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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震惊了整个世界。在对乌克兰开战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一个长篇电视讲话，详细陈述了他发动所谓“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

他提到：

“乌克兰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邻国。乌克兰是我们自己历史，自身文化，是我们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我们同事、朋友中的同志和好朋友，更是有血缘的亲人。”

他还说，现代乌克兰并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苏联政府特别是列宁的民族政策的产物，只是“被赋予了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外观”。

如果普京说的是真心话，那么，俄罗斯为什么要对“情同手足”的乌克兰使用武力呢？又为什么在普京眼里，身为联合国成员国、和100多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已经建国33年的乌克兰甚至都不具备完整的国家资格？所谓“自然形成的国家”指的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从乌克兰和俄罗斯复杂的历史恩怨开始说起，特别是双方在冷战时期的纠葛，这对我们理解这场战争的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现代乌克兰国家的“前世今生”

要理解乌克兰的历史，必须看清它的地理构成。当代乌克兰的版图主要包括三部分：以第聂伯河为界划分出的西部和东部，以及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第聂伯河以东的部分被称为东乌克兰，近代史上长期处于俄罗斯统治之下，受俄罗斯文化影响较深，目前依然有相当比例的俄语人口，绝大多数人信奉东正教。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东乌克兰和现在常说的乌克兰东部（简称“乌东”）并不是一个概念。乌东指的是乌克兰东南方向与俄罗斯接壤的两个省份——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合称为顿巴斯地区。东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相连的地区被一些人称为“新俄罗斯”。顿巴斯和新俄罗斯是东乌克兰“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俄乌冲突中俄军重点夺取和占领的对象。

第聂伯河以西的部分被称为西乌克兰。这一部分在地理和文化上都和中欧比较接近，近代以来长期受波兰、奥匈帝国等国统治。除了东正教之外，天主教也有一定影响力。俄罗斯文化在这一地区留下的痕迹较少，所以俄语人口比例较低，反俄情绪明显。类似地，西乌克兰和乌克兰西部也不是一个概念，乌克兰西部范围更小，指的是乌克兰最西边和波兰、匈牙利等国接壤的几个省份。

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版图中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在这个半岛上俄罗斯族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乌克兰族不到三分之一，此外还有鞑靼人、希腊人等族群。俄语是克里米亚绝对的主导语言，俄罗斯文化渗透在当地的方方面面。事实上，克里米亚居民的自我身份认同更多是俄罗斯而非乌克兰的一部分。2014年，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克里米亚以全民公投的形式宣布独立，脱离乌克兰，之后又迅速加入俄罗斯，引发了俄乌之间的严重对立，导致西方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当年的克里米亚危机是这次俄乌冲突的前奏。

乌克兰的版图变成现在的样子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1922年苏联成立之前，乌克兰一直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独立的行政主体，而是以族群和地方性政权的形式存在。在漫长的古代史上，先后有多支游牧民族驰骋和定居在今天乌克兰的土地上。直到公元9世纪，乌克兰的前身基辅罗斯才在这里兴起。基辅罗斯是东斯拉夫人建立起的国家，被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是当代乌克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的共同祖先。基辅罗斯在10世纪达到鼎盛，皈依了基督教。到了12世纪，基辅罗斯陷入分裂和衰败，并在1240年被西征的蒙古大军彻底摧毁。残存的文明火种大体上分为两支，一支向北迁徙到今天的莫斯科附近，另一支则留在原地。

这次分裂成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分道扬镳的开始。北迁的一支建立起东斯拉夫人的若干国家，其中俄罗斯的前身——莫斯科公国逐渐发展壮大，将蒙古人逐出东欧，一步步成长为欧洲乃至世界大国。留在原地的一支，则被一波又一波入侵的异族政权所统治，包括波兰、立陶宛等等。历史命运的分岔，导致当代俄罗斯和乌克兰对各自的身份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俄罗斯的主流历史叙事认为，俄罗斯继承和发扬了基辅罗斯的文明火种；而乌克兰则认为自己才是基辅罗斯真正的衣钵传人。

