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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直接为段祺瑞掌握着这支三师又四个混成旅的武装(欧战结束后，皖系的这支参战军改名为“边防军”，继续用于对内战争)，而这支军队的主要开支、装备和教练人员均来自日本。

至1918年9月，随着第二次中日参战借款的支付，由日方向段祺瑞提供的“西原借款”已基本到位，按贷款契约规定，该项参战借款金额，“应交付于直接主管国防军所属之经理主管"，即只能由徐树铮“按月支领”，专款专用，以保证皖系用于内战军队的经费，而作为交换条件，中国的参战军由日本方面进行教练。于是，该军队“仅以日本军官教练之下士闻达者竟数百名之多"，北洋政府时代这种因经济支持的原因大量任用外国军官教练本国军队的事例，也因此在段祺瑞时代达到了最高峰。

而它给国家独立和主权所造成的巨大的破坏和隐患，却是这些一向以武力为唯一资本的军事独裁者们所视而不见的了。

1、安福系的形成

吴佩孚在湘南前线的罢战及其与西南的媾和结盟引起了北洋系内部的严重危机。对于这位手握重兵的“秀才将军”，段祺瑞既是鞭长莫及，又不愿置之不理，于是，段祺瑞便不得不再次举起了“副总统”的预约券，希望通过承诺推选曹锟为副总统，来拉拢曹锟，使之约束吴佩孚，继续充当皖系“武力统一“的前驱。

因此，9月上旬，安福国会刚刚成立，段祺瑞便一面派人赴保定游说曹锟，鼓励其下令吴佩孚继续再战，一面亲自出面，致信安福系的梁士诒、王揖唐等首脑人物，明确下达了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举曹锟为副总统的“政治任务”，段在该信中称：

比者副总统选举，诸君应有一致主张，祺瑞与安福君子本有一日之雅，敬举所知，以备参考。曹经略使督战湘中，功绩昭然，维持大局，不为异说所挠，若能当选为副总统，必能翊赞元首，尊重法律，禅益国家。区区一得，尚希监察及之。

按照段棋瑞这个指示，从9月下旬起，安福国会便开始了激烈的运动，把选举曹锟为副总统作为一项中心的政治工作。一系列围绕着这个中华民国副总统选举而开始的闹剧也就这样拉开帷幕亮相登场了。

当安福系最早成形时，它本是以段祺瑞为中心的一帮皖系势力为了操纵国会选举，把持政局，并与冯国璋的直系相对抗而组织起来的一个政治团体，当其于1917年7月成立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

但仅仅一年之后，安福系便势力大振，成了一个外有日本支持，对内把持了国会选举的庞大的政治集团，并对北洋政府的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显然是与段祺瑞、徐树铮的惨淡经营分不开的。安福系势力的疾速增长也很快便成了皖系集团势力扩张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并因此成为直系在北洋政府中势力发展的巨大障碍。

安福系的形成源于旧国会的改造。张勋复辟失败后，原旧国会已因张勋的压迫被黎元洪于是年6月解散。当段祺瑞以“再造共和”之功出任了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时，由于此前在对德参战案问题上的矛盾，段祺瑞与旧国会嫌怨已深，因此在重新主持北洋政府后，便明确表示不愿再恢复这个曾经给他带来过无穷麻烦的旧国会了。

于是，1917年7月24日，在段祺瑞的授意下，北洋政府国务院通电各省督军、民政长，下令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该通电谬引民国元年同盟会在南京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过渡性立法机关的成例,提请由各省重新召集选举临时参议员，组织临时参议院作为临时立法机关，重新修改制定《国会组织法》和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然后根据这些新的法律重新组织正式国会。

北洋政府国务院关于召集临时参议院和重新组织国会的征求电，在国内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几乎包括直、皖等各系在内的北洋各省督军、省长，均纷纷发表通电，拥护召集组织新国会，而南方国民党人和西南方面控制下的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则坚决维护旧法统，主张恢复旧国会，反对召集临时参议院。1917年8月开始的南北战争就是当时的南北双方围绕着维护和废除《临时约法》，恢复和解散旧国会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

