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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勋复辟：府院之争背后军事博弈，张勋如何被北洋"大佬"当猴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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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6日，北洋航空队参加了讨逆作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空袭，也是内战中第一次使用空军。

讨逆军的飞机在北京清宫内投下了三颗炸弹，一颗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三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个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

尽管讨逆军的飞行队所作出的仅仅是象征性的攻击，但仍然在当时的京城内引起了相当的惊恐和混乱。

1、被声讨的张勋复辟

情急之中，张勋令万绳栻向公众出示当初策划复辟时由段、冯参加签名的黄绫子，万却称该证据留在了天津，遂以赴津取证为由，溜出了北京，以后再也不出来了——事后确证，张勋所说的这个“最有力的证据”已连同玛国璋当时派胡嗣瑗带去徐州的亲笔信，就在段祺瑞马厂誓师的前两天，经胡从万绳栻的手中以20万现洋的代价被冯国璋买走，等张勋追查这个证物时，这块由“各大人签名的黄绫子早已落到了南京的副总统的手里了”。

人民群众的反复辟运动成了推翻张勋帝制复辟的重要力量。

复辟开始后，北京、天津的《晨钟》、《公言报》、《民言》、《国民公报》、《真共和》、《大中》、《大中华》、《启明》等大小十一二家报纸先后以“避不随心之论”而停刊，以示抗议。其他如上海、武汉、长沙各地的报纸也纷纷口诛笔伐，声讨张勋的复辟叛国行为。上海的各报纸不但公开地表示了反对复辟的态度，而且一些报纸还以“普天同愤录”为专栏，大量刊登和发表了各界声讨复辟的通电。

《国民报》是康有为创办于上海的一家专门鼓吹复辟的报纸，但是，自帝制公开后，该报却很快因排字工人的拒绝排版而被迫停刊。

从张勋复辟一开始，社会各界便纷纷发表通电，反对复辟，并要求讨逆护法。国会被解散后的部分国会议员，在上海组成了非常国会，并电请黎元洪南下护法。中华全国学生救亡会先后致电西南各省出兵讨逆，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声讨复辟的呼吁。

与此同时，各省籍的国会议员、省议会议员也纷纷致电本省督军、省长，促其出师讨逆。上海、长沙、广东各地的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纷纷集会，声讨张勋的复辟罪行。在7月3日召开于湖南长沙的声讨张勋复辟的大会上，有人当场断指血书，写出了“护法讨贼”的标语…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并对于段祺瑞将借平定复辟的机会驱逐黎元洪、建立皖系的军事专制具有了相当的戒备。复辟之乱发生后，孙中山即在上海邀集唐绍仪、孙洪伊、程璧光、章炳麟等会商，议决将国会和政府移设于上海，请黎元洪南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领导并督促全国的护法讨逆运动。

在孙中山发表的《讨逆宣言》中指出：

此次讨逆之战，匪特为民国争生存，且为全民族反抗武力之奋斗，因主持复辟者非拿破仑、亚历山大之雄才大略，而为蠢蠢欲动之张勋，若国民于此犹能忍辱含垢，不加反抗，则中国不特应为强国所宰割，并将为弱国如暹罗者所蹂躏也。

孙中山还致电尚在北京的两院议员，吁呼其南下护法，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存国纪。为此，孙中山特派出汪精卫在上海设立南下国会议员招待处，并派刘成禺、符梦松北上迎接国会议员南下。

孙中山同时致电西南六省（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促其火速商议成立临时政府，以领导全国的讨逆运动。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追随护法的海军总长程璧光在接到冯国璋于南京发出的代行总统职权通电后，立即发表通电，反对冯国璋僭行民国总统的权力，声明海军将仍只听令于大总统黎元洪，并将派出军舰，迎黎元洪南下护法。

国民党人曹亚伯在一个通电中公开指出：

张勋的复辟，其实是受到段、冯等人的唆使，张勋复辟实源于冯国璋的总统梦；而在此之前，张与段祺瑞、倪嗣冲等人早已串通一气，共谋复辟。

因此，此次复辟，“张勋不过有阳恶之名，冯、段有阴恶之实”，并号召全国人民对段、冯、张一并讨伐。

2、众叛亲离的张勋

来自全国各地的铺天盖地的反复辟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张勋的嚣张气焰。7月8日、9日，段祺瑞控制下的北洋政府连续两次发表通电，下令褫夺张勋长江巡按使、安徽督军各职，并令留守徐州之张勋定武军改归安徽督军倪嗣冲节制。

