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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护法军政府方面最初的计划中，其在西南方面可以动员的兵力计在10个师以上，这个数量已远远地超过了北方。

这些兵力包括：

滇军五师（驻川二师，驻粤二师，本省可出一师）；黔军王电轮之一师；桂军本部警备队编组一师；湘军陈复初、赵恒惕各一师（该师战前态度尚不能判决）；粤军以本省警备队编组一师及一旅；川军熊克武部第五师之一部。

除了数量上的相对优势之外，南方护法力量和西南方面尽管在作战器材上不及北洋敌军，但其余如给养、人马之战斗力方面，与北军相较则不相上下。再考虑到北军南下后在地势、气候各方面的不适情况，在总体战斗力上，“则南军较胜一筹也”。

1、双方兵力对比

闽浙战场是南方护法军方面为策应西南护法战场开辟的另一作战区域。南军在这一地区的基本策略是：以海军为主力，向东南沿海一带之闽、浙两省进军，扫除北军之势力，击垮淞沪之敌军。

然后以吴淞为海军根据地，封锁长江门户。俟西南战局转机后，与之互相策应，出入于长江沿岸一带，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军。

这一线的南军计有四师一旅，其中包括驻粤滇军二师；粤省警卫军编组一师一旅；湘省兵力一师及浙省兵力一师；与之对阵的北军亦为四师一旅，计有驻福建一师一旅；驻杭、沪二师；驻湘之北洋第八、第十二师两师。

加上各地相继而起的护国军、护法军、靖国军，总计在东、西两个战场上，南方护法军方面，计有15万人以上。其中还包括了海军司令程璧光率领的第一舰队，计有巡洋舰3艘，其他辅助舰4艘。

尽管在总兵力上，当时的南方并不及北方，但就可以调动投入一线作战的实际兵力来看，南方的护法军阵营的力量事实上已经超过了北方。大批北军源源不断地涌入湖南、四川，对两广、滇、黔及四川、湖南各地势力均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陆荣廷、唐继尧，包括川军刘存厚等部，对护法军政府的态度均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917年9月25日，湖南零陵独立数日后，以桂、粤军为主力的两广援湘军队组成。两军推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入湘后，谭自称湘、粤、桂联军总司令，所部计有广西出兵45营，广东出兵35营，共组5个军，分别以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任联军司令，大举援湘。

9月30日，川军刘存厚、刘成勋、陈鸿范等通电广州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大元帅，历数段祺瑞等破坏约法等“七大罪状”，声言川军将与粤桂军一致护法，携手讨乱，攻守同盟。

10月3日，原湘军第一师第一旅李佑文在衡州投入护法军的队伍。李部原为北军傅良佐一部。零陵独立后，傅以李佑文率所部进攻刘建藩、林修梅部，而李军至衡山后，却全部倒戈，投入零陵，与刘、林部结合，加入了护法军的行列。

李佑文的反戈使湘南护法军阵营声势大振。从9月底至10月初，两广援湘先头部队抵达湖南，与护法湘军会师。10月上旬，驻守湘南的湖南第一师师长兼第一旅旅长赵恒惕、宝庆守备第二区司令周伟等起义，宣布“与滇、桂、粤省一致行动，誓坚护法到底”。

10月6日，湖南各路护法军队将领齐集衡阳，组织“护法军湖南总司令部”，公推国民党人程潜为“总司令兼管民政事宜”，统一部署指挥湘南的护法战事。至此，湘南地区的护法势力已大大地超过了傅良佐所辖的入湘北军。

2、双方的心怀鬼胎

在10月9日召开的广州军事会议上，广州护法军政府辖下的粤、桂、滇、黔各省，就援湘护法问题基本达成一致，其决议包括动员滇军第三师援湘；以潭浩明任粤、桂、湘联军总司令；以滇军第四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闽；以陈炯明、朱执信负责招募训练部队，为滇、海军后援；由唐继尧、陆荣廷火速出大军会师武汉；同时下令对段芝贵、倪嗣冲、汤化龙、梁启超等人物进行通缉。

在北方的强大压力下，矛盾重重的南方护法各省在联合以求自保的问题上暂时取得了一致。湘南各军的相继起义，打破了傅良佐迅速平定湘南、压迫两粤军队不得援湘的计划。10月上旬，段祺瑞遂下令入湖北的北洋第八师师长王汝贤部、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部，分三路夹攻湖南，以衡山为进攻正面，右翼进攻宝庆，左翼进攻攸县。

