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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第一个跳出来的为何是立陶宛?叶利钦如何发起致命一击?
堪称叶利钦“伯乐”,戈尔巴乔夫如何把他扶上高位?二人为何会反目?
短短几个月,东欧执政的共产党,为何纷纷丧失政权?苏联为何无法阻止?
最稳固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德,如何被西德"统一"?苏联为何坐视不管?
冷战不仅仅是少数几个大国参演的戏码,还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经历的一段历史记忆。
美国:有得有失的大国争霸
首先来看冷战这出大戏中的两个主角,美国和苏联。毫无疑问的是,美国是美苏争霸的最终赢家,笑到了最后。
1991年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享受着属于它的“单极时刻”。在华沙条约组织瓦解、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的同时,美国依然是西方阵营的执牛耳者,维持着遍及全世界的军事同盟体系。
在世界主要大国之中,美国的经济实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力无可匹敌。当时的人将美国影响力的象征归结为3M——Microsoft(象征技术霸权的微软)、McDonalds(象征商业霸权的麦当劳)、Mickey Mouse(象征文化霸权的米老鼠),这在今天仍然大体上成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赢得冷战没有多大成本或者挫折。
首先,在很多方面,与冷战初期相比,冷战结束时的美国已经不再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军事上,美国在1949年之前维持着对核武器的垄断,但到了1991年,事实上的核国家已经达到了6个(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和以色列),苏联及其后继者俄罗斯在核弹头数量上还更胜一筹。
经济上,二战结束之初,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工业产值占40%,黄金储备占四分之三。到了冷战末期,世界经济舞台上出现了美国、日本、西欧三足鼎立的局面,北美、西欧、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
政治上,随着亚非拉三大洲一大批国家走向独立,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的成员构成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利用这些场合谴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维护自身权益。同时,由于美国滥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它在二战期间营造的“救世主”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威望严重下降。
其次,美国赢得冷战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起伏和不确定性。
40多年中,出现了多次“美国衰落论”的高潮。在一段时间里,美国输掉冷战并非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比如,朝鲜战争后,许多人认为,美国不可一世的军事力量被挫败,以后不会再耀武扬威;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人们惊呼美国的航天技术以至整个科技力量将被苏联超越;1975年美国被迫最终从南越撤出,标志着美国政治和道义威望的破产;1970年代美国遭受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似乎一蹶不振;1970年代中后期苏联战略扩张势头迅猛,美国处于守势,“苏联即将超越美国”成为很有影响的预测;1980年代日本、联邦德国作为经济大国崛起,欧洲联合趋势增强,不少论者判断世界经济将成为“三足鼎立”,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美国的老大地位要被日本所取代。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最后,冷战不仅改变了美国的外交,也对内政产生了深刻影响。这里只简单介绍军备竞赛的“副作用”。
美国的军费开支和军队规模在二战结束之后短暂地缩减,但很快由于冷战升温而扩大,在朝鲜战争期间达到顶点。行伍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到他的执政晚期,对美国军工集团操纵政治和经济的前景深表忧虑,在总统告别演说中公开对“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影响提出警告。
肯尼迪是以大力支持国防工业为政纲上台的,但他到 1962年也提出警告说,当三分之二左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全神贯注于国防、太空和原子能的技术开发时,美国将要“付出代价”。事实上这样的代价很快就来了,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福利计划被越南战争拖累,未能完全实施。
约翰逊执政的最后一年——1968年,国防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急升到接近10%,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直到1975年美国从印支战火中完全脱身后,经济才逐渐复苏,但之后又出现了热衷于“星球大战计划”的里根政府,军费支出再次成为国民经济的严重负担。
不过,放眼冷战的全过程,美国社会有所失,亦有所得。强烈的反共反苏意识成为包括激进左派在内的各个政治派别的共识,巩固了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黑人遭受的严重种族歧视使美国在冷战初期争夺第三世界国家时处于下风,还成为苏联进行反美宣传的重点突破口,迫使美国从法律和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整个国家向种族平等迈出了重大步伐,加强了社会凝聚力。
波澜壮阔的反文化运动强化了平等、宽容、爱国的意识,逐步形成了作为另一种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此外,与苏联竞争的需要强化了国家能力,催生了强大的科技创新体系,激发了国内民众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总的说来,冷战引发了美国的国内变革,最终美国也以国内变革赢得冷战。
苏联及其后继者:冷战未愈合的伤口
相比之下,冷战对于苏联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
首先,冷战强化了斯大林体制。苏联政府对国家安全的忧虑压倒了改革的动力,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其次,苏联政府专注于和美国竞争,忽略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愈演愈烈的民族矛盾,为日后的解体埋下了祸根。
第三,大国竞争刺激苏联走上沙俄帝国对外扩张的老路。如果说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控制周边国家还是为了拱卫本土的安全,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向第三世界大举出击就主要是服务于大国争霸的野心了。
由于苏联在1991年之后不复存在,所以只能从继承国的角度来探讨它在冷战落幕过程中的得失。俄罗斯是苏联的头号继承国,也是埋葬苏联的重要力量。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认为,如果能摆脱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累赘,俄罗斯必将过上比苏联时代更好的生活,但现实和他们的预期完全相反。
