

乙：日本在山东军事占领之缘起及范围；

丙：中国要求归还胶、澳之理由；

丁：胶、澳应直接归还中国之理由。

在上述要求中，顾维钧代表中国指出，关于日本拒绝交还胶、澳在法律上所引之“中日二十一条”，系经日本最后通牒，中国不得已而允之，只能作为战时之临时办法，不应有效。

此约章为战时所发生问题，应由和会为最后之审查解决；自中国对德宣战后，已声明所有中德条约，全数因战争地位而消灭，则德国在山东所享之租借地及他项权利，在法律上早已归还中国所有。即使租借之约不因宣战而废止，然原约因既有不准转交他国之明文，则德国亦无转交日本之权利。

顾维钧的这个驳文在逻辑上是严密无懈的，不但在和会的会场上博得美英列强的一致同情和喝彩，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

1、朝野的反差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发言传回北京后，北京大学及在京各学校学生齐集北京大学举行大会，通过对参加巴黎和会之顾维钧、王正廷两专使的致敬电，认为顾、王两人能代表国家民意，并强调：中日密约必须宣布，山东利益必须挽回。同时致电陆征祥等五专使，吁请各代表合力进行，勿相互阻挠，并要求全国学商各界，团结起来，作和会代表的后盾。

广州市民在接到巴黎和会的消息后，立即举行国民大会，推举林森为主席，并作出了以下五项议案：

（一）即日组织外交协助会，声援和会上的中国代表；

（二）公举代表赴欧洲，请和会公断，取消中日密约；

（三）电北京政府请取消日本军械借款，由民间筹款三百万元，偿还日本已垫之款：

（四）遣散北军之边防军，请惩办订立中日密约之主动人物。

山东人民在得到关于巴黎和会的消息后，决定推派孔祥柯等三代表赴欧，向巴黎和会及各国专使请愿，誓必争回青岛及废除“二十一条”。

4月8日，由张謇、熊希龄、范源谦、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人领衔的国民外交协进会，还特地致电正在巴黎的梁启超先生，请其以该会代表的身份，就近向巴黎和会请愿，以声援和会上的中国代表。

人民群众的声援有力地支持了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

但与此相反，北洋政府却没有成为议和代表们有力的后盾。

但是，和近代中国的历次国际交涉一样，最终决定这一场交涉成败的关键是强权和实力，而非论理和逻辑。列强对于中国的态度最终只能取决于其实际的利益，而绝不会是道义上的同情。在中国对于山东问题的说帖提出后，日本鉴于其在外交上的被动，立即开始了对北洋政府的外交讹诈手段，企图控制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

2月1日，日本派其驻北京公使小幡酉吉告知北洋政府代理外交总长陈箓，称中国倘能在欧洲和会中顺从日本意向，则上年九月经段祺瑞参战局所借的2000万元借款中未付之1700万元，可当即交付。不然，则中国须立即偿还垫付之300万元并取消合约。

小幡同时向中国声称，英国现在专心内乱，不能东顾，日本既属近邻，又有赋闲之海军可恃。日本的这个威胁显然是看中了北洋政府国库空虚，无从筹款，且因内战无法抵御外敌的要害。果然，在接到日方的这个要挟后，代外长陈箓只能表示对此无从奉告，将以此事报告国务会议核议。

日本又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与向北洋政府提出外交讹诈的同时，严责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中国政府束缚在欧之中国代表团，应与日本采取一致的态度，并再度令其驻华公使小幡酉吉照会北洋政府，提请约束顾、王二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言论，或者撤换其代表职务。

并扬言，中国政府若不能实行，则日本方面将“除取消退还青岛之宣言及停止参战借款外，并将促成中国东三省之独立”。

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挟，北洋政府中特别是段祺瑞所把持下的皖系势力却不愿因山东问题开罪日本，而使自己失去一个强有力的外援。

正当和会上的中国代表与日本在巴黎针锋相对的时候，参战督办段祺瑞竟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命令徐树铮与日本陆军代表乙东彦签订了《延长中日陆军军事协定条约》。

在段祺瑞的指使下，北洋政府并以外交部的名义，公开表示：

各国代表在巴黎议席，顾本国之利益，为正确之主张，为今日国家独立自存应有之义，他国绝无干涉之理，世人何得妄为揣测，而忘世界各国公平自由之正义？中日现正谋亲善之实现，更不应有误解，盼望中日两国代表在巴黎会议场中，勿再生何等误会，庶合乎相互对等之义，维持世界和平之旨。

