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史地】大明王朝最后的长城——“松山新边”

明嘉靖年间，蒙古鞑靼势力经常出没于兰州、西宁、庄浪、中卫、靖远、凉州等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兵部尚书兼三边总督李汶，大司马兼甘肃巡抚田乐，甘肃总兵达云等奉旨收复大小松山，割断了在青海的蒙古势力和在河套的蒙古势力间的联系。松山战役一战功成，为了巩固松山战役的收获，大明王朝决定建筑新的长城。僧海霞教授就指出：“万历二十六年爆发的‘松山战役’，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明王朝对袭扰甘青地区的蒙古部落的强力反击。此后构筑的松山新边防御体系，是晚明消极防御战略背景中少有的积极经营举措。”

松山，又名密哈山，位于祁连山东段，水草丰美，适宜畜牧。明代自英宗开始，毛毛山至老虎山以北，今大靖川以南，西起黄羊川，东至昌灵山一带的松山地区成为鞑靼与明朝相互博弈地带。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携其子丙兔、侄子宾兔等部数万众袭据青海，后引去，留丙兔部据海西，宾兔部据松山，史称“松山宾兔”。宾兔部长期盘踞松山，“及其东市西剽，道路寇攘，河东西几梗呼吸，乃缩地筑长堑，登埤乘塞，亦已晚矣。”至景泰、隆庆年间，明廷势力进一步收缩，鞑靼驻牧松山。此后，以松山为中心，河套、青海三地蒙古族部落统治几乎连成一片。俺答、宾兔死后，其妻及宰僧、阿赤兔、著力兔等继承者坐地为匪，将明朝从兰州通往河西的战略要道挤压在庄浪河与东岸长城之间的河谷阶地及乌鞘岭、古浪峡一线，使明王朝如骨鲠在喉。

“松山战役”后，虽然松山宾兔北归，但是要将蒙古各部长久地挡在松山以北，仍然需要采取持续有效的措施。于是兵部尚书兼三边总督李汶，甘肃巡抚田乐、甘肃总兵达云等人分析形式，认为松山以北400里更易防守，如果在此构筑边疆，就可割断青海蒙古和河套蒙古之间的联系，取得军事上的主动地位。朝廷同意了他们的奏疏，于是从松山古城开始，经过寿鹿山（大松山）、龟城、索桥古渡、明长城，最后延伸至河西，直到遥远的塞外大漠东西绵延400余里的边塞长城军事设施，这也是大明王朝最后一次修长城。因为这段边墙长城是相对于明代成化年间松山失守后构筑于黄河、庄浪河沿岸的“冲边”“旧边”而言的，故称为“松山新边”。

关于万历年间修筑的这段“松山新边”，在《明史》《明实录》《秦边纪略》《边政考》《皇明九边考》《明经世文编》中都有相应记载，同时在地方志中也有记载，如《兰州府志》《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等，兹摘录举例如下：

《明史》中记载：“甘、宁间有松山，宾兔、阿赤兔、宰僧、著力兔等居之，屡为两镇患。巡抚田乐决策恢复。云偕副将甘州马应龙、凉州姜河、永昌王铁块等分道袭之。寇远窜，尽拔其巢，攘地五百里。……松山既复，为筑边垣，分屯置戍。”《明实录》中有多处记载，如《神宗显皇帝（万历）实录》“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丁亥”条记载：“兵部言：陕西之松山界在甘、宁，实两镇往来通路，靖固藩篱。自流虏窃据，而镇番中卫因之断隔，贼遂得以窥我两河矣。今督抚诸臣，藉累胜之威，大行搜剿。著宰既已归套，宾阿移遁贺兰。举三十年经营兔窟，一旦扫除，五百里沦没故疆。尽行恢复，功岂不伟哉？第恢复不易，保守尤难。及今筑墙、筑堡、移将、移兵，亟举而力图之。虽经数年，费钜万，不惜断匈奴之右臂，联甘宁之辅车，作靖固之屏障。此一劳永逸之计，事机之会何可失也。”“万历二十七年庚寅条”记载：“开拓不易，保守尤难。议于松山自东徂西四百余里筑墙、浚壕、设墩、置戍将。扒沙营、芦塘川各添参将一员；阿坝岭、红水河，各设守备一员；裴家营、土门儿、芦塘湖各设防守一员。即以凉、庄守备徐龙量升游击，管扒沙参将事，其余将官酌量推补。所需兵饷及工资在河西者，如议派支；在河东及双墩以东，听抚臣酌议奏请举行。务与河西辅车相倚，共图保障。各将修过工程，用过钱粮及督工效劳员役，分别勤惰造册送部查考。”“松山新边”修筑成功后，皇帝对包括达云在内的将领进行了褒奖，“万历二十九年二月丙子”条记载：“松山当甘、固二镇之冲，河西险要。久为诸虏盘踞，不时出没，为边大患。兹赖卿等扫除恢复，又经营创筑，大工告完，永固金汤。宽朕西顾，懋功宜赏。李汶加少傅，贾待问升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徐三畏升右副都御史，达云加左都督，萧薰实授都督同知。此功乃乐在镇之日，晋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梅国祯、魏允贞等暨文武将吏，各升赏有差”。