这时的张勋已成了输光了本钱的赌徒，被困于北京城内，走投无路。张勋遂一面向伪复辟朝廷提请辞职；一面向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发出通电，以徐世昌入京组阁、重新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为条件，吁请停战。

张勋通电当日，复辟朝廷下令准其开去内阁议政大臣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各缺，内阁暂由王士珍代署，并俟徐世昌来京后妥商善后。在一场非正式的谈判中，张勋向讨逆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罢兵条件，即保持在京的辫子军编制的完整，然后集体返回徐州。

但是，此时的张勋已经失去了和段祺瑞讨价还价的任何本钱。

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自复辟以来，张勋对于冯、段等人参与复辟事件内幕的种种披露，已使段祺瑞和冯国璋相信，张勋势力的继续存在已经对他们未来的政治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们必须彻底地铲除这个势力，而绝不能任其死灰复燃。

于是，张勋在上面提到的这个停战条件遭到了段祺瑞等人毫不犹豫的拒绝。此时的各路讨逆大军已云集在北京城下，面对着城内1500人的辫子军，讨逆军集中的三路军队计有14个纵队，共约56000多人，而连北京固有军队，总数不下10万人，总计调集大炮70余尊，机关枪80余架，由段祺瑞和曹锟协同指挥调遣。各军拉出了一副牛刀宰鸡，不全歼张勋绝不罢休的姿势。

城外讨逆军的强大阵势使城内复辟集团迅速地动摇和瓦解。

7月8日，辛亥革命以来鼓吹复辟最力的帝制狂康有为，乔装成一个老态龙钟的农夫——和当时进入北京时一样，偷偷地逃过了沿途军警的监视，躲进了美国公使馆美森院请求庇护。

次日，另两位帝制复辟的骨干分子——复辟朝廷的财政部长、陆军大臣张镇芳、雷震春在丰台被捕，被勒令交法庭严办。而此时残留在京的其他复辟分子也大多是人心散乱，惶惶不可终日。

自7、8日连遭败绩后，张勋军连失丰台、卢沟桥等据点，遂收兵退入北京城中，屯聚于天坛，并密布炮位于天安门、景山、东华门、西华门、南河沿等处。驻京各国公使曾居间调停，劝张勋下令解除武装，取消复辟，遭张勋拒绝。求和无望的张勋此时已作釜底游鱼，困兽犹斗，下令于南池子一带抢修工事，作出了负隅顽抗的姿态。

在讨逆军强大的攻势前，张勋的部署和抵抗显得相当的力不从心。

7月12日，讨逆军分三路攻入京城，冯玉祥、吴佩孚、张纪祥等部攻入天坛。张勋部守军力战不支，缴械投降；王承斌率部攻南河沿张勋私宅，张勋不能抵御，遂携眷属奔避荷兰驻京使馆，其南河沿宅第被炮火焚毁；其余天安门、景山、西华门各处驻军，亦被各军悉数击败投降。至12日下午3时30分，讨逆军完全克复北京城。

讨逆战争至此宣告全线胜利，而张勋导演的复辟闹剧也至此拉下了帷幕，前后历时12天。

3、草率的惩办复辟真凶

在梁士诒的年谱中，这样记载着这起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的张勋复辟事件和冯、段两人的平定复辟、“再造共和”战役：

是役也，起灭不过旬月间。然秘密酝酿，业已多时。内有各派政客之运筹；外有国际阴谋之牵线；中有各军阀之布局与投机，遂成此局。扮演者固为张勋，其后尚有军权人在也。

冯、段登台，表示协从图治，乃政略所应尔，亦不能穷究也。张勋七月八日通电，谓河间、东海均与其谋。督军团聚议徐州，亦列诸计划，虽语难置信，然可料其中固正多内幕也。

尽管这里的记载有些闪烁其辞，但我们仍然不难看出，这里所谓的在张勋复辟事件背后的“拥有军权”的人物指的是哪些人。

在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暂驻在外国使馆中的两位主要复辟人物——张勋和康有为主要抨击的便是段、冯等人出尔反尔、背信弃约和反复无常。但是，此时的冯、段正忙于“共和再造”后的秩序恢复和直、皖两派在北洋中央政权重建后的利益分配。