这种身份认同上的混乱，随着领土边界的变更而进一步加剧。1654年，东乌克兰的哥萨克割据政权为了应对波兰人的入侵，与沙皇俄国签订了一份协议，成为莫斯科的保护国。这成为乌克兰历史上又一个关键转折点，这个民族的命运从此和俄罗斯紧密捆绑在一起。之后，沙皇俄国通过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和参与瓜分波兰，一步步占领了克里米亚和西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只剩下乌克兰西部的少数地区仍在奥匈帝国控制之下。

在这段时期，乌克兰甚至都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沙皇俄国治下的乌克兰被称为“小俄罗斯”，暗示这里的居民并不是真正的少数民族，而是尚未完全开化的俄罗斯边民。乌克兰人在政治上被逐渐剥夺了自治权利，在文化上受到了莫斯科的同化和矮化。乌克兰语作为一门语言被贬低到了方言的地位，甚至没有自己的书面语言。生活在西乌克兰（或者之后的乌克兰西部）的居民则被称为“鲁塞尼亚人”，在波兰和奥匈帝国的统治下同样没有获得官方认可的少数民族地位，遭到了统治民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的同化。

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文化上的钳制，最终激起了乌克兰人的民族主义反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俄国内战期间，乌克兰这片土地上“城头变幻大王旗”，多方势力来了又走，政权像走马灯一样更迭。不少乌克兰人打出了民族独立的旗号，试图借助外部力量实现独立建国，但总是被利用和抛弃，独立计划被迫搁浅。

多方混战的最终赢家是布尔什维克。1919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三年后成为苏维埃俄国的创始加盟共和国之一。这个新国家的版图包括除克里米亚和西部少数省份的当代领土全境，乌克兰人拥有了属于本民族的第一个统一政权，乌克兰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命运沉浮

不过，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只实现了统一，但却没有实现独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苏俄和后来的苏联的一部分，实际统治权依然牢牢掌握在莫斯科的手里。在整个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命运几经沉浮，经历了四次重大转折。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为了扑灭乌克兰民间的反共和反俄倾向，莫斯科对乌克兰采取了铁腕举措，乌克兰的命运出现了第一次重大转折。从1923年起，苏共中央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则是“乌克兰化”，即有意识地扩大乌克兰族干部和党员的比例，在行政、教育和文化领域鼓励使用乌克兰语，以增强乌克兰基层民众对苏维埃政权的认同感。

根据中国学者沈莉华的研究，斯大林在这一时期支持“乌克兰化”也有服务于他在党内政治斗争的目的。为了击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政治对手，斯大林拉拢乌克兰族的高层领导干部，还任命出生于基辅的亲信卡冈诺维奇出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

不过对于乌克兰来说，好景不长。到了1920年代末，苏共中央的政策出现急转弯，乌克兰的命运遭遇第二次重大转折。随着斯大林清除了政治对手，独揽大权，他对获得乌克兰支持的需求大大减弱。

另外，在“乌克兰化”时期，一些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日益激进，他们要求必须由乌克兰人出任乌克兰共产党的主要职位，乌克兰本地干部必须在当地党政部门中占据多数，甚至还要求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在文化上“乌克兰化”，这引起了斯大林的警惕。因此，“乌克兰化”政策在1930年代初就逐渐偃旗息鼓了，到1938年则被彻底终止。

斯大林时代的乌克兰还遭遇了几次沉重打击。其中最惨重的是1932年到1933年间发生的乌克兰大饥荒。由于苏联政府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和维持很高的粮食征收指标，以及地方官员的层层加码和隐瞒灾情，乌克兰出现了导致300万到700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严重饥荒。对于这件事，不同立场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解读。俄罗斯人的一个解读是，当时饥荒是全苏联的普遍现象，乌克兰并不特殊；许多乌克兰人则认为，这是苏联当局蓄意制造的“种族灭绝”。2002年初，乌克兰政府解密了1000多份有关饥荒的秘密文件，坐实了饥荒是人为的指控。当时的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签署法令，将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

二战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斯捷潘·班德拉组织了纳粹武装，投靠德军，同苏联红军作战，导致在战后大量乌克兰人被牵连其中，遭到了莫斯科的惩罚。1959年班德拉在西德慕尼黑被暗杀，据说是苏联克格勃所为。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乌克兰人视班德拉为“民族英雄”，而俄罗斯人称他为“纳粹罪犯”。今天俄罗斯指责一些乌克兰人为新纳粹，起因就在这里。