与此同时，北洋第八师之第十五旅王汝勤部，第二十师之第三十九旅张继部，相继开入长沙；倪嗣冲之安武军二十营，晋军商震混成旅及第三师闵湘文旅亦于稍后入湘，作为入湘北军的后备队伍。在入湘各军中，傅良佐以王汝贤为湘南战备总司令，范国璋为湘南战备副司令。

至此，第二次南北战争的湘南战场战事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在南下北军的影响下，四川各军企图借北军之势将在川的滇军赶出四川。10月15日。四川督军周道刚发表通电，宣布与滇军决裂。随后，川军第二师刘存厚部即在荣县与滇军开战。川军第二混成旅刘云峰部亦与入川滇军顾品珍部在资州方面激战。

川、滇军在荣县、资州、内江一带的交火，使护法战争的形势更加复杂了。

在入湘的北方各军中，王、范诸部均为直系主力。段祺瑞一面高喊着“武力统一”政策，一面把直系的主力放在对南作战的第一线。这种企图利用直系为皖系打天下，借刀杀人、坐收渔人之利的目的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而就整个护法战场来看，不少的参战者一面是声明拥护护法，一面却与同样声明拥护护法的势力大打出手。

这所表明的是，孙中山组织发动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护法战争”，从一开始就演变成了各地方派系势力争夺地盘和权利的竞技，而孙中山和《临时约法》也都不过是这些竞技者们的招牌和旗帜而已。

当北方的段祺瑞企图借“武力统一”来消灭西南异己力量，并削弱自己的政治对手直系势力时，西南实力派的地方割据势力同样也企图借着“护法”来削弱孙中山的广东势力。

护法运动爆发不久，孙中山即希望建立和扶持一批真正隶属于广州护法军政府的护法队伍，以摆脱滇、桂各政治派系势力对于护法的掣肘和左右。但孙中山的这个计划一出台，即遭陆、唐等人的一致反对，并终因滇、桂系的破坏而流产。

3、护法军内部针对孙中山的自相残杀

为了防止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势力的扩大，从护法一开始，陆荣廷、唐继尧便对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势力进行了竭力的打击和削弱。著名护法将领金国治被戕案就是桂系在护法战争爆发后发动的对于孙中山护法军政府的第一次打击。

金是护法军东路闽浙战场第一支队长兼前敌总司令，直隶于广东护法军政府潮梅军总司令邹鲁。1917年10月下旬，正值护法运动高潮，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勾结段祺瑞政府，向广东护法政府宣布“独立”。随后，莫串联广东钦廉道冯相荣、镇守使隆世储、惠州清乡总办张天骥等，盘踞潮州，谋攻惠州。并对广州护法军政府形成了威胁。

为了消除广州护法军政府的这个心腹祸患，孙中山特命邹鲁为潮梅军总司令，向莫擎宇等背叛势力声讨致罪，并命桂军沈鸿英部在惠州相机协助。邹鲁以金国治为潮梅军第一支队长兼前敌司令，出师潮、梅。

金国治英勇善战，于10月16日出击，迭克铁场、蓝关，19日克五华，潮、梅震动。但是，金国治在粤东战场上的战果引起了桂军极端的恐惧和忌恨。就在金国治前线连连得手的时候，桂军沈鸿英于28日派人招金，佯称会商进攻揭阳，并于是日残酷地将其杀害。

金国治的被杀是东路护法军的巨大损失。嗣后，邹鲁曾急电广州，请军政府将沈鸿英治罪，但由于沈的此举系受桂系指使，并得到了桂系广东督军陈炳焜的保护，护法军政府对其竟也无可奈何。

金国治之后相继死于桂系枪口之下的还有驻粤滇军将领张开儒、崔文藻和最早率海军南下护法的程璧光。张、崔二人原为唐继尧的部属，但自孙中山发起护法后，即率所部驻粤滇军倒向护法军政府，并被孙中山倚为“护法长城”。张、崔二人分别出任了驻粤滇军第二师师长、军政府陆军部总长和军政府陆军部次长。

张、崔二人对于孙中山和护法军政府的投靠不但遭到唐继尧的忌恨，而且也成了桂系的眼中钉，横遭排斥和压迫，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17年冬，孙中山指示张、崔军，组织了一次“颇有声势、令北洋军阀颇为震动的北伐”，却因桂系的不给枪械支持和挑动内部的不和而被迫罢兵。