2、以国会选举的名义

在北方各省北洋系督军的支持下，北洋政府于1917年9月正式通令各省及蒙、藏、青等地区，“依法”选派参议员入京，并于11月10日正式在北京成立临时参议院。

在11月14日举行的临时参议院选举中，来自北方各省的102名临时参议员出席了会议，并选举了王揖唐(1877-1948年，安徽合肥人)为议长，那彦图为副议长，王印川为秘书长。根据这个临时参议院于1918年2月通过并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修正参、众议员选举法》，原参议院名额由264人减至168人，众议院议员以每100万人口选出1人，总额由原596人减至406人。新选举法规定，参议员选举由旧选举法的省议会选举改为复选制，即由初选人构成的地方选举会选举，但初选选举人的资格有相当严格的规定——根据 2 月 17 日的《修正参议员选举法》的规定,参议员168人应由地方选出138人，30人由中央选举。

其地方选出者初选以县为单位，规定必须具有高等专门学校毕业，有相当资格，任事满3年，或曾任荐任以上官吏3年，简任满2年,或拥有不动产5万以上，或年纳税百元以上者，始得初选为当选人参加复选。其由中央选出者，规定须曾有国立大学或外国大学本科毕业以上，任事满3年，或退职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及曾任荐任官满1年以上，或经营农工商纳直接税1000元以上，或有100万元以上之财产者。

直皖两系在废除旧约法和重新组织国会问题上取得了较为明显的一致。

1918年2月17日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修正参、众议员选举法》就是冯国璋以代理大总统的名义发表的。这显然不完全是冯屈服于皖系和段祺瑞压力的结果。和段祺瑞迫切需要一个能为自己所操纵的新国会，来合法地推倒冯国璋并完成其大批对日借款的法律程序一样，冯国璋也同样迫切地需要一个新的国会和选举机关，使自己的代总统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法律程序“转正”，并以此来巩固自己在北洋政府中既得的政治地位。而且，冯本人对此同样充满了信心。

自段祺瑞重新把持北洋政府后，研究系与皖系之间矛盾的日益表面化也给了冯国璋联合研究系以压倒段祺瑞的新的希望。而且，这一时期的冯国璋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大批直系实力军人的明确支持。自上年7月北洋政府国务院关于重新召集国会的征求电中，相当多的直系督军们立即响应，其主要的原因，便是因为他们要通过这个新的选举机关，使冯国璋名正言顺地获得一个正式大总统的职位。

同样是重新召集新国会的支持者，皖、直两系以及段祺瑞、冯国璋两人之间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因此，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谁能够拥有多数席位，控制国会，也便具有特别的意义了。因此,《国会选举法》公布后不久，冯国璋便为着寻求自己在未来新国会中的支持者开始积极地活动着，不但大批的直系地方督军为这次国会选举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冯本人也向当时颇有实力的研究系发出了结盟邀约。

1918年5月，冯即通过自己的亲信、原禁卫军团长索祟仁，向清室借公债券300万元，抵押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得现款120万元，以100万元交给研究系的骨干人物王克敏，以充研究系的竞选经费，希望该系能为自己在未来的正式总统选举中助上一臂之力。

皖系的官僚、政客们同样为这次国会选举在竭力奔走运动着。为了能在这次政治角逐和竞争中占尽先机,在国会选举中占有多数席位，制造一个能得心应手，左右自如的国会，以便操纵选举，将政敌冯国璋赶下舞台，并进一步地把持政坛，控制局势，1918年3月8日，在王揖唐等人奔走下，一个自称为“安福俱乐部”的皖系政治核心集团，终于在北京宣武门内的安福胡同正式挂牌成立了。

3、安福系的背景

这是一个典型的以一群军人、官僚、政客，为了谋取派系利益和个人私利而结成的政治团体。段祺瑞本人尽管没有列名安福，但徐树铮在该会中的特别作用，却足已表明段祺瑞与这个组织的关系。

