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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和会的中断，给已经看到曙光的国内和平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云，也在国内外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不但包括全国和平联合会、和平期成会在内的各社团、商团等组织纷纷致电南北政府及双方和会代表，请求“从速恢复和会，以定人心，而维大局”，而且英、美、法等国的驻华公使也积极活动，企图再次以劝告书的形式,致劝南北政府重开和议。

1、重开和会

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包括段祺瑞在内的北洋政府的各方，不得不为恢复中断的和会作出妥协的姿态。3月3日至3月5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钱能训先后致电陕西前线，严令陈树藩停止剿匪，遵令停战。陈亦于3月5日复电，表示他将和陕西前敌各将领“一体遵照执行”。

4月1日，与南方关系颇密的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以及吴佩孚等联合致电南北双方代表，声明：鉴于陈树藩已遵令停战，南方和议障碍已除，故要求南北双方立即重开和议。此后，随着入陕监督停战专员张瑞玑，屡屡致电上海和会，证明陕省确已停战，南方代表遂决议赞成重新开会。4月7日，停顿了一个多月的南北和谈在中外一致压力下得以再度恢复。

但是，南北和谈的再度恢复，并不意味着国内和平出现了新的转机。恰恰相反，随着重开和会后双方所暴露出来的分歧越来越大，实现国内和平的希望也就越来越渺茫了。

根据重开后的南北和议代表双方的议定，南北双方一次性提出各自的所有议案。

南方由唐绍仪提出了13项议案；北方由朱启钤代表提出 5 项共 8 条议案。

后经双方议定、修正，共议定为以下6条：

第一，国会案；

第二,财政案:

甲，善后借款问题；乙，改革币制；丙，废除恶税，免除厘金；丁，革除条约及习惯上之束缚；戊，输入外资发展各种实业；己，兴筑国道，修浚河道。

第三，军事案：

甲，军队之编制问题；乙，额外军队之收缩问题；一、安插方法；二、裁减时期；三、裁减费用；丙，废督、划分军区问题；丁,实行征兵制问题；戌，军需独立问题；己，整顿海军问题。

第四，政治案：

甲，军民分治；乙，厘定地方行政制度：一、省之改革；二、道之改革；三、裁汰中央各署冗员，增设地方佑治官吏；四、扩充整顿全国教育；五、推行全国警察；丙，地方自治：一、县自治；二、省自治；三、振兴自治事务办法。丁、严禁贩卖人口、吗啡、烟土、罂粟及一切赌博。

第五，善后案：

甲，各省治安善后问题；乙，补充西南各省各军及海军之军费、军饷问题；丙，军政府命令有效问题。

第六，承前续议案。

可以看出，在这个经过双方补充、修正的议案中，除国会和军事案外，其他只不过是一些琐碎而不着边际的具体事务性问题，尽管北方代表竭力地想以这样一大堆的枝节问题，来冲淡南北之间的分歧，但有关国会问题的争端仍然使重新开始的和议，从一开始便再度陷入了僵局。

2、国会问题的争执

和议重开后，南方代表极力要求首先把有关国会问题列为谈判的第一议题，唐绍仪在第六次代表会上向北方声明：我辈今日地位终是对抗形式。至于何时有此对抗形式，寻流湖源，自解散旧国会始，国会解散后，南北拆为两家，乃成今日之对抗形式。贵总代表既认为国会为南北争持之起点，即拨乱反正，自当从根源起。

根据唐在会前提出的“十三项议项”，南方对于国会问题的根本态度便是坚持旧国会必须“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南方旧国会中的部分人亦同时表示：非法的新国会必须解散，丝毫不能让步，以维护约法主旨。

但是，和陕西停战问题一样，有关北方新国会的存留问题，显然不是北方代表所能决定的，故和会再开后，朱启钤便竭力地鼓动南方代表，绕过国会问题，以避免和议的再一次分裂。

在这次会议上，北方提出国会问题，本为此次南北争持之起点，若各持一种学说，各持一方意见，极端主张，必无结果。现为消弭国会内之纷争起见，不应有极端之主张，方能解决。

朱同时向南方表示：此次南北之争，皆由于此一国之内，不幸而有两种国会，诚问去某一国会，而留某一国会，是否本会之所能主张，只可协商双方对于国会之意见。

当朱启钤再三地在和会上向南方声明，其无法在现有的职权范围内就南方所提出的“根本解决国会问题”作出答复时，北洋政府徐世昌和钱能训，却从和会的南北争端中看出了另外的两个希望，一是借南方的压力解散安福国会，以摆脱长期以来新国会对政府的掣肘；一是以解散新国会为条件，压迫南方同时解散旧国会，取消西南独立，并承认徐世昌、钱能训新政府的“合法地位”，以实现北洋政府对于全国的统一。