1918年5月，广州军政府改组后，为了达到驱逐孙中山的目的，桂系拟彻底消灭孙中山所赖以支持的粤、滇军，并把目标首先盯住了在北江地区的滇军张开儒部第三师。

5月10日，桂系干将、代理广东省督军莫荣新发表公开通电，勒令解散军政府陆军部及其各下属机关，在“来省接洽公务”的骗局下，张开儒于5月12日在西村车站被莫荣新诱捕并拘禁，同日被捕的张的秘书兼陆军部次长崔文藻于当天被桂系杀害于广州东郊燕塘。原陆军部设于各县的招兵机关亦同时遭到解散。

张开儒的被捕和崔文藻的被杀是滇、桂系相勾结，打击和排挤孙中山的一次公开的敌对行动。而在此之前的2月间，孙中山的另一位得力助手，最早率部南下护法的军政府海军部长程璧光亦遭暗杀身亡。程在生前曾因拒绝桂系的“厚利诱之”，颇不见容于桂系。而程璧光被暗杀后的大量证据表明，这桩刺案的直接背景便是受到了桂系的策划和指使。

在护法战争爆发时期，孙中山所直接掌握的兵力是粤省防军二十营。1917年11月，孙中山利用非桂系广东省长朱庆澜和桂系广东督军陈炳焜之间的矛盾，争取了朱庆澜的省防军二十营。这支军队此后便成了孙中山直接掌握的用以向北进击的基本革命武装。

但是，自从这支军队易手后，桂系即一直视其为在喉骨梗。为了削弱这支军队，继陈炳焜上任的桂系广东督军莫荣新对该军“扣其饷械，拒拨经费”，使之无法运动。而为了维持这支仅有的革命武装，孙中山曾被迫两次抵押自己在上海的房产，得款45000元，以充军费。

但是，为了防止孙中山进一步扩充军队，莫荣新曾下令属下各县，凡孙中山派往各县的招兵人员，一律以“土匪”的名义，就地枪决。据载，自莫荣新此令下后，单是增城一县，被莫荣新以“土匪”名义枪决的孙中山的招兵人员便有96名之多。

4、三个战线同时开火

尽管南方的护法阵营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严重的矛盾和危机，但段祺瑞在川湘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却使得滇、桂、粤各方的实力派们不得不暂时地联起手来，以确保自己的生存。

在湘南战场，自李佑文师倒戈护法后，傅良佐遂改派北洋第八师王汝贤部、第二十师范国璋部及湘军第二师陈复初部为主力，继续南进，直逼衡山、永丰，并与零陵湘军接战。湘南独立军不敌，北军于10月中旬先后占领衡山、宝庆；11月上旬，安徽督军倪嗣冲加入战斗，派李传业为司令，率军攻湘，与湖南独立军激战，攻克湘南重镇攸县。三路北军，并头南下，独立的湘南各军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由于川、滇军的重新开战和已经宣布独立的川军加入了对护法滇军的进攻，川南战场的滇军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9月中旬，川、滇军战端重开后，内江、威远各县均为滇军所占。但是，随着10月中下旬刘存厚、钟体道等所率川军与黄毓成、顾品珍所率的滇军连连发生激战，滇军节节败退，内江、威远、荣县先后为军攻克。随着各路滇军的相继败退，11月中旬，北军四川查办使吴光新率所部向四川綦江之黔军发动攻击，以策应川南各军向滇军的进攻。

南下北军在川南和湘南战场上的暂时得手使坚持“武力统一”的段祺瑞立即变得十分地狂妄起来。

自川、湘战事爆发之后，段祺瑞一面对前线将领加官晋爵，鼓励他们为自己的“武力统一”政策卖命，一面疯狂地对外借款，以维持其对于西南的用兵。

自9月中旬南北战争爆发后，北洋政府先后在段祺瑞的主持下，达成了对日第二次善后大借款、与美、日电气公司合办中国电气公司借款、以凤凰山铁矿为抵押的日本军械借款、陆军部与日本泰平公司军械借款等等。在这些借款中，仅1917年9月与台湾、朝鲜、兴业三银行签订的第二次善后借款一项，总数就超过了2000万日元。靠着这些以国家主权为抵押的对外借款，段祺瑞获得了“武力统一”雄厚的资本。