俱乐部规定：凡有关重大议案，须经该会议决，才能成为安福俱乐部的定议；经定议之后，凡安福部议员，应在国会参、众两院内一致主张。靠着这种特别严密的内部组织制度，安福俱乐部成立不久，便在北洋政府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令人瞩目的作用。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安福系外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内凭皖系的军事实力，盗卖国权，操纵国会，酿造内乱，把持政局，横行两年零4个月，直至皖系集团的垮台。在近代中国政治史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至于该俱乐部成立的目的和宗旨，徐树铮曾有过这样毫不掩饰的表露：

余之设此部也，实欲置总统于余之肘腋之下，置总理于余夹袋之中，将国中大权，尽举而有之。天下督军从我者留，叛我者黜，惟余之马首是瞻，余斯愿是耳……余持金钱以驱策之，不患彼辈不为我用。且彼辈所希望者，富贵耳，利禄耳，余将使之尽满其欲，又何为不唯余是从耳?

徐树铮这里所说的“金钱驱使”政策，无非是借着日本人的金钱来收买皖系在国内的爪牙，以培养一支庞大的皖系御用的政治集团。和财大气粗的皖系对于安福党人的经济支持相比，研究系从冯国璋那里所获得的100万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为了策划8月份的国会选举，安福俱乐部仅从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处，即获得300万元巨款的赞助，然后，徐树铮又利用任奉军总司令之便，先后挪用奉军军饷200万元，交给王揖唐支配使用。

在段祺瑞和徐树铮的支持下，安福系一手举着皖系的武力盾牌，一手拿着徐树铮的巨额支票，“买票与官宪”并用。就这样，曾一度是皖系的老牌御用势力，如今复又转而支持冯国璋直系的研究系便无法望其项背了。在5月下旬开始的国会选举中，徐树铮亲自拟定候选人名单，亲自指挥地方长官干预选举，以威逼利诱无所不用的舞弊手段包办了皖系势力控制下的各省选举。

1918年7月中旬的国会选举结果表明了安福系这次选举“运动”的巨大“成果”。从5月份开始的选举中，粤、桂、滇、黔、川五省因反对废除旧国会而拒绝参加选举，湘、鄂、陕三省因战争无法进行选举。在由十四省参加选举的470余位参众两院的新国会议席中，安福系占330余席，与安福系关系最密的旧交通系次之，占120余席。因在段祺瑞第三次组阁之后遭遗弃而转又倾向于直系和冯国璋的研究系仅占 20余席。

毫无疑问，安福系在这次选举中“大获全胜”。而为了左右和控制这次选举，安福系在各地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不但各省的议员选票都需用巨款购买，而且各省既选出的议员也需要相当的价格才能为其驱使。当每一个属于安福系的议员，领到了一张上书“任重致远”字样的议员证时，他们同时得到了王揖唐关于每人每月可支永远津贴现洋 300 的郑重承诺。人们把这些因每月 300 现洋津贴而列名安福系的议员称为贪饵入彀的鱼，而靠贩卖议员“设饵诱鱼”出名的安福魁首王揖唐则被人们称作“鱼行老板”。

4、为了总统的“合法化”

1918年8月11日，北京临时参议院宣布闭会，新国会开幕。自新国会成立后，人们习惯把民国第一届国会称为旧国会。在新成立的这个由470余人组成的国会中，安福系以330个席位超过了总数的70%以上，新国会亦因此被称为“安福国会”。随着这个安福国会的成立，皖系军人不但得到了一个新的军事独裁工具，而且这些军事独裁者们的刺刀上更是多了一些“民主”的饰物。皖系军人亦因此在北洋政府统治时代留下了又一页可耻的纪录。