而且在战后举国一片的对于张勋、康有为倒行逆施复辟帝制行径的谴责浪潮中，无论是对于段祺瑞，还是对于冯国璋来说，那些来自于失败者的攻击自然是无关宏旨的了。

在复辟事件平息的5天之后，即7月17日，冯国璋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发出通电，其中除了向全国通告了张勋等人“率领军队，入宫盘踞，矫发谕旨，擅更国体”的罪行外，并对张勋、康有为等人提出通缉：

此次张勋谋叛，危及国家，罪在不赦。除张勋已有明令通缉严捕外，所有此次同谋造乱之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教彦、胡嗣瑗，均着京内外各军警长官一体严拿务获，交法庭尽法惩办，其余被罔协者，一概免于追究。

这是共和制度恢复以后冯国璋、段祺瑞唯一一次在文字上提到的对于复辟诸首犯的通缉和严惩。但是，后来事实很快表明，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历次政潮一样，这种敷衍舆情的通缉令只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

事实上，后来并没有一个人因为此次复辟受到惩罚。在天津被捕的参与复辟的原奉军二十八师师长冯麟阁没有经过任何审判便很快由另一位参与复辟的人物江朝宗出头，保其出外就医了。

另两位同期于北京丰台被捕获的复辟头目雷震春、张镇芳在经过一番儿戏似的审判后被判为“无期徒刑”。但二人很快便被段祺瑞要走并释放。两人所受到的最大的损失是熊希龄以为举办香山慈幼院捐款的名义，向张镇芳敲诈了40万元。

半年之后，冯国璋再度下令宣布免除对于北洋政府成立以来一切帝制犯（从洪宪复辟到丁已复辟）的追究。这道赦免令虽然明令将张勋除外，但此时的张勋实际上已经走出了荷兰使馆，住在新买的漂亮的公寓里。第二年，徐世昌新任总统后不到两个星期，更明确下令，免予对张勋的追究，并任命张为北洋政府林垦督办。只是张勋嫌这个职位太小，不愿就职而作罢。

4、张勋复辟的最大受益者

7月14日，张勋复辟被平定后的第三天，段祺瑞将其内阁由天津迁入北京，并踌躇满志地正式着手组织新的内阁。

7月17日段祺瑞公布了这个新内阁成员名单，其组成人员是：

国务总理兼任陆军总长：段祺瑞

外交总长：汪大燮

内务总长：汤化龙

财政总长；梁启超（兼盐务署督办）

司法总长：林长民

农商总长：张国淦（兼全国水利总裁）

教育总长；范源濂

交通总长：曹汝霖

海军总长：刘冠雄

自护国运动结束后段祺瑞把持中央政权，直至此次铲除张勋势力的近一年时间里，以梁启超、汤化龙等为首的研究系在北洋政府中始终紧随着段祺瑞，为其出谋划策，摇旗呐喊。随着此次段祺瑞政权的重新确立，研究系终于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发展舞台，并心悦诚服地充当了段祺瑞的御用势力。

在段祺瑞政权的这个新内阁中，外交、内政、财政、司法、教育五席属于研究系，而其他各部阁员，或与研究系较为接近，或与段祺瑞皖系、交通系较为密切。因此，这个新内阁后来被人们称为“段派军人”与研究系、新交通系的联合内阁。

一场张勋复辟，不但为段祺瑞除去一向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政治敌手大总统黎元洪，而且随着国会在此次事变中被黎元洪所解散，段祺瑞也就此排除了国民党人利用国会对其进行政治掣肘的可能。因此这个新内阁的成立事实上标志着段祺瑞已经完全控制了北洋中央政府，这便是为皖系所称道的段祺瑞第三次“重造共和”。

北洋皖系集团与政客研究系集团的结合，使段祺瑞如虎添翼。

此后，在梁启超的献策下，段祺瑞一面声明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一面决定改组国会，重新建立立法机关，制造新宪法，从根本上确立并巩固皖系北洋政府的根本。