2、列强何以一边倒支持日本？

由于此时的英、法、意其他列强均对日本在山东问题持含糊其辞的态度，列强中唯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应顾维钧的屡次请求，愿为青岛问题出力。因此，在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们只得将收回山东的希望，唯一地寄托在以“国际道义”相标榜的美国人的身上了。

迫于上海、巴黎内外两处和会的巨大压力，北洋政府外交部被迫于3月14日发表了自1918年5月以来，段祺瑞主持下的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各项军事密约，共有十五六件，其中除与美国所订的铁路、运河两合同，与英国订立的马可尼无线电、电报合同外，余皆为中日所订。

与此同时，中国在巴黎和会的代表也进一步提出，关于山东问题，“中国政府愿助长国际贸易，并推行各国在山东及中国他处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立意于收回胶州租借地之后，立即开放青岛及山东省内他处合宜地方，俾外人贸易居住”。

显然，和会上中国代表的这些举措不但希望能借中日密约的公布引起列强对日本的压迫，同时也希望通过“门户开放及普益各国”的方针，将列强势力引入山东，以达到打破日本独霸山东的局面。一句话，走的还是“以夷制夷”的老路子。

但是，中国人传统的“以夷制夷”此时在列强中引起的反应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巴黎和会上的列强们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的利益交换，相比之下，区区的山东一隅，已显得并不重要了。

为了取得日本对英国在赤道以南德属岛屿的权利的支持，英国积极支持日本在中国山东及赤道以北各德属群岛的权利。当时的法国与中国的山东并不具有利害关系，当然不愿以此开罪日、英。于是，在日本的幕后积极运动下，在中国的山东问题上，日本渐渐地得到了英国和法国的支持，而当时的美国尽管对中国持有相当的同情态度，也竭力地希望通过山东问题遏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却已是孤掌难鸣，力不从心，唯有希望以“五国共管”的形式来吸引英、法、意诸国共同参预分割日本在山东的利益。

4月16日，五国会议再次讨论中国山东问题，美国国务卿兰辛提出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先由巴黎和会暂时接管，俟山东开作商埠后，再归还中国，遭到日本反对，而美、法、意三国代表对此均保持沉默，兰辛方案未能通过。次日，和会几经交涉，最终由五国外长会议议决，初步确定山东归五国暂管，但其前提是“须于条件许可时，交还中国”。

鉴于由日本直接归还山东已很不现实，中国代表遂接受了和会这一主张。

和会的决议暂时地对日本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但4月下旬意大利因卓姆领土要求被拒而宣布退出和会却给日本带来了一次新的机会，继意大利首相离会后，日本亦同时提出，如和会不答应其对于中国山东的要求，日本亦将步意大利的后尘，退出和会。

这样一来，一直竭力企图维持和会并希望通过和会“合法”地成为新世界盟主的威尔逊总统便开始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以牺牲中国和满足日本的办法，来避免和会的破产了。

就这样，随着美国对日本态度的改变，中国开始面临着东西方列强的共同压力，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们因此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处境。

3、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

4月30日，在没有中国出席的情况下，由英、美、法三国举行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谈判，并议决将中国问题从和会中单列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其达成的议项包括：

第一五六条：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条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名义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尤为重要，放弃以与日本；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其中包含支路，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场、铁路、设备及车辆、矿产、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并一切附属之权利及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自青岛至上海及自青岛至烟台之德国国有海底电线，连同一切附属之权利、特权及所有权，亦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一五七条：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并关于该领土德国因直接或间接负担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一五八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册、地契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条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在同样期间内，德国应将关于以上两条内所指各项权利、所有权名义或特权之一切条约、协定或契约，通告日本。

一句话，该条约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核心内容便是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而且，由于日方的反对，和会在通过这个条约时，并没有写入日本将来将山东归还中国日期的字样，据此，日本将可以“合法”、无限期地霸占中国的山东胶、澳地区，至此，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彻底失败。

巴黎和会中国交涉失败的消息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5月4日下午，北京十余所学校的3000多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高举“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标语，开始示威游行，就此拉开了轰动中外的“五四运动”的帷幕。