在4月18日钱能训致朱启钤的密电中，所申明的正是这两个问题，钱明确表示，对于国会问题的解散办法只能是：

一则新、旧两国会同时闭会，以俟解决；一则须认为统一已完成，元首业经全国承认，西南一律取消独立。

北方的这个提案一出台，立即在和会中引起了南北双方多数代表的同意，双方均主张，在取消北南的新、旧国会后，先恢复民国六年的宪法会议，在南京召开三读会，将宪法完成，克期公布，然后按照新的宪法，由南北双方组织新的国会。

安福国会是段祺瑞在解去国务总理一职，后留在北洋政府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势力，也是皖系在段去职后继续控制中央政权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南北和会对于安福国会的染指立即引起了段祺瑞和皖系势力的高度警惕。4月12日，关于南北国会同时解散的消息一出，段即在其寓所召集皖系骨干人物秘密会议，会议对政府的主张提出一致反对，并议决，将派员赴巴黎和会控诉，求列强公开裁决。

甚至提议，密电陆征祥在巴黎和会上，对日本所争持的案件即行让步，以争取日本在中国的国内争端中对于皖系和段祺瑞的重新支持。

与此同时，安福系对于南北和会的“国会案”公开作出决议，声明：

国会非依宪法不能组织，南京制宪之说，及两国会同时取消，按旧法重新召集国会之议，系动摇元首地位，违反北方二十省之民意，皆绝对不能赞成；和平会议上，如有人因企图瓜分政权之故，为不公正之主张，其所议决者，概不承认；国会问题若赞成南方一偏之主张，使中央及北方各省军民及政府冒违法之名，概不承认。

安福国会的这个决议案，不但对于正在和议中的南北双方代表表示了抗议，而且也向企图染指新国会的徐世昌和钱能训发出了警告。

3、南北和会的停顿

4月17日，安福系在太平湖召开全体大会，议决由安福国会对钱能训及全体国务员提出质问，并由王郅隆率安福系三百三十余人，联名致电朱启钤，并向全国通电，声称朱总代表系受国务院委任，其权限不能出乎行政范围，国会系国家立法机关，断非行政人员可能议及。倘若越职擅议，则紊乱国宪，摇动国本，必有失其责者。

安福系的阻挠和破坏，使刚刚重开的南北和议再度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在安福国会的强大攻势下，孤立无助的徐世昌和钱能训立即胆怯退让，不得不为谋求自保而推翻前议，再也不敢提及解散新国会的事了。

在4月14日回复安福系骨干王揖唐等人的质询时，钱能训转而表示：

国会为选举大总统及通过内阁之机关，故国会、总统、内阁三者有相连之关系，根本问题，万难动摇；新旧并废并同时召集新国会之说，政府亦不赞成；南京制宪之说，原非政府之政见，乃王家襄(旧国会参议院议长)君等之主张，政府已由朱总代表表示否认之旨。

钱能训同时致电和会，告诉朱启钤：

鉴于“无论国会开幕后行使职权难于限制，即就制宪而论，新会完全撇开，势必激起反动。日来新会亦开议论会，并质诸政府”，故“南京制宪之说，中央已难赞同”。和4月18日的致和会代表的密电相较，北洋政府对解决国会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北洋政府内部的反复，立即使北方代表在上海和会的谈判桌上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境地。在接到钱能训的电报后，朱启钤随即电覆国务院：“唐少川对国会拟有变通办法，与我中央所定者，似觉相近。”

就这样，他便又将调处国会问题的皮球踢给了南方。

面对着北方在解散新国会问题上的不可动摇的态度，南方的旧国会和军政府对于坚持旧国会和护法军政府合法性的态度也变得极端明确了。

4月18日，南方旧国会再次召集联席会议，由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同时发表通电，通电指出：

“窃以今兹之役，既以毁法启其端，当以复法为其钥。国会完全自行使职权，实为议和之根本问题，若不待完满解决，则其他问题纵能如我要求，亦不过敷衍苟且，决非长治久安之计。我辈既以护法为职志，对于法律问题，非一致主张，坚持到底，诚恐稍纵即逝，致违初衷。”