尽管段祺瑞在复辟事件之后有研究系的赞襄帷幄，顺利地控制了中央政权，但如何应付和处置拥兵南京且有着中华民国大总统头衔的直系首领冯国璋，却不能不成为段氏体系所面临的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和段祺瑞一样，冯国璋是这次复辟事件中的另一位最大的受益者，靠着黎元洪仓惶之中的一纸辞职令，冯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梦寐以求的中华民国代大总统的宝座。

因此，讨逆战争期间，冯国璋不惜发动大批直系势力加入了讨伐张勋的队列，为讨逆战争立下“赫赫战功”。冯国璋的此举虽然为段氏政权获得“再造共和”的资本，但显然是为了防止段祺瑞借着讨逆的机会，出现皖系势力独霸北洋中央政权的局面。

而事实上，随着黎元洪的辞职和出走，“绊脚石”被搬开，中央无主，元首虚悬，这次讨逆果然为冯国璋直系势力在北洋中央政府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时机。

就段祺瑞方面来看，冯国璋取代黎元洪为北洋政府代总统只能使其面临着另一个更为强有力的对手。和黎元洪不同的是，在“讨逆”结束之后，冯国璋不但名正言顺地拥有了中华民国代大总统的名义，而且关键是冯手握重兵，其所掌握的直系势力也直接控制着以长江中下游各富庶省份为中心的广大地盘，并在南北之间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理上的和实力上的优势。

因此，也便在新的政治体系中拥有相当的发言权。并将成为皖系势力在北洋政府中发展和扩张的最大障碍。

5、迎冯国璋入京的动机

讨逆战争之后，直系主力李纯、王占元、曹锟等人纷纷通电，要求冯国璋北上入京，莅大总统一职。他们的目的显然是希望利用直系在“讨逆”之后的声势和大总统的特别招牌，扩大直系在北洋政府中的势力和影响，抵制皖系势力的进一步膨胀。因此，在李、王、曹等人的坚持下，直系内部很快就拥护冯国璋北上问题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段祺瑞对于冯国璋的北上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段祺瑞不但公开发表通电，敦促冯国璋北上，而且，7月中旬，皖系骨干靳云鹏衔段祺瑞之命，亲赴南京邀请和迎接冯国璋北上就职。

为了实现促冯北上的使命，在段祺瑞的示意下，靳向冯国璋表示，段祺瑞此次组阁，将一切唯四哥（即冯国璋）之命是从，并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对冯极力怂恿鼓唆，力促段、冯合作，稳定大局。

事实上，此时的段祺瑞已有着一番和冯国璋完全不同的算盘。

首先，从段祺瑞战后在京组阁开始，西南的实力派方面即表示了相当强烈的反抗态度。在7月17日来自云南的一封通电中，唐继尧公开声称，坚决反对由段祺瑞入京组阁，而且亦不承认段为内阁总理。

在同时期孙中山代表国民党人发表的一封致段祺瑞的通电中，同样指出，此次张勋复辟，全由段祺瑞不能服从黎元洪政令而起，段因败而胜，只能功过相抵，其总理一职，既无同意，亦无副署，实为非法任命，并对段祺瑞发出了严正的警告。

数日后(7月21日)，前海军总长程璧光受孙中山护法的号召，直接率海军第一舰队（舰队司令为林葆怿）的十数艘军舰南下广州，沿途公开以护法为号召，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段祺瑞。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不但大批的原国会议员相率南下，筹备组织军政府，复开议会于广州，而且，西南方面最有实力的广西督军陆荣廷也明显地表现出反对皖段和拥护护法的态度。

就这样，西南军人和南方的国民党人的联合与再起使段祺瑞的新政权体系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为此，与冯国璋的结盟并一致对付西南的实力派和国民党人，对于此时的段祺瑞便具有特别的意义了。

除此之外，调动冯国璋入京并不仅仅是为了利用其实力，并达到彻底地将黎元洪逐出北洋政府政治舞台的目的。段祺瑞促冯北上的另一个目的便是在南北冲突日益明显的时候，将冯国璋调离其长期经营、实力雄厚的江苏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亦有“调虎离山”之意。