4、五四运动的爆发

是日，游行示威的学生冲进了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放火烧了赵家楼，曹本人因躲避于浴室中侥幸逃脱，正在曹宅的章宗祥被学生们抓住，当场痛打一顿。

随后，在徐世昌的命令下，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警察赶赴现场，段祺瑞也同时下令京畿卫戍司令段芝贵紧急出动部队，对游行学生进行镇压，30多名学生当场被捕。

两日后，我国驻日学生因在日本东京向英、美、法、俄、意各国驻日公使投递公理书，要求将青岛由德交还中国，而被日本警察速捕数十人，受伤者20余名。

从5月7日开始，尽管被捕的学生因各方的保释而被徐世昌下令陆续释放出狱，但北洋政府在段祺瑞唆使下仍然对北京地区的学潮采取了极其严厉的高压措施。

5月8日，北洋政府发布通令，对于北京大学等13所高校学生的“扰乱治安”情形进行了严厉斥责，并要求有关机关竭力整饬学风，制止学生的闹事，该电称：

…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材，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学生，方在青年，质性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所有当场逮捕滋事学生，即由该厅送交法庭，依法办理。至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生，亟应力求整伤，着该部查明此次滋事确情，呈候核办，并随时认真督察，切实诱导，务使各率训诚，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有英髦之意。

在两日后的另一封布告中，北祥政府下令京畿警备总司令、督同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总监、军警督察长、京兆尹等各个机关，一体认真防护，共维秩序，遇有纠纷滋事，不服弹压者，遵照前令，依法逮捕。“其有不率训戒，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

北洋政府的高压政策并不能遏制全国范围内以声援北京学生运动为中心的爱国运动。5月7日，为了声援各校的学生爱国运动，国民外交协会冲破军警的重重干涉，在北京召开了群众大会，抗议北洋政府对学生的高压政策。

同一日，上海全埠各团体、各学校、各商帮20000余人联合举行了国民大会，公推黄炎培为主席，要求惩办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等，释放学生，收回青岛。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通过罢课、抵制日货、上街头演讲、示威游行等行动，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签对德和约，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5月上旬的相继辞职，引起了全国范围内以学界为中心的更大规模的抗议。

6月3日，以反对安福系指定田应璜出任教育总长为契机，并抗议北京警察逮捕、监禁7名在街头演讲的学生，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再次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演讲会，军警奉命逮捕演讲的学生。由于学生联合会事先议决，演讲学生一律以团为单位，每团任何学生被捕时，其他团员均伴随坐监。

因此，这一日北京3000多名学生遭到了逮捕，并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北京学生被捕消息传出后，各省商界人士，异常激奋，上海北市及租界各商店，首先罢市，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人，并释放被拘捕的学生。

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各处，均先后继起，一致响应。同一日，上海学生联合会紧急召集上海工、商、学界代表200余人，吁请一致致电北洋政府，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惩办卖国贼。在其运动下，6月3日8时许，上海全埠商界一律举行罢市。其罢市之次序，先城内，次租界，次闸北，次公共租界。每一商店休业之际，路上行人则掌声四起。各大商店停业后，多于门上贴一小纸条，上书：“挽救北京被捕学生”，“为良心救国，牺牲私利”。

在全国各界强大的压力下，徐世昌北洋政府于6月7日始，下令撤退各路军警，并向被捕的学生慰问。至此，各校被捕的3000名学生始陆续各归本校。

从6月3日始，上海的部分工厂、商店的工人发动罢工，中国的无产阶级终于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走上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台，从而将这场原本以学生运动为中心的反对北洋政府的行动推向了以罢工、罢课、罢市为中心的“三罢”斗争。

在此影响下，全国各地的反皖反安福的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将这场五四运动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高潮。面对着举国一致的压力，6月10日，徐世昌被迫下令将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局长陆宗舆同时免职，五四运动至此取得了直接的胜利。

5、南北和会破裂的影响

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和全国范围内声势浩大的反对北洋政府妥协外交的运动使皖系、安福系的亲日势力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境地。正在上海和会上的南方代表们便决定借此机会，压迫并促使和会对有关的“法律问题及国家应办之事”作“根本上的解决”。