1917年11月上旬，广东潮梅汕镇守使莫擎宇对广东宣布独立，孙中山派兵讨伐，南军潮州兵力单薄。在段祺瑞的指使下，福建督军李厚基特派汀漳镇守使臧致平率第十四混成旅援潮，与粤军开战。

至此，南方的护法军已在粤东、湘西、川南三个战场同时与北军交火，内战进一步升级。

5、直系的“拆台”

从对南战争一开始，段祺瑞就把直系的力量放在第一线。后来的事实表明，当段祺瑞企图借这场以“武力统一”为旗帜的内战消灭西南的独立势力和国民党人，并进一步削弱直系，以达到坐收渔人之利的目的时，以冯国璋为核心的直系，却把这场战争当作了向长江上游——特别是湖南地区渗透势力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而当11月中旬，直系的主力已顺利地在湘南地区站稳脚跟后，傅良佐统辖下的直系各部对于这场战事的态度也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倒戈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11月14日，北军攻克衡山、宝庆后数日，正当段祺瑞一伙为北军在湘南前线的战绩手舞足蹈的时候，湘南前线的北军总司令、直系干将、北洋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和副总司令、另一位直系干将、北洋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联名通电北洋政府和已经独立的各省，请求双方停战：

天祸中国，同室操戈。政客利用军人，各执己见，互走极端，不惜以百万生灵为孤注一掷，挑南北之恶感，竞权利之私图，籍口为民，何有于民？侈言为国，适以误国。果系爱国之心，为民造福，则牺牲个人主张，俯顺舆情，尚不悖共和主旨。汝贤等一介军人，鲜识政治，天良尚在，煮豆同心…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持平协议，组织立法机构，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息纷争。

尽管在王、范两人的这个通电中，并没有提及段祺瑞的名字，但他们对于皖系“武力统一”政策所持的水火不容态度却是显而易见的。段祺瑞在湘南地区的部署亦因王、范的倒戈而阵脚大乱。

这个被称为“寒电”的王、范通电发出的当晚，傅良佐便在长沙下了特别的戒严令，然后携省长周肇祥一道，私逃出了长沙，湖南因此大乱。同一日，由长沙绅商组织的“湖南暂时维持军民两政办公处”成立，公推王汝贤为主任，担任维持秩序。

湘南战场的形势随着王汝贤、范国璋的罢战主和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原来，湘南独立各军自宣布自主，与粤桂滇诸军联合后，迭与北军开战，屡遭败绩。但至此后却开始转入了反攻。北军宣布停战后，粤桂援湘军源源抵湘，与湖南各军会师，并力作战。

11月14日，王、范停战通电当日，援湘军收复宝山；次日，湘、粤护法军赵恒惕部克复衡山，并进攻攸县，湘南战场的护法各军至此转入了全面的反攻阶段。为了避免与南军交战，11月18日，王汝贤率部退往岳州，将湖南省垣长沙拱手让给了湘粤桂联军。

皖段之“武力统一”政策，刚刚开始便因直系的拆台而首先在湖南战场显露出了败端。

在11月17日以大总统冯国璋的名义发出的一封通电中，冯煞有介事地向北方各省表示：

王汝贤、范国璋的停战乞和，完全是一种“不顾羞耻”的行为，是对于中央西南政策的破坏，纯属个人行为，与整个直系及冯自己并不相干。为了表明自己对于“武力统一”政策的“诚意”，冯国璋表示，他将“愿自带一旅之师，亲身督战，先我士卒，以雪此耻”。

身陷于皖系势力包围之中的冯国璋不得不靠着这种虚张声势的作法来自保了。但是，他的这种瞒天过海的手法自然无法欺骗精于此道、老奸巨滑的段祺瑞。

紧接着的直系四督的通电已经明确地向段表明：王、范在湖南的通电停战只不过是执行了冯国璋的“和平混一”政策，也是直系企图联络西南，压迫皖段势力的整盘计划中的一个步骤。

1917年11月18日，王汝贤、范国璋“寒电”发表的四天后，直隶督军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联名向北洋政府总统、国务总理、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及独立的川、桂、粤、黔各省督军发表通电。

和王、范通电一样，直系的直、鄂、苏、赣四督除了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表示了公开的反对态度之外，还同时表示了愿意与西南各省“寻盟结好，止息干戈”的主张。

这个被称为“巧电”的直系四督通电向段祺瑞发出了凌厉的一击。它不但表明了皖系的“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而且也向段祺瑞显示了直系的各主要势力在反段问题上的较为一致态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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