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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的引奉入关，引起了冯国璋极大的不安。张作霖通电入关前，冯曾经请求清末做过东三省总督，亲手招抚过张作霖的赵尔巽到奉天，劝阻奉军入关，但却遭到了张作霖的拒绝。

1、替罪羊冯玉祥

奉军入关后，张作霖循皖系之请，提出罢免李纯和讨伐冯玉样的要求，冯因此于2月25日被迫下令免去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职，交曹锟“严切查明，呈候核办”。但此令一下，却遭该旅全体官兵一致反对和抗议，第十六旅官兵以全体士官的名义，发表通电，抵死留冯，声明“宁与旅长同死，不愿任其独去，否则请将全旅官兵九千五百五十三人，一律枪毙，以谢天下”。

冯玉祥所部之第十六混成旅原为北洋主力之一，隶于直系。南北战争爆发后不久，冯部奉命援闽，并于1917年11月抵达浦口。在李纯的游说下，冯决意主和，不愿对南作战，遂藉词迁延，滞留于浦口。

1918年2月，南北战争升级，天津督军团会议议决改派冯军西上援鄂为进攻湘岳主力，并任出荆、沙，攻津、澄，以附长沙之背的作战任务。但2月14日，冯旅行至湖北武穴后，以南方出师护法，名正言顺、阋墙之争，纳人笑柄，故决意主和，遂通电罢兵，公开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提出抗议。

冯亦因此遭皖系主战派的集矢交攻。2月下旬，奉军入关后主战势力大增，为敷衍主战势力，冯国璋被迫免去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职务。

冯国璋企图以开革冯玉祥来应付皖奉系的联合压迫，遭到了冯部的激烈反对，而皖系引奉入关的目的却绝不仅仅是罢免一个冯玉祥。

在3月4日致姜桂题、田中玉、蔡成勋等人的通电中，徐树铮明确表示：此次引奉入关的直接目标是，借皖奉联手之实力，推倒国务总理王士珍和江苏督军李纯，拥段祺瑞出山，重新组阁。在这个通电中，徐树铮将半年来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失败归咎于直系的“阳战而阴和”，“假和以图分”，同时号召皖系各省督军，准备联衔通电，提出解决时局的办法——“倒李去王”计划：

现由奉省抽派生力军队，以助战为名，分赴京奉、津浦路，次联合各省，吁请明令罢李纯，李去而王士珍必自退。现在王士珍虽请假，仍是暗中主持，必俟明令罢斥，另选公正无私耆德宿望之人出任总理，然后通盘筹划，与天下相见以诚，公议国是，以期力挽颓运。由奉发电提倡，同袍各省应之，李难自安，或不待明令即自求退，尤为稳妥。以上办法，历经直、鲁、徐、皖、沪、浙、闵、鄂、晋、奉诸公往返熟商决定。

毋须解释，徐树铮在这里所提到的在倒王士珍之后出任国务总理的“公正无私耆德宿望之人”便是段祺瑞。而且，在这个密电中，徐没有提到对于冯国璋的处置问题。很显然，从法律形式上看，总统的存在对于段祺瑞的重新组阁和责任内阁制的重建还是具有特别意义的。

因此，当3月初，冯国璋就奉军入关后的国事“向各省区督军、省长暨文武官吏详述危殆情形，应请筹商办法”，并委婉地提出辞职要求时，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人立即回电响应，对冯极加推崇，予以慰留，声明并无推倒“元首”的意图。

徐树铮同时致电倪嗣冲，通过冯国璋派往蚌埠的代表王克敏向中央指出，奉军入关后，“以武力推倒元首，实无其事”。同时表示，为总统计，“组选一坚强有力之责任总理，余事一概责成该总理一手妥办，则万种纠纷不难片言而决”。

2、曹锟的左右逢源

尽管当时的各方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但在拥护冯国璋继续做总统的问题上，奉、皖两系却表现了相当的一致。

在3月上旬的一个通电中，张作霖不但向冯国璋声称：“挽救时局，只我大总统一人。”

竭力反对冯的引退，同时进一步为段祺瑞的复出吹风，并向冯国璋建议，其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择定总理一人，组织完全内阁，总理得人，各方同意，政令自行，切勿轻怀退志”。

按照徐、张两人较为一致的说法，在皖、奉联手后，冯国璋仍然可以继续维持其大总统的地位，面条件是冯必须恢复责任内阁制，重任段祺瑞为内阁总理，将一切权力交给内阁，然后“安分守己”地做段祺瑞的“盖章机器”。