不过在斯大林时代，乌克兰有所失也有所得。首先，在建立了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乌克兰的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升，第聂伯河流域和乌克兰东部地区一跃成为苏联的工业重镇，乌克兰的农产品也一度占到整个联盟的四分之一，当地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高于全苏联的平均水平。其次，在斯大林的直接推动下，乌克兰还和白俄罗斯一起，成为名义上的联合国创始成员国，让苏联一国拥有三票。当然，此举对乌克兰来说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最后，斯大林还拓展了乌克兰的版图。二战结束之后，乌克兰的领土整体西迁，获得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基本确定了今天的边界。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乌克兰独立后的疆域才最终成型。1954年，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苏共中央将原属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半岛划归给乌克兰。

这里要补充一下克里米亚的基本情况。这个半岛位于黑海北岸，通过狭窄的路桥和乌克兰南部相连，但在传统上和乌克兰没有太多政治和文化联系。1783年，沙皇俄国击败了半岛上的克里米亚汗国及其盟友奥斯曼土耳其，将克里米亚纳入版图。当地居民原本以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为主，但此后大量俄罗斯人口迁入半岛。二战之后，由于一部分鞑靼人曾在战争期间帮助纳粹反对苏联，斯大林将约20万鞑靼人全部强制迁移到中亚“以绝后患”，其中约有五分之一的人死在流放途中，其余的人直到1989年才被允许返回故土。在驱逐鞑靼人之后，克里米亚的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人占据绝对优势，此外还有少部分乌克兰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对于赫鲁晓夫的慷慨举动，历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一些俄罗斯人认为，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起了重要作用。赫鲁晓夫政治生涯从乌克兰起步，在提调到苏共中央之前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因此对这里有着特殊感情。为了赢得党内斗争，赫鲁晓夫有意提拔了一批有乌克兰背景的干部，被称为“乌克兰帮”。因此，人们认为赫鲁晓夫此举是为了个人政治利益，并且没有征求过任何克里米亚民众的意见。

在乌克兰人看来，赫鲁晓夫看似慷慨的举动也有不少问题。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将扶持克里米亚的责任“甩锅”给乌克兰。在强制驱逐鞑靼人之后，苏联政府鼓励一大批农民从俄罗斯腹地迁入克里米亚开荒种地，但是这里的盐碱地上种出的粮食收成却不高。还有观点认为，移交之后的克里米亚虽然名义上隶属于乌克兰，但是在人事和管理架构上纹丝未动，当地高层干部依然直接听命于莫斯科，成为乌克兰政府难以插手的“独立王国”。

无论如何，把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苏联政府象征性地表现出对乌克兰的重视。这也标志着乌克兰的命运在苏联时代的第三次转折。一方面，赫鲁晓夫在“去斯大林化”的过程中纠正了许多民族压迫的错误政策，重新支持本地干部和本地文化，乌克兰的境况大大改善。1963年，出身于乌克兰的彼得·谢列斯特出任第一书记，他在任期间重新启动了“乌克兰化”进程。

在1960年代，受赫鲁晓夫提拔的“乌克兰帮”大批进入苏共高层。参与把赫鲁晓夫拱下台的“政变功臣”波德戈尔内，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是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同时，乌克兰成为苏联新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中心，当地生产的军舰、导弹、核武器成为苏联与美国较量所倚重的重要资产。这些因素都进一步提升了乌克兰在整个联盟内部的地位，使其地位仅次于俄罗斯。

这个蜜月期到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就结束了，乌克兰又迎来了第四次命运转折。勃列日涅夫出生于乌克兰，但是属于俄罗斯血统，对乌克兰没有特殊感情。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生涯从乌克兰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起家，在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之后，着力提拔之前的老部下，形成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同时削弱了赫鲁晓夫时期遗留下来的“乌克兰帮”。