南方国会一致表示：

拥护国会执行职务之绝对自由，实为诸代表应尽之唯一责任。如法律问题不能满意解决，议和全案将归于无效，因此，国会警告代表们不要作牺牲国会之想法。护法政府亦同时向唐绍仪等批示：国会问题，关系护法主旨，务恳依照前所决定议和大纲，毅力坚持，以维法治，是所切盼。

国会问题和约法问题是南北和会重开后所面临的两个根本问题，该问题不解决，则其他问题将无从解决。

由于南北两方政府及谈判代表在这一问题上均表现出来的绝不妥协的态度，上海和会在重开后仅仅三周，便又重新趋于停顿。而此时，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交涉日见败象，社会各界对北洋政府抗议日趋严重，人们重又将眼光转向了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危机上了。

4、巴黎和会的代表团组成

北洋政府关于参与巴黎和会的准备工作，始于1918年12月。是月28日，徐世昌下令于中南海总统府下特设外交委员会，其主要任务便是为总统和政府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等咨询建议，为即将到来的巴黎国际和平会议作准备，以示高度重视。

欧战的胜利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性大战并成为战胜国。因此，战争结束后，立即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巨大的庆祝高潮。人们不但普遍地把欧战的胜利，当作世界范围内公理对于强权的战胜，而且也对战后的新的公平的世界格局，寄予着相当高的期望。

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世界和平的“十四条宣言”，提出了：

关于“各国人民权利平等；各国不使用秘密外交，应以公开的外交以达到公开的条约；各国对于殖民地的要求应予公开调整，以及各国不应存自私之念，并应顾及殖民地居民之利益等一系列的口号，并坚持应有中国代表出席和会。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发表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一片欢呼，一些弱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尤为鼓舞。因此，在巴黎和会前，国内普遍地期望中国能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借着巴黎和会的机会，在美国的支持下，“一举除去一切束缚，使中国进于与世界各国自由平等之地位”。

1919年1月28日，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在巴黎法国外交大厅正式开幕。中国代表团亦于同日参加大会。中国代表五人中，团长为外交总长陆征祥，其余为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以及南方护法军政府的代表王正廷。

此外，这个代表团还包括 17 位各方面的专家、5 位外籍顾问和其他人员计 52 人。此外，梁启超先生还特地组织了一个民间名义的和会代表顾问团，奔赴欧洲，为和会代表擂鼓助威。

根据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前拟定的方案，中国代表团参加这次和会的谈判内容将涉及“破除势力范围、统一管理铁路、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等各项”。关于归还日占中国青岛问题，因事前“日本已一再声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故中国方面对此的策略是“随机应付，没有确定”，并没有设计向巴黎和会提交这个在当时国内最为敏感的问题。

但是，同中国方面的预先设计恰恰相反，元月 27日，巴黎和会一开始，日本就在和会的“最高会议”上提出了关于中国山东的问题。当时，日本及欧洲三国均主张摈弃中国代表，后以美国总统威尔逊及国务卿兰辛(美国第二代表)之坚持，乃决定邀中国代表出席。

当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两人接到通知匆匆赶到会场时，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已在会议上提出了对于中国山东权利的要求书：

(日本政府)以为，胶州湾租借地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德国人应无条件地让予日本。盖自欧战开始，德国以胶州湾为海军根据地，大为国际贸易航行之障害。日本为极东和平起见，根据一九一二年日英同盟条约，致最后通牒于德国，要求交出胶州湾，以便将来归还中国,德国不依限答复，日本乃与英国出军占领胶州湾及胶州铁路。自是，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悉为日本所占有。德国在极东军事上、政治上之根据地，因以破坏。商业交通，乃有恢复无阻，日本为消除德国此种势力，牺牲不少，不能任德国势力复活，故日本对德要求，实正当而公平。

因防止德国势力的再起，而赖住中国的胶州湾不还，日本的这个理论纯粹是不值一驳的一派胡言。但和会局势的骤变，却使本希望在巴黎和会上捞些好处，分些余羹的中国代表立即陷入了举足无措的困境。

中国代表顾维钧遂一面宣布“本案关系极为重大，希望列强俟中国意见后，再行讨论”；一面只好匆匆向英、美各国求援，希望能借英美之力，压迫日本放弃对于中国胶洲湾的要求。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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