尽管此时的冯国璋已经成了皖、奉两系地地道道的“政治俘虏”，但是主战势力的这个狮子大开口的要价仍然使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当冯仍在下台辞职和“盖章机器”之间犹豫不决的时候，陷身于直、皖政争中的王士珍，已经失去了继续做国务总理的勇气和兴趣。

3月9日，王士珍化装出京，逃往天津，他在天津向朋友们表示，将绝不回京复职。王士珍内阁也因此解体，茕茕孑立的冯国璋至此也就不得不向段祺瑞屈服了。

王士珍的出逃为段祺瑞的复出扫平了障碍。但是皖系驱除江苏督军李纯的目的却仍没有达到。因此，当3月15日冯国璋亲赴北京府学胡同段宅请求段祺瑞再出组阁时，立即遭到了段的断然拒绝——在彻底根除冯国璋长江下游的实力基础之前，段祺瑞是不会轻易出山组阁的。而在这一时期的幕后交涉中，徐树铮运动由曹锟领衔各省通电，推戴段祺瑞出山组阁，作为交换条件，皖系将接济曹锟直军步枪一千五六百枝，“俾充实力”。

作为“直皖两系的双栖人物”，曹锟不但和段祺瑞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更不愿因直皖的分裂而使自己失去即将到手的副总统的位子。因此，其在拥护段祺瑞出山组阁问题上和冯国璋有着较为一致的意见。

但是，果如徐树铮之请，由曹锟领衔各省压迫李纯去职，则非但将使直系因内部的分裂而被削弱，而且自南北对峙形成以来，北方的直皖系的平衡亦将随着冯国璋失去武力后盾而被打破。这却是曹锟不愿看到的。因此，此时的曹锟已坚决反对皖系在去王之后，再进而排李纯，并决意维护李纯，以保全直系实力。

于是，当徐树铮和张作霖关于皖奉“倒王去李”的目标一公开，曹锟即电倪嗣冲向张作霖疏通，以免皖奉系在李纯去职问题上“侵逼过甚，反生他变”。同时，通过倪嗣冲，曹锟向徐树铮表示了支持由段祺瑞组阁，但须保全李纯的折衷主张，并谓“组阁不可缓，阁非芝老莫属，但虑(李)秀山畏芝老复出，惊而致变，则前敌士气动摇，益陷危困，故不得不稍从缓和，以保万全”。

显然曹锟这个去王留李的主张和徐树铮引奉入关的初衷存在着相当差距。但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却使得徐树铮不得不对曹锟的意见予以相当重视，一是曹锟手握重兵，在当时北方，是皖系心脏地区最有实力的直系势力；一是在两湖战场上，曹锟属下的吴佩孚各部是正处于一线作战的主力，而曹锟关于时局的态度对南北战争的战局有着至关紧要的关系。

因此，曹锟的主张一出，徐树铮立即于3月17日分别致电倪嗣冲、张作霖等人，申明“不妨姑应曹（锟）之请，覆以组阁之外，余事（即去李纯事）一概不动，以安其心”。企图以此结好于曹，避免段祺瑞组阁受阻。

3、直系的柳暗花明

当在京的冯国璋身陷于皖奉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的时候，前线的战况却朝有利于直系的方向发展着。

湖南战争自3月上旬开始，由直系主力之一的吴佩孚之一部担任进攻岳州之任务。吴以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所辖部队计有第五旅张学颜部、第六旅张福来部，及直军第一混成旅王承斌部、第二混成旅阎相文部、第三混成旅萧耀南部，兵力计有五万人。

助战的有北洋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所派的五艘兵舰：楚观、江鲲、江利、江犀、江贞。

从3月上旬开始，吴军水陆并进，先后于月塘嘴、羊楼司、通城、临湘、古未山、九岭、白葛岭、天岳关等处，连次激战，迭获胜利，节节进通，直指岳州。此时守卫岳州的南军既无险可守，江防又无海军护卫，加之粤桂湘联军总司令谭浩明缺少斗志，岳州之战甫经接触，南军便弃城而走，吴佩孚唾手而得湘北门户岳阳，并直逼长沙。南方各军阵脚大乱，纷纷溃逃。按照最初的计划，曹、吴直系已牢固地将其势力植根到了长江上游地区。