虽然勃列日涅夫的“宠臣”也大多是有乌克兰背景的干部，但是他们的兴趣集中于攫取权力和资源，并没有积极地为当地民众谋求福利和自主权。

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上台后，这个帮派遭到清洗。13个月后安德罗波夫病逝，出身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的契尔年科叫停了清洗，但契尔年科也很快就去世了。从此这个帮派回天乏力。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基本肃清了乌克兰对苏联高层的特殊影响，乌克兰又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加盟共和国。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乌克兰对苏联的认同感下降，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苏联的国民经济出现停滞，在作为工农业中心的乌克兰，民众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第二，随着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原则，关于斯大林时代的乌克兰大饥荒、镇压乌克兰反对派、鞑靼人被强制流放等一系列“黑历史”被公之于众，老一辈乌克兰人的反苏情绪被唤醒，新生代乌克兰人也开始转向怀疑乃至否定苏联。

第三，1986年切尔诺贝利发生核泄漏事故，苏联高层在灾难初期的应对失措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不少乌克兰人怀疑，莫斯科之所以把核电站建在乌克兰，就是因为不在乎当地人的生命和健康。

1990年代：历史转折关头的乌克兰

到了1980年代末，乌克兰再一次迎来了命运的转折，不过这次转折的结果是乌克兰完全脱离苏联。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的刺激下，乌克兰的分离主义运动开始抬头。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中央政府显然不希望军事和工农业重镇乌克兰脱离联盟，因为一旦最重要、和莫斯科关系最为密切的加盟共和国离开，任何形式的联盟都将没有意义。

发动独立运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认为乌克兰不应该继续“倒贴”其他加盟共和国和俄罗斯，离开苏联之后一定能过上更好、更自由的生活。1989年，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简称为“运动”，音译为“鲁赫”）成立，成为推动乌克兰走向独立的激进力量。进入1990年，向来反苏情绪高涨的西乌克兰开始出现大批共产党员退党的情况。就连俄语人口众多、一向和莫斯科关系密切的乌克兰东部地区，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抗议苏联政府对经济停滞无所作为。到了1991年，乌克兰与苏联分道扬镳的前景已经不可避免。

我们都知道，叶利钦是苏联的掘墓人。事实上乌克兰也跟着铲了几锹土。可以说，乌克兰独立的选择是苏联解体过程中一块重要的多米诺骨牌。1991年，当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首脑谈判，试图把苏联重塑为一个松散的邦联时，乌克兰公投的结果却显示，当地民众的主流意见是不再留在任何形式的苏联架构之下。尽管关于这次公投的结果充满争议，但是这并不妨碍叶利钦抓住机会，和乌克兰与白俄罗斯领导人密谋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彻底踢开了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挽救苏联的最后一次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不过，独立之后的乌克兰并非风调雨顺，而是面临着三大交织在一起的难题。第一是国家建构（我们上次节目刚刚谈到福山对国家建构的重视）。1991年，乌克兰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政权。如何协调东西部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语言文化、身份认同和历史记忆上的差异，完全没有先例可循。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亲西方派和亲俄派在乌克兰交替掌权，这一矛盾对乌克兰社会在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二个难题是维持国家的统一。2014年之前，俄语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克里米亚尽管身处乌克兰行政管辖之下，但更亲近俄罗斯。苏联解体前夕，克里米亚察觉到联盟分裂的危险，担心之后被纳入乌克兰人主导的新国家，于是积极谋求独立。克里米亚当局先是在莫斯科的帮助下成立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准备日后脱离乌克兰，变成和乌克兰平起平坐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苏联就解体了，克里米亚被迫成为乌克兰内部的自治共和国。1994年，克里米亚的独立运动一度高涨，虽然被和平化解，但是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到2014年矛盾再次爆发，引发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兼并。

第三个难题是与俄罗斯的关系。在脱离苏联之后，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变成了少数群体，其中大部分人的生活并不如意。乌克兰为了达成国家建构的目标，势必主张按照多数族群的语言、文化、身份认同和历史记忆塑造这个新生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族的角色就很尴尬了。他们大多是苏联时期从俄罗斯迁移而来，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克里米亚，在很多时候都被视为“外来者”，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证。族群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演变成少数族群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从2014年开始，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武装冲突就未曾停止过，而这成为俄乌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诱因。

从历史到今天，俄罗斯和乌克兰一直是“族中有族”，“国中有国”。双方的纠葛是历史的悲剧，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形成和平稳定的结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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