组织总统选举会并选举“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是这次“新国会”成立后的首要问题。依照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世凯于民国二年10月就任中华民国首届正式总统，其任期应至1918年10月而届满，但1916年6月，袁却以帝制失败，任期未满而暴卒。此后，重新恢复的旧国会依据《临时约法》选举黎元洪继任总统，冯国璋副之。其任期为袁世凯所余下的任期，亦应至民国七年10月(1918年10月)止。其后，黎元洪因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而去职，由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冯的任期自然亦应以黎元洪的任期为止。

冯国璋最初支持新国会议员的选举，首先就是出于1918年10月大选的考虑。自民国六年秋，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失败后再度出山组阁时，便不断启用御用工具，鼓吹中华民国已为张勋复辟灭亡，号召召集临时参议院，待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国会和重选总统。

段祺瑞的目的当然是想通过操纵国会的重组，扶持一个可以为其所用的总统，把自己的政敌冯国璋赶下政坛；冯国璋却希冀借助于直系地方势力,通过新国会的选举确立自己在法律上正式地位。因为既以段祺瑞所宣传的中华民国遭张勋复辟之变而中断，则民国以来所颁布之各项法律亦应随之而失效，冯的大总统地位也便无从依据了。这样，通过一场新的选举来谋取正式大总统的席位，对于冯国璋来说，就显得相当必要了。

但是，安福系的壮大和安福国会在新国会选举中的得势，却使冯国璋失去了成为一位名正言顺的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的希望，直至新国会开幕之际，冯国璋自知已失去了与皖系抗衡的基础，于是便于新国会成立当日发表通电，表示自己已决定引退，无意恋栈，愿自动退出竞选，拱手让出大总统一席。

但是，冯国璋的这个引退宣言并不意味着段祺瑞的胜利。安福系最初的目的虽然是借着新国会的选举迫使冯国璋下台，并拥段祺瑞出任正式总统。但自7月间直系干将吴佩孚在湘南前线发表和平通电并与西南单独结盟媾和后，全国各地的报馆纷纷载文表示同情响应，段祺瑞不但因直系的罢战而陷入了和战两难的窘境，而且自对日借款以来的种种卖国行径，也使其成了全国上下舆论抨击的中心。

在全国一片的抗议声中，段祺瑞自不愿舍去参战督办的实权，而谋求虚名的大总统，并贻直系以新的攻击口实。于是，8 月13日，冯国璋的引退通电发表不久，段祺瑞亦不得不兑现最初与冯达成的关于同进同退的诺言。一面下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勿贸然对南进攻；一面也向全国发表正式通电，声明将于政府改组后及时引退，不再参预总统的选举。

5、徐世昌的出山

直、皖两系的争执不下以及冯国璋、段祺瑞的两败俱伤意外地为徐世昌的重新出山和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扫平了道路。

徐世昌（1855—1939年)，号菊人，字卜五，直隶天津人，家世书香，与袁世凯为总角之交。亡清末造，徐以翰林出任北洋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参赞，成为北洋系的缔造者之一，其地位也随着袁世凯和北洋系势力的壮大而不断上升。袁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时，徐先后任兵部侍郎、民政部尚书、军机大臣、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宪政编查馆大臣、弼德院顾问大臣等职，成为袁世凯在政治上最为得力的助手和干将。

1908—1911年间，袁世凯自被黜而再起，仍能维持北洋之势力而不坠，徐世昌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恒得徐氏为枢纽”。因此，早在袁世凯时代，徐在北洋系内的地位即远远超出于冯国璋、段祺瑞之上。非但段、冯辈不敢与之抗颜，即袁本人对之亦极为优礼。

民国成立后，徐除在民国三年、五年先后短暂地出任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外，大部时间均以退居赋闲自娱。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直、皖两系各呈意气，矛盾日深，徐世昌便始终居间调停，斡旋于两系之间，且不涉偏颇，徐世昌因此成为直、皖两系共同尊重且均以为可用的人物。于是，当此次冯、段两败后，一介书生，既无兵权在握，又无武力背景的徐世昌便成了直、皖两系共同拥戴的人物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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