于是，5月13日和会举行第八次会议时，唐绍仪代表南方，正式向北方提出了关于和议的8项方针：

第一项：对于欧洲和会所拟问题条件，表示不承认；

第二项；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立密约关系之人，以谢国人；

第三项：立即裁废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

第四项：恶迹昭著，不洽民情之督军、省长，即予撤换；

第五项：由和会宣布前黎总统六年六月十三日解散国会命令无效；

第六项：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望者组织之，议和条件之履行，由其监督；统一内阁之组织，由其同意；

第七项：其他议定及审查或另行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

第八项：由和平会议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之日为止。

南方同时指出，以上第八项与第一至七项为有连带关系，互为因果，如第一至第七项不能办到，则第八项无效。唐同时指出，上述八项，为南方最后之让步。

尽管因学生运动陷入了捉襟见肘之中，但南方的这个以解散北方新国会为核心内容的“八项主张”，仍然是段祺瑞所不愿答应的。

在5月14日召开的由徐世昌主持的特别会议上，钱能训、各部部长、段祺瑞及参众两院院长均出席了会议，一致决定拒绝南方提出的“八项方针”和条件。在北洋政府的示意下，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向南方表示，唐绍仪所提出的“八条主张”，无法为北方所接受，“仅就第五条由国会宣布黎令无效一项，北方万难办到，此项不易，他项终无可议”。

鉴于南北双方意见相去太远，南北之间的磋商已无余地，和议已无希望。朱启钤率全体北方议和代表向北洋政府提出辞职。同一日，这个辞职令得到了钱能训的照准，北洋政府同时嘱各代表于辞职后，“克期回京，另行解决”。

而北洋政府内部，大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钱能训因议和无望亦先后向国会提出辞职。与此同时，南方代表亦得到军政府的批准而宣布辞职。

就这样，全国瞩目的南北和议终于在经过了长达三个月余的艰难曲折之后，正式宣告破裂，人们期望已久的南北和平就这样再一次化成了泡影。

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南北和会的破裂、全国范围内对于段祺瑞卖国外交行径的抗议给了皖系亲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也同时给了直系以新的反击的机会。

6月9日，直系大将吴佩孚首先以北洋第三师全体官兵的名义在湖南衡阳前线，向北洋政府发出了通电，坚决反对皖系势力对于学生运动的镇压，强烈要求北洋政府对外抗争，收回主权，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时局：

窃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即天心也。士为四民之首，士气即民气也。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民心民气，概可想见。政府对直言学子…颠倒措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况学生乎？彼幸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邀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喜，其情更有可原。

6月16日，吴佩孚再次联合西南方面的陆荣廷、莫荣新、谭延闿、赵恒惕等60余人，发表著名的“删电”，力陈国侮在即，宜早定南北和议，共同对外，反对签约。

吴要求徐世昌和北洋政府明确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绝不签和约。

随着吴佩孚旗帜鲜明地对于学生爱国运动的支持，使这场以反对皖系亲日势力为中心的群众爱国运动进一步得到了壮大，吴本人也因此得到了来自全国南北各界和学生、商人、工人的一致好评，不但在当时的南北军阀阵营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而且也在北洋政府内部引起了进一步的分化。

从6月下旬开始，得到了吴佩孚这个在当时最具实力的军界人物明确的支持之后，徐世昌和钱能训主持下的国务院终于在对待巴黎和会的问题上摆脱了安福系和段祺瑞的支配，开始明确地表示了拒签和约的态度。

在6月下旬的批示中，国务院一改同意对德和约态度，向来自山东的请愿代表表示：国家领土主权，断难丝毫放弃，政府与国民主张初无二致，无论如何必将胶澳收回，此则夙具决心，可为国人正告也。

徐世昌亦同时向前来请愿的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陆征祥，切实保留山东，“不能保留山东则拒绝签字”。

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对德和约上的拒绝签字是中国人民近代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在全国各界人民的支持下，北洋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们以巨大的勇气，抵住了列强对于中国的肮脏交易和巨大压力，在近代中国的外交史上留下了极其壮丽的一页。

来自北洋系内部的直皖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得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势力在这场斗争中与人民群众站在了一起，共同对皖系亲日势力进行了斗争，客观上为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此后，随着直皖系之间矛盾的激化，国内冲突也逐步由北洋集团与西南集团及南方国民党之间转向了北洋集团的内部。当段祺瑞的皖系势力在这一轮较量中失败时，一场新的直皖之间的冲突也便在酝酿之中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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