地方志中也有记载，如《兰州府志》中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以松山平定议筑新边。府同知冯询等，踏看得松山双墩子以东至红水河西四十里，有水可以筑墙。红水河以东三十里，具石，山无土，不堪挑筑，应砌石墙。自滩墩至永安堡索桥三十里，川险间断，或筑墙、或挑浚，各相便宜。新边自靖虏卫县黄河索桥起至庄浪县界土门川，共长四百里，而兰靖、庄浪千四百里之冲边始安。第芦塘、三眼井等处，土疏易圮，时费修筑，仍按明初旧址，自镇番直接宁夏中卫。”《古浪县志》“沿革”条目下也有：“万历戊戌，巡抚甘肃田乐，总兵达云，分守道张蒲，谋谐文武，带甲万人，扫空穴幕，恢复其地，改扒沙为大靖，建城修郭，奏筑新边，疆界乃通中卫、靖远诸路。”其余诸如“兵防志”中关于这段边墙的营堡、关隘、烽墩的记载不胜枚举。

首先是军事战略上的意义。一方面，“松山新边”的修筑“将丰泉沃地一概括之于内，而边以外悉是卤石碛沙滩，虏即数十骑不能来，来不能牧，牧不能久”，有效地阻碍了蒙古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巩固了松山战役的成果。另一方面，在此之前，固原、临洮、甘肃三镇的防线由南北方向沿着庄浪河的旧边墙和兰州以东的东西方向防线构成，全长一千四百公里，而通过“松山新边”新边墙的修筑，可将大、小松山包含在防区之内，使得防线收缩为四百里，大大减轻西北四镇的边防压力。从此，明朝与蒙古对峙的边防线便由庄浪河和黄河一线向外拓展到了腾格里沙漠一线，使得明朝西北的防务更趋稳健。

其次是经济文化交流上的意义。松山地区自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之后，就处于中原通往河西乃至西域的交通要道上。“松山新边”修筑之后，松山地区的交通枢纽位置更加凸显，地处交通要道，紧邻黄河，既能阻隔南北往来，又能控制东西交通。向南可以直达金城和藏区，向东可以通到宁夏卫，向西可以到达西宁和青海湖，向西北则可直接到达甘肃镇的重镇甘州和凉州，向北可以到达蒙古高原，是河西地区通往固原镇和宁夏镇的咽喉之地，为河西走廊东端门户。明朝控制了松山地区，修筑新边长城，便可疏通西北各镇之间的联系，使得区域内经济文化交通孔道更加畅通。

最后是民族融合上的意义。长城的基本功能是阻隔外敌，减少战争灾害，保障边境安宁与边民正常生产生活，在此基础上，长城衍生出了促进民族交流融合的功能。松山地区是汉族聚居区与蒙古族、藏族等多民族的衔接地带，是中原与西部少数民族冲突的前沿。“松山新边”的修筑遏止了多年以来的蒙汉争斗，有利于各民族人民和平相处，发展经济，互通有无，实现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这是“松山新边”修筑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

海 敬，甘肃兰州人，西北民族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现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参与编撰图书5部，主持省级以上课题5项，参与完成国家、省级课题多项，在省级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贾海鹏，甘肃宁县人，西北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现为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持省社科规划办青年课题1项，参与完成省级、市级课题多项，获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第十四届青年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首届青年凉州文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在省级期刊发表论文多篇。