曹锟再次公开表示了维护直系利益的态度，以及吴佩孚在湖南战场上的胜利，又一次点燃了冯国璋抵抗段祺瑞重新组阁的希望。

3月17日，北军攻占岳州前一日，冯国璋再次对段祺瑞作礼节性造访时，便一改两日前坚决要其出山组阁的口气了。

他当面向段表示：

“此时你不出来亦好，将来可以收拾残局。”“芝泉（段祺瑞)你既决意不出，我只好再另想法子了。”

次日，冯国璋再次通过徐世昌向段表示：将不愿继续敦促段祺瑞出山组阁。

这个谈话的同一日，冯国璋推翻了半月前关于将北洋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因不愿内战而开革的命令，径自以北洋政府的名义下令准予冯玉祥留任，“戴罪立功"。

关于冯国璋与段祺瑞的此次谈话内容见于徐树铮当月20日致皖系军人的电文中。

冯在段祺瑞出山组阁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在皖系军队中引起了相当的警觉。两日后，冯国璋再度发表通电，声称段祺瑞已不允出山组阁，且由段重新出任国务总理一事“揣其语气”，犹属无可转圜。在这里冯不但委婉地表示其已改变了敦促段祺瑞出山组阁的态度，而且顺水推舟地将这个责任推给了段祺瑞——由于直系主力在湖南前线的得势，冯国璋的这个通电在当时已经具有相当的份量了。

尽管这一时期皖段势力仍然虚张声势地保持着对于冯国璋的压力，甚至向冯表示，如不让段祺瑞出山组阁，将发生兵变。但直系力量在前线的声势和冯国璋重新趋于强硬的态度却使皖系方面不得不担心，如果继续装腔作势，漫天要价，国务总理这个煮熟的鸭子，也许会再度从段祺瑞的手里飞走。

因此，当3月19日，以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等拥段的督军们再次领衔电请段祺瑞复出组阁时，特别是日本方面亦通过其驻华公使林权助向段表示将继续对其支持时，段祺瑞终于找到了一个台阶，便立即一改语气，决定就坡下驴，重新出山组阁了。

4、段祺瑞第三次组阁

1918年3月23日，北洋政府正式下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准王士珍辞去国务总理一职。自上年11月被冯国璋开革以来，一直蛰伏于天津在幕后操纵着中国政局的段祺瑞，终于再次忸忸怩怩地走上了北洋政府的前台，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组阁。

而在这次出山之前，段祺瑞便得到了冯国璋指天画地发誓的五个条件：

(1)参、陆办公处仍然迁回国务院，以靳云鹏为主任代替师景云；(2)国务院决议，总统保证不擅改一字；(3)阁员由总理选择，不必征求总统同意；(4)公府秘书长由总理推荐；(5)中央(指总统)致各省的电报，须由院方核准。

为了能够拉出段祺瑞出山组阁，冯国璋再也顾不上总统地位的尊严和“责任内阁”的精神了，历时半年多的新一轮的府院之争，也终于以段祺瑞的大获全胜而暂时地告一段落。

一周后，段祺瑞公布了他的新内阁的组成名单:

外交总长：陆征祥

内务总长：钱能训

陆军总长：段芝贵

海军总长：刘冠雄

教育总长：傅增湘

司法总长：朱深

农商总长：田文烈

交通总长兼署财政总长：曹汝霖

段祺瑞的重新出山标志着冯国璋倒段政策的破产，而重新出山之后的段祺瑞为了继续贯彻其“武力统一”的政策，也迫切地需要处于南北战争第一线的直系主力继续为其卖命。因此，新内阁的组成生动地反映了直皖两系又一次的妥协。

尽管在这次组阁前，徐树铮等人反复地向段祺瑞要求“慎重财政、陆军总长人选”，企图以皖系人物垄断新内阁的财政和军权，而事实上，段氏组成的这个“新内阁”仅对王士珍内阁作了局部的调整。其中除王克敏（财政)、江庸（司法）两总长去职外，余皆蝉联。

在新内阁的阁员中，段芝贵原为皖系骨干，段祺瑞的亲信人物，但因其曾任过上届王士珍内阁的陆军总长，他的蝉联曾在当时的皖系人物中引起了相当的不满。

对此，徐树铮的评价是：“陆部（段芝贵）才不称职，望不负众，芝揆业已深知，惟一面脸厚而欲奢，一面手软而情重，亦只好暂时敷衍，再作计较。”