第一,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版图、人口、经济和军事能力,但是国际地位和声望却一落千丈。叶利钦本以为独立之后的俄罗斯可以像苏联一样同美国平起平坐、共治天下,但事实上美国政府却把俄罗斯看作二流国家、地区大国。叶利钦政府对西方的友好姿态也没有换来真正的尊重。俄罗斯无力阻挡北约东扩进程的启动,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叶利钦政府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斯拉夫兄弟”南斯拉夫联盟被北约打垮。
第二,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上向西方靠拢的转轨过程并不顺利,多次出现“脱轨”的危机。俄罗斯看似转向了基于竞争性选举的民主体制,但曾经是“民主斗士”的叶利钦很快就步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之后尘,个人独断专行,破坏民主法治。同时,以“休克疗法”著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变成了一场众所周知的灾难,导致俄罗斯国力严重削弱,大量国民财富流失,民众收入锐减,经济秩序濒临崩溃。
第三,尽管俄罗斯丢下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包袱,但是民族矛盾的伤口并没有完全愈合。俄罗斯和苏联一样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国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内部一些少数民族也想效仿脱离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向莫斯科闹独立。最典型的例子是车臣,这个自治共和国以穆斯林人口为主,在苏联时代长期受到压制。在苏联解体之后不久的1992年,车臣趁乱宣布独立,还迫使莫斯科当局同意撤出一切联邦政府机构。当时正因为其他事情焦头烂额的叶利钦无暇顾及小小的车臣,就默认了它的要求。到了1994年,重新在政坛上站稳脚跟的叶利钦反过头来“收拾”车臣,由此引发了1994年和1999年两次车臣战争。
与俄罗斯相比,从苏联的废墟上独立出来的其他国家则相对幸运一点。最典型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它们在摆脱苏联的统治之后迅速向西方靠拢,几乎是以“无痛”的方式实现了向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的转型,并很快融入了西方社会。其他的新独立国家也“翻身做了主人”,但政治独立转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则比较曲折。一些国家建立了基于竞争性选举、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常常变为强人政治和威权统治的外衣。
另外,俄罗斯因民族矛盾而溃烂的伤口感染到其他一些多族群国家。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左岸等等,都试图从新独立的国家中分离出去,都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也都引发了流血冲突。
两大阵营:霸权阴影下的曲折探索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类似。冷战的发生,改变了东欧国家发展的轨道,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这些传统上更接近西欧的国家,被强行拖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
冷战的终结,为它们重新和西方接轨扫除了障碍。自从戈尔巴乔夫宣布对东欧采取“辛纳屈主义”,尊重它们自己的道路选择,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就注定无法摆脱垮台的命运。苏联解体之后,东欧各国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对外关系上加速向西方靠拢,由于没有俄罗斯的掣肘,它们比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融入西方要顺利得多。
但是两个“另类”的东南欧国家,融入欧洲却不大顺利。南斯拉夫凭借不结盟政策在苏联和西方之间左右逢源,维持了自己的安全和独立。但是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南斯拉夫对西方的价值大大下降。
从1991年开始,南斯拉夫就陷入了族群冲突和国家分裂的漩涡,又在8年后的科索沃战争中受到北约军队的沉重打击,创伤至今还没有愈合。
另一个例子是阿尔巴尼亚,它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政权更迭的时间更晚,背负的历史包袱更沉重,还在1997年因经济转型引发的腐败问题陷入了内战,直到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才缓和下来,至今仍是欧洲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加入欧盟遥遥无期。
相比之下,美国的欧洲盟友则幸运得多。虽然面临苏联的安全威胁,但是美国在军事上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保护伞,在经济上又推出马歇尔计划帮助他们实现迅速复苏。西欧国家在美国霸权的羽翼下享受了长期的和平与经济繁荣,这在欧洲近现代史上极为罕见。
最典型的例子是联邦德国,作为东西方冷战的前哨得到了美国的“重点关照”,在西德历届政府的努力下,实现了国家的民主转型、经济复兴,成为被国际社会接纳的“优等生”。到了冷战落幕时分,西德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了国家的和平统一。虽然统一之后的社会阵痛还需要时间来消化,但是回到1991年的时间点上,德国称得上是时代剧变的赢家。
在冷战初期,英国和法国丧失了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帝国的荣光不复存在。不过,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海外势力范围的丢失使英法将更多注意力转向内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在1950年代初的印支战争和1954-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都遭遇失败,但自从抛掉这些殖民包袱之后,法国政治和经济都走上了稳定的轨道。另外,在美国霸权保护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也为英法提供了重振国际影响力的机会。
冷战的结束对于西欧国家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1992年,欧洲共同体国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欧盟条约》),决定成立欧盟,将欧洲一体化进程推进了一大步。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欧洲一体化进程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先后纳入多个原本处在铁幕另一侧的邻居。苏东国家的转轨为西欧国家提供了新的经济发展空间。当然,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带来了新的矛盾。
再来看看美国的亚洲盟友。日本和德国一样,也是冷战的一大赢家。日本在盟军占领下实现民主转型,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扶植。日本政局长期稳定,选择了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腾飞和国际地位跃升。不过,日本的经济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美国国际地位的挑战,日本对侵略战争缺乏反省也引起了美国的警惕。美日矛盾在冷战结束后开始升温,但逐渐被中日矛盾、中美矛盾的上升所冲淡。