此时的段祺瑞，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迫切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盟友，而且一个潜在的因素是，自洪宪时代开始，冯国璋坐镇东南，因地利和实力之便，一直是南北时局中最为关键的枢纽，对于南北两方的态度都十分暧昧，尤为南方所推重。因此，当段祺瑞内阁重新成立并遭到西南各政治派系的云起反对时，将这个对南北双方态度都忽明忽暗的大总统放在鞭长莫及的南京，显然对于段祺瑞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有材料表明，在冯国璋尚未离宁时，段祺瑞便积极地策划，准备以其亲信、皖系实力人物之一段芝贵接替冯国璋的江苏督军一职。段祺瑞此举的目的当然是希冀以大总统为诱饵，借着调动冯国璋北上的机会，将皖系的势力直插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防止直系势力在这一地区的进一步扩张。

6、段祺瑞“调虎离山”的失败

冯国璋不愿放弃入京当大总统的机会。

他在离宁前曾放风说：

“余与芝泉（段祺瑞字）为数十年心腹之交，彼此都互相信任，此后对一切政务决定，听候内阁完全负责，毫不干预。”

但是，他却不愿让段祺瑞借此机会将其亲信安置于江苏，而将自己经营有年的直系心脏地区拱手与人。看准了段祺瑞不得不促其北上的心理，冯国璋不但断然地拒绝了段祺瑞关于以段芝贵代其为江苏督军的计划，反而明确地提出，在其离宁后，只能由直系主力、原江西督军李纯代其出任江苏督军一职；而李的原江西督军则由另一位直系实力人物、北洋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接任。

冯同时决定，将其所统率的原禁卫军扩充为第十五、第十六两师，仍直接归总统统率，其中第十六师王廷祯部留驻南京，第十五师刘询部随总统入京，“拱卫京畿”，齐燮元所统之北洋第六师亦由江西调动入沪，作为巩固江苏地盘的两支主力。

这样，在冯国璋北上之后，他将仍然保留着一个从湖北（直系王占元的势力范围)到上海，包括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内的广大的直系的势力范围。

冯国璋直系势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巩固和加强，宣告了段祺瑞调虎离山计的破产。

但是，自西南护法运动揭橥后，国内越来越高的反北洋军人专制独裁的呼声却已经使段祺瑞面临着一场新的危机。因此，他已经失去了和冯国璋讨价还价的余地和时机。

为了迅速地联络冯国璋和其他北洋势力，一致反对国民党人的叛乱，段祺瑞不得不公开地表示，将承认冯国璋在赣、苏两省的军事调遣；而作为交换的条件，冯亦必须承认段祺瑞关于以傅良佐为湖南督军、段芝贵为京畿警备总司令、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的任命。

就这样，在西南方面和国民党等各政治派系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冯国璋和段祺瑞终于了结一桩讨价还价的幕后交易。

至此，直、皖两系不但在整个长江流域划地而守，形成了均势，而且，在京畿地区两系的部署也几乎是平分秋色。

在完成了既定的部署并取得了相当的武力后盾之后，底气十足的冯国璋终于踌躇满志地向国内外各界公开地发表声明，声称：因大总统黎元洪“坚持引退”，以至于政府“长期濡滞，政令多歧，人心不定，进退维谷”，自己将亲自赴京，“躬造黎黄陂（元洪）寓邸，固请复位，使国璋卸去代理职权”。

冯国璋对于黎元洪的拥戴当然是一场骗人的把戏，而经过了复辟之乱的黎元洪也再没有了和冯国璋争夺总统的勇气和信心。

8月1日，冯抵京后，拜会了黎，在经过了一场言不由衷的揖让和敷衍之后，冯国璋遂于8月6日正式通电，代行了黎元洪的职务，爬上了一年多来梦寐以求的中华民国代大总统的宝座。

在该日发布的大总统就职通电中，冯国璋宣称其“但求利国，不计其他”，而在新组成的政府中，将由“段总理以总其成”，实行“责任内阁制”，“从此府院一体，内外同心”。北洋政府亦于同一日发表了李纯、陈光远、傅良佐、吴光新等人的任职令，并下令撤销了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的职务而以皖系傅良佐代之。

至此，冯、段两人均已履行了组阁之前达成的“绅士协定”，北洋政府也从此进入了直、皖合作，冯、段联手的新体制时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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