新内阁的构成向人们表明，段祺瑞在“武力统一”问题上仍然对于直系寄予着相当的期望。为此，他不得不对于旧内阁的改组持相当审慎的态度。不仅如此，为了“武力统一”的需要，重新出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立即大举向日本借款，臭名昭著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就是在段祺瑞再度出山之后签字成立的。

这个条约在中日共同出兵苏俄的名义下，确立了日本驻兵中国东北，以及由日本海陆军军官训练中国军队等各项之规定，以其丧权辱国在国内外引起了极端强烈的反对，段祺瑞内阁也因此在刚刚重建便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片反对怒潮。

5、剿灭革命党的一揽子计划

段祺瑞的复出在主战派中引起了热烈的欢呼，也坚定了皖系将“武力统一”政策贯彻到底的决心。徐树铮在北京庆贺新的段内阁成立时，便公开地在皖系内部扬言“不打到广州决不收兵”。

而段祺瑞本人也在出山伊始便和盘托出了自己向川、湘、粤三省同时进兵的“一揽子计划”。

这个计划包括：

(1)湖南战场仍以直军为主力，俟湘东之敌（指南军）肃清，即抽调第二路为进攻广东的主力。同时令江西“国军”（即北军）向南雄推进，福建“国军”向潮汕推进，会合广东境内的龙军，四路推进；

(2)以奉军为进攻四川主力，分作两路，一路由鄂西入川东，一路由陕南入川北，会同陕军和刘存厚川军进攻入川滇军。

4月上旬，段祺瑞向湘、闽前线各军下达了这个作战计划，指示方略。而此时的湖南战局进一步朝着有利于北军的方向发展。

北军自3月下旬攻占岳州、长沙后、更加气焰嚣张，曹锟所部之攻湘第一路军即向湘南追击。第二路军张怀芝亦由赣进至湘东，占领浏阳、醴陵等处。

与此同时，护法滇、黔、川军顾品珍、叶荃、黄毓成、袁祖铭诸部4月上旬奉命自川、黔进窥宜昌、施南，鄂督王占元告急，段祺瑞复命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入鄂支援。

为了策应段祺瑞的“三期攻南战略”，4月9日，受奉督张作霖委为“奉军副总司令”的徐树铮，将奉军的两个混成旅编为第一支队，以张景惠为支队长，沿京汉路南下，开往信阳、孝感，这时，南北战争随着奉军的介入更显得优劣殊异。为了支援川、湘战局，广州护法军政府亦于4月上旬派出陈炯明以征粤闽军总司令的名义统率所部二十营，出驻潮汕，决定援闽。

奉军入关助战是以主战势力内部的直、皖矛盾的扩大为背景的。

直系主战势力的南下从一开始便夹杂着强烈的地盘扩张的意图。而曹、吴方面在岳州、长沙的相继得手则标志着直系已基本在长江上游站稳了脚跟。因此，自北军攻克长、岳之后，曹锟便不再为皖系争战了，并于4月5日藉口两湖地区的善后事宜应由各省自行负责，而向代总统冯国璋致电，请辞去两湖宣抚使的职务。

为了进一步巩固直系在湘、鄂地区的既有地盘，曹锟同时通过日本的中介向南军表示了谋和的意向。

当日本方面向段祺瑞透露了曹锟的这个动向时，段祺瑞一面匆匆授曹锟以勋一位，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对其进行竭力的笼络，希望曹继续为其“武力统一”政策效力，一面急命徐树铮调奉军两旅，以增援湘鄂战场的名义，火速南下，名义上由曹锟“酌定前进”，而事实上则是以结盟的奉军临直军之背，以应缓急之需。

这里，段祺瑞防止直军倒戈反战的意图已是十分明显了。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段祺瑞的勋位和宝章并没有能打动曹锟继续为其卖命，恰恰相反，自奉军入关助战后，受到奉军监视的直曹势力更加坚定了拒绝为段卖命的决心。4月中旬，曹锟的请辞两湖宣抚使的要求尚未批覆，便再次向中央发出通电，声称其所率之第一路军因过于疲劳之故，将正在湘南作战的北军主力吴佩孚之第三师及其余各部调回岳州休整，而他本人亦于同时自汉口致电冯国璋、段祺瑞，递上了因病请求“休假”的条子，公开向段祺瑞摊出了停战的底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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