一水之隔的韩国命运却要坎坷得多。韩国和朝鲜承受了朝鲜战争和民族长期分裂的痛苦。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冷战至今也没有结束。韩国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实现了经济奇迹,但政治转型直到冷战结束才基本完成。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横亘在半岛南北之间的坚冰有望融化,韩国开始和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展开密切的官方接触。同时,1992年韩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曾经在朝鲜战争中兵戎相见、之后互不承认的两个国家终于握手言和。
第三世界:难有定论的历史遗产
冷战及其终结在第三世界造成的影响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问题。美苏两国出于全球争霸的目的,以援助、结盟、扶植代理人、鼓动内战、推广意识形态等方式,四处插手第三世界国家内政。
它们虽然摆脱了殖民统治,但许多国家却没有摆脱被大国支配的命运。挪威历史学家文安立指出,对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冷战这40多年和15世纪以后的欧洲殖民时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之中的大部分,都是深受冷战之苦远远多于享受冷战之福。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比如东亚四小龙和东盟的部分国家,从1970年代起成功逃离了大国竞争的战场,摸索出了一条通向稳定和繁荣之路。
经常听到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那就是在冷战期间“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穷了”。这个说法的后半句大体正确,但是前半句只在东亚等部分地区有一定道理,而在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却不适用。
比如,在拉丁美洲,美国扶植的一些右翼政权往往很难长期延续,很容易被左翼势力推翻,从而陷入左右徘徊的“政治钟摆”困境;有的还不得不面对苏联支持的左派游击队,难以摆脱内战的泥淖。再比如,一些跟着美国走的政权,如1975年以前的南越政权,还根本谈不上致富,就被跟着苏联走的河内政权消灭了。如果不是美国下定决心干涉朝鲜战争,1950年的韩国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对于莫斯科羽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苏联放弃与美国的对抗和最终的解体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这让他们失去了靠山,不得不“自谋生路”。
古巴受到的影响最大,苏联的崩溃使它丧失了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能源供应商,经济秩序接近崩溃,大量人口偷渡美国。古巴政府不得不宣布国家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号召民众自力更生搞经济建设,“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同时开始谨慎地进行有限的经济改革。
朝鲜在苏联解体、中韩建交等一系列冲击下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选择以开发核武器保障政权安全的道路,招致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和孤立,以及韩国、日本、美国的敌视,至今没有走出冷战的状态。相比之下,只有越南实现了“华丽转身”。它从柬埔寨内战中抽身出来,寻求以和平方式与邻国解决边界争端。越南效仿中国选择“革新开放”,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驱动国家的发展,不久之后又加入东盟,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越南在后冷战时代所取得的成功,正是靠从战略和心态上彻底告别冷战而实现的。
除了战争和政治斗争,冷战给第三世界国家留下的另一个重要遗产,是两条截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对于美国和苏联来说,谁能更有效地在第三世界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谁就能赢得人心,在大国博弈中占得上风。
在冷战之初,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第三世界国家很受欢迎,许多后发国家都希望借鉴苏联的经验,在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但是,随着中苏“准冷战”的发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左翼力量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苏联武力干涉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损害了它的国际形象。苏联经济增速放慢,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也让苏联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到了1980年代中期,这套模式无论是在苏东阵营还是第三世界,都出现了衰败的迹象。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国的经济模式为蓝本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风靡全球,被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奉为经济现代化的宝典。
尽管美国向外输出自己民主制度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成果,但是美式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消费主义文化,却渗透到全球大多数国家。
最后,我们还可以超越具体的国家和地区,谈一谈冷战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影响。冷战最大的冲击之一,是笼罩整个世界的核阴云。美苏在冷战期间展开了疯狂的核军备竞赛,导致核武器向若干国家扩散。虽然冷战40多年里没有一个国家实际使用过核武器,但是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到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再到1983年的北约“优秀射手”演习,整个世界曾经多次与核战争擦肩而过。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进行了2000多次核试验,有超过22000枚核武器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些大杀器依然是悬在我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另一个影响是冷战的历史记忆本身。当今天的人们谈起冷战,脑海里往往想起的是相互隔绝、“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世界,对核战争的担忧,造成无数生灵涂炭的代理人战争,许多国家的贫困和饥饿,以及铺天盖地的“洗脑”式的敌对意识形态宣传。
正是这种根植于恐惧和痛苦的记忆,让今天的各国政治家和民众千方百计地寻求避免“新冷战”。
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今天某些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比昔日的美苏关系还要差的地步,我们也不愿意相信或者承认“新冷战”的悲剧会发生,而是期待一切仍有转机。或许,这种恐惧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祛除“新冷战”梦魇